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炜静
一、逃亡悖论：从直线到圆环
逃亡的母题源远流长，远可以追述到但丁的放逐，近可以联想到当代作家苏童《1934年的逃亡》。逃亡的原因也五花八门，可以是灾害的侵蚀，生存的需要，理想的追寻，政治的迫害等等。逃亡路程的艰辛跋涉，牵连出时代风云，逃亡之后的重新安置，繁衍出一系列情感线条——思乡煎熬，文化冲击，身份认同焦虑，这些都已经成为文学家们乐此不疲的表现对象。而对于逃亡的定义，也往往被单纯理解为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的直线运动。从文本篇幅上来说，《砂女》也适合这个规律，绝大部分笔墨，都集中在仁木顺平从非正常的“砂洞”，努力过渡到正常世界的直线行动：用腰带制作绳索，折磨砂女，装病，挟持女人做人质，用乌鸦传信等等。然而，细究起来，文本其实隐含了双重的逃亡欲望：第一次逃亡是他逃离现实，寻找昆虫的过程，第二次，则是他逃离沙洞的过程。然而，因为两次逃亡欲望的叙述在篇幅上明显不平衡——作者以绝大部分笔墨书写了第二次逃亡的艰辛，而最初的逃亡，也是最终实现的逃亡，反而被遮掩了。
从文本中可以看出，第一次逃亡，是“温和”而“低调”的。“温和”表现在没有宏大艰深的理由，目的明确而世俗——因为对于昆虫的喜好，因为厌倦了平淡枯燥的冷漠生活。“低调”既体现在他故意不告诉妻子和同事，也体现在与第二次逃亡的异常艰辛相对比上，它似乎是顺利无碍的，在行动上实现起来，是轻而易举的，因为此刻仁木顺平还拥有自由之身。然而，肉体上的自由并不意味着精神上一定可以得到满足，即使到了沙地，他也没有彻底完成第一次逃亡的任务，对昆虫的喜爱只是一个诱惑力，对现实的不满才是推动力。第一次逃离欲望的绝对完成，其实在于文本最后一刻，当他放弃逃回正常世界之时，才算彻底实现。
最初，当他知道自己将被束缚时，是惊讶、愤怒与反抗的，单纯的肉体上相对固定的安身之地，并没有让他满足，他还心心念念外部世界。文本虽然大篇幅叙述他第二次逃离的具体行动，而潜在却是展现第一次逃离欲望最终实现的过程，这种过程有点类似于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所解释的命运，真实行动与实现效果总是背道而驰——反抗预言的旅途，就是逐步实现预言的过程。第二次逃亡逐渐消亡，第一次逃亡便迈向成功。当第二次逃离的“行动安全与成功指数”达到“最高点”——他眼看着就要离开沙地了，但心底逃离的欲望却到了“最低点”，此刻第一次逃离便从行动上与思想上彻底地压倒第二次逃离。这其实也是一种选择，一种得到A便自动放弃B的选择，留下，还是离开？留下了，第一次逃离现实世界的欲望便实现，离开了，第二次获得肉身自由的欲望便完成。最终，他选择了实现最初的欲望。这里值得思索的是，他逃离正常世界，所要寻找的究竟是什么？当然不是单纯为了寻找昆虫那么简单，许多学者就联系了《砂女》所处的时代——1962年，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下所隐含的精神困境，指出“《砂女》堪称反应战后日本人生存困境的一部杰作”邹洁，从寓言视角解读安部公房的《砂女》[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1（20），并点名其中的“异化”“虚无”“冷漠”“孤独”等种种主题，其实，这可以概括为一个精神的荒芜与不安。而这种荒芜，却奇妙地在沙洞这个特殊的环境中得到了平息。
总之，第一次逃亡的最终实现，依赖于第二次逃亡的落空。两次逃亡形成了二律背反又互相依存的两级。两次逃亡欲望共同组合，颠覆了从一个地点到另一地点的直线历史，画成了一个封闭循环的圆圈。
二、异度空间：无目的重复，封闭下的窥视，丢失的身份
“存在主义者主张给人物提供一定的环境，让人物在他们所特定的环境中选择自己的行动，造就自己的本质，表现自己的性格和命运，即所谓的境遇剧。”彭彩云，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专题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9）：186.而这种境遇，往往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并受到不同的威胁。这种“封闭的异度空间”在存在主义作品里都有验证，加缪的《鼠疫》中是被隔离的阿赫兰，萨特《恶心》中是牢房，《砂女》中则是仁木顺平被囚禁的沙地。然而《砂女》中的沙与加缪的《鼠疫》中的鼠疫灾害却有着意味深长的区别，鼠疫是具有单一破坏性的，它直接威胁的是人的生命，激发人类战胜灾害的斗志，一切的努力只是为了消灭它，而为了消灭它所采取的行动是必须的、科学的、有目的的、有可能成功的。《砂女》中的沙除了“自然灾害”这一固有的一般属性外，却有着更加复杂的功能。从砂女“简直为了清沙而活着”的生活中可以发现，沙子给人带来恐惧的同时，更给人带来安全感。繁重而无望的清沙工作为何能给人带来安全感呢？其秘密就在于重复，没有目的的重复，心甘情愿的重复，无限延长的重复，而与行为连续相伴随的，便是思想的停止。
