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穿着燕尾服，细长的指挥棒连接着粗短的手指，李也悠从没想过会有这样一天，他站在舞台上，而她自己作为嘉宾，坐在第二排，观看他的表演。黑色的背影随着旋律有节奏地颤动，她从来没有觉得他的背影如此美好，一招一式，像一只骄傲的燕子，用悦耳的节奏在雨后的傍晚一声声鸣叫。
李也悠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晚礼服是向群艺馆借来的，张浩人瘦，裤子就有点大，他过会儿就要用左手提一下，以免裤子掉下来。表演整首《感恩的心》用了七分钟，从启幕到闭幕，李也悠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舞台，盯着他粗短的右手引领着整个表演团队的节拍，又害怕晚礼服让他分心，破坏他掌控的节奏。她默默地在心里喊了一声：宝贝儿。她在心里那么喊的时候，眼圈马上让她喊红了。
在他身边，葫芦丝的声音如泣如诉，吹奏的那个高个儿孩子叫王海，在音孔上按压的手指好像有了灵气，引领着音符们奔涌而出，这十个演奏高山流水的手指，与沉醉时痉挛般舞动的双手，竟出自于同一个主人。两年时间，那个一激动就要尖叫自残的孩子，学会了吹葫芦丝。这支发源于云南傣族的乐器，到了江南一个自闭症孩子的嘴边，用圆润质朴的声音成为他的陪伴，接受他的抚弄，他陷入孤独之时，它也沉静不语；他倾诉时，它替他发声，音色变得轻柔细腻，绵长悠远。在声声丝竹之中，往事一桩桩，正被娓娓道来。
“我来自偶然，像一颗尘土，有谁看出我的脆弱。我来自何方，我情归何处，谁在下一刻呼唤我。天地虽宽，这条路却难走。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我还有多少爱，我还有多少泪。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二十个孩子站在一个舞台上，十个孩子是达敏学校的，他们在唱歌，十个来自于爱菊艺校，他们在为达敏的孩子伴舞。
这是智障孩子和有特殊艺术才能的孩子共同合作的一场演出，主角竟是张浩、王海和他的同学们。为他们配舞的，都是爱菊艺校极具艺术天赋的孩子们。
李也悠每次听到这首歌，都想哭。作为一个输在起跑线的家庭，说不认输，说扼住命运的咽喉，实在是被逼上梁山的行为。他确实是个偶然的礼物，上天不选别人，偏偏选了她，将独一无二的他赐给她。
张浩四个月大的时候，做护士的李也悠发现张浩不会抬头，从来不会笑。每次吃饱了就睡，睡醒了就吃，不哭不闹，无声无息。当她怀着日积月累的不祥预感把他带到儿科去检查后，明白了原来这个偶然的礼物一打开，里面装着一个将伴随她终生的悲剧。
“你中五百万大奖了，他得的是21-三体综合征。”医生很快开出了诊断结果。
“什么叫21-三体综合征？”她学过护理，见过很多病人得过各种各样的病，但她听不懂这个专业术语对于孩子意味着什么，急迫的心情已经没有心思去计较医生语气里的嘲讽。
“就是先天愚型，一种严重的出生缺陷病，主要表现为智能障碍、体格发育落后和特殊面容，就是平常说的傻子吧。他可能会在未成年时便夭折。”
医生的话，像一阵冰雹砸下来。伴随彻骨的寒意一起来临的，是她的一阵耳鸣。因为抱着孩子，她才没有腿一软，在医生面前倒下去。
“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我还有多少爱，我还有多少泪。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李也悠伸长了脖子，盯着张浩在台上的每一个举动，他第一次穿上的礼服变为他的干扰时，他手中的指挥棒依然没有一丝一毫的偏差。他显然有点着急，但还是镇静地应对突然出现的岔子。他此刻的表现，多像一个正常孩子！
