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维持日食2升或日进百钱以下的是乡村户中的贫困层；十口之家，能维持口日食2升，月用钱15缗的是乡村户中的自足层；十口之家，能维持口日食2升，日用钱1贯以上的是是乡村户中的小康层或富裕层。乡村中的第三等户的生活水平估计一般是：十口之家，口日食2升，月用钱15贯—30贯之间。宋代乡村的第三等户可算做是标准的自耕农吧，①标准是所产粮食一般只能自给自足，这样的家庭尽管略有余粮，②但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拿到市场上卖的。依王叟的话讲，河北安喜一带，第四等之户的家产“仅能二十四缗”③，那么第三等户的家产为多少呢?这从第三等户是富与贫的界限和纳役钱的下限可以推知。《长编》卷299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七月戊寅条载：“诏两浙路坊郭户役钱依乡村例，随家产裁定免出之法。初诏，坊郭户不及二百千，乡村户不及五十千，并免输役钱；续诏，乡村合随逐县民户家业裁定免出之法。至是提举司言：乡村下等
我们对宋代乡村第三等户有了一个大概的轮廓：十口左右的家庭，百亩左右的土地，相对自足的生活。在风调雨顺、没有天灾人祸的环境下，这部分人过着还算是安居乐业的日子。下面两个例子就是乡村第三等户现实生活的反映。《夷坚三志》壬志卷6《黄陂红衣妇》载：“黄州黄陂县太公村民李氏，门外有栗木一本。初夏之日，其家男妇女子皆出莳，惟一二少女守舍供。”看来这家劳还算充足，农忙时节能干活的全下田，年少不能从事重活的姑娘也不闲着，留守在家为家人做饭。而对于劳力少的，要保证不误农时播种或抢收，就只有雇短工了。如“绍熙二年春，金溪民吴廿九将种稻，从其母假所著帛绨袍，曰：‘明日插秧，要典钱，与雇夫工食费’”①。这个例子原意是讲吴廿九不孝的故事，实际并非吴家穷得到当衣典钱的地步了。因为典钱雇工于理不合。其家田估计不算太少，否则吴廿九也不会打算雇工。另外，其家还有“桑十余株”，应该算是足食足用的第三等户家庭。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要以为雇短工是因为主家富到不用亲自劳动的地步了，而是因为家里劳力少所致。主家家人也要一起劳动。
宋代的第三等户的家业钱(即包括土地、房产的不动产值)贫乡当在50贯以上，富乡当在200贯以上。
宋代第三等户的自足经济是相当脆弱的，不妨作一计算。十口百亩之家，一年两熟计，主要农作物不外是小麦、栗和水稻，尽管水稻亩产量比小麦略高一些，但由于南方人均土地拥有量大多少于北方，故可均按亩产一石计，则年收获量为200石，其中交税、留籽种等约占去一半，剩余100石；食用以温饱计，壮者6人日食2升，幼者4人日食1升，年消费约60石，可余半年粮。这是在理想状态，即风调雨顺、没有天灾人祸、百亩田均为良田、亩产相同的条件下的结果。如考虑一些实际情况，如6个壮者尽为健啖者的话，每人一顿饭就能吃掉通常人一天的饭食；①另外像婚丧嫁娶也消费大量的粮食，因此在实际生活中，对作为中农的乡村第三等户来说，要想有积蓄，必须靠节俭。像前文幕官所述的“早食肉，晚食羹，日用一千”的生活，恐怕只有在过年那天。其实，在乡村中不惟中等户，即便一般的上等户
也不敢大手大脚放开消费。他们尽管家业大，但人口多，在亩产量难有大的提高的情况下，人的消费量是远大于食物的生产量的。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宋代，可以说在整个中国的前近代社会都一直存在。如明代吕坤《实政录》卷2载：“且如今百姓们过日子，有地土的人家，一年收三二百石粮，吃穿使用泼手大脚，也只够过了一年，明年收百五十石或百石，吃穿使用挪上攒下少不得过了一年。试相那挪上攒下也不曾少了吃穿使用，只是不得风光宽绰耳”。显然这是上等农的情况：吃饱穿暖尚可，如果想“风光宽绰”其家业就难以长久了。另外，前文我们讲述的20世纪30年代河北张北县的情况：“地主之家，土地虽多，门户较大，花费颇巨，故有疲弊之状。”①地主之家尚且如此，中等农家来说更不敢奢侈了，至于那些贫农，别说奢侈，恐怕能每天填饱肚子就算是大过年了。诚如黄宗智先生所言，这是“糊口农业”的典型表现。如此脆弱的家庭经济，且不论政治因素、自然因素，单就人自身因素来考虑，一个家庭中，如果有一个人患上一场大病，足可以把一个足食足衣的家庭摧跨。无疑，这样的家庭即使没有其他政治、社会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富裕”或“足衣足食”也难长久。我们注意到在前近代的中国农村社会中，总是新一拨富人刚站起来旧一拨富人却倒下去，如此反复不已。这种现象过去不少学者用商品经济的冲击、政治制度的缺陷、经济制度的不合理等原因来解释，固然有其可信的一面，但笔者觉得所有这些可能都不是最根本的东西。因为对于出身于农民家庭、熟知农村社会情况、有着切身体验的笔者这个“准农民”而言，可以毫不讳言地说，当代部分农民家庭的脆弱性依然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