从人物没有截止日期的往返运动中揭示内心的荒芜感，在许多作品中都可以找到互文。卡夫卡小说《地洞》就是一个案例，始终在纵横交错的通道里东奔西跑的小动物，永远处在惶恐不安中。《城堡》里也描述了这样一个富有意味的场面：一个文书之类的官员，不断把卷宗往上摞，摞到一定高度时，它就挎下来，他重新再摞……如此反复不已。加缪的《鼠疫》中则写到一个患气喘病的老头儿，他总是不停地在搬弄鹰嘴豆，把它从一个锅里搬到另一个锅里。他在小街的上空将一张张小纸撕碎，散落的白纸便吸引住了楼下的小猫，当小猫走到街心，犹豫地把爪子伸向那些还在飘落的纸屑时，他就对准猫儿使劲地吐唾沫。假如有一口吐中了，他就会笑得很开心。当鼠疫横行，猫儿都不见踪影之后，老头就显得不知所措，只能进屋，但在进屋前，他还是毫无目标地吐了一下口水……[法]加缪著，郭宏安等译，加缪文集[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1），这些看似万分无聊的举动，却都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消磨时间，束缚手脚，安定心情。
其实，这种做法类似于西西弗斯，在内心荒芜的人心中是无望又充实的，它让心灵虚空的人在手足运动中，暂时找到生存的人物与目的，而不必揪心于荒凉的精神困境。这在加缪的哲学著作中可以找到依据：“如果说这神话是悲壮的，那是因为它的主人公是有意识的。如果每一步都有成功的希望支持着他，那他的苦难又将在哪里？”[法]加缪著，郭宏安等译，加缪文集[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1）：706.所以，上山的西绪福斯是幸福的，他有目标，有希望，因此便有了不停推动巨石的毅力。而下山的西绪福斯则是不幸的，手脚的放松会让他停下来思考：这是在干什么？这样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人一思考，上帝便发笑，而人，则开始了痛苦的征程。沙对于砂女而言，提供了一个生存的目的与精力的释放——她不是喜欢清沙，她只是害怕停下。
其实“沙”对于砂女，与“昆虫”对于仁木顺平而言，具有某种相似性，都不过是心灵虚空之下的欲望寄托与兴趣转移，类似于张爱玲小说中弥漫的末世的“惘惘的威胁”而人们却仍执著于食物与衣服，若再扩散一点，则与弗洛伊德的“恋物癖”也具有某种相似性：“似乎别的某种东西取代了它的位置，被指定为它的替代物，现在这个东西继承了原先指向其前任的兴趣”，“但是这种兴趣同样进行着异乎寻常的繁衍，因为阉割的恐惧已经在它的替代物的创造中留下了记忆。”[美]彼得·布鲁克著，朱生坚译，身体活——现代叙事中的欲望对象[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4）：124.砂女恋着“沙”，仁木顺平恋着“昆虫”，都有“恋物癖”的某种“欲望转移”的特征，不同的是，砂女的“恋”是顽固无理的，无怨无悔的，而仁木顺平的“恋”则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只要你有所发现，那你自己的名字也就能和昆虫长长的拉丁学名放在一起，用花体罗马字写进昆虫大图鉴里去呢。而且，恐怕还能半永久地保存下来。”[日]安部公房著，杨炳辰、王建新译，砂女[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1），若是寻访昆虫无果，他会失望，但砂女，则不管横沙多么暴虐，自己如何受折磨，她永远无怨无悔。让具有功利性的仁木顺平在被囚禁中，自觉地接受砂女的价值观，其实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所以仁木顺平才会不停地反抗，而他最后的屈服，也意味着他将放弃原先那种正常社会的价值观——带着自觉的目的，朝着可能实现的目标，却充满不安地在冷漠的人世中前进，反之，他将无望地，没有目标与尽头地，做着一件十分笨的，但是却给心灵暂时带来存在感的“清沙”工作，若是停下来，就会手足无措——可见，沙子，具有让人臣服的力量。
