大胆的誓约
一九七四年刘绍棠还是信守他的诺言，在我生日那天，《桅顶》卷二，交到了我的手中。
又是一个春天的晚上，我去找他。他一个人正躺在炕上直盯着墙发呆。我进去了，他让我坐下来，先说要给我读一段《毛主席语录》，读了几句又放下。他说，你再给讲讲你村子里的故事，给我的小说增加一些灵感与素材。我就开始梳篦子一样，想一些平日听到的事情。我说起了我们村的妇女主任，这个主任，小脑袋头发短，长得黑亮黑亮的，说话特别的脆，就如诗里写的，大珠小珠落玉盘，叮叮当当地好听极了。刘绍棠最爱听她说话，也最爱学她说话。这个人不识字，但出口成章，表情很丰富，手势干脆利落，说话很有节奏，天生一个演讲家。虽然这个妇女主任没有用到《桅顶》里去，但是后来的短篇小说《十步香草》中的妇女主任戴黑翠的原型就是她。你听这个名字：戴黑翠，多么形象生动，不用看描写，光听名字，就够活灵活现了。
同样，那个晚上，我们说得很开心，他更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尖着嗓子，模仿妇女主任的神情动作与说话腔调。我忍不住哈哈大笑。
我本来就爱笑，一笑就收不住。第二天竟然有人跟我说，他看见我跟刘绍棠在屋子里东倒西歪的样子了。我估计是有人听到我的笑声，在街口探头看见了。我也没否认，只说刘绍棠讲故事实在好笑。
当我笑够了，刘绍棠忽然认真地对我说：你当我的妻子吧！
我吓了一跳，以前只说“我们的爱情”，怎么又进一步了？
我说：你这个人就是没溜。没溜是我们运河滩的土话，形容灶上的水开了，不烧火了，但是还有底火，壶里的水还发出“倒咕”的声音。意思就是说不靠谱。
他说：我特别反感你说“倒咕”和“没溜”这两句话。因为我是很真情的，我明白你在我心目中的重要性。
他说：我虽然有一点点的才智，能够对于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社会等等问题，分析判断，高谈阔论，但是却常常感到精力虚弱，我需要有人以整个的身心，与我相通，跟我共鸣，向我输送光、火、热、力。你，正是我的这个人。
我又笑开了：我是雷公雷婆吗？
刘绍棠继续很真诚地表白：从一开始，你对于我表现出的温馨的善意和同情，就沁我心脾，感我肺腑。还有你对于我的温柔、容忍、顺从和心甘情愿，正是母性精神的表现。
他接着说，六年，我们一年比一年亲，一年比一年近。在这个人世间，你有了一个知音知心的人，有了一个同呼吸同命运的人，有了一个在精神上比骨肉还亲的人。我们这六年，就像民间传说中的两棵枝干缠结、难解难分的生长在一起的合抱树。两颗心贴在一起，连在了一起，铸成了一个。
到后来，他说话更加直截了当了：我是你精神上的丈夫，你是我精神上的妻子，完全理所当然，难道还有疑问吗？
我止了笑：六年的“六”字，突然在我的心头窜动起来。六年了，竟然六年了。
一丝惆怅涌上我的心头。
当时，社会大环境有些晃动，政治运动继续搞，我经常去大搞水利建设，刘绍棠平时还是放着他的母牛。到了麦收、大秋，集中起来，一起劳动。那时提倡晚婚。有人向我提亲，我一概拒绝，说还早，先不考虑。有人就在背后嘲笑我，说我做梦想当大学生，怎会看上泥腿子？我也不当一回事！
在刘绍棠眼里我是一个小农思想的人，但我在家里是个说一不二的人。我爸爸在家里基本上不管事，我姐姐出嫁了，我的弟弟有两个也在跟城里来的女知青谈恋爱，小弟弟们少不懂事。我妈虽然厉害，但知道我很犟，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就不怎么强迫我的婚姻大事，只是在我耳边唠叨。而且我妈妈是个整天在田头、在炕头忙碌的人。当年那样一个吃不饱的时期，我们家那么多的兄弟姐妹，却没有挨饿。我家门口就是西运河滩，她出去时，口袋里总攥一把豆子，往河滩上一撒，秋天长了豆子，就叫年少的孩子天天上河滩捡豆子，利用了劳动力，时间，还有空间。我妈妈如果读过书，有知识，那肯定是位企业家，又能干，又漂亮，人称杨门佘太君，方圆十里都知道她的大名。
