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由于战争的需要，八旗旗主们都有着非常大的权力。他们对皇室来说，大多都是亲王，皇帝对他们特别优待，对旗内官兵，他们则是主子，官兵们犹如旗主的私人财产。而且旗主实行世袭制，所以这份财产可以传给子孙。这就像独立王国一样。雍正皇帝登基后，认识到这种制度显然对皇权的集权统治十分不利，因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八旗旗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用都统事务代替旗务
雍正皇帝继位之初，承袭康熙皇帝遗策，任用自己的亲信、兄弟和王公管理八旗事务，如任用康亲王崇安管理正蓝旗三旗事务，任用皇十七弟果郡王允礼管理镶红旗事务。雍正皇帝自以为这样任用亲信、兄弟和王公管理八旗事务能平安无事，但他在对管主的使用中，很快发现管主、皇帝及八旗内官员存在着很大矛盾。管旗务的诸王因身份崇高，还影响皇帝对旗民直接统治的权力，而管主又同都统等官员职权难分，往往互相摩擦，不免要常常耽误公事，于是雍正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革旗内事务：
雍正六年（1728），雍正皇帝当机立断，减少管主，取消了信郡王德昭、崇安、锡保等人管理旗务的权力。
七年（1729），雍正皇帝任命庄亲王允禄管理镶白旗满洲都统事务。
九年（1731），雍正皇帝又改命庄亲王允禄管理正红旗满洲都统事务。
十年（1732），雍正皇帝任命平郡王福彭管理镶蓝旗满洲都统事务。
雍正皇帝任用庄亲王允禄、平郡王福彭是管理都统事务，与管理旗务大不相同。管理旗务，管主是八旗都统的太上皇；对管主，都统得俯首贴耳，唯命是从。而管理都统事务，本身相当于都统，或是兼职都统，即使高于都统，在管理八旗旗民上也高不到哪儿去。都统是八旗的军政长官，是一种职务，负责掌管八旗的政令施行，户口的稽查，旗人的教养训导，官爵的荐任，军粮器械的征收以及协助皇帝管理旗务。他们由皇帝临时任命，不能世袭，与所在旗之旗民是官民关系，而不是主从关系。允禄是雍正皇帝的第十六弟，又以亲王的身份管理都统事务，表明皇子、亲王在八旗中地位的降低，表明管主被取消。雍正皇帝将旗务的控制权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到雍正皇帝统治时期为止，清代管理八旗事务人员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即从旗主到管主，从管主到宗室贵族管理都统事务。每一次变化，都是旗内主从关系的进一步削弱，旗主不再具有原先的旗内自主权，皇帝将它剥夺得一干二净了。这三部曲是皇权在八旗内（最主要是下五旗）强化的过程，而雍正皇帝利用宗室贵胄管理都统的办法，正是八旗（尤其是下五旗）私属关系的终结。这是八旗制度内皇权、旗主权彼消此长过程的主旋律，围绕着这一主线，雍正皇帝还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相应措施。
□取消八旗都统“主”
