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间，阿根廷政局一直动荡不宁，政权更迭有时甚至比季节更替还快。政权交替太快，高官不安其位，因此加重了对老百姓的搜刮与盘剥。苛政猛于虎，生活在底层的劳工阶级艰于喘息，难于生存，无不对狠如蟊贼的统治者深恶痛绝。动荡的政坛，对埃娃产生了深重的影响，她似乎感到，从前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她要抓住这个机遇。她厌倦了肥皂剧没完没了的噱头和悬念，转而主持时政批评节目“阿根廷时间”。她的政治立场十分鲜明，抨击国内寡头政治恃强凌弱，揭露政府贪污腐败，鼓动劳工阶层争取公正的待遇。埃娃尖锐的语言，异常偏激的政治观点，很快引起了政界及民众的关注。她代表着全民觉醒的良知，令独裁者又恨又怕，只想置之于死地。但拜早年的遭遇所赐，年轻的埃娃有着常人所没有的刚毅，她代表了劳苦大众的心声，也得到了深怀民族情感和改革志愿的军官的支持，所以她敢于同强大的国家机器公开对抗。
1944年1月，阿根廷圣胡安市发生了大地震，损失严重。阿根廷全国为灾民举行募捐。时任军政府劳动和社会福利部部长兼陆军国务秘书的贝隆，负责组织募捐活动，而埃娃作为演员，也积极地参加了。两人相见恨晚，很快坠入爱河。埃娃当年24岁，年轻美貌，光彩照人；贝隆48岁，但他的外表要显得年轻得多：行伍出身的他，上校军衔，高个宽脸，粗眉大眼，白齿黑发，性格开朗，雄心勃勃，有军人阳刚之美。自从他的第一任夫人奥莱丽亚·贝隆5年前因患卵巢癌去世之后，他一直鳏居。但当时的埃娃并没有随贝隆上校一同直接参与政治，而是继续在电台工作。由于在广播界的声望，加上与贝隆的关系，她得以出任新成立的广播业工会主席。不久之后，埃娃增加了一个电台节目“走向更美好的明天”，为军政府和贝隆作宣传。1945年1月，贝隆出任副总统，同时仍兼任陆军部长和劳动部长两大要职。贝隆在劳动部推行亲近劳工的政策，这使他名声大振。虽然如此，但他的地位并不稳固。当时的政治斗争逐渐围绕着支持还是反对贝隆而展开。在贝隆与各界人士接触谈话时，埃娃经常旁听。这样的经历更使得埃娃对政治有了进一步了解。军政府在执政两年以后，招致各方不满。人们要求早日举行大选。贝隆大权独揽以及他亲近工会的政策，引起部分军官的担忧。贝隆公开与埃娃非婚同居并带着她去军营和出席公众活动，不符合传统的行为规范，也引起这些军官的不满。正是这种危急形势，才使得埃娃真正地开始亲身涉足政治。在一批思想守旧的军官们的压力下，法雷尔总统要求贝隆辞职。1945年10月13日，被迫辞去副总统职务的贝隆上校在家中遭叛军逮捕，被送往拉普拉塔河中的马丁·加西亚岛，关押在海军监狱里。埃娃担心贝隆的安全，多方奔走求助。
10月17日，从清晨开始，数十万人自发地从四面八方涌集到总统府前的广场上，要求释放贝隆。很多警察也加入到游行队伍。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法雷尔总统出于无奈，只好派人把贝隆请到总统府，并请他向大家讲话，以平息公众的激愤情绪。这一天，在阿根廷的现代历史上占有空前重要的地位。从此以后，阿根廷的劳工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这一天也是贝隆主义党诞生的日子。对于埃娃来说，这一天开始了她政治上的新生。她感谢劳工大众挽救了贝隆，同时她也对劳工们承担了义务，决心把自己的命运与劳工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这场“十月事件”，不仅使贝隆上校深得民心，也让埃娃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了民众的心里。她那坚强与永不服输的精神，赢得了阿根廷的尊重。17日深夜，贝隆上校获释，4天以后，贝隆与埃娃举行了婚礼。从此，阿根廷政坛上的这对“双子星”，掀开了历史上崭新的一页。1946年2月24日，阿根廷数十年来首次民选总统选举结束，贝隆上校以52%的选票当选，并于同年6月4日宣誓就职。