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来到清华大学，参加第22届世界科学史大会，能够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心理学史同行，共同探讨“心理学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发展及其意义”这样一个主题。多谢主持人Guido Cimino和Régine Plas，感谢他们的邀请和所做的组织工作。
我要讲的内容与前面Geoff Blower教授的报告——《科学心理学在中国的起源：社会思想与组织建构》——刚好呼应，他已经把科学心理学在中国的制度化发展做了详尽的介绍，那么我将侧重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心理学的内涵及其发展。
我的报告主题是“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心理学及其发展”，将从“历史的考察”、“文化的内涵”和“未来的期望”三个层面，来呈现在中国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心理学的形成及其发展。
一、历史的考察：中国心理学的形成
在我看来，若是要了解中国科学心理学的形成，那么需要有这样三个层面的考虑：首先，西方有关心理学思想的早期影响；其次，对于西方心理学的最初翻译；再者，心理学的早期建制与发展。
西方心理学观念的影响，开始于16世纪末期，由传教士们带入中国。来自意大利的著名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便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他在1595年用中文出版了一本书，取名为《西国记法》，阐释其独特的记忆术。在这部书中，他描述了记忆与大脑的关系，涉及部分脑功能的定位。如书中所述：“记含有所，在脑囊，盖颅颐后，枕骨下，为记含之室。故人追忆所记之事，骤不可得，其手不觉搔脑后，若索物令之出者，虽儿童亦如是。”运用娴熟的中文来叙述西方记忆的知识，这是我所了解的有关西方心理学知识的最早中文著述。
随后不久，艾儒略（Jules Aleni，1582～1649），另一位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1623年用中文出版了《性学觕述》，毕方济（Francisus Sambiasi，1582～1649）1624年出版了《灵言蠡勺》，叙述与介绍了西方有关心理和大脑功能的知识。这些历史性的事件是西方心理学知识在中国的最初传播。
这些西方的传教士们，不仅传播了有关的心理学知识，而且带来了近代的物理学、化学和数学知识，以及地图、望远镜和时钟。这是西方心理学正式到达中国之前的大致背景和准备。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冲击，以及清末封建王朝的腐败，西方的心理学在中国逐渐显露与发展。
如同其他一些科学或学科，心理学的引进有助于当时的教育和社会改革。1887年，容闳，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之一，前往美国学习心理学。1889年，海文（Joseph Haven）的心理学著作被颜永京翻译成中文。但最重要的心理学奠基性的工作，包括翻译，则是由王国维先生完成的。
我一向认为，王国维（1877～1927）是中国心理学的最重要奠基者。我一向认为，王国维（1877～1927）是中国心理学的最重要奠基者。但是不无遗憾，他对于心理学的贡献并没有得到心理学界的充分认识。今天的中国心理学家们也并没有把他看做是心理学的奠基人。其中的缘由，或许是因为他的兴趣和创造并没有被局限在所谓的心理学。除了心理学之外，王国维也是西方哲学、当代历史学、教育、文学和美学等新学科的最重要翻译者。是否心理学应该与这些邻近学科同步发展，或者说，作为心理学家，是否也应该具备这些临近学科的知识，这是依然留给我们大家的问题。
王国维先生1902年把日本心理学奠基者元良勇次郎（Yujiro Motora，1858～1912）的著作翻译成中文，1907年又翻译了丹麦海甫定（Harald Hoffding，1843～1931）的《心理学概论》。尽管这并非是“最早”对西方心理学的翻译，但仍然不失为近代中国心理学的奠基性的工作，因为王国维先生的译著，在当时的中国被广泛使用，多次重印，影响深远。当时人们所了解到的“心理学”，尤其是冯特所建立的新心理学，主要是通过王国维先生的翻译和著作。
科学心理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主要是通过间接的翻译。但是，有一位学者，蔡元培（1868～1940），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却曾远赴莱比锡，直接在冯特的心理学实验室学习过心理学。尽管蔡元培先生在今天同样也没有被认为是心理学家，但他同样是中国心理学体制化的最重要的开拓者。蔡元培先生在今天同样也没有被认为是心理学家，但他同样是中国心理学体制化的最重要的开拓者。