就这样，她注视着他全身心投入表演，他在台上演出七分钟，她在位置上纹丝不动地僵了七分钟。
十多年前，在确诊的那一天，她抱着襁褓中的他，僵立在医生面前，像被冻住了一般。
“这种病有药救吗？”
“这不是身体残疾和器官病变，智力上的先天残疾，你自己也算半个医生，应该知道，药物没有多大的改善作用。”
从医院回到家里的道路，已经是去时路，不同于来时路。医生的话像命运的判决书，判了他们家一个无期徒刑，她和丈夫周一鸣接下去要等待的是不得不执行它。他们关在房间里，不开灯，不说话，不吃不喝，她听到房间里除了黑暗就是哭声，哭累了，停下来，掉入半睡半醒之间，醒来，继续哭。
几个月后，在经历过无数次哭泣之后，他们决定拒绝上天给的这份“礼物”，商量着把他扔掉。他不该来到她的家庭，她和周一鸣从北方小城来宁波闯荡，好不容易把工作安定下来，一个做医生，一个做护士，又攒钱按揭买了房，就等一个孩子降生，把家给画圆满了，没想到，他的到来却让这个家的梦想从此豁了口。他俩都学医，但受精卵的发育和成长显然不会因为他们学的专业而被安排得万无一失。据说那个使她受孕的夜晚，在张浩的第21对染色体上多出了一条染色体，以致今后他将成为与他的父母截然不同的人类。这在很长时间里让她对和丈夫再怀一个孩子的想法彻底失去了希望。
舞台上，张浩在指挥，自闭症孩子在演奏，脑瘫的、癫痫的和后天脑损伤的孩子在唱歌，眉清目秀的少年舞者用小鹿般敏捷矫健的身体在跳舞。这是校长的主意，她说要让正常孩子和残疾孩子在一个舞台上演出。她设计的这个舞台让李也悠想到原始森林的布局，只要有土地，低矮的灌木和挺拔的乔木，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根基。此时的舞台，她的儿子在为一群学有特长的孩子做指挥，光是这一幕，她这一生就会不断地回忆，再也不会忘记。
李也悠为这一天等待了多久？普通孩子四个月时就长牙了，而张浩一周岁时都没有出牙。她每天都掰开他的嘴巴看，在他十三个月大时，她终于看到了那颗刚露出尖角的乳牙。他在十二个月时才能坐稳，别的孩子那时候已经蹒跚学步。他十七个月大才迈出了第一步，人家已经会跑了。他三周岁才第一次喊出了妈妈，别的孩子很多都已经开始练钢琴、认字、学国际象棋。他的任何一次成长都要远远晚于同龄人，而她除了等待别无他法。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这所幼儿园说他的心脏有杂音，我们不能收，那所幼儿园说我们人满了，收不了，更有甚者，直接说不收智障孩子。他的脸摆在那里，脸形奇特、目光呆滞，看一眼，就能明白那不是个健康孩子。入学无门，不得已，她带他去了北方老家上幼儿园，托家中的老人照看他。
半年后的一天，他脸上的瘀青是沉默的，不能说出它们的来历。他大声哭着，用手比画来比画去，奶奶以为是幼儿园的小朋友欺负他，他那样的孩子在外难免受同学欺负。邻居家的孩子来汇报：“领导来幼儿园检查，老师让他躲进小床里不要出来。他不听，偏偏跑了出来。”
“那他脸上怎么回事呢？”
“他不听老师的话，老师拧的呗。”
婆婆怕他俩担心，自己偷偷抹眼泪，却在电话里报平安，每次打电话，她都说：“你放心，他长胖了，在乡下野，比关在城里好。”
李也悠知道这件事情，是在几个月后，她回家探亲。
“孩子可怜，吃了亏，只会哭。回来时，嗓子也哭哑了。问他，却什么也不会说。老师这么做，肯定也是吃定他根本没法告诉大人。我们孩子虽然傻，但哪个娘不疼儿？”婆婆说。
李也悠踏上了回宁波的火车，铁轨两旁，失去了所有叶子的树木和老房子倒退而去，似一个长长的告别，在他们身边，多了一个人。她不愿意再把孩子交给一个要把他藏起来并且时时会体罚他的老师。一个灵魂里充满了命令的女性，除了叫人服从，不会有更高的道德。而她的命令本身又是错误的。想到张浩那么小，却早已历经世态炎凉，当她想大喊一声“为什么”时，列车撞击铁轨的声音把她唇边刚刚发出的第一个音节吞没了。