年仅27岁的埃娃，成为了阿根廷的第一夫人——贝隆夫人。1946年9月间，贝隆夫人迁到新建的劳动部大楼办公。她开始关心工会的各种问题，并着手处理过去由贝隆在劳动部处理的那些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贝隆夫人还开始调解劳工纠纷，出席总工会书记处的会议。她的活动越来越多，影响也慢慢地从象征性的变为实质性的了。有一天，她一共接见了26个来自各地的工会代表团。阿根廷政府是这样解释和界定她在工会中的活动的：她是政府社会的积极贡献者，是政府向“无衫汉”派出的大使。那时，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多数报纸都是反对贝隆的。1947年初，贝隆夫人向国有的中央银行贷款收购了《民主报》，主要登载政府的消息和贝隆的讲话，发行量从6000份增加到40000份。“无衫汉”们像崇拜足球、探戈和电影明星那样崇拜贝隆夫人，以购买她的报纸来表示对她的好感。《民生报》成为贝隆政府的主要喉舌，并对其他新闻媒体产生了重要影响。反对派的目光也开始紧紧盯着贝隆夫人，对她的批评纷至沓来。有一个反对党议员专门在议会提出提案，规定公职人员的夫人不能享受其丈夫的特权，也不能代表其丈夫参加公众活动。这明显是针对贝隆夫人的。当时的《新闻周刊》称贝隆夫人为“女总统”，认为她是“拉丁美洲王座后面听政的最重要的女人”。对于反对派的批评与限制，经历过许多磨难的贝隆夫人早已司空见惯。她现在所做的这些，不过是锋芒初露，真正影响到阿根廷未来的“重头戏”还在后头。1947年6月至8月，贝隆夫人访问欧洲六国，历时两个多月。贝隆亲率全体内阁成员及大批群众到机场为她送行。旅途中，贝隆夫人把随从人员召集到一起，告诫他们说：“全世界都看着我们，国内的报纸和反对派也在盯着我们，等着我们犯错误、看笑话。我们一定要有最上乘的表现，不能做傻事。”这番话明白地表示出了她清醒的政治头脑，她的此次出行也绝不会是在玩总统夫人的外交游戏那么简单。当贝隆夫人的包机抵达马德里时，西班牙空军出动41架战机为她护航。西班牙元首佛朗哥带着他的夫人、女儿和内阁成员到停机坪迎接，并陪同她检阅仪仗队，鸣礼炮21响，又亲自陪同她乘敞篷车进城。贝隆夫人受到马德里30万居民的热烈欢迎。为了迎接她的到来，西班牙政府特地给马德里的学校和工厂放假一天。在访问西班牙的15天里，贝隆夫人表现得雍容华贵、仪态万千、倾国倾城。经过佛朗哥多年枯燥乏味的统治，贝隆夫人的到访给西班牙人民带来了意外的惊喜。他们中许多人有亲戚移民到阿根廷，并在那里经商办厂发了财。他们对阿根廷这个国家普遍怀有好感，都发自内心地欢迎年轻漂亮的贝隆夫人。《纽约时报》在报道她的访问时使用了这样的标题：“埃娃征服马德里两星期”。
贝隆夫人对西班牙的访问产生了轰动效应。新闻媒体关于此次访问的大量报道，提高了她在欧洲的名望。她在21响礼炮声中离开西班牙后，接着到意大利、梵蒂岗、葡萄牙、法国、摩纳哥、瑞士等国访问，都受到很高礼遇。结束对欧洲的访问后，她经里斯本飞往达卡尔，在那里登上阿根廷商船“布宜诺斯艾利斯”号驶向里约热内卢，参加了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泛美和平与安全会议；然后飞往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搭乘“蒙得维的亚市”号回国。当船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港口时，四周的汽轮齐声鸣笛；机翼上漆着“欢迎”字样的飞机在上空盘旋；从码头到甲板铺上了红地毯；贝隆等大批要员在码头上迎候。她受到了迎接英雄凯旋般的欢迎。贝隆夫人的此次出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不仅改变了各国对国内局势曾动荡不安的阿根廷的偏见，更使她自己为欧洲所接受。英国一位议员对贝隆夫人欧洲之行的评价可谓恰如其分：“并不是阿根廷的政权方式打动了我，而是这位年轻夫人的勇气和自信，还有那杰出的口才令我惊讶。”