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还积极推行孝的宗法观念。古人云：“礼也者，报也。”“报”是古代祭祀有功祖先的一种礼节，施行“报”礼，是要人们不要忘本，要报答先辈的生养之恩。周公认为人的罪恶莫过于“不孝不友”，他把“不孝不友”看作是人的最大的不可饶恕的罪恶，如果民众到了“不孝不友”的程度，也就是天理沦丧之时，必须严加处治，不得姑息手软。整个西周都比较重视孝的宗法观念，注重“报礼”，这是与周公的积极推行分不开的。
周公在推行孝道的同时，还将孝的观念加以扩充和更新。周以前的殷人行的孝道，主要体现在敬神和祭祖方面，周公扩充了孝的范围，认为要孝敬父母，担负起奉养父母的责任，使父母能够感到幸福。做人子的要以恭敬的心服侍父母努力劳作，不能伤父母的心，不能惹父母生气；而做父母的也应该负责抚养子女，要照顾好子女，不能让他们患染上疾病。周公对孝道的实践增添了家庭人伦关系的内容。明确规定了人在家庭中所应承担的基本义务和享有的权利，其目的是为了维系氏族的宗法制度。
对于孝道，周公还提出了“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的观点，以及创制了“以祖配天”的新礼制。“孝莫大于严父”突出了父权也就是夫权的思想。周初以后，开始取消殷人专祭先妣（女性祖先）的祀礼，而将先妣与祖合祭，就是“孝莫大于严父”思想的体现。“以祖配天”的新礼制，使“严父莫大于配天”，出现了“天子”的称谓，使君权更加神圣化。周公推行的孝道，将君权、父权、夫权联系起来，产生了君权、父权、夫权三位一体的宗法观念的萌芽。
周公实行政治道德教化的又一重要内容是对“敬天”思想的推行。周公虽然注重“敬德保民”，但并不是说不尊敬天。“敬德保民”思想是对殷人天道观的修正和补充，为了笼络民心，周公仍要利用天，仍要尊崇天命，并向人们宣扬说只有周天子才配受“天命”。周初是以敬天作为愚民政策，而以德政作为掌握这种政策的重要手段。因而周公既宣传提倡“敬德保民”以及宗法等级之类的政治道德观念，又提倡敬天命占卜等宗教迷信。
周公推行的另一类教化是与生产劳动有关的“劝课农桑”。据一些史料记载，周公为了促进生产，曾经倡导籍田礼，也就是始耕典礼。每年春天，周天子都要到国都南郊的公田去，举行一次始耕典礼，目的是提倡勤劳耕作之风。由周公订定的《诗经》里的《载芟》和《噫嘻》等诗，就是举行籍田礼时所演唱的诗歌，也是周公曾经进行劝课农桑，实施教化的明证。
周公还将全国各地组织起来，推举出领导，以便更好地实施教化，指导生产，处理政事等。周公把人民五家五家地组织起来，每五个家叫作一比，五个比叫作一闾，四个闾叫作一族，共计100家。五个族叫作一党，五个党叫作一州，五个州叫作一乡。每乡有一个乡大夫，其他，如州、党等都有一个长，由民众推举出来。他们一般是德高望重、受群众拥护的人。他们的职责就是熟悉各家情形，帮助解决困难，实行教化，处理争讼等。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要选拔各家优秀的子弟，荐给上层的机关去接受教育。
农村也推行了这种严密的组织，因而生产劳动和生活都有了秩序。春天来临的时候，农人开始耕田种地。这时人们用的犁是两人合用的，叫作耦耕。中午的时候，家家都由女人或者小孩子来送饭。年青的女子们一般不参加田里繁重的劳动，而是成群结队地去采取桑叶，放在筐里，去饲养春蚕。夏天来了以后，妇女便开始绩麻、织丝，染成各种颜色的布帛。男人便割麦、摘豆。秋天一到，农人们开始割稻，把稻子放在场地上来晒，等到晒干了，就收进仓库里去。妇女们用新收的米酿造春酒。秋收完毕以后，全家都搬进邑里去住。邑是大家过冬的地方，一个邑大约有80家人。邑里的房子修得很严实，住在里面过冬会感到很温暖。
每个邑推举两位老人管理公共事务。早上天色微明的时候，这两位老人就早早起来打开邑门，坐在门旁边的房子里，监督着陆续出去工作的人。
出去工作的人中，有的是去打猎，有的是去打柴。他们三三两两结伴而行，一同来到附近的山上，边唱歌边劳动。
打猎的人们悄悄地四处设下罗网，准备捕捉野兽。有的还带了弓箭，隐藏在崖石后或者大树上，等待野兽的出现，侦察着它们的行踪。一旦发现了野兽，就一起放箭，呼叫着追赶野兽，一直追到兽窝里，把大大小小的野兽都一齐捉到。
太阳快要落山了，他们带着一天的收获，陆陆续续回到邑里。那些手中空空的，以及早上出去太晚的，都会受到老人的盘问，以批评他们偷懒不肯劳动。
当男人们出去劳作的时候，女人们在家里也没有闲着，她们在家纺织，到处传来轧轧的织布声。其中一位老人不停地到各家巡视，督促她们加紧工作。小孩子们来到邑的中心一间很大的校室里，由另一位老人担任教师，向他们传授礼节、音乐、射箭、御车、写字、算数六种知识。
冬天，男人们还常常去敲取冰块，储藏起来，预备夏天的时候用。女人们用兽皮缝制一些衣服来御寒。过年时，大家杀猪宰羊，喝着自酿的美酒，弹着琴，敲着鼓，恭敬地祭祀神灵。
周公将这种严密的组织推广到四方，建立了严密的生产、教育、统治体系，使周朝的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民众的素质也有了提高，周的统治更加稳固了。
周公注重社会教化，教化的内容很多，范围也很广，同时，教化的形式也是多样的。周公用了很大力量推行教化，创制了一套方法，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大部分方法为后代统治者所继承。周公进行社会教化采取的主要方法是：