蔡元培先生曾两度远赴莱比锡大学随冯特学习心理学，回国后支持陈大齐先生在北京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1917年，陈大齐成为该心理学研究室的主任，而蔡元培先生当时则是北大的校长。1928年，蔡元培先生又支持建立了心理学研究所，隶属于当时的中央研究院。
另外一位中国近代心理学的主要奠基者，或许也是第一位被认可的最具影响的中国心理学家，是张耀翔（1893～1964）。他在王国维和蔡元培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了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尤其是心理学的体制化发展。
1921年8月，中国心理学会（PAC）正式成立，张耀翔担任第一任主席。1922年1月，中国第一份心理学杂志《心理》出版，张耀翔担任杂志的主编。
对于心理学，张耀翔与王国维有着某种共识。作为一位心理学家，必须能够整合历史与文化，东方与西方。尽管张耀翔的主要著述仍然是关于冯特的科学心理学，但是他抱有一种期望，那就是能够发展我们固有的中国文化心理学。
非常遗憾，张耀翔的心愿并没有被他的后继者们所理解，这个期望也从未能真正的实现。对于这位中国心理学的开创者来说，随后的发展可谓是喜忧参半。作为西方新科学的心理学是被引进了，并且也获得了发展，尽管经常伴随着政治运动的冲击。于是，我们获得了一种来自西方的新的“心理”，但是却忽视或几乎也丢弃了自己的“心”的意义和内涵。我们获得了一种来自西方的新的“心理”，但是却忽视或几乎也丢弃了自己的“心”的意义和内涵。
我在完成了心理学博士学位之后，仍然是在高觉敷先生的指导下，曾用近2年的时间，采访了23位资深的中国心理学家，想通过他们的经历，来获得对于中国心理学形成与发展的理解。实际上，这是受Richard I。 Evans先生的影响。我读过他的许多书，并且曾写信给他，表达我对中国心理学形成所做研究的想法。我把这个项目称之为“中国心理学的形成”（the making of Chinese psychology），通过采访真实感受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心理学及其发展，逐渐获得了心理学中国文化的内涵与意义。
二、文化的内涵：中国的“心理学”
在我们汉语中，西方的“psychology”被称之为“心理学”，用了这样三个汉字“心”、“理”和“学”，其中“心”是本义所在，“心意”是根本。
当我对中国文化中“心”的内涵进行探索的时候，发现了中国文化中所固有的心理学意义，以心为本的心理学的意义。当我们强调以心为本的时候，也包含了对心的概念与身体之密切联系的关注。这是一种注重体验、注重体现、注重身心整体意义的心理学取向。中国的心，与西方的mind，甚至是希腊哲学中的灵魂——nous都不尽相同，尽管人们常用西方的mind或nous来翻译中国的“心”。
我曾从三个层面来阐释我们中文的“心”及其内涵。首先是心的生理学水平，它不仅是表示“心脏”的符号，而且是一种藏象，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中医经典《素问·灵兰秘典论》中称之为“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次是心的心理学水平，我们的“心”可以用来表示思想、情感、意识，乃至态度、性格和意志，正如《礼记·大学疏》所讲：“总包万虑谓之心。”《管子·心术》中也说：“心也者，灵之舍也。”再者，我们的心也可以为“道之本原”，或“天地之心”。《释文》中有注曰：“心，或作道。”《易经·复卦》中有：“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而中国哲学所强调的一种整体观，犹如格式塔心理学的基本主张，当个体组成整体的时候，便会涌现一种整体的意义。中国哲学所强调的是一种整体观，犹如格式塔心理学的基本主张，当个体组成整体的时候，便会涌现一种整体的意义。而我们中国的“心”，也就同时包含与整合了这三种水平，具有超越性的意义。
当人们关注心理学的“心”的时候，对其中的“理”往往是“忽视”的，大多认为那只是一个附带的标示学术、学科或理论的说明与注解，没有任何特别的意义，因为“物理学”、“生理学”或“地理学”等，也都有这类似的“理”字。
但是，不管在西文中，类似的“ology”是否有专门的心理学的注解或意义，那么至少是在汉字和汉语中，这“理”却意义非凡，包含着绝妙的心理分析的意义与作用，尤其是与“心”相联系的时候。
我们的《说文解字》中将“理”注解为：“治玉也。从玉、里声。”同时，《说文》中称“玉”为石之美，赋予其“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鳃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桡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洁之方也。”于是，“理”中含“玉”，也就包含了特有的玉之心性。
