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梦想有一天，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
——马丁·路德·金
命运之神使我们每个人都不同，又使我们都一样。
——作者
中国找到中国梦，不容易。我们从事特殊教育的老师们，要实现自己的梦想，让所有人都明白，智障人和我们一样，需要就学、就业和获得爱情的权利，人人生而平等，我们要找到这样一条路，去实现这些平等，也不容易。
——刘佳芬
在写着“恒爱”的石头边上，五种颜色的油漆在塑胶跑道上描出五朵向日葵，阳光打在跑道上，无边的色彩，让在黑暗中隐匿了一夜的花突然浮现在晨光里。每一朵巨大的向日葵，长着二十一片花瓣。每一片花瓣上，都站着一个孩子。除了生病在家休养的孩子，盛开的九十六片花瓣，以九十六个孩子的形式绽放。
2012年的冬天，一个偶然的契机，我走进了宁波一所特殊学校——达敏学校的大门。之后，我用近半年的时间断断续续地与一些患有自闭症、唐氏综合征和脑瘫的孩子相处，认识他们的老师和父母，聆听他们的悲喜，并作为他们生命和命运的旁观者，开始动笔写这部作品。
第一天到达这所特殊教育学校时正是中午，我要去采访他们的校长——刘佳芬女士，在通往校长室的路上，要经过一个篮球场，有几个孩子在打球。
我和他们保持了一点距离，看着他们游戏，又有点担心被他们发现。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怎么和他们打招呼。突然听到有人朝我喊：“老师好！”
我惊讶地扭过头来，想找到这句彬彬有礼的问候来自于哪一个主人。
那是一个长相奇特的孩子，眼睛之间的距离特别宽，下巴特别短，整张脸似乎被横向拉长了。后来听他的老师介绍，他是个“唐宝宝”，一个先天愚型的孩子。
我慌忙地回答他：“你好，你们在打篮球啊。”
“老师，你也来？”
“哦，我运动细胞很少，不会打篮球。”
“很简单的，我给你示范下。”他一说完，就给我展示了一个完美的三分球。这一投，完全把我对智障孩子的既定印象给打碎了。
他们在我的概念里，不是应该流着口水傻笑么？怎么还能制造出如此完美的弧线？而且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都像一个受过良好教养的绅士。
“老师，你姓什么？”他继续问。
“姓钱。你呢？”
他报了自己的名字。
“钱老师，你投一个。”他把篮球交给了我。我有点紧张，球撞到了篮板，却跳了出来。正如我对自己的预期，没投中。
在他身边的同伴也走过来，问我：“老师，你是什么老师？”
“我姓钱。”我继续重复自己的回答。
“你喜欢什么明星？”
“很多。你呢？”
“我喜欢王力宏，很帅！”
“是的，确实很帅，帅的人总是更讨人喜欢。你几岁了？”
“你猜！”
“十五岁？”
“差不多。十六岁。”
“叫什么名字？”
“你猜！”
这时，一直在我们身边给他们当陪练的一位男老师对他说：“小浩，年龄可以猜，但是你的名字不能让人猜，老师猜不到的。知道吗？”
他顺从地点了点头，说：“不猜名字。我叫——叫李——李敏浩。”接着，他也投了一个三分球，好像要和同伴一比高下。
这第一次见面，就让我对这两个十五六岁的少年郎刮目相看。他们不是和正常孩子一样吗？喜欢在运动场上表现自己，喜欢谈论他们喜欢的明星。
从那天起，我开始接触更多的孩子。他们一次次让我重新审视自己，并在审视中完善自我。自闭症孩子的琴声与绘画，唐宝宝的指挥棒，脑瘫孩子在跑道上用尽全力的奔跑，轻度智障孩子歌声飞扬的舞台，智障青年的网店……而站在他们身边的是一群从事特殊教育的老师。
我目睹过一个漂亮的女老师抱着一个患癫痫的一年级孩子睡午觉，听到过老师们谈论校长刘佳芬为上完厕所的孩子擦屁股，我看到过一位老教师每当雨天都受腰疼折磨，那是她有一次为了不让发癫痫的孩子后脑着地，用身体阻挡留下的后遗症，我也曾在路过一个班级时，看见一位老师被一个突发脾气的孩子掐着脖子，她却示意大家不要靠近，让孩子自己逐渐平息，以免产生更严重的后果。
很多父母和老师流着眼泪，谈起他们与孩子的往事。在一个个悲欣交集的故事里行走的生命，有父母双亡的孤儿、无法表达情感的孩子、突发脑疾的女孩、住在养老院里多年的脑瘫少女，也有临终把孩子托付给老师的父亲、自杀的母亲、为孩子的病陀螺般奔走的家庭、把捡来的智障女婴视如己出养育成人的养父母……绝望像一场又一场的暴风雪不期而至，刹那间整个家庭如被冰雪，命若琴弦，但在与苦难和挫折的反复较量之中，往事中的每一个生命都似乎从未放弃，老师、父母在寻找医药和教育的可能，孩子们也在阳光下，以向日葵的姿势和恒心，仰起他们向阳而生的脸庞，享受着残缺的生命。
我用一支笔记录下这些故事，试图用他们的欢笑作线，用他们的眼泪作珍珠，串成一条项链。
我不知道这条项链，能不能戴在新时代的脖颈上。世界上约10%的人口是残疾人，共计六亿五千万。在全世界一亿的智障人群中，中国占了一千三百万，比古巴整个国家人口多两百万，是新西兰全国人口的三倍。差不多每一百人中就有一人在智力方面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而全国有一千七百多所特殊教育学校，每一天都在发生各种各样的故事，以其特有的方式折射着时代，也散发着人性中的芬芳。
但这些芬芳，并没有多少人知道。
我们在2008年生效的《残疾人权利公约》中也曾感觉到过同样的芬芳。它为全世界所有残疾人设立了国际人权标准，标志着对残疾人看法的转变，它说，残疾人不应再被视为慈善机构或医疗治疗的对象，而是有能力自己做决定和行使自身权利的人。
我发现，在这公约颁布前，达敏学校，乃至全国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们已经在这样想，这样做了。用达敏学校校长刘佳芬的话来说——在我们眼里，我们的孩子和普通孩子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学得慢一点。
总有一些先行者，奔跑在最前面，用坚韧的背影，邀请我们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