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1993年的秋天，我在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的图书馆里，看到了一本题名为《金花的秘密》的书，其副标题为“关于生命的中国之书”。身在异方的国度，才加强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意识，这是我当时的切身体会。因而，对于任何能够与中国文化有关的事物，对我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于是，我便开始读《金花的秘密》，就在这种研读与思考的过程中，我也在其中发现了荣格心理学的秘密，发现了荣格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联系。
一、荣格与卫礼贤
1994年8月，以主席托马斯·科茨（Thomas Kirsch）博士和名誉秘书长默瑞·斯丹（Murray Stein）博士为代表的国际分析心理学会（IAAP），对中国进行了正式的学术访问。在华南师范大学所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托马斯·科茨博士提出，就荣格心理学思想的形成而言，卫礼贤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弗洛伊德或其他任何人。实际上，荣格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就在其《金花的秘密》中，荣格这样说道：“事实上，我认为卫礼贤给了我无限的启迪，我所受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人……”而卫礼贤所给予荣格的启迪，也就是中国文化对于荣格的启迪；卫礼贤对于荣格的影响，也就是中国文化对于荣格的影响。所以，我们也就从这里入手，来探索“荣格与中国文化”的意义。
卡尔·荣格是继弗洛伊德之后最有影响的精神分析学家，1912年与弗洛伊德分裂之后，他创立了“分析心理学”（analytical psychology），实际上已经是在经典精神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立的心理学体系。他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他的原型理论，他的情结理论，他的人格类型理论，以及他的分析心理系体系，对于当代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对于当代整个人文与社会科学，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卫礼贤（又名理查德·维尔海姆，Richard Wilhelm
1873～1930）是国际著名汉学家。卫礼贤是德国人，但是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余年。他1899年来中国，在青岛任教，从事于教育和慈善事业，1920年始回德国。但1922年又返回北京德国大使馆工作，并在北京大学任教。卫礼贤在中国期间，曾与康有为有交往，与清末学者劳乃宣相识颇深，并在劳乃宣的帮助下，着手翻译《易经》，于1922年在德国以德文出版。卡尔·荣格曾为该书的出版撰写了序言，并称其为卫礼贤一生最伟大的贡献。
荣格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结识卫礼贤的，那正是荣格自己在其心理学的研究中最为关键，同时也是最为艰难的时期。与弗洛伊德正统精神分析的分裂，使得荣格面临来自许多方面的压力，他希望自己能够有一种理论的根基，来帮助他整理自己的研究，使他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气，来抗衡他所面临的压力。荣格曾专门邀请卫礼贤到苏黎士，在其主持的“心理俱乐部”中，介绍与评论中国的《易经》，介绍与讲解中国文化。荣格与卫礼贤广泛地谈论了中国的哲学和宗教等问题，使荣格所感到惊讶的是，当荣格向卫礼贤介绍他自己对于无意识心理学所研究的结果时，卫礼贤并不感到惊奇。因为对于卫礼贤来说，所有西方无意识研究的发现，早就已经存在于中国古老的文化之中了。或者说，荣格以及弗洛伊德所致力与探求的潜意识心理学，正是中国文化思想中所包含的东西。所有西方无意识研究的发现，早就已经存在于中国古老的文化之中了。或者说，荣格以及弗洛伊德所致力与探求的潜意识心理学，正是中国文化思想中所包含的东西。