她和王海的母亲张小青坐在一起，张小青始终戴着口罩，她对李也悠说，天冷感冒了，怕传染人。
从进剧院大门到孩子们的表演开始，张小青始终没有摘下口罩。
现在既没有“非典”散布的死亡阴影，也不会有北方的沙尘暴时时来袭，李也悠天天在医院给高烧病人挂针，除了护士医生，难得见到一个戴口罩的。
李也悠猜测，或许，张小青是怕露脸，怕被熟人认出来。
李也悠也曾躲避过路人的目光。王海俊秀的外表，让人难以相信那是个智障孩子，而张浩那张特殊的脸，让人一眼就可以识别。据说他是被上帝咬了一口扔给她的一只苹果，她不想吃也得吃，用那些指指点点的人的话来说就是——“那孩子一看，就是一张傻子脸”。从确诊那天起，她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不幸，却确信不幸将会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断发生。
但她不喜欢扮演一个躲藏的角色，她常说“霉运也是一种运”，她并不欠这个世界什么，生下这样的孩子的几率，就像买彩票一觉醒来变成百万富翁，走在路上一不小心被车撞折了腰。她摸到了一副臭牌，只是没办法重新洗牌。
后来，她总是把头抬得高高的，她去哪里，就把孩子带到哪里。
这也是刘校长给她的启示，她说要给孩子们创造尽可能多的机会，去接触社会，把生涯教育社区化。
无药可救，只能用教育的方式去改变。
每次外出，总有人盯着张浩看，遇见了，迎面多看几眼还嫌不够，再折回来盯着看，看完身后，再看前面，那一双双眼睛好似要探个究竟的X光。她就把张浩推到那人眼前，对他说：“没看够是吧，我把孩子放您跟前，让您一次看个够！”
那看热闹的，多半会被她这架势吓跑。
李也悠从回忆中折返，就听到掌声雷鸣，像大风入林，撼动着林中的每一棵树。张浩转过身来，向观众谢幕，陈怡正站在台下右角的一处阴影里，给张浩以动作提示。刘校长和班主任钟月坐在第一排的左边位置上，当她们朝他和王海跷起大拇指时，张浩的脸上又露出了那熟悉的笑容。李也悠坐在观众席的正中央，这是为特邀嘉宾留的位置。她突然明白了张浩身上的奇妙之事为何会发生，三个角落的女性组成了三个点，像最稳定的三角形，让这只踉跄着飞不起来的小鸟，有了滑翔的支点。都说他多出来一片隐形的翅膀，所以失去了重心，无法自由飞翔，但现在是谁把另一片翅膀安在了他的身上，让他重获平衡？她看到晚礼服下，那一片片初生的羽毛正在长成。
台上的张浩一直在笑，他爱笑，他的笑容很少能讨别人的欢喜，但李也悠喜欢。自从他六个月时露出第一丝笑容，他的笑就成为她最想从他脸上阅读到的信号。在很多人眼里，他的脸上呈现的任何表情都显得可怖，哪怕是在李也悠看来那样令人心疼的笑容。但这个下午，当他像一个真正的绅士那样，依次向中间和左右两侧的观众鞠躬时，掌声随着他弯腰的动作一次次响起来。他的左手有意识地提了一下裤子，但人群中没有一声嘲笑。李也悠从来没有想到过他的人生还能迎来掌声。
她突然听到身边传来了擤鼻涕的声音，张小青把口罩拿了下来，拿出纸巾，抹自己的眼睛。
她没有把口罩再次戴上，而是把它放回了包里，直到曲终人散。
张浩今天能站在台上，接受那么多掌声的赞叹，证明着她四年前那个决定的正确性，正是李也悠在山重水复所求无路时的这个决定，让张浩的人生轨迹有了彻底的改变。
那天，门卫张师傅站在门口，把孩子从电瓶车、自行车上抱下来，有家长开车送孩子来上学，他也一个箭步走过去，把车门打开，把孩子抱下来。
她说：“师傅，你对孩子真好啊。”
他说：“我担心孩子在对面来车时开门，那多危险。”
校门口，站着的还有刘校长。那时候，她还不认识李也悠，小年龄的孩子走过去，她都会给他们一个拥抱。
校长抱着这些奇形怪状的孩子，浅浅的笑容完全不是礼仪性的，那么自然而深情，并渗进了眼角的每一条细纹里。
张浩走进达敏学校的第一天，刘校长也像她拥抱其他孩子一样拥抱了张浩。这是李也悠第一次看到一个非亲非故的人拥抱她的孩子。她那被神抛弃的孩子。她抱完他后，双手捧着他的脸，像捧着一弯明月，她问他叫什么名字。