八旗都统，清文为“固山额真”，而“额真”在满语意为“主”的意思。雍正元年（1723），善于察言观色的给事中硕塞条奏道：“额真二字，所关联的含义颇深，不是臣下可以随便使用的。”请求皇帝禁止臣下使用，并另行改名。雍正皇帝欣然接受这一建议，命令将“固山额真”改为“固山昂邦”，意为总管，即汉文的都统；又将“伊都额真”改为“伊都章京”，意为领班。臣下不能称“主”，天下只能尊奉一个主人——皇帝，以此而达到正名分、崇君王的目的。“固山额真”，是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时的老名称，而这一名称的废止相距时间两甲子一百二十年，在雍正皇帝以后的都统早已不复存在旗主之意，从意识形态上革除了旗主仅剩的一缕痕迹，从而也标志旗主权力的实际丧失。
□对旗内用人制度进行改革
按照清朝的官制，对于旗员的官缺，一向分为旗缺、翼缺、公缺数种。所谓旗缺，是指某一官职依例由某旗人员充任；八旗又分为左右两翼，翼缺则是专属于某一翼的人员的官缺；公缺则是所有八旗人员的。旗缺、翼缺只在某旗某翼内进行挑选。其决定权在旗主、管主手中；旗主、管主把持这些官缺，也使得各旗之人具有向心力，团结自固。但在八旗内，由于各旗具体情况不同，人才各异，因而有的旗升得较快，有的旗升得较为迟缓；从人才选拔的角度来看是很不公平的，且往往决定于旗主、管主的好恶。历朝皇帝都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都不够彻底。康熙八年（1679）、十年（1681），康熙皇帝分别将各部堂主事、郎中改为公缺，通同按俸禄进行升转；但员外郎、主事仍按八旗升转。
雍正六年（1728），雍正皇帝以铨法划一为理由，将原来属于旗缺、翼缺的各部员外郎、主事、内阁中书、监察御史、给事中、工部造库郎中，一律改为公缺。雍正皇帝这样一来，既解决了铨法的不公平，又不使旗主、管主干预旗缺中任何一部分旗员的任用，同时还把这一部分官吏的任用权抓到手中。
对于八旗内部缺分的补授，雍正皇帝也进行了更改。以前，下五旗王公所谓公中佐领之缺，只在该王属下拣选；雍正皇帝认为这样做不容易得到合适的人选，雍正八年（1730），命令八旗内部缺分的补授，在该旗中拣选官员引见补授，若该王属下之人可用的当然也可以拣选。以此使诸王所用人员尽量少同诸王有密切关系。
作为八旗基层牛录的主官佐领，职位虽然不是很高，但地位十分重要。特别是原管佐领（即勋旧佐领），系清朝开国时期率众归来的，被编为牛录；由于佐领在一个家族是世袭的，从而使它永远掌握这个基层组织。而世管佐领，即早期投入满洲后金政权的部众，佐领也是世袭的。这在八旗中，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雍正皇帝于四年（1726）下令；对于世袭佐领中年幼的、愚昧的、年老体弱不能办事的，只给其佐领俸禄，不许其管理事务；其事另选择该旗大臣官员兼任。这就等于取消了原管佐领、世管佐领的世袭罔替。雍正皇帝对各级官员下手，褫夺他们的统治权；至于仍给削权佐领原来俸禄，总算是皇恩浩荡了。在雍正皇帝来说，也不能说他一点不顾旧情。
对于八旗王公与属下的关系，雍正皇帝定规矩、决方圆，作了一系列规定。元年（1723），雍正皇帝禁止王公在所属佐领内滥派差役，只允许王公挑选人员充任护卫、散骑郎、典仪、亲军校、亲军，不许兼管家务；若用作内务府的包衣官职，或命令跟随子侄，都要陈列名单，向皇帝请旨，并且要通知该旗都统，由都统复奏皇上。如果王公属下犯罪，王公要奏请皇上，交由刑部处理。雍正皇帝还特别强调道：“不请旨，是绝对不行的。”从而剥夺了王公对属下的任意使用权和处罚权。二年（1724），雍正皇帝又下令，不允许下五旗王公听信谗言，将属下妄加残害，或借端送到刑部治罪；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则将这些被害者撤离原主门下。同时还规定：王公属下有被问罪发遣的，不允许发配到该王公打牲处所，免得他们发生联系，私自回到该王公门上。政府惩治王公属下，不容许原主包庇；王公迫害属下，政府又不容其肆恶。一言以蔽之，就是不允许王公与属下有不正常的关系。