因为他还是上不了大学
六月份，村子里又推荐我考大学，既然村里推荐了，我也上公社报名去，老周给了我一张表格，因为那一年我交了一封批判信，批判信是刘绍棠自己写的。那是七月份，七、八、九号考试，考试前的一天晚上，他塞给我三页纸，我以为是信，拿出来看，是批判信，文章的题目就是批判“学而优则仕”的反动谬论，他写得很长，很有理论高度。批判信的内容是，孔老二提倡“学而优则仕”，轻视体力劳动，说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于是我们村里的刘绍棠从小就读书，成了名，成了家，成了历史的罪人。老周看了批判信后，说：题目很好，内容很好，但是这是口头批判，主要是要有实际行动，怎么实际行动呢？我们要言行一致，不做口头的革命派。我还是没有批判刘绍棠。其实，公社和村里人说，只要我牵头就行了。但是牵了这个头，他的苦难日子就开了头。万事就怕有了一个头，有了一个头，就好像习惯成自然了，每一次批判会都有刘绍棠的份儿，就如刘绍棠说的，敌我矛盾最纵深一步，就会把他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我能做得出来吗？这个罪孽太大了！那他的苦难就开始了。这个批判是层层上交，我没有实际行动，所以我的通知书当然到不了我的手中。这些事情我没有同他说，每次我们见面的时候，他都是乐滋滋的，说考上大学如何如何，替我计划今后的生活，描绘我们的蓝图。后来才知道，他对我上大学这件事，特别操劳在心，他还偷偷地托人到公社去打听，说公社初选了八名，我排名第六，他兴冲冲地告诉我，说今年上大学，有谱。我心里想，我怎么有谱？除非我带头把你揪到公社里批斗几次，我就有谱，但是这样的事情我能做得出来吗？即使我上了大学，我会心安吗？我心里不安，又有什么意义呢？后来，在第二年的八月份，别人都有了通知书，我却没有，我当然难受！
报名后没多久，有天晚上，我拿着看完了的书，来找他，实际上是无心看书，找他能说说话话，解解闷。我刚把书递给他，说，这本看完了，再拿一本好书来。他突然笑眯眯神神秘秘地从炕底席下拿出一个信封来，递给我，信封鼓鼓囊囊的。我莫名其妙地问：这是什么东西，信不会写这么厚吧！他从信封里倒出许多钱来，都是一元钱一张的纸币，他说估计这次你肯定能上大学了，所以给你准备了上学的费用，一个月三十天，一天花一元钱，先给你准备三十元，上学第一个月花费，不能耽搁了，下个月我慢慢地给你想办法。
我看他这么认真地给我计划着，心里当然是很感动的。我说，你不用给我准备了，今年又去不成了。他一惊，问为什么。我说，不为什么。我故意轻描淡写，我说今年上大学的基本是男生，因为我是女的，所以就没有选上。他说现在大学里男女生都招的，怎么只选男的不选女的。我说，今年可能特别吧！他就知道其中肯定有问题，但不知道问题在哪，于是只管自己嘟囔。这一次机会没有了。过了几天，公社的人给我一个好消息，说通县师范开始招生了，学制两年，相当于现在的中专，毕业出来教书，你准备把名报上。刘绍棠听说了又替我高兴了一阵。但是公社的人还是对我说：你只要批斗一下刘绍棠，录取通知书这事，我们就能给你打包票。我就不吱声又回来了，跟刘绍棠说：还是没有我的名额。他对我喊：我天天为你抱着希望，但是失望也很大，我心里难过，我太难受了，太折磨人了，我需要安慰！我心里痛了一下，眼泪就要夺眶而出，想，谁安慰我呀！
我没跟他说起批斗的事情，只说先多多打听打听。他疑惑地说，怎么通县老是给你开空头支票？
我说：我不着急，你着什么急呢，明年再说吧！
他马上有了笑容，说：对！你的年龄是你的优势，不停地报名，不停地申请，我就不怕你上不了大学。只要坚持，只要有信心，和我一起坚持，争取最后的胜利。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特别天真，说的话，也是比较天真，爱幻想。
没有中间路线可走
