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清明，就会想到杜牧在安徽池州写的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人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据说，此诗一出，全国至少有七八个名叫杏花村的地方声称杜牧所写就是他们的村子。其实，这首诗是否为杜牧所写尚存疑问。不过，大家都来认领这首诗，除了商业和旅游的考虑外，也是因为这首平白如话的诗实在是好，好在内涵隽永，好在韵味悠长，好在末句的“牧童遥指”，给读者以很大的想象空间。正因为是好诗，才千古流传，脍炙人口；正因为是好诗，才争着抢着，为乡土增光吧。
写清明的诗很多，写清明的好诗也很多，但是，画清明的画却很少。像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那样题材宏大的作品，只此一幅，绝无仅有，更属难能可贵。人们在清明时节很容易想起来杜牧的这首诗，却很少想到珍藏在故宫博物院的这幅画。这幅画和这首诗，同是关于清明时节，清冷与火热，沉重与喧嚣，抑郁与亢奋，低调与昂扬，给人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
由于寒食的缘故，由于祭扫的缘故，更由于暮春天气乍暖还寒的缘故，也许所有写清明的诗都难免要流露出来淡淡的哀愁，浅浅的伤感，这就是“路上行人欲断魂”的精神状态了。然而一睹这幅以北宋首都汴梁为背景的《清明上河图》以后，那就是另外一种极阳光、极欢畅的清明，不但不会“断魂”，而且会全身心被吸引到这个宋代的开封城里，投入到简直是嘉年华式的节日盛会中来。诗和画，同为清明，冷和热，却生出不一样的感情，这大概就是艺术的魅力了。
画卷长5.287米，宽0.248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为稀世珍本。画家积十年之功，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将这座经济发达、物阜民丰、江山鼎盛、繁花似锦的北宋首善之区，全盘烘托在你眼前。其构图之错落有致，布局之疏密得当，画面之复杂变化，场景之更迭自如，让你目不暇接，赞叹不已。画家张择端，他曾供职于翰林图画院，字正道，为东武（今山东诸城）人，这幅画使他不朽于千秋万代。
最可敬者，张择端作为皇家画师，却将眼光落在时值清明的开封街头，跳出宫廷的繁文缛礼，走进市民的平凡世界，不能不说是一种别具慧眼的革新创举。他以众多人物为主线，以城市生活为脚本，以河流船舶、路桥车轿、集市游人、商铺摊贩、茶楼酒馆、当铺作坊、居房院落、林木花草为背景，将骑马、坐轿、挑担、赶驴的色色人等，卖茶、沽酒、算命、打卦的三教九流，组合成这样一幅内容丰富、规模宏大、形态逼真、场面壮观的史诗般画面。
打开这幅画的卷轴，从春日的郊区景象，到繁忙的汴河码头，再到热闹的市区街坊，一路上，我们不但听到船工和纤夫奋战激流的呼喊声，骡马和骆驼行走在街市的嘚嘚声，还可以听到商贩以及店面里传出来的叫卖声，饭店和酒铺里猜三划五、掷色饮酒的吆喝声，我们不但看到行人和看热闹者的交头接耳，探亲访友和走亲串戚的男女老少，还可以看到驮炭毛驴和行脚僧人匆忙走过酒肆、脚店、肉铺、茶坊的情景。这幅画的历史价值，就在于它为后人提供了一千年前中国社会生活的生动写照。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的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珍品。
宋朝的开封老百姓，是怎么过日子的？我们可以从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明李濂的《汴京遗迹志》中略知一二，但文字记载远不及张择端这幅画所提供的形象直观。多亏了这位画家，使我们得以亲眼目睹11世纪至12世纪北宋鼎盛时期东都汴梁的面貌，也是最鲜活、最灵动、最真实的蒙太奇画面。于是让我们领教了当时的世界级大城市，人口破一百万的开封城，是如何的富庶、繁华、发达和文明。
文学艺术的目的性，从来就有“为大我”和“为小我”（或“为自我”）之区分。虽然，“为大我”和“为小我”（或“为自我”）并无高低贵贱之别，但“为大我”者，通常先着眼于时代的沧桑变化，人生的复杂多端，社会的诡谲难测，世界的进展退化，然后才是自己的喜怒哀乐。而“为小我”（或“为自我”）者，总是先考虑到个人的悲欢离合或一部分人的爱恨情仇，然后才会涉及身外事外。由于主次的差异、用力的轻重、视野的阔窄、追求的不一，“为大我”者的时空观念比较开阔宏大，唯其开阔宏大，所以能够登高望远；唯其登高望远，所以能够继往开来。因此，“为大我”的作品总是会给我们带来灵魂上的震撼。“为大我”者的这种大气、豪气、勇气和朝气，是“为小我”（或“为自我”）者所不具备的。同样，“为小我”（或“为自我”）者的精致、精细、精美和精巧，通常都能给我们带来情感上的共鸣，这些地方也容易是“为大我”者顾及不到、推敲不够的薄弱环节。
《清明上河图》则是全璧式的作品，它既是全景式的大制作、大场面，具有史诗气魄的宏伟之作，又在细节上不遗余力地精心雕琢，力求真实，是一部尽善尽美的作品。据“百度百科”引齐藤谦《拙堂文存》统计，《清明上河图》中共有各色人物一千六百五十九人，动物二百零九头（只），比《三国演义》的一千一百九十五人、《红楼梦》的九百七十五人、《水浒传》的七百八十五人，要多得多。而且无不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所以，千百年来，一直被国人视为中华文化的瑰宝。
杜牧《清明》诗，其优雅优美，其感伤感动，固然是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过，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其强烈的时代感，其深厚的历史感，则更为这个具有文化底蕴的古老中国所需要。应该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从文学史的角度衡量，总是花花草草，而无干城梁栋，总是浅吟低唱，而无黄钟大吕，总是鸡毛蒜皮，而无怒发冲冠，总是卿卿我我，而无家国良知，那后果恐怕真是值得担忧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