荣格自己曾有过这样的表达：“卫礼贤一生所从事的工作，对我来说是如此的重要和具有价值，是因为他为我解释与证实了我过去一直在追求、在思考、在向往以及在从事和研究的东西”。荣格说，“卫礼贤的工作，给我们带来了中国文化的基因，给我们带来了一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世界观的中国文化基因”。这是荣格对于卫礼贤工作的理解，也是荣格对于中国文化的向往。在荣格看来，卫礼贤的成就与贡献，完全可以和法国的Anquetil du Perron相比拟。Anquetil du Perron把印度的《奥义书》翻译引进了欧洲；而卫礼贤，似乎同样是被欧洲的精神或灵魂所选择，给西方带来了中国的《易经》，带来了东方的新的希望。荣格在其纪念卫礼贤的文章中说：“这是卫礼贤自认为所全力投入的一种文化使命，他认识到，对于满足我们灵魂的需求，东方可以说是一个宝贵的源泉。”
荣格深深敬佩于卫礼贤的“汉学”，以及他对中国哲学，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荣格说，“我甚至不能用‘影响’一词来描述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与卫礼贤的关系，因为实际上，卫礼贤是被中国文化所征服了，被同化了”。在其自传《梦·回忆·思考》中，荣格曾这样来描述他对于卫礼贤的印象：“我见到威廉·卫礼贤时，他不仅在写作和说话上，连举止看上去都完全像个中国人。东方观点和古代中国文化，已一步步深入到他的内心深处。”面对这样一位汉学家，面对这样一位汉学家所代表的深远的中国文化，荣格将其作为自己终生的良师益友，也作为自己心理学的深远背景。面对这样一位汉学家所代表的深远的中国文化，荣格将其作为自己终生的良师益友，也作为自己心理学的深远背景。
在卫礼贤去世前的几天，荣格做了一个“梦”：在我的床前，站立着一位身穿蓝色外衣的中国人，双手合十，对深鞠一躬，好像是希望给我一个消息。那也是卫礼贤所希望继续给予荣格的“中国消息”。1930年，当卫礼贤逝世之后，荣格专门撰写了一份悼词。其中，荣格这样来叙述他与卫礼贤的缘分：尽管一位是汉学家，另一位是医生；一位精通中国文化，另一位根本从未到过中国，也不识汉语；……那么是什么使得他们成为终生的朋友的呢？荣格说，“但是我们相遇在人和人性的领域，它超越了学术的界限，而那正是我们接触的地点，碰撞的火花启迪了我，那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件”。荣格认为，卫礼贤通过自己的工作，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得中国几千年的古老文化，能够得以在现代的欧洲传播发扬。荣格说，卫礼贤一旦接触到了“中国心灵”的秘密，他也就在其中为我们发现了一份珍贵的礼物。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荣格将自己称作卫礼贤的学生，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的学生。通过卫礼贤，荣格接触并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的熏陶和培养。
二、荣格与《金花的秘密》
《金花的秘密》一书，是由卫礼贤与荣格合著而成。该书的主要内容，是卫礼贤对中国古文献《太乙金华宗旨》和《慧命经》的翻译及注释，以及荣格为该翻译所做的心理学的评论。这是荣格与中国文化的直接接触，是理解荣格与中国的一把钥匙，同时也是理解荣格心理学的一把钥匙。
在我的理解中，中国文化是一种充满了心理学意义的文化；这种心理学的意义，具体而生动，表现着一种实在的生活的价值。中国文化是一种充满了心理学意义的文化；这种心理学的意义，具体而生动，表现着一种实在的生活的价值。卫礼贤和荣格，都是对中国文化有着独到见解的西方学者，他们把其合著的《金花的秘密》，称之为“中国生命与生活之书”，也便代表了他们对中国文化之理解的一个侧面。而这里的“生命与生活”，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心理学”。Cary F。 Baynes在《金花的秘密》一书英译本的前言中写道，“心灵必须依赖于科学，将其作为现实世界中的向导；而科学也必须转向心灵，来寻求生活的意义。心灵必须依赖于科学，将其作为现实世界中的向导；而科学也必须转向心灵，来寻求生活的意义。这就是《金花的秘密》所展现的观点。通过卫礼贤和荣格的共同努力，我们第一次有机会来理解和欣赏，能够在各个方面来满足我们的东方的智慧。在《金花的秘密》中，这种东方的智慧脱离了形而上学的描述，而置之于心理学的体验之中”。