回国之后的几年，贝隆夫人全身心扑在整顿工会、帮助妇女和穷人的工作上。3年中，她建立起几个规模庞大、效率很高的机构。长期以来，阿根廷妇女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从1911年至1946年贝隆上台执政，先后共15次有人在议会中提出过给予妇女选举权的提案，但不是遭到反对，就是被搁置。贝隆夫人写文章，发表演讲，呼吁贝隆主义者摈弃对妇女的偏见，大力推动归还妇女选举权的提案。由于贝隆主义者在议会掌握绝对多数，终于在1947年通过了给予妇女选举权的13010号法令，贝隆当众签署了这项法令并象征性地交给贝隆夫人。这一法令结束了阿根廷只有一半人口享有选举权的历史。1949年7月，在贝隆夫人的倡议下，贝隆主义党妇女部成立了，贝隆夫人自任主席。
这是贝隆夫人担任的第一个政治职务。当时从事妇女工作困难很大，除了反对党的牵制和缺乏经验之外，还要克服社会上对妇女的各种传统偏见。但是，贝隆夫人是一个杰出的组织者，她孜孜不倦地派人到全国各地，建立基层组织，宣传贝隆的主张，为贝隆主义党发展了大量妇女党员，培养了大批妇女干部，其中有一些后来跻身于议员行列。到1952年，贝隆主义党妇女部麾下的党员增加到50万人，地区组织增加到3600个，使阿根廷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虽说是历史的大势所趋，但这个局面从开创到成功也饱含了贝隆夫人的心血。贝隆主义党妇女部的成立，标志着阿根廷妇女登上了政治舞台，调动了广大妇女的积极性，使真正的民主深入人心，并且不可逆转。贝隆夫人又一次用她积极的行动将名字深深地刻在了阿根廷的历史之碑上。贝隆夫人除了在政坛上大显身手，还积极地投身于慈善事业之中。她利用自己的地位与名气，很快地就筹集了大量的资金，并于1948年6月成立了埃娃·贝隆基金会。基金会的章程规定，它的目标是为贫困者提供货币和实物帮助，为贫困者建造学校、医院、住房和其他福利设施，资助他们上学，或为他们创造就业机会。基金会的工作由贝隆夫人全权负责。贝隆夫人每天在劳动部接见大量来访者，或者给来信者写回信。劳动部接见厅挤满了人，厅外的走廊排起了长队。
他们是来自全国城乡各地的穷苦人，向贝隆夫人提出了各种救助要求。她对这些穷苦人的态度始终和蔼可亲，彬彬有礼。她不是一个在应付差事的官僚，她自己选择了这项工作，而且是非常投入，乐此不疲，好像是一种享受。在他们面前，她从不摆总统夫人的架子，而是把自己当做他们中的一员。贝隆夫人与穷人打交道越多，对社会不公现象越感忿忿不平。在谈话和演讲中，她鞭笞贫困现象和寡头势力的用词越来越激烈。同时，她也更义无反顾地日夜狂热工作。她的工作量之大是常人难以承受的。她知道这样做将有损自己的健康，但却矢志不渝。她在后来的一次演说中这样说过：“就让我的躯体成为一座让人们通向幸福的桥梁，请从桥上通过吧！”在贝隆夫人的推动下，基金会在全国最贫穷的乡村建立了1000所学校，18所孤儿院。1948年8月，贝隆夫人宣布“老年权”，并将它列入宪法修正案。基金会设立了普遍的养老金制度，并建立了4个养老院。
1949年，基金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北郊以创记录的速度建起了教育与娱乐相结合的儿童城。儿童城内有450个床位，用以接待来自全国最贫穷和最困难家庭的儿童。基金会为他们提供衣服和玩具，培养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使他们日后能进入普通公立学校学习而不致留级。贝隆夫人常常半夜三更事先不打招呼地到儿童城宿舍巡视，看看是否一切妥当。贝隆夫人及她所领导的基金会，极大地推动了阿根廷的发展，也使得贝隆夫人深受广大群众的拥戴，他们亲切地称呼她为“埃维塔”（埃娃的昵称）。1951年是阿根廷大选年，贝隆的总统任期将满。贝隆主义党和贝隆夫人早就在为贝隆的连选连任而忙碌。关于副总统的人选，是一个微妙的问题。贝隆夫人的影响力很大，史无前例。但是她在政府内没有正式职务。有好多人提议由贝隆夫人提任副总统候选人。