“理”也可以表示“操行”、“仪表”。《礼记·祭义》：“故德辉动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乎外，而众莫不承顺。”郑玄注：“理，谓言行也。”又《乐记》：“理发乎外，而民莫不承顺。”郑玄注：“理，容貌之进止也。”于是，在这“理”中，心理与行为也是同一的。
若是将“理”与“ology”相比较的话，那么其特色还在于其充满活力与动性，与西文ology的单纯词性有着不同的意味。在我们汉语中，“理”为“治玉者”，已经包含了徐徐动态。而“理”亦可为“操作”、“从事”，如《礼记·月令》中的描述：“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毋悖于时。”“理”亦可为“治理”、“管理”，《吕氏春秋·劝学》中称“圣人之所在，则天下理焉”。同时，“理”也可为“操习”、“温习”，《韩非子·忠孝》中有说：“世之所为烈士者……为恬淡之学，而理恍惚之言。”同时，我们“理”也含有“料理”和“医治”的内涵，《新唐书·柳公绰传》中更有“医之上者，理于未然”的美谈。
《王国维文集·释理》中称“然则所谓‘理’者，不过谓吾心分析之作用，及物之可分析者而已矣”。由此可见，这“理”在与“心理学”相组合的时候，本身也已经具有特殊的心理内涵。
“心理学”的“学”字及其意义，在英文是包含在了“ology”中，而汉字的“学”，则同样包含了十分特殊的意象。
我们的“学”（學）字本来包含着与《易经》有关的意象，上面是双手持爻，呈现的恭敬与神性，下面是受保护的学习者，有启蒙自觉的含义。孔子说：“洁净精微，易之教也。”《易经·系辞》云：“圣人以此洗心。”这便是“学”中所包含的心象。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学”释为“觉悟”。段玉裁给出进一步的解释，认为“学所以自觉，下之效也；教人所以觉人，上之施也，故古统谓之学也”。
方以智在其《通雅》中，对“学”字有这样的阐释，他认为学（學）、教、觉（覺）俱从“爻”，学字本于孝声，生于觉孝；并且认为学乃觉悟，“心外无物，物外无心”。觉中含悟，而“悟”字也从吾从心；皆属心学传统，也凸显学中之心。
于是，我们的“心-理-学”，本来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并非仅仅是西方的舶来品或单纯的翻译。我们的“心-理-学”，本来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并非仅仅是西方的舶来品或单纯的翻译。这种深刻的文化内涵，也将在整个心理学未来的发展中，呈现其固有的意义和影响。
三、未来与期望：中国文化心理学
我同意黎黑（Thomas Leahy）的观点，我们的心理学作为学科，并非仅仅是冯特单一的创造，冯特所创建的只是意识心理学的体系，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心理学体系，以及威廉·詹姆斯的适应心理学，同样都属于心理学的奠基性创造。
而在这三种创立中，也包含了三种不同的范式，不同的学术背景和科学观。比如，冯特的实验生理学基础，弗洛伊德的临床医学和个案研究，以及威廉·詹姆斯的进化论心理学应用等。
若是我们把心理学视为一种开放性的体系，那么也就不必局限在冯特的框架之内。同样，就当代心理学的发展来说，我们也应更加关注东西方心理学的整合，更加关注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意义。就当代心理学的发展来说，我们也应更加关注东西方心理学的整合，更加关注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意义。
我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两篇文章：《心理学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与心理学》；前者侧重从心理学的视野来看中国文化，从中国文化中来体验心理学意义的存在，进而发挥中国文化中所固有的心理学的精神与思想。后者则倾向于从中国文化来看心理学；来看我们中国文化对西方心理学，乃至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或者说应该具有的影响，因为其中所表述的，也正是我们所要努力的，或者说正是我们将要努力的方向。
在我看来，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心理学及其发展，不应局限于西方心理学在中国的传播，而且应关注中国文化本身所赋予的心理学意义，所能够提供给心理学及其发展的资源。20世纪80年代，当考西尼（R。Corsini）主编《心理学百科全书》的时候，已经为“东—西方心理学”撰写了一个词条。强调了东方思想对于整个心理学发展的意义和影响。