在《金花的秘密》的德文原版中，荣格的评论被放在该书的前面，然后是卫礼贤对翻译的注解，然后是翻译正文；后来在英译本中，荣格建议译者将原作放在前面，其次是卫礼贤的翻译注解，然后是荣格的评论。而Cary F。 Baynes 1931年的英译本，则是在荣格及其夫人的直接帮助下进行的。
在《金花的秘密》的正文前，卫礼贤还专门撰写了“原文的心理与宇宙观”，以及“本书的起源”，对书中“太乙金华宗旨”和“慧命经”的来源及其演变做了详尽的介绍。卫礼贤在其中也阐述了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看法，从老子、庄子和吕洞宾，来叙述了《金花的秘密》的思想渊源；并且分析了佛学与道学的相互影响，以及同以《易经》为基础的儒学与道家的关系等。在卫礼贤和荣格的心目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与儒家，以及与佛家，都是相同而融合的；因而，在书中对“道”分析的同时，卫礼贤和荣格还分析了“阴阳”和“太极”，以及《易经》中的“八卦”及其象征。
《金花的秘密》本身，对于荣格自己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38年，当《金花的秘密》德文第二版出版的时候，荣格在其序言中说：“我的已经去世的朋友，本书的合作者理查德·卫礼贤将本书的原稿送给我的时候，正是我自己的研究和工作处于最为关键的时刻，它对于我自己的研究尤为重要，正可谓雪中送炭。那是在1928年，我从1913年开始研究集体无意识，但是所研究的结果在许多方面不能令人满意。我曾为此向诺斯蒂教等寻求帮助，但是都不能够如愿。卫礼贤送给我的这本书稿，帮助我从这种困境中走出。其中正包含着我在诺斯蒂教中长时间寻找，而劳而无获的东西。这样，这本手稿，至少是在这一阶段，为我提供了来发表我的一些关键研究结果的好机会。”荣格在其自传中还说，“1929年，我与卫礼贤合著了《金花的秘密》，只是在我的思想和我的研究达到了关键之处时，就是说接触了自性的时候，我才再找到了重返这个世界的归路”。
借助于对卫礼贤的翻译的评论，在《金花的秘密》中，荣格全面展现了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实际上，他的评论，几乎占据了全书二分之一的内容，同时也构成了《金花的秘密》一中书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在荣格的理解中，“金花”是对道家练功时，通过静坐和沉思，在体内出现的一种神秘光感，其会导致一种精神的顿悟，一种智慧的升华。金花也就是道家的“内丹”，这是一种特殊的心理或心灵现象；而金花的秘密，也就是人的心灵的秘密，是人的真正内在生命的秘密。在其独特的评论中，荣格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一个欧洲人面对试图理解东方时的困难”。荣格提出，尽管西方有科学和逻辑，但是东方，教给了我们另一种更为广泛，更为深刻，以及更高层次的理解，那就是通过，或者说是透过生活的理解。荣格提出，尽管西方有科学和逻辑，但是东方，教给了我们另一种更为广泛，更为深刻，以及更高层次的理解，那就是通过，或者说是透过生活的理解。因此，荣格提出了他所阐述的第二个问题——“当代心理学为理解东方，提供了可能”。在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中，都必然包含着深刻的心理学的意义，而从心理学入手，也就能够对于文化的理解，提供独到的视角。在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中，都必然包含着深刻的心理学的意义，而从心理学入手，也就能够对于文化的理解，提供独到的视角。在此基础上，荣格着重分析与评价了“道”和“太极”的概念，以及“道”的现象和思想。在其评论的结语中，荣格说：“我的评论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在东方和西方之间进行心理学理解的桥梁”。是的，在《金花的秘密》中，荣格和卫礼贤是用一种心理学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文化的，这里所给人的启示是，从心理学的角度，以心理学为背景，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因为在我的理解中，中国文化本身，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心理学的意义和价值。
三、荣格与中国文化