我当时还是村里的批判组组长，组织批判孔老二与林彪反革命分子。我一般负责组织青年们摘抄一些各地的大字报，贴在橱窗的大批判专栏里。我们村有四个人一直被指定为批判的对象。一个是四类分子，他是我们村第一届合作社老社长，因为账目不清，所以才戴上了这顶帽子；一个是反革命分子，因为当年活埋过一个村妇女主任；一个是摘帽的“右派”刘绍棠，五七年戴上“右派”帽子，六〇年摘掉帽子，虽然已摘掉帽子，但还是“右派”；一个是没戴帽子的坏分子，这个人曾经是个派出所的警察，因为犯男女关系的事儿，虽然没戴坏分子帽子，实际上也成了坏分子。每次公社有指示，我们召开批斗会，就把老社长和反革命分子揪出来斗一回。这样就做到了“上挂下连”，与中央精神贯穿一致。斗了一两回，说来说去就这么一点事儿，大伙感到不新鲜，没有多大的兴趣。所以有一次斗完了他们俩，有人就提到了刘绍棠，说刘绍棠是全国有名的“右派”，到儒林村这么多年还没批过呢！
刘绍棠写过一篇小说，五七年前后写的，叫做《大青骡子》，里面有一个人物，因为与四类分子老社长几分相似，就有人跟公社的人说了，公社革委会看了以后，说刘绍棠写的就是四类分子，是为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歌功颂德。
那一天，大队部里，很多人对他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刘绍棠很生气地站起来说：鲁迅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关于人物创作的，说：“眼睛是在山东，眉毛是在河北，一部小说里的一个人物是许多的人物综合塑造起来的，有人为什么要借这个事情治我的罪？”刘绍棠很激动，他对小说的人物进行了辩解，这一天他就有点急，声音很高，脸色都是红的。
在我们村子里，没有坏分子，怎么有四类分子？我瞅着都挺好。因为有人举报，公社的人就注意到刘绍棠这个人了。他们对举报的人说，你们村里要先行动，先层层举报才行，这么多年，我们从来没看到过刘绍棠这个名字呀！其中一个人是革委会成员，是我们邻村的人，他说，刘绍棠有人罩着，我们没法揪出来。公社的人问是谁，那人就说出我和我母亲的名字，说刚开始刘绍棠被点名，上儒林村揪人，都是我和母亲给应下了。大伙儿不敢得罪我们家，因为我们家是又红又专的贫农家庭，毛主席说过，谁反对贫农，谁就是反对革命。我们家世代贫农，六亲九族和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贫农，连一个中农也没有，我们家出身是相当的纯正，我们家是根红，苗红，枝红，叶红，红透了，全身红彤彤，不但我们村，就是邻近村庄也没有我们家成分这么纯粹的，多多少少也会带点富农或中农的边。我们家出身纯正，历史清白。造反团、军宣队、工作队都不敢碰我们家。而且我母亲性格泼辣，敢怒，敢骂，敢打，天不怕地不怕。我母亲是一个很能干的人，里里外外一把手，心灵手巧，聪明能干，是运河滩上有名的人，“杨门佘太君”的名可不是白叫的，一般人不敢惹她。刘绍棠真的是躲在保护伞里平安无恙，逃过了那个时代许多人难以逃脱的杀身之祸、血光之灾。
九月份，我们村党支部发展青年党员。大伙一致认为我是村里最优秀的，一致推荐，我很顺利地入了党。入党与上大学是两回事，因为党支部每年都要扩展党员队伍，使我们党的队伍更加强大。上大学的名额却是有限定的。入了党，没想到也是大搞批判。那几年，正是大搞“批林批孔”的年代。我们到报上剪一点，贴到橱窗上。想想也是好笑，我在批别人，别人却在批判我。我入了党，阶级立场问题我突出了。每次团支部开会、党支部开会，都会不点名批评我：阶级立场不稳，政治路线不清。