实际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心理学史家墨菲（G。Murphy）便已经开始关注东方的心理学思想传统。随着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兴起，以及与此有关的人类潜能运动、东方的禅宗与道家思想迅速在西方传播。我曾考察了70年代后期以及80年代出版的《人格心理学》专著，“东方心理学”开始成为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的章节。比如，霍尔（Calvin S。 Hall）与林哲（Gardner Lindzey）在其经典性的《人格心理学》新版的时候（前言，1978年）提出，“由于人们对东方思想日益增长的兴趣，我们认为有必要提供有关东方人格理论的内容，以及论述这种人格理论对西方心理学的影响”。于是，霍尔与林哲专门邀请后来以“情感智力”而闻名的东方心理学家高尔曼（Daniel Goleman），撰写了其中的第10章：“东方心理学”。
能够称的上智者的心理学家如荣格，如马斯洛，如弗洛姆，无不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接触，也都直言不讳从中所获得的灵感。我曾经读过一本《爱默生与中国儒学》的书，令人感叹不已。西方智者如爱默生，竟然与中国文化有着如此内在的联系。于是我告诉自己，我之所以如此喜欢爱默生，大概也是因为我们有这种内在的接近吧。我们也会看到《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的专著，作为近代数学大师，计算机原理的奠基者，竟然如此热衷于中国的《易经》，并且从中直接获得灵感，同样让人感叹和羡慕。相同的故事还有许多。那么心理学中也是如此，能够称的上智者的心理学家如荣格，如马斯洛，如弗洛姆，无不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接触，也都直言不讳从中所获得的灵感。
那么，这些西方的心理学家们，他们从中国文化中获得是什么呢？中国文化对于我们当代心理学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吗？
那么仍然用荣格及其心理学作进一步的说明。在荣格看来，中国文化中包含着一种特殊的科学体系，主要表现在《易经》中：“《易经》中的科学不是以因果关系为基础的，而是以我临时称之为共时性的原理（这种原理目前仍然很难命名，因为我们对其所知甚少）为基础。长期以来，我对于无意识心理学过程的研究，促使我要寻找一种新的解释原则，因为单纯的因果关系原理，并不足以用来解释无意识心理学的一些重要现象和突出表现。”
荣格所描述的这种共时性原理，在今天的复杂性系统理论中被重新发现和认识，必将影响到未来心理学发展的方法论和实际研究。比如，约翰·霍兰（John Holland）在其《涌现：从混沌到有序》一书中，就呈现了这种新的发现及其对心理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比如，鲍威尔（William T。 Powers）在其《感觉控制论》中，同样呼吁心理学界应重视共时性和复杂性的心理学方法论意义。
在第二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上，国际分析心理学会秘书长乔·凯布雷（Joe Cambray）专门总结了荣格所学到的中国文化中的共时性思想，以及这种共时性思想与当代复杂性系统理论的内在联系，及其对于荣格心理学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历史发展到今天，似乎只有一种被称为“复杂性系统理论”的科学新思潮可以反映当今时代的特性。这是一种建构理论的方式，它超越了诸如物理学、生物学或经济学等古典学科。
凯布雷认为，共时性体验的许多特征，甚至是中医学的一些原则，在当代科学的背景下，都可以作为某些形式的心理突现来重新考虑。因此，常被视为毫不一致的中国思想和西方科学，实际上有意义非常深刻的联系点。常被视为毫不一致的中国思想和西方科学，实际上有意义非常深刻的联系点。凯布雷说，“我们正在转向一个新的探索模式，而这一模式将会超越西方经典科学的领域。共时性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源自荣格对世界上最古老的著作《易经》的阅读，我认为，在最前沿的科学发展的帮助下，这一观点将会受到更全面的赞赏”。
国际分析心理学会主席默瑞·斯丹（Murray Stein）也十分重视中国文化中所包含的科学元素、共时性与复杂性系统，以及对于我们当代心理学发展的意义。他曾在其《中国文化对荣格及其心理学理论的影响》报告中，作了这样的总结：《易经》的内在结构建立在共时性原则而非因果关系原则上，而这一点，对于荣格来说，直接影响了他的心理学研究和临床治疗工作。实际上，不仅是研究和著述，在实际的日常生活中，荣格也身体力行，体现《易经》的智慧和“道”的意义。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渗入到了他生活的每一天及他的心理学理论的方方面面。