通过卫礼贤，通过《金花的秘密》，荣格与中国文化已经是结下了不解之缘。1995年8月，我曾受邀参加在苏黎士举行的第13届国际分析心理学会议，就“荣格与中国文化”作学术交流，受到与会者的关注。中国文化对于荣格和荣格心理学，对于荣格分析心理学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都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和作用。荣格本人，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充实与完善了自己的心理学理论；同时，他也对于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尤其是在西方心理学界的传播，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荣格曾为卫礼贤翻译的《易经》写序，同时也曾为日本铃木大拙的《禅宗导论》写序，为《金花的秘密》的英译本写序等。就出现在心理学界的西文中国文化著作而言，其中许多都会与荣格发生关系，或是由荣格撰写序言，或是有荣格的评论，或是作者会引用荣格的理论和思想。这实际上已是表明，荣格属于国际心理学界的“中国文化权威”，是西方社会中，以及国际心理学界中国文化的推崇者和转播者。
荣格在其自传《回忆·梦·思考》结束时，写了这么一段话：“当老子说，‘众人皆明，唯吾独懵’的时候，他所表达的就是我此时所感觉到的。老子是有着与众不同的洞察力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他看到了并体验到了价值与无价值本质，而且在其生命行将结束之际，希望复归其本来的存在，复归到永恒的意义中去。”荣格所引用的应是《老子》第二十章的内容：“……荒兮，其未央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累累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馀，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众人昭昭，我独昏昏；众人察察，我独闷闷。恍兮其若海，恍兮若无所止……”荣格读《老子》，是在体验老子；荣格之与“道”，也是其切身的体验和感受。而“道”，这个中国文化中最为神奇的概念，也是荣格心理学的一种内在的基石。
荣格曾一度隐居于苏黎士波林根他自己设计与建筑的塔楼，身着“道袍”，身体力行于中国道家的“生活”。他认为卫礼贤被中国文化所同化了，而他自己实际上也有了这种认同和实践。事实上，唯有这种认同，唯有这种同化，也才能够有一种真正的理解和真正的体验。“恍兮其若海，恍兮若无所止。”荣格自己的生活本身，实际上已经是道家思想之影响的象征和体现。道是生活，道是一种直接的体验，在这种意义上，荣格对道，有着他自己的特殊理解。道是生活，道是一种直接的体验，在这种意义上，荣格对道，有着他自己的特殊理解。1935年，荣格在其60岁的时候，在伦敦的塔维斯托克诊所，给大约二百名临床心理医师做了关于分析心理学的系列讲座，接连5个晚上，系统地介绍了他的理论和其思想的发展。荣格在其中的“第二讲”，与听众们进行讨论时，讲述了这样一番话：“古代人是极富智慧的人民，心理学可以向古代文明，尤其是印度和中国学到很多东西”。荣格认为，即使是在中国的古代，也有着一种“科学”，而这种科学的逻辑，与流行或西方的因果逻辑是不同的，而这也正是西方人不能够理解东方思想的一个关键。在荣格看来，能够表达中国这种独特原则的就是“道”。
荣格曾讲述过这么一个例子：荣格与麦独孤是朋友，而麦独孤曾经有一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麦独孤曾问他的这个中国学生，“道”这个词的确切意思是什么？荣格说，麦独孤的提问本身，既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西方式的思维方式。麦独孤的学生向他反复解释了“道”的含义，但是麦独孤回答说，“我还是不能明白”。于是，这位中国学生带麦独孤走到阳台上，并问麦独孤：“从这里望去你看到了什么？”麦独孤说，“我看到了街道和房屋，还看到了过路的行人和来往的车辆”。“还有呢？”那学生接着问；麦独孤回答道“还有一座山”。“还有呢？”那学生继续追问；麦独孤说“还有吹拂的风”。这时，那中国学生挥了一下手臂说，“那就是‘道’”。
讲述了这个故事之后，荣格对其听众说，这样，人们终于明白了，“道”可以是任何东西。我把“道”叫做“共时性”。当东方人观察由很多事实组成的集合体时，他们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接受的，而西方人的思维，却是将其分解为很多实体与微小的部分。当东方人观察由很多事实组成的集合体时，他们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接受的，而西方人的思维，却是将其分解为很多实体与微小的部分。