雍正皇帝还对王公所拥有的护军、领催、马甲等下属人数进行限制。二年（1724），雍正皇帝下令：亲王只能拥有护军、领催四十名，马甲一百六十名；郡王只能拥有护军、领催三十名，马甲一百二十名；贝勒为护军、领催十六名，马甲八十名；贝子为护军、领催十六名，马甲六十四名；镇国公为护军、领催十二名，马甲四十八名；辅国公护军、领催八名，马甲三十二名。这些都比以前的数目减少了。同年，雍正皇帝还下令：诸王所属佐领，凡是移出诸王所属之旗，其佐领内一切人员不得再与旧主往来，否则从重治罪。如果说前面几点在于限制王公同现在所属人员的关系的话，那么这最后一点则是限制王公同旧部的关系，使王公对他们不能发挥影响。雍正皇帝还特地对王公敲诈勒索下属进行了一系列规定。
削弱八旗王公与属下的私属关系，在雍正初年是有其特殊意义的。雍正皇帝在严禁诸王滥用役使属人时说：早年诸王对属下还知道加恩抚恤，而朕的兄弟分给包衣佐领的人很少，但是差役繁多，这样造成极坏的影响，其余王公都纷纷仿效他们。雍正皇帝把他的诸兄弟视为滥役属人的罪魁祸首，借此整顿八旗，收回王公任用属人的权力，所以这又是他打击皇亲朋党的一个重要内容。雍正皇帝把严禁王公勒索属下，纳入了清查钱粮、打击贪赃、肃清吏治的措施之中。他指责王公的勒逼造成旗下官员的贪赃枉法：“旗下官员为应付王公的勒逼而竭尽其力，不能做到洁身自好；而许多官员亏空公帑，犯罪免职者都多出于此。”由此可见雍正皇帝在继位之初，急急忙忙地改革旗务，同打击朋党、整顿吏治紧密结合、息息相关。
□办宗学，防止八旗子弟堕落
二年（1724），雍正皇帝下令设立宗学，按八旗的左右翼各设立一所学校，招收宗室子弟学习。每一所学校都设有正教长、副教长，分别由翰林院的编修、检讨充任。宗学招收宗室子弟，主要学习满文、汉文，演习骑马、射箭。政府则按月发给银米、笔墨纸砚。雍正皇帝十分重视宗学，每年都派大臣去检查考核，根据结果决定奖励与惩罚。七年（1729），雍正皇帝因为宗学不能容纳觉罗子弟，特别在各旗设立觉罗学校，命令觉罗子弟读书学射。清代制度，奉努尔哈赤父亲塔克世为大宗，他的直系子孙称为宗室，因以系金黄色带为标志，也称黄带子；对塔克世伯叔兄弟的旁支子孙，则称为觉罗，以系红色带为标志，称为红带子。此外，雍正帝还设立了咸安宫八旗官学，选择八旗子弟中成绩优异者入学，而内务府包衣佐领的景山官学中学射优秀者，也可入选。
雍正皇帝对他兴办宗学的原因也作过说明。他认为宗室中人各怀私心，互相倾轧，把骨肉兄弟视为仇敌；更有甚者，则结成朋党，共谋私利，专事钻营；还有一种人则骄奢淫侈，荡尽了产业，也是不肖子孙。雍正皇帝对这种风习感到非常忧虑，为要改变它，需做许多工作。首先必须对他们加强教育，以事挽救。他认为：赶快筹备好保全的策略。如果不设立学校、实行教化，鼓励他们积极进取；如何能改变这一切。要对他们进行循循善诱的教导，使他们改过迁善，以一切不良习惯为戒。雍正皇帝还说道：“一定要用礼教、伦理、纲常以及谋生手段来教育他们；让他们能喜欢美好的东西，厌恶丑恶的事情，崇尚节俭，戒奢戒侈。这样才可以说教育成功了。”
雍正皇帝把办宗学、觉罗学、八旗官学与剥夺诸王权力、打击宗室朋党同时进行，以巩固他在政治上的胜利。同时，这也反映了他希望后世宗室觉罗子孙能够自立于世、有所作为的良苦愿望，不至于成为倾家败国的不肖后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