街上也贴出了许多支持贝隆夫人当副总统候选人的宣传画。但是，按照阿根廷宪法，当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暂且不说贝隆夫人，由任何一个妇女担任国家元首、从而成为三军司令的前景，对当时的许多阿根廷军官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贝隆知道如果让自己的夫人出来竞选可能会遇到强大的阻力。总工会决定于8月22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支持贝隆和贝隆夫人分别作为正副总统候选人参加大选。这一天，100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无衫汉”乘汽车或火车汇集到“七·二九”大街。大街上挂满了旗帜，像过节一般；主席台上，悬挂着两幅60英尺高的贝隆和贝隆夫人巨型画像；拖着写有“贝隆——埃娃——总工会”字样的巨型标语的飞机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上盘旋。下午5时，贝隆在部长、议员、贝隆主义党和工会领导人的陪同下登上主席台，但是没有贝隆夫人。总工会主席埃斯贝霍开始讲话，但是他没法讲下去，因为群众不断高呼着贝隆夫人的名字。埃斯贝霍对大家解释说，贝隆夫人出于谦虚，所以没有来参加大会。他随即走下主席台，专门去请贝隆夫人与会。当贝隆夫人抵达会场时，全场一片欢呼声。她在讲话中抨击寡头势力，表达了对阿根廷、“无衫汉”和贝隆总统的强烈的爱。她的讲话不断被“支持埃娃”、“埃娃与贝隆”等响亮的口号声所打断。关于自己是否会当副总统候选人，她并没有直接谈到，只是说：“我将永远按人民的愿望行事。如果‘埃维塔’能为减轻我们国家的痛苦做点事，我宁愿当‘埃维塔’，甚于当总统夫人。现在，我仍然要说。我宁愿当‘埃维塔’”出席大会的群众听了这些话，意识到他们的“埃维塔”不接受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于是不停地用口号声打断下一个讲话——贝隆的讲话。埃斯贝霍拿过话筒，与群众一起，要求贝隆夫人接受提名。无衫汉们群情激动，他们要求贝隆夫人马上给出令他们满意的答复，“否则就举行总罢工”。
夜幕降临，群众仍在狂热地喊叫，大会陷入了令贝隆及其政党都没有预料到的僵局。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贝隆夫人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同志们，正如贝隆将军所说，我将按人民的意志行事。”方使大会勉强得以结束。9天以后，贝隆夫人通过广播向全国发表讲话，宣布了自己最后的决定，她说，1945年10月17日是她政治生命的开始。她当时没有、现在也没有其他野心，只希望有朝一日在编写贝隆将军光辉历史的时候，能这样写她：“在贝隆身旁，有这样一位女性，她献身于将人民的愿望转达给总统。人民习惯于亲切地称呼她为‘埃维塔’。仅此而已。”1951年8月22日的这次总工会举行的群众集会，被称作“第二次全民大会”，与第一次宣布阿根廷独立的全民大会相提并论。可见，这次因贝隆夫人而起的群众集会给整个阿根廷带来了多么深刻的影响。贝隆夫人虽没有如群众所愿接受副总统的职位，但却使得她在阿根廷国内及国际上的声望如日中天。贝隆夫人拒绝副总统的职位，除了她在全民大会上所讲的那些原因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贝隆总统亲眼目睹了妻子广受人民的敬仰与爱戴的一幕幕，这使他产生了戒备与抵触的心理，深怕妻子威胁到他的声望及地位；而军方方面也不愿由一个女人来领导他们，暗中对贝隆施加了压力。内外因素的结合作用，使得贝隆夫人最终做出了放弃参选的决定。否则，以她的能力及声望，加之坚韧不拔的毅力，完全可以胜任这一职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