因为有很多人强烈反映，公社的人就开始惦记起刘绍棠。有一次造反派提议说，我们批斗要选典型，要不然我们革命不彻底，阶级斗争不激烈。但是如果要先选一个典型人物作批斗对象，必须得有人推选，就如现在的选举一样，从村到公社，从公社到镇，从镇到区，从区到市，从市到全国。公社不能直接点名跟村子里要，而是由村里的人出面层层举报。工作队、军宣队、造反派都吃过我母亲的“辣椒面”，不敢出面。所以公社就揪住我不放，说我是团支部书记，是新发展的党员，思想要积极，你是领导青年走向进步的模范与代表，你为什么不批斗刘绍棠，不批判在你身边的右派分子？这可是全国有名的全国都可以批判的典型人物。所以不管是在大队部，还是在公社开会时，有人发言，就说，某位同志阶级路线不清，政治立场不稳。那时候，我们的立场要么是革命，要么是反革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我的表示都是：我瞅着都挺好！他们在会上批评了我。我说，我要斗他，也要有一个理由，从他一九五七年开始劳动改造后，到了一九六二年，到村子里，我没有见过他的档案，我也不知道他犯了什么错误，我看他每天老老实实地干活，也不乱说话，也不惹事，也没见他犯错误，我怎么批啊！公社的人就引导说，他借给你书看，就是腐蚀你，你要以身说法，斗他，批判他，是很有力量的，一下子就能斗垮他，他的反革命气焰就能打下去了。那时候，只许看毛主席的书，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这是革命青年必须做到的。我说我就是向他借毛主席的著作看的，他还跟我讨论毛主席思想。这些话都是真的，因为他从心里信仰党中央。在我面前，在我母亲面前，在我家人面前，高谈阔论都是他对党的热忱。我当时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么爱党的人，怎么就成反党了？
那段时间，我觉得特别为难，我就尽量不跟他来往，不是怕连累我，而是怕连累他。但是他因此对我有了看法与误会，以为我疏离他，是要与他划清界限，怕我不帮他，反过来批斗他。他觉得形势不好，白天里在生产队参加劳动，他就从不跟人说话，整天沉默着，低着头，躲着人群一个人孤孤单单地走，特别地凄惶。我偷偷地去看他，他也不怎么开心，老是问我，会不会离开他，批斗他。我说不会，你只管放心好了，有什么事情我替你撑着，你不会吃苦的。他当然很感激。但总是不放心。毕竟他吃过亏，形势总是强过人力的时候多。我在家的时候，我就尽量抽出时间在夜里去看他，但是我那段时间总被抽去到水利工地修水渠。我不在家，刘绍棠就会特别恐惧，心情不安定。
见了面，我对他说：你就只管写你的小说吧，有什么事我给你顶着！
那一段时间，我的心情也是起伏不定，动荡不安。村里把我推荐上去，公社还是要我拿出实际行动。我也喜欢去到城里上大学，过一种新的生活，但是却又遇到这个大难题，想上进也上进不了，有条件限制着你。你说我能批判他吗？从一开始，我只想他能够好好写小说，能够平安，能有出头之日。那么我只能舍弃自己上学的机会，成全他。我于是就有一种宿命的感觉，也许我命里注定就是待在农村。虽然从没有批斗他的想法，一丁点也没有，但心里却又是十分地痛苦。所以在外面出工，也不大跟人说话，当然表面谁也看不出来，我还是嘻嘻哈哈。回家来，就躲在自己的房间里，跟刘绍棠也不经常见面。见了面，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他老问我报名上大学的事，我又不能说出实情，怕他分心。我不跟他见面，他就老猜测我坚持不住，走小农思想的老路，然后又说我抛下他不管，没有我他怎么办？他一说这样的话，我特感到委屈，说心里话，我有时候一个人睡觉也会流泪。
我现在仔细回想我们的事情，我还是要说命里注定！按理说，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但是我想我们的事情除了命，还能有其他什么解释吗？我有的时候，都在想，如果我没有认识他，他也不是我们村子里的人，不是一个作家，我对写作没兴趣，我们之间就什么事不会发生了。我就可安安心心地读我的大学，顺顺当当地工作，一辈子过得风风光光。对，现在还有许多人还说我真是可惜了。也不可惜是不是，得值得吗？如果没有我的成全，就没有这么美的故事了？我觉得一个人一辈子，活得太平淡了，也没有什么意思。他在给我的许多封信里，说我起码经历过。经历就是财富嘛，让我感觉很伟大似的。其实真不伟大，只是想做一个心安的人！