最近十几年来，茄德纳（Howard Gardner）的智力新理论一直是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最重要的理论发展之一。茄德纳本人是目前美国认知心理学的主要代表，但他的研究和理论，以及他目前研究与发展的方向，皆表现出一种对于中国文化心理学的呼应。他本人曾于1987年访问中国，随后不久他在美国《今日心理学》上发表了《我们应该从中国学习教育吗？》一文，详细描述了他所感受的中国文化及其影响。1989年，他出版了《敞开心灵：中国对解决当代教育困境的启迪》一书，更加全面地论述了他从中国文化中所获得的心理学意义。
高尔曼（Daniel Goleman）曾经在茄德纳多元智力理论的基础，进行关于情感智力的研究，并且于1995年出版了《情感智力》一书，引起世界范围的广泛影响。高尔曼一向被认为是“东方心理学家”，他曾经深入地研究佛教心理学，对于中国文化，尤其是道家的心理学思想传统尤为倾心。
黑尔曼（James Hillman）是当代“原型心理学”的主要发展者，其著作等身，多有真知灼见，影响深远。我曾与他有所交往，听他本人的演讲应该说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对于中国文化，对于所受中国文化的影响，黑尔曼从来都是充满感慨与感激。正如他本人所说，那中国的太极图就是一种永恒的原型，永远都散发着启迪人心的灵光。
可见，中国文化心理学，中国文化中所包含的心理学意义，对于当代心理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我们中国之“思”所包含的原型意象，其中包容了头与心，心与身，意识与无意识，因果律与共时性……我们中国之“思”所包含的原型意象，其中包容了头与心，心与身，意识与无意识，因果律与共时性……这是一种思维的心，也是一种新的思维，体现着心理学的整合，以及心理学的未来与发展。
答问
“提问”我来自意大利。很高兴你提到意大利学者对于在中国传播西方心理学思想的早期影响。我想问的问题是，你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对于当代西方心理学发展的影响，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
“申荷永”多谢您的提问。我刚从罗马归来，是参加那里的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大会。每次到罗马都会有深刻的感受，这是与读书所获得知识完全不同的感觉。可以说，罗马依然有她的特殊的影响力。中国文化亦然。就过去来说，我们知道莱布尼茨曾热衷于中国文化，尤其是与《易经》有关的研究。斯宾诺莎的思想传达着浓厚的东方色彩。即使是来自意大利的利玛窦和艾儒略，在他们为中国带来西方近代知识的同时，也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了中国文化及其影响。最典型的还有来自意大利的马可·波罗。
我用了荣格的例子，因为在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体系中，不管是其理论还是临床方法和技术，都包含着中国文化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所产生的实际作用。就中国文化对于当代西方心理学的影响而言，我也举了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代表弗罗姆、当代认知心理学的领军人物茄德纳、情感智力理论的建立者高尔曼，以及原型心理学的创立者黑尔曼等，他们都热衷于中国文化，在他们的理论和研究中，也包含着中国文化的元素。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对于当代西方心理学发展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最近几年，我在阅读有关复杂性和涌现理论著述的时候，感觉到这新兴的方法论思想中，同样是包含与传达着中国文化的精髓。易经的智慧、道家的思想、儒学的传统、禅宗的心法，都必将影响到所有当代心理学的研究与发展。易经的智慧、道家的思想、儒学的传统、禅宗的心法，都必将影响到所有当代心理学的研究与发展。
“提问”大家都知道荣格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马斯洛和弗罗姆等也是，因为他们都比较重视文化和社会因素，或可以称之为人文心理学家。你刚才提到的茄德纳，属于认知心理学的代表人物，他又是如何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呢？
“申荷永”是的，本来大家都以为精神分析或人本主义取向的心理学家，容易接受中国或东方的思想。这样也就给人一种印象，坚持“科学”或“西方科学”的心理学家们便不会太多的关注中国文化。其实不然。只要你来到中国，只要你认识了中国文化，就自然会受其影响。茄德纳也是如此。他在1997年来中国做访问研究，我与他相处两个月左右，帮他和他夫人做翻译。我提到的他的论文《我们应该从中国学习教育吗？》描述的正是我们一起的经历。从他著作的标题《敞开心灵：中国对解决当代教育困境的启示》中，便已充分表明了他所接受的中国文化的影响。