在“道”之生活体验与理解启迪之外，最能说明荣格与中国文化之关系的，要数《易经》了。《易经》作为我们中国文化的代表，作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对于我们中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通过东西方的文化接触和交流，《易经》也对于西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荣格在结识卫礼贤之前，便已经接触了《易经》，那是通过Legge的早期译本，荣格自己还对《易经》进行了心理学的实验。但是，当他得到卫礼贤的译本时，他认为自己才算是真正地开始理解《易经》。在《易经》中，包融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和心灵。在荣格看来，卫礼贤的最伟大的贡献，便在于他对《易经》所作的翻译，以及他为其翻译所作的评论。荣格认为，在《易经》中，包融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和心灵。尽管《易经》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它从未变得陈旧，而是历久而弥新，至少对于那些真正理解《易经》的人是这样。正是卫礼贤，将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带给了荣格，带给了荣格的分析心理学。荣格说，卫礼贤所带给他的这种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不仅仅是通过翻译，而且是通过他本人在中国的切身体验，以及直接接触。荣格是重体验和重实践的，他认为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对于《易经》的理解，也是通过切身的体验。从1920年开始，荣格便自己动手，对《易经》做心理学的实验观察和分析。后来当他邀请卫礼贤在其主持的苏黎士心理俱乐部讲演的时候，荣格曾请求卫礼贤当场演示易经的预测方法，以及《易经》中对人格的分析与描述。在其自传中，荣格提到他与中国学者胡适的接触，也是由《易经》所引起的。荣格问胡适对于《易经》的看法，当荣格感到胡适并不像他那样热衷于《易经》时，荣格曾试图说服胡适来接受《易经》中的“预测力量”和对生活所发生的实际的影响。荣格说，“我们不仅仅是作为旁观的崇拜者，或批评者；我们实际上已经成为东方精神的参与者，因为我们已经成功地体验到了《易经》中潜在的生命力”。
在《金花的秘密》一书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评论：“《易经》中包含着中国文化的精神与心灵，包融着几千年来中国伟大智者们的共同倾注，历久而弥新，至今仍然对理解它的人，展现着无穷的意义和无限的启迪。”这是荣格对于《易经》的理解，以及其对于《易经》之情感的表达。荣格说，“任何一个像我这样，生而有幸能够与卫礼贤，与《易经》的预见性力量，做直接精神交流的人，都不能够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里我们已经接触到了一个‘阿基米德点’，而这一‘阿基米德点’，足以动摇我们西方对于心理态度的基础”。这个“阿基米德点”，是荣格对于《易经》的接受和理解，而这个“阿基米德点”，也正是荣格心理学发展的关键。
《易经》中包含着中国文化的精神与心灵，包融着几千年来中国伟大智者们的共同倾注，历久而弥新，至今仍然对理解它的人，展现着无穷的意义和无限的启迪。在《易经》的序卦中，有“圣人以此洗心”的论述，而这也是我自己对文化之心理意义和作用的一种理解。在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中，除了概念性和知识性的力量之外，其对于荣格和荣格心理学的影响，也在于这种“洗心”的过程。那也是一种体验，一种切身的感受；一种信念，一种身体力行的实践。