他悲伤的梦
那段时间，也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最难选择的时刻。用一句比喻，那简直就是水与火的煎熬。我心中有苦，但是无处诉说。跟我母亲不能说，她一直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她自己是个文盲，家里兄弟姐妹就我上的学最高。跟刘绍棠不能说，说出来有好几个结果，一是他会去公社吵架，公社正好抓他的现行，批斗一开始，那就真的是苦海无涯，永无出头之日。还有一个结果，就是他让我斗了他，我上了大学，他伤透了心，那我们分离的日子肯定就在眼前了。本来他是一个很傲的人，性格耿直刚烈，有可能就学屈原，跳运河了。说也不能说，不说也痛苦。大学，上还是不上？刘绍棠，批斗还是保护？如果做选择题，我肯定都选后者。但问题是在试卷上写选择题，选完了就完全轻松了。但是那时我在现实中即使选完了，却不能告诉任何人答案。这有点像香港片《无间道》。我看过这个电影，是不是很前卫，所以我也能想得开是不是？不想开又能怎么样呢？我有佛性，有很高的慧根，是个通达、万事能放得下的女性？我也是一个平常人。只是我一直努力做到心安。
正因为我满怀心事，他发觉到我的反常，他没有猜对我内心的痛苦，却想到我要抛下他，要做小农思想的女人。他就在心里生气，火大了起来，说我面临着人生重大关头的婚姻决定的时候，保守思想占了上风，闭起眼睛认命，那就会把我毁了，非常担忧。作家是非常有联想力的人，而且好像特别敏感，也就想得多。他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爱做梦。特别是心里紧张时，哪怕白天，风吹草动地，他就想得特别多。别看他平时批判我小农思想，有什么事了，他对我反而有一种依赖感，在我面前的表现倒像一个孩子似的。这两封信写得就是他心情紧张时做的几个梦。在梦里我们久别重逢，已成陌路人。他老有这样的担忧，所谓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
毛主席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所以农村提倡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工程，北运河二期工程治理，就是那个时候的战果。我这个团支部书记，几乎都在工地上驻守着。在他的梦里，我可能正在王庄工地，一个月没回家了。分别了一个月，他对我又是想念，又是担忧，心情矛盾。在青纱帐起伏的马路边，他在沙古堆下了汽车，沿着村北大堤兴冲冲地奔村里走。他好像离开家乡已经几年，现在正从遥远的地方走来，并重新获得安排生活的机会，衣锦荣归的样子，很多乡亲围着他说祝贺的话。他快进村口的时候看见我正背着一捆青草，从玉米地里出来，满头大汗，湿透的汗衫裹在了身上。他叫我一声，我抬起了头，表情十分惊愕。他跑了过来，拉着我的一只手迫不及待地说道：“现在可好了，我们可以结合在一起了。”我却扭过脸去。他预感到在我身上发生了变化，赶忙问道：“你怎么啦？”我低低地答道：“我已经结婚了！”他像挨了当头一棒，一时完全失去了知觉。等到清醒过来，他扳住我的肩膀，摇晃着我，喊道：“你为什么不等着我？”我说：“你一走好几年，没有音讯，我有什么办法呢？”他说：“你结了婚，我怎么办呢？”我说：“你找个比我好的人吧！忘了我！”他说：“我的心已经长在你的身上，怎么割下来呢？”我说：“我对不住你，让我死了吧！”他急忙抱住了我。