中国文化包含着一种固有的科学思想和科学体系，比如易经中所包含的共时性，只是不被僵化的西方因果关系的科学思想所能理解。半个多世纪以前，热衷于中国文化的荣格常遇到这样一种挑战性的提问：既然中国文化充满智慧，那么，为什么中国又没有产生科学呢？荣格的回答是，中国文化包含着一种固有的科学思想和科学体系，比如易经中所包含的共时性，只是不被僵化的西方因果关系的科学思想所能理解。尽管当荣格这样说的时候也并不被重视，那么，到了涌现和复杂性系统理论逐渐成为主导性方法论思想的今天，荣格对于中国文化及其科学思想的理解就具有了新的意义，茄德纳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和接受也应带给我们更多的启发。
“提问”你提到的“东西方心理学”，有特定的含义吗？
“申荷永”按考西尼主编的《心理学百科》（1984）来说，这东西方心理学更多的指西方心理学家对东方思想的探索。这种提法曾一度深深吸引着我。很多年前，当我从网上搜索该词条的时候，被引向的是美国加州整合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Integral Studies）。我曾在那里做客座教授，讲授“以心为本的心理学，寻找心理学之心的意义”（Psychology of the Heart and the Heart of Psychology）。那么，就用加州整合学院Leland van den Daele博士的一段话来帮助回答吧，他曾负责那里的东西方心理学专业，这段话是他在第一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的开幕致辞中说的：“（第一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是东西方心理学探索的一个里程碑。这次会议是对中国学者们的呼吁，要对中国文化中丰富的象征与心理的意义有所觉察并获得一种足够的认识。同时也给与西方学者们一种机会，来检验他们的知识与概念。通过对话，一种真正的国际观点将会出现。一种对于一半世界有效的心理理论，也只能是半个理论。”
“提问”你在报告中提到一种新的心理学史观点，关于心理学的三种创立。对此你能进作进一步的解释吗？
“申荷永”谢谢你的提问。心理学的三种创立，在冯特1879年建立实验室创立实验或意识心理学之外，加上弗洛伊德所创立的无意识心理学，一般以1880年安娜·O的个案算起；以及威廉·詹姆斯所建立的适应心理学体系，既可以从他1875年在哈佛大学建立的实验室算起，或从他的经典著作《心理学原理》（1890）算起……这是源自黎黑的一种学术观点。我在1984年参与翻译了他的《心理学史》，深受他的著作和思想的启发。
这样的一种观点，更加符合心理学以及心理学发展的历史与事实。俨然是一种三足鼎立的意象，或者是描绘出了心理学的三条源头活水。因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及其无意识心理学探索，并非是受冯特心理学学说的影响，而属于独立的创造。威廉·詹姆斯也应获得同样的历史地位。
于是，在这样的一种观点中，也包含了一种开放性的学术态度，一种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过去和历史的视野。如此态度的转变和视野的开阔，也就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历史研究的意义。
“提问”很高兴听到你的精彩报告，你不仅阐述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心理学及其发展”，而且呈现了中国文化中的心理学及其意义，两者都十分重要，具有启发意义。你提到曾用访谈研究的形式，探索“中国心理学的形成”，能再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吗？
“申荷永”多谢！我是在完成心理学的博士论文之后，用了1年多的时间，对我们国内的20余位资深的心理学家，他们大都到了80岁左右的年龄，进行了访谈性的研究。除了我的老师高觉敷，他在20世纪20和30年代，翻译引进了弗洛伊德的主要著作，同时，西方的大部分心理学理论，比如格式塔心理学，也都是由于他的翻译、介绍和评论被引进中国学术界的；还有潘菽，他是中国心理学界的主要领袖人物；周先庚，他在20世纪30年代已享誉国际心理学界；陈立，曾师从斯皮尔曼研究心理学；左任侠，直接接触皮亚杰来研究心理学；以及吴江霖，F。阿尔波特的博士等。这基本上可以代表中国心理学正式形成的过程中的主要贡献者。听他们讲述心理学的研究与治学经验，以及心理学对于他们生活的意义和影响，着实是十分难得的机会。其中所受的启发，也包括了对“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心理学及其发展”的探索，以及中国文化中的心理学及其意义的反思。所以，我今天的报告，依然获益于这些被采访的老师们的教诲和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