张浩没有回答她。入学的第一年，他没法说出自己的名字。
剧院的灯亮起来，王海走到张小青身边，胸前捧着葫芦丝，手指还按在最后一个音节上，他低着头。张小青伸开了双臂，说：“小海，真棒！妈妈可不可以抱抱你？”
王海看了她一眼，又低下头，轻轻地说：“可以。”
他们拉着手走出剧院大门的那一刻，张小青也没有记起把自己的口罩戴上。
或许，她改主意了。
张浩还没走到李也悠跟前，就远远地喊了她一声“老妈”，大声地说：“我要当——当指挥家，长——大了——挣钱——给你用。”
“衣服太大了？影响到你了？急死妈妈了！”
“只——只有一——一——根——指挥棒，我有——有两只手。没事！”
人去楼空的剧院都是她和孩子的笑声，她笑啊笑，一直笑出了眼泪。
她在泪水中看到了过去的自己，当她用不幸的有色眼镜审视周遭时，她看见每一个在路上盯着张浩看的人，都恨不得冲上前去，吵一架。但这个下午，那困扰了她多年的愤怒突然消失了，在回来的路上，一个长相奇怪的孩子竟然还穿着晚礼服，足以又一次引起别人好奇的目光，她对张浩说：
“你看，人家在看你，都觉得你穿着晚礼服的样子特别帅！”
张浩仰起头，说：“帅！”
她很久没有给任何人写信，但这种不相见却能倾诉衷肠的古老方式却让她克服了表达情感的障碍。她要告诉刘佳芬，她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多么大的转机。
刘校长：
看到他站在舞台上，我哭了，但从没有这么幸福地哭过。
让张浩来达敏学校，成为我们家庭自他出生来做得最对的一个选择，我们家的生活从此不再一片灰暗。
入学前，他只会说数字8.我常问他，“这有几样东西？”“8.”“那有几个数？”“8.”反正他的数字概念就是8，所有物品的价格也一律是8元。入学后，有一天，在家和我做小超市游戏，他以“20元”的价格把球卖给我，他第一次有了数字变化。二年级时，他可以做10以内的加法了。以前我担心这样的孩子不会写字，现在他已认识了一百多个汉字，可以阅读简单的绘本图书了。更叫我开心的是，他的汉字写得很工整，我常常表扬他你的字比妈妈写得漂亮。孩子潜能的开发，缘自老师辛勤的付出，也缘自他们的专业水平。
三年级时，孩子回到家，叫我们一声“老爸！老妈！”当时我看孩子的眼神，怯怯的。我读懂了他的意思，因为他还拿捏不准这个词是不是可以替代“爸爸，妈妈”。我紧紧地搂着孩子，说：“儿子，再叫一遍！”他大声地叫了我一声“老妈”，我激动啊！他三岁的时候才会叫“爸，妈”，那时我们夫妇俩都高兴得几个晚上没睡着，现在他换成这么俏皮、新潮的叫法了，我又怎能不激动呢？我欣喜得无以名状。那一年，他又把布贴花带回了家。他的手学会了用剪刀剪花瓣，还学会了把花瓣粘在布上。他的作品，挂在我家的客厅里，每个客人来，我都要说一遍那是他的作品。没有钟月老师的悉心指导，一步步反反复复教，他的手指怎么肯动？虽然，他做的手工没有别人的好，但他在学校的时光是他最快乐的时候。一到双休日，他就说，我不要在家休息，要去达敏上学。
四年级，又有一个惊喜的发现，他会问“为什么”了。那天，接他回家的路上，我给他说沿途的风景，路过什么小区，什么桥啊，当他看到天水家园时，他指着房子说“好看”，“那我们买这里的房子好不好？”他说“好”，我说“这里房子很贵的，我们没有这么多钱”，他说“我有公交卡”，我回答他说“公交卡里的钱不能买房子的”，他突然问：“为什么？”他居然问出了为什么，他有了自己的疑惑，有了自己的思想。他问得也有道理啊，平常我们也是在刷卡买东西的，他的卡怎么就不能刷呢？这个“为什么”简直就是天籁。