我从王庄工地回来，他告诉了我这个梦，他问我，你听了有什么想法？我说我没有想法，从来就是你来写，我来看。我是你小说的读者，也是你信的读者。他有点急了：我是让你对我有信心，我是有希望的，我值得你等我的，千万别像我梦里一样，你等不了我，听你妈妈的话，早早嫁了人。到时你会后悔死的。
我心里一酸，真想跟他大声说出我的处境，但是我又忍住了。我还是把苦果自己咽下得了，让他知道了，万一他更有想法，万一他去公社理论去，那他的出头之日真的是遥遥无期了。
我又打起了哈哈。我说，我不管你梦里的事情，我可不是孙悟空，没那个本事，钻到你脑子里与你说梦话。
他又哭笑不得。
他那个阶段写的信，格调比较苍凉。这封信更让我可笑又可气。在他的梦里，我竟然死了，躺在一张白木板床上。他坐在我的身边，两手捧住我的脸，一遍又一遍地说道：“你死了，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我可怎么办呢？”我母亲过来劝他说：“别难过了，站起来吧，外人看见，要笑话。”他悲恸地叫道：“还怕什么笑话呀！我告诉你我是她的丈夫！她死了，我的生活就失去了光影。”他拿了信悲戚戚地对我说：你千万不能离开我，要不然，我怎么活？
我故意跟他开玩笑，我说：你能活，我倒在你梦里死了。
他说：难道你不明白我梦里的想法？
我低下头，还是打哈哈，说：对，我爷爷说，梦与现实相反，你让我在梦里死，就是希望我在现实活。
他横竖说不清，只有苦笑。他为什么做这么多光怪陆离的梦呢？我想可能在他的心里也有一个悲观的基调，早晚我们是要分离的，按照目前的生活格局，只能开花不能结果。这个念头很令人痛心，是不是？
他在信中说：
我这几个月的给你的信，格调都很苍凉。这是因为我预言自己事业上的未来充满希望，但是我们的爱情却看不到曙光，遥遥无期，我预感我们的分离之日却一天天迫近。那么就让我们不要轻言放弃，并要抓紧时间，爱得更心明，爱得更情深。以免最后像晴雯死前跟宝玉的哭诉：早知如此，何必——空担个虚名。
我同时也想到我报名上大学的两次受阻，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凉，也感到了我们之间无望的结果。爷爷讲过两棵草的故事。传说，运河滩上有许多芦苇草，这种草有一个特色叶子尖尖的，挨着芦苇草的总是骨节草，骨节草一截一截的，像骨头上的关节，用手能掀开。有一年，王母娘娘下凡体察民情，到了运河边，风一吹，芦苇草上的尖尖叶子，就扎到了王母娘娘身上，把她的胳膊和衣裳划破了，王母娘娘很生气，就用手去折它，弄出骨节一样的痕迹来。王母娘娘又让火神来烧芦苇草，骨节草知道后，就呼呼地长高，保护住芦苇草，结果骨节草都被烧煳了。现在我们上运河滩去看，拔起骨节草，不管上面的草叶多么鲜嫩，它的根是灰土的样子，根节也是黑乎乎的。
我想着，心里感到特别悲凉。我想我和刘绍棠是不是这两棵草，我就是骨节草，为芦苇草烧断了根，他是不是犯了错误落难回乡的芦苇草呢？我们是不是都受了上天的惩罚，没法在一起呢？没有希望呢！别看我平时笑呵呵的，有时我这个人比较悲观，比较消极的。刘绍棠因此笑我小农思想。
这份比别人更亲密的情义
大约在十月份，他回了一趟北京。他收到了内蒙古的来信，信中说，据可靠消息，中央正在开会，将有重大决策。内蒙古来信说，一位很不错的政委将在工业学大庆会议上，想办法把他的长信转呈当时中央领导人。他不相信自己能很快起来，但是已经闪现出一线希望。内蒙古的来信，他也带回来了，让我一起看。
他很严肃地对我说：在这重要的时刻，我要求你，跟我同心同德，忍受痛苦，不惜牺牲，给我以力量，使我保持最好的精神状态。现在谁对我背叛，就是杀人不见血的凶手。因此为了我，你再鼓一鼓勇气，坚决挺住，渡过难关。
我除了点头，我还能说什么？
这年冬天，我们队里的劳动力被派到枣凤沟工地修水利。这是在枣林庄到凤港河中间的一段距离，工程的名字叫枣凤沟。我去了工地。冬天里，天气很冷，草也没了，牛都关在圈里了。刘绍棠本来是不用去的，可是他怕一个人在家孤独，看不到我，心里就难受，像个孩子怕妈妈把他送人似的，就随时随地跟在妈妈的后头，缠着你，你说可气不可气！所以我去工地，他也非得跟去做水利工程不可。