《砂女》中漫天的沙子是极具预言性的。正如同安部公房在他的小说《墙——卡尔玛氏的犯罪》中所描写的人身变成一堵墙，在《赤茧》中变成茧，《棒》中父亲变成棒而存在，《砂女》中的仁木顺平最终也是一种异化：“也许他在沙中发现了水，也就发现了另一个自我。”但大部分学者都只看到身体的异化，而忽视了思想的“异化”，其实精神的“异化”更为婉转而深刻，它是在肉身被束缚的情况下完成的。肉身的束缚，是他第二次逃亡的失败，而精神的安定，是他第一次逃亡的成功，失败与成功的选择与过度，也是他从对“昆虫的喜爱”（功利地追求声名不朽），到接受砂女的价值观（无目的劳碌）的思想颠覆。这种转变，其实在文本中就体现在他对沙子的认识上，刚开始，他认为：“流动的特点才是沙子的生命……说什么会在一个地方停住，那不可能……就是在水里，在空气里，它都是自由自在活动着的……”在狂沙肆虐中，他终于相信“沙子是会在一个地方停住的”，“沙子是会腐蚀的”。当他在异度空间从反叛到皈依，自觉地用重复无望的动作来束缚恐惧的思想，他的精神便找到了暂时的安定，然而，这难道就是所谓“绝望中的希望”吗？王川，刘晓艺，寻找丢失的“自我”——从《砂女》看“自我认同”表现[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7）。
我们发现，这个封闭的“异度空间”其实并不仅仅是砂女、仁木顺平以及漫长的黄沙。这个世界对于正常世界虽然是隔离的，却清晰地受控于另一权利系统——瞭望塔，“你一干活，马上就会有人知道的哟……一直有人在瞭望塔用望远镜瞧着呢……”这个瞭望塔是恐怖而诡异的，“在牢房里，让人最深切感受到被囚禁滋味的，不是铁门，不是墙壁，首先是那个小小的窥视孔。”那个窥视孔始终在远处监视着他，无论他如何反抗，他们总有办法让他屈服。这非常类似于福柯笔下的“全景敞视空间”，“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北京：三联书店，2007.然而，特别的是，这种“窥视孔”并不仅仅一直都处在窥视的状态，它在仁木顺平第二次逃离的欲望愈发强烈之时，它就愈发明显，而最终的体现则是在老头子荒谬的提议上：“那种事……是啦，雄的和雌的交配……那个，那个嘛”。其实众人做爱的“狂欢化”场景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最明显的莫过于现代小说《香水：一个谋杀犯的故事》[德]帕·聚斯金德著，李清华译，香水：一个谋杀犯的故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中众人在香水的迷惑下群体做爱的场景。《砂女》特别之处在于，它要建立的模式是一方做，一方观看，并以一种利益交换为基础，甲方获得肉身的自由，乙方取得视觉感官的刺激。而《香水：一个谋杀犯的故事》中则是一种全体参与的“狂欢化”状态，别有意味的是，处于文明世界的男人反而觉得“仔细想来，这项提案也并非那么令人惊奇”，而长期被隔绝的砂女反而进行了反抗，其中当然有逃离欲望的驱使，但是也体现了一种趋势，原本在正常世界生活，遵守正常世界的人，已经在极度地渴望逃离的行动中，转变成兽性的心理，或者说兽性在这个封闭的异度空间，在社会身份与规则的束缚之外，已经被剥离出来。这种身份与规则，在正常社会中，是对人的束缚，但也是人的保护伞，它诞生了权利、尊严等文明社会的元素，男人初时仍然对这些元素念念不忘，并以之为武器：知道自己被“非法拘禁”后，他反复强调：“我可是学校的教师啊……我有同事，还有工会组织，我们受教育委员会和PTA的管辖……你们以为我失踪了，社会上就会默不作声吗？”
他的诉求当然无法引起任何慈悲的回响，其悲剧就在于，他向A世界的人义愤填膺地诉说B世界的规则，并自认为他们也要遵守。他在现实世界中感受到荒芜，渴望逃遁，而逃遁成功了，同样意味着一种丢失，这种丢失，是一种身份。不同的世界对于不同身份的认同标准是不一样的，正常的现代社会体现为种种社会关系，并记录于数学符号，这既方便科学，又漏洞百出，人只有展示出种种物质证书与数字编码，才能证明自我的存在。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就是钻了这个空子，让足够充足的证件，成功地改变了自己的身份。而“沙的世界”的身份认证，则体现为壮年劳动力，这正是仁木顺平无法改变的，除非他死亡。因此，逃离了现实世界，躲进了沙洞，让重复的动作掩盖思想的荒芜，暂时取得精神的安定，但他还是无法离开他人的监控，只不过是身份的评判标准发生了改变，他依然有身份——作为一个壮年的身体，必须参与无止境的“清沙”活动。
而精神的无所皈依与肉体的疲惫束缚，到底哪种更为悲剧，加缪在这里，并没有给出答案，他只是给出了仁木顺平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是要经历一种时间的过程的，这还是一种对身心的驯化，而砂女，以她独有的方式，在不自觉之中，完成了这个使命。
三、被颠覆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温柔的驯化