诚然，荣格是从中国文化中受到了莫大的启发，这启发有助于他发展自己的分析心理学理论和思想；但是，我们是否也应该从荣格这里获得启发呢？既然作为西方学者的荣格，能够从我们中国的文化中，从《易经》和“道家思想”中，发展出影响深远的心理学理论，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认真地从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吸取心理学的营养呢？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荣格在接受和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对于我们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西方心理学界的传播，作出了积极而重要的贡献。荣格与中国或荣格与中国文化，有着双重的意义，有着潜在而深远的作用和影响。
答问
“提问”你提到1993年在美国南伊利诺伊州爱德华镇所做的自我分析，能够说一下这种自我分析的过程和经历吗？
“申荷永”哦，那么不知道我是否可以说得清楚，我看从哪里开始呢。
1993年是我第一次远行，到达了太平洋的另一岸。还记得当被问及来到美国的最初印象是什么的时候，我脱口而出的，是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尽管看似答非所问，但确实是那次远行最初被触及的内在感动。开始几周，我每天都在大学的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埋头读书。但某种失落也油然而生，那么多书，什么时候才能读的完呢？此时，我也真的是羡慕奥古斯丁，要是能够得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一本书，只读这样一本书，那该多好。
我是骑自行车去学校的，从爱德华镇到附近的南伊利诺伊大学，其中大约有30分钟左右的路程是高速公路（free way），但我是骑自行车在这高速公路上。直到有一天，我被一位开汽车的，挤到了路边。车窗打开，开车的是一位老太太，吆喝我说，你怎么能在这里骑自行车呢？尽管我骑车没有害怕，但可能是吓着了她，高速公路上遇到了骑自行车的。
我告诉她我要去学校，只有自行车，每天都是骑自行车去学校的，已经好久了。
这位老太太打量了我一番，然后说，那你跟我来吧。
于是，这老太太把我带到了一个特殊的路口，下了车，指着前面的一片树林说，这是骑自行车的路，你骑过去，就能到你的学校了。
在这深林的入口处，还真的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自行车道”（The Bike Way）
我试探着推车下了一个大坡，然后骑车慢慢前行。那正是初秋时节，树叶瑟瑟作响，多彩多姿。不远处就是一条小河，一座小木桥。潺潺的溪水流下，与穿越树林的风声和鸟儿的叫声交织在一起，宛如走进了另一个世界。
于是，从那以后，我就很少再去学校。那一片树林和那座小木桥，就成了我书桌和教室。整整三个月，记了厚厚的一本日记，开始了自我分析。
于是，我也找到了属于我的书，这自我分析本身就是一本书，或对于我们心理分析来说，你自己本身就是最重要的一本书。而自然，以及与自然的交流和对自然的感受，也是一本书。
对于我们心理分析来说，你自己本身就是最重要的一本书。而自然，以及与自然的交流和对自然的感受，也是一本书。这便是我当时自我分析的开始和经历。
“提问”你所说的发现了荣格心理学的秘密，指的是什么呢？
“申荷永”那可是“秘密”，不知道是否能说得出来。
就在刚才所描述的那片树林里，在那三个月中，我把从图书馆借的几十部书都还了，只留下了一本书，就是荣格和卫礼贤合著的《金花的秘密》。不过，留下它不是由于作者的名字，而是它的副标题：关于生命的中国书（A Chinese Book of Life）。
在读完《金花的秘密》之后，我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表达，虽未找到“金花的秘密”，但是发现了荣格心理学的秘密，那就是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联系。那么，这种秘密中的秘密，就是共时性（synchronicity）和超越性功能（transcendental function），就是其中所包含的中庸之道和感应心法，执其两端而用其中。这“中”便是意义的涌现，这“中”便是《易经》之中正，这“中正”便是心理分析的核心之所在。这“中”便是意义的涌现，这“中”便是《易经》之中正，这“中正”便是心理分析的核心之所在。
“提问”我们都知道荣格十分喜欢《易经》，那么有关《易经》对荣格的影响，包括你刚才提到的“中正”，你能做进一步的解释吗？