第一，注重采风易俗。民俗是一个民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发地经过长期的沉淀形成的一种观念形态，并表现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它规范和约束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对人们的思想行为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民俗对于组织和协调人们的社会生活，也有着重要作用。
周公认识到了民俗的重要作用，他大力提倡并亲自进行采风问俗的教化活动。据说，周公在制礼作乐时曾经采集文王时周地以南的民歌，而民歌正是反映当地人们风俗习惯以及思想观念的重要方式。周公将采集来的民歌昭示天下，教人们懂得道德修养的道理。《毛诗序》这本书里说：《诗经》里有很多诗歌都是周公采集的。汉朝的大史学家班固曾说周太师负有采风之责，而周公就是周朝的太师，这正与《毛诗序》的说法可以相互印证。不过，周朝的职官及其职责主要是由周公制定的，周公注重采风，因而班固所说的周太师负有采风之责当与周公的提倡、重视采风有关。
周公不仅重视采风，而且还积极进行移风易俗。民俗具有一定的可变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一些民俗就会显得落后、陈旧，不适合时代的需要，甚至有碍于时代的发展，因而，适当的移风易俗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很重要的。
殷人喜爱喝酒，这种不良习俗加速了殷的灭亡。周初社会受殷的影响，也酗酒成风。周公就作《酒诰》进行劝诫，在《酒诰》里，周公举出周文王教育年轻人和一般官员的事例，说明了教化的重要性，并让人们听从教诲。对于喝酒这件事，周公主张区别情况，具体对待，先进行教育，再处以刑罚。尤其是对待殷人，周公说，如果殷的臣僚和工匠酗酒，那就不必杀他们，而应当教育他们只在祭祀时才喝酒。假如他们不听教诲，不能改掉毛病，才可以杀掉他们。对于周人，当时规定，发现酗酒抓起来要杀掉，目的在于使周人避免染上恶习，重蹈殷人亡国的覆辙。在这里，周公是把教化百姓改掉酗酒恶习作为治国安邦的重要政策来认真对待的。可见，周公对移风易俗是多么重视，并采取了灵活的方式。
周公还对当时的婚俗进行过改革。据说，周朝初年的婚姻状况相当混乱，老妇与少子也可以成婚，同姓的也可以成婚。后来，周初的统治者改革了婚俗。据近代学者王国维考证说，同姓不婚是周人明显的与殷人不同的地方，这可能与周公的教化与制礼作乐有关。因为同姓不婚有助于提高种族繁衍的水平，同时，又可使异姓服从姬姓的统治，进一步巩固周王室的宗法统治。
第二，重视各种诰辞的撰写和传播。周公运用文字或口讲的形式，有意识地宣扬教化，创制了诰训一类的文告。西周初年所发布的《大诰》《酒诰》《召诰》等都和周公有着直接的关系。现存的《尚书·周书》里保存一部分文告，内容多是教导民众孝亲、守法的，要人们互相劝勉，养成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周王室统治的民习民风。周初，管叔、武庚等叛乱时，周公在率军出师之前作了《大诰》，向社会各阶层的人讲明形势的严重性质，表明自己坚决平叛的决心。并且运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事例进行说服教育。他说：如果一位父亲要造一座房子，已经制定建造的方案了，而他的儿子却不肯帮他去打地基，这怎能建起房子来呢？如果父亲想要种地，但他的儿子却不肯帮他去播种，这怎能有收获呢？周公通过这种说辞，是要人们像儿子顺从父亲那样，跟着周公一齐去平定叛乱，才能取得胜利。从后来周公带领民众，迅速平定叛乱取得胜利的情况来看，周公的耐心说服教育是卓有成效的。
第三，周公将社会教化和制定礼乐的作用结合起来，二者的目的是一致的。礼乐渊源很久，大多来自民俗。所以，《周礼》上说：“礼俗从其民。”周公制定礼乐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一民心，齐民俗”，也就是说，要使民心一致、民俗一致。“礼”起着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的作用，“乐”起着培养人们道德情操的作用。周公制定的礼乐，实际上多是教化内容的规范化。周人的冠、婚、丧、祭和视、听、言、动，都是通过礼乐来加以规范的。周公制礼乐以正风俗的做法，在当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也成为我国古代社会的传统做法。
周公为了周朝的长治久安，制礼作乐，教化四方，使周的统治扎根到人们的思想深处和日常行为之中，这就进一步表明了周公是一位非常有见识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周公的“敬德保民”思想，制定的礼乐，以及倡导的社会教化，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历代明君志士所重视和发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