我怕孩子出去时走丢，反复教他记爸爸的电话号码，但几年下来他只记得一个亲情号。学校的教育方式提醒了我，你们要求我们绘出家庭周围的主要建筑、公交车站等简图，让他记家庭地址，记公交路线。就这样，每次看到806路车他都会兴奋地说“806，二院下车，走过去，达敏学校”。那时，这是他说得最长最连贯的一句话，和学校有关。足以证明学校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宁波电视台拍摄关于学校的纪录片，记者特地来我们家采访我。记者不知道我家的地址，也坚持不和我们联系，而是对我孩子说“你给叔叔指路，找到家后奖励你”。这是现场考核。他们不是从学校而是从中山广场出发，开始的路程，他是很陌生的，但他脑子很清晰，一转弯，他就记起来回家的路，一直给记者导航，“转弯，前进”，绿灯跳出就指挥——“出发”。结果是顺利到了家，不仅没有走一点弯路，还绕过一个红绿灯。后来，达敏的家长都在传：“有位孩子路认得很好。”我听了，很骄傲啊。我们曾经多么担心他找不到回家的路。这是学校生涯教育的成功。
刘校长，您对每个孩子都了如指掌，总是能比我们家长更早发现他的优点，所以几年前让他当了护旗手，您知道他喜欢音乐，现在又让他去试着当指挥。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有一天能站在舞台上。当他站在舞台上时，我忍不住发问，那是我的孩子吗？那个天生愚型的孩子？
看着孩子的点滴进步，我们是那么开心。那么多感动，我说都说不过来！从他断奶开始，除了米饭，他什么菜都不吃。以前在幼儿园，挨饿是常事。入学没多久，我了解到学校中午是吃面条。回家后，我问孩子是不是又没吃饭，孩子告诉我“蛋炒饭”，“谁给你的啊？”“钟老师。”多好的老师，当时我就感动得掉了眼泪。以后的日子，钟老师因为我孩子挑食，有多少回自己掏钱给孩子买过面包，又有多少回特意去食堂另做一份蛋炒饭，还会常常备点零食塞给孩子。其实一个面包、一碗蛋炒饭，很普通的食物，但体现了老师多么细腻深沉的爱，这怎不叫我感激涕零呢！多少年了，我们叫他吃肉，他死活不肯吃。钟老师用了一个新方法，别人吃饭没有五角星，他如果吃鸡腿就能加三颗五角星，一个细节竟让他第一次开始吃鸡腿，现在他说：老师说我长大了，要吃肉肉、鸡腿，还有菜菜。他以前还有异食癖，趁人不注意时，他就从棉衣里抠出棉花，偷偷吃掉。老师千方百计，帮他改掉这个坏习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已经不再吃棉花了。
社区是课堂，生活是教材，公民是教师，这是您的教学理念。你们每周二上午都带孩子到社会上去教学。比如上和义大道玩具城、上超市、上银行、上医院等，孩子们已经得到过历练，不用担心我们这样的“傻”孩子会乱拿东西，不付钱就开吃，他们可以做到把不要或不能要的东西放回原位，这和正常的孩子无异。今年的儿童节，您送给孩子们一个最大的礼物，就是成立了教育协作理事会。为了让他们更好地获得社区的资源，您找到学校所在地鼓楼街道孝闻社区党总支书记吕雪芬一起商量，你们动用了一切私人关系，成立了教育协作理事会，很多单位和好心人成了其中的一员，孩子们在社会上找到了支持他们的课堂。您总能和我们想到一块儿，他们终将要在社会上生活，让他们能适应社会生活，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啊。
刘校长，您就是我们的恩人。不是您领头羊做得好，哪会有这个充满爱心的专业团队？哪会有我们的今天？
我想，等我老了，我也不会忘记今天他在台上燕子一样好看的背影，我看着这个背影，就感到春天来了。我生了个令家族蒙羞的孩子，谁能想到他有朝一日会给我们全家争光呢！
我听说过这样一句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您就是这样的人。
您对别人家的孩子的爱和勇气支撑着我写这封信。大恩不言谢！
李也悠
李也悠写完信的时候，夜已经深了。房间里，张浩熟悉的呼吸声像停在黑夜里缓慢扇动的一对翅膀，在温柔地起伏。她想：
如果当初把他抛弃，她又会有怎样的悔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