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人遇上了一个凶狂的杀手，杀手不讲理，随时要取他的命，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托付给这个凶徒。时间拖久了，人质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次呼吸，他自己都会觉得是恐怖分子对他的宽忍和慈悲。对于绑架自己的暴徒，他的恐惧，会先转化为对他的感激，然后变为一种崇拜，最后人质也下意识地以为凶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这种屈服于暴虐的弱点，就叫“斯德哥尔摩精神症候群”。http：//baike。baidu。com/view/482709.htm#1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形成，同样贯穿于体制化之中。正如著名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对于监狱的经典论述：“起初你讨厌它，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这与仁木顺平最终放弃逃亡的道理是一样的，他已经被“驯化”，但这种驯化，与“斯德哥尔摩精神症”却有着极其微妙的相似与相离。
相似在于它也是一种由“强迫—接受”的反情理结构，相离在于它所采取的方式是对“斯德哥尔摩精神症”的倒转。在文本中可以明显看出，当仁木顺平知道自己是被非法囚禁后，为了逃离，他以各种方式折磨砂女，而砂女则采取了异常恭顺谦卑的态度配合他所有的无理要求，直到最后，这种“以柔克刚”的方式在无形中战胜了暴力，使他在可以逃离之时，还想着：“分手之前，要是把陷阱的真实情况告诉她该多好啊。”这种驯化的过程提醒了一种别样的征服方式，当双方处于激烈的拉锯战时，若是一方先自动屈服，甘愿受虐，另一方在最后反而会完全臣服，从而达到“不战而胜”的效果。然而，这当然要有一种基础——双方必须都具有人的怜悯之心，不然只能是受虐一方的“自动投降”与“自作自受”。这种缓和彼此之间绝对对立的方式，其实可以扩散到各种社会阶层，特别是彼此之间具有感情基础，但因时代发展，又有深刻代沟的两代人。反映这种特殊的“征服”的经典文本是朱自清的《背影》，从朱自清与父亲的关系看，他的早年认为上一代人是腐朽落后的，应该被推翻的。他们越是强烈地反对新青年们，新青年们越是具有斗争的勇气，父亲的威严虽然在强力面前展现，却无法征服儿子。充满悖论的是，当父亲那一代人衰老无力了，反而能引起儿子们的悲悯与自责。在《背影》中，父亲的衰老背影折射出来，强烈地震撼了儿子，而父亲对儿子的“索要亲情”的行为，则体现在父亲的来信上：“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唯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朱自清著，朱自清散文经典全集[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0.从真实性角度来说，这是一封有点夸大其词的信，但是实际上，这是一种老年人的撒娇，体现出了一种弱势求和的姿态，体现出了一种重新解释父子之间关系的诉求。而正是这种姿态，彻底征服了儿子，让他开始了自虐式的忏悔，把错误全部背在自己身上，父子之间的关系也因父亲的衰老而得到和解，儿子因此明白此时的父亲需要关爱，也认识到了自我的责任感：“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当然，父子之间的相互理解，不能称之为“驯化”，只能称之为“悲悯”，父亲不自觉之中采取的征服方式，与砂女采取的方式实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以柔顺面对强势，并都取得了成功。这是一种启示——真正“恐怖”而又深入人心的，并不是突然的暴烈，而是细水长流的、一点一滴的温柔的渗透，那不是不甘的屈从，而是从内心深处的臣服。仁木顺平就是在砂女“以顺从代反抗”的方式驯化下，选择了留在沙洞之中。
由此，文本由砂女、仁木顺平、“瞭望塔”上的人以及漫天的黄沙，共同展现了一个别样的异度空间。在这里，用重复的运动取代不安的思想，用身体劳动力辨别身份，时刻受到监督与控制，就连身边貌似顺从的人，也在不知不觉中，参与了这场暴烈与温柔相互结合的驯化过程。而被驯化者由正常社会的人过渡到把清沙当生存目的的壮年劳动力，这究竟是荒芜现实下的明哲保身，还是自欺欺人的懦弱逃避？安部公房，并没有给我们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