“申荷永”我们知道《易经》的基本结构是八卦，乾、坤、巽、震、坎、离、兑、艮，八卦叠加为六十四卦，每卦有六个爻组成，分为上卦和下卦，或内卦与外卦。《易经》的“中”，便指这下卦或上卦的中间一爻，二或五。而“正”与“位”有关，如一、三、五为阳，二、四、六为阴。但是，这“中”与“正”，也正是中国文化思想的精髓所在，是充执厥中的中，也是中庸的中，是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中。荣格所注重和强调的两极张力，第三种水平或超越性功能，也便是这“中”的体现。
借用我们《中庸》的一段话：“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易经》文言在阐释乾卦之九二爻时用了“言信行谨，闲邪存其诚”。于坤卦之六二则有“敬以直内”和“义以方外”，包含了中国治学的诚敬之道。我想，荣格也是从中获益匪浅的。《易经》对于荣格来说，犹如获得了其“阿基米德点”，足见这种影响是何等的广泛而深远。
“提问”作为中国的心理学家，你如何看待东西方文化或东西方心理学的差异。
“申荷永”若是把冯特所建立的实验或科学心理学作为西方心理学的代表的话，那么这是以“心理物理法”和“生理心理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学科体系。而东方的心理学，若是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话，那么则是我所称之的“以心为本的心理学”。
就无意识层面的心理学体系而言，西方注重的是感性认识和理性分析，如经典的精神分析，而东方注重的是体验，是感悟。从体验中可以获得悟性认识，正如道家的心斋和禅宗之明心见性后的觉悟，这正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内容，也正是西方的“分析”所缺乏的。韩非子曾有言：体道则其智深，其智深则其会远，其会远则众人莫能见其所极。于是，体验和体会中，都包含着可以注入心理分析的中国文化的思想。在我们所注重的体验和体会中，也融会了感性和理性，我们可以称其为悟性，悟性中包含了整合性的认识作用。在我们所注重的体验和体会中，也融会了感性和理性，我们可以称其为悟性，悟性中包含了整合性的认识作用。
荣格说西方的心理学为理解东方文化提供了有力的参考，而且东方文化为西方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帮助。东西方文化，包括东西方文化中的心理学意义，既有明显的不同，又有潜在的一致性。作为其不同，可以成为我们相互学习的理由，我们可以通过学习与交流来相互补充；作为其潜在的一致性，可以作为我们共同努力与探索的目标。这正如分析心理学的目的，追求一种对人类心理的整合性的理解，并且致力于促进这种整合性的发展。
“提问”作为中国的心理学家，中国的心理分析学者，你觉着目前最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尤其是荣格分析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而言。
“申荷永”就荣格分析心理分析在中国的发展而言，我认为这是一种双方的需要。中国需要发展心理学，尤其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心理学。我一向把心理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学科，就我们的临床工作而言，若是你想帮助一个人，那么，你就需要了解和理解你所帮助的来访者成长过程中的文化与社会背景。同样，正如荣格本人曾经在中国文化中所获得的启迪与感悟，包括《易经》和儒学、道家哲学和禅宗思想等，这些中国文化的源泉，仍然可以为我们当代的心理学，尤其是荣格分析心理学的发展提供帮助和滋养。《易经》和儒学、道家哲学和禅宗思想等，这些中国文化的源泉，仍然可以为我们当代的心理学，尤其是荣格分析心理学的发展提供帮助和滋养。
同时，就我们目前所需要的帮助而言，希望国际分析心理学会和诸位心理分析师，能够为我们提供心理分析体验与进修的机会，提供专业的帮助和督导。我们也希望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论坛能够继续下去，在彼此的交流中共同发展。
附第一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后记
心神感应，自然而然
为期5天的“第一届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圆满结束，当帷幕徐徐落下的时候，积蕴的情感亦然在酝酿，亦然充满着这诺大的会场，承载着这特别的5天的相聚，凝结成一个完美的记忆。
在会议开幕时的“引言”中，我曾经解释了会标“思”的设计与内涵。实际上，在这构思与设计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故事，一个自发展现出来的故事，一个关于“心神感应”的故事。