他虽然长得高大，但体力不行，毕竟是个书生。干水利的时候，拿个铁锹，挖不动河泥，弄得满头大汗，脸上弄个花脸，衣裤上挂个大泥块，反正有些可笑。没有食堂，每人一天发一斤面粉、一斤肉，自己包饺子吃。我们住在老乡的房子里，没有食堂，四五个女子就一起做着吃，刘绍棠说，我不去。我说，你还是将你的面和肉拿过来，我们一起做着吃吧！刘绍棠就来了，结果我们吃完了饭，刘绍棠这个人现在不懂说话了，他对我说，谢谢您！其他五个女孩不高兴了，说，不是大家一起做吗？为什么只谢你一个人呢？我赶紧打圆场，说他酒喝多了，你们不要跟他一般的见识，其实他心里是谢大家的，不是谢我一个人的。我以为这事过去了，没想到他反而不依不饶，走了回来，对我吼，我没有喝酒，为什么说我喝多了？我现在重新回来感谢大家，谢谢你们给我做饭！很认真地说，说完就回去了，弄得我心里装着什么似的，其他几个女孩笑都笑死了。
你看他有时这样一根筋，万事不拐弯，对这样的人，你有时候，只能听之任之。他老说我性格拧，其实他也一样拧。
我在私底下问他：你为什么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在别人面前跟我大发脾气？
他说，我跟你找碴发火，而你也容忍我的任性，你知道为什么？是因为我们都明白，我们之间有着比别人更亲密的情义。
我们在工地做了一个月，就回到儒林村。
因为我不出工了，我们经常在一起，他就比较安心，小说写得也很流畅，整个身心都沉浸在艺术创作中。
很快《桅顶》卷三创作完成，他给我写信说，写完卷三，《桅顶》这部长篇小说的初稿就完成了。初稿预计一千页。卷一，写了三百一十五页，卷二，写了三百四十页，现在，卷三已经写了二百页多一点，总共已经写了八百六七十页，还差一百四十页左右，就完成了预定的计划。在年底回北京之前卷三的草稿修改誊清，装订之后，让我仔细阅读一遍。然后，将这三卷全部封存，不再看它，不再想它，留待将来精益求精。
然后他满怀激情地告诉我，长篇小说《桅顶》完成之后，长篇小说《地火》马上开工，而后，还有很多短、中、长篇可写，甚至还想写一些学术论著。
他说，如果他在生前看不到这一天，那么他将把这些著作留给二十一世纪，二十一世纪的新人们，定会感谢他遗赠给他们的创作财富。出版它，纪念他。然后他还要完成他的读书计划。读马列，读历史，读儒法，读人物传记，读文艺作品和其他杂著，差不多有五六百万字。
总之他的计划满满的。我很替他高兴。一九七四年他给我的信将近十万字，与小说创作同时进行，我想这也是他另一个角度的创作。如果我保存下来，将会是多么好的纪念。
每年他回京过年，有时候他不愿意回去。他说：我一走出家门，就想你。我舍不得离开你，越来越离不开你。
我说：过年了，还是回去吧！先不说你夫人，你的孩子们可盼着你。
他问：可是你怎么办？我回了北京，你一个人了怎么办？没有你，我的生命就死去了一半。而没有我，你的生命也就失去了光明和活力。落花流水，浑浑噩噩。我们两人，以沫相濡，相依为命。
我想他说得是很正确的，虽然在表面上我嘻嘻哈哈，对他无所谓的样子，但在心里，一想到一别近三四个月（北京春来得晚，开春转暖得到四月底），我的心里也不好受。但是他家里有三个孩子，不回家怎么可以，我就再三要他回北京去。
过年的时候，我们家是很热闹的，我们做过年吃的馒头，做年糕。大年三十，听爷爷，还有我爸讲故事。大年三十这一天让我有种特别的感觉，我的阳历生日是二月四日，农历是大年三十。别人生日都单过，我的生日和年一起过了，省了一次庆祝的机会。大年三十晚上，我们全家一起守岁，出门都要先咳嗽一声，以免冲撞了各路神仙。婴儿撒尿都要先告一声。守岁时，我才开始对他有些挂念，他的生日献礼早已到了我的手中，但是祝贺生日的人却在另一个守岁的家庭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