我最初的思路，是想用《易经》之咸卦的卦象来设计会标，所表达的意思也与爱诺思基金会主席的贺词不谋而合：真正的会议应该能够开启具有无限意义的相互交流与理解的体验，真正的会议能够超越会议的表面形式，而在人们的交流与理解之中产生真正的意义。
于是，在会议之前，我曾邀请几位研究《易经》以及美术设计的朋友，在家里一起讨论这“咸卦”的设计。《易经·咸·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则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同时，我曾把这咸卦之“感应”翻译为“Touching by the heart and response from the heart”，因为汉字感应（應）之中皆有“心”为主体，并且把这“感应”作为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第一原理。
但是，把“咸卦”的六爻化为一种会标的设计也并非易事，我们后来采用了“思”的设计。不过，这“咸卦”之感应的意象已经出现，并且逐渐体现在了我们会议的过程中。
首先，是在会议之前，我与几位朋友共同讨论“咸卦”与“思”之会标设计那天，富有兴趣的讨论持续到了午夜时分，我左脚的拇指偶然间阵阵疼痛，使我联想到这“咸卦”之初爻初显——“咸其拇”，但当时纯属个人体验，也并未说出。
会议的第一天，约翰·比贝代表国际分析心理学会做主题发言，吸引了全体与会的学者；下午我们一起走去宾馆，他在上楼梯的时候，抬脚“不慎”，小腿磕碰受伤。我在搀扶他的时候，联想到了“咸卦”之六二爻——“咸其腓”，心中还念叨竟然如此之巧合，但仍然并未声张。随后，傅剑平教授做了关于《易经》的报告，同样吸引了众多的国内外学者。我们一起参观六祖慧能的“国恩寺”，与会的国内外学者同在那里的斋堂共进午餐。而就在午餐的时候，傅剑平从坐的椅子上翻倒过去摔到了地上……此时，由于傅剑平也知道我们一起讨论“咸卦”之感应设计的背景，于是我也就脱口而出：“你看，这咸卦的第三爻”也出现了。咸卦之九三曰：“咸其股，执其随，往吉。”
于是，尽管我们使用的是“思”之整合的会标设计，但是这咸卦之感应，时刻伴随着我们。于是，到了会议结束的时候，那是我们大家相处的第5天，在肇庆“七星岩”的松涛宾馆；下午3点左右，约翰·比贝在做大会的结束发言。当时我协助杨广学教授为约翰·比贝的发言做翻译，一起站在会场的前面。约翰·比贝充满感情地回顾了为期5天的会议，流露着对“分离”的依依不舍……他的情感也影响了整个会场，坐在前排的戴维·罗森和斯坦·马伦等人的眼中已经是充满了泪水……而我自己，为了不至于被那种充满了的感情影响到言语的表达，不得不转过身去以便能有所控制……于是，我对约翰·比贝，以及对着与会者们说，这就是《易经》咸卦之第四爻了——感于心！“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程颐有言：“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故曰：‘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咸卦之第四爻，正为感于心之象征。对此，《易经·系辞》中有深刻的论述，将咸卦第四爻之意义发挥得淋漓尽致，如将其形容为“同归殊涂”，“一致百虑”；“精义入神”，“穷神知化”……
咸为感应，而观“應”（应）字的构成，其中有“雁”之形象；雁为合群之候鸟，有人性，飞行有序，常为“人”形。《说文解字》有云：“雁，鸟也。从隹，从人。”徐鉉等注为：“雁，知时鸟，大夫以为挚，昏（婚）礼用之，故从人。”正如“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虽则千里之外，亦相呼应。元好问曾有传世诗篇——“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欢乐趣，离别苦，是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作者在此词前曾写有小序说，“太和五年乙丑岁，赴试并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旦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予因买得之，葬于汾水之上，累石为识，号曰雁邱。”雁也如此，但愿人也如此。于是，此中亦有感应心法之无限深意，亦有“心神感应”之无限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