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即满，虚即空。曾国藩深悉“盈虚”之间的转换之理，不求十全十美，只求平稳退路。认为平定大功足以“千古”，其他则听之任之。而关键是怎样收场。他十分赞赏唐代郭子仪，认为是自己学习的榜样。因此，天京一打下，他即想息肩，回家安享天年，但清廷岂能放虎归山？一想到此，又勉强“视事”。至“剿捻”之令下后，他仍想回籍安养。
在大力推行河防之策的伊始，曾国藩觉得这确是“剿”捻的良策，同时他也预料到，失败必然会招致来自各个方面的非议。曾国藩曾在给刘铭传的书牍中写道：
办捻之法，马队既不得力，河防即属善策，但须以坚忍持之，假如初次不能办成，或办成之后，一处疏防，贼仍窜过沙河以北，开、归、陈、徐之民必怨其不能屏蔽，中外必讥其既不能战，又不能防。
但他坚信，只要目标一定，坚韧不拔，“总可有志竟成”。
凡发一谋，举一事，必有风波磨折，必有浮议摇撼。从前水师之设，创议于江忠烈公；安庆之围，创议于胡文忠公。其后本部堂办水师，一败于靖江，再败于湖口，将弁皆愿去水而就陆，坚忍维持而后再振；安庆未合围之际，祁门危急，黄德糜烂，群议撤安庆之围，援彼二处，坚忍力争而后有济。至金陵百里之城，孤军合围，群议皆恐蹈和、张之覆辙，即本部堂亦不以为然，厥后坚忍支撑，竟以地道成功。
此次，捻军冲过贾鲁河以北、开封附近的防线时，在曾国藩看来并非是河防之策的失败，同以往谋举大事一样，仍需坚忍维持。
但当捻军从苦心经营的防线上呼啸而过时，曾国藩再次成为攻讦和参劾的中心，“山东、河南民士习见僧王战者，皆怪曾国藩以督师大臣安居徐州，谤议盈路”。致使他寝食难安，“病盗汗舌蹇之症”，日益加剧。随后，他奏请两江总督李鸿章携带两江总督关防，驻扎徐州，“专顾本辖之徐、海、淮、泗各府，并与山东抚臣商办山东军务……俟东路军务稍松，仍当回驻金陵或驻清江，竭力筹饷，乃足以固军心而维大局”。并“请旨饬下湖北抚臣曾国荃，遇河南紧要急时，携带关防，移驻南阳府，与河南抚臣商办军务。豫事稍松，仍当回驻德安，或回武昌，兼筹饷项”。
清政府很快就批准了他的请求，但谕旨中却申饬道：各省巡抚自应协商防务，联络声势，“迅扫狂氛，惟曾国藩总理师干，尤宜通筹全局，毋得去诿地方督抚，致军事漫无纪律”。
朝廷的谴责使曾国藩心里大为不悦，僧格林沁“剿”捻四年有余，最终导致全军覆没。而自己“剿”捻不满二年，胜负难分，捻军突破了贾鲁河防线，并不意味着河防之策不可行。仅凭这一点即遭严厉申饬，于情于理都令人难以服气。由此也不难看见清政府对他态度的冷淡，一时间曾国藩心灰意懒，他已做好了卸任的心理准备。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道：
余定于明日请续假一月，十月请开各缺，仍留军营，刻一木戳，会办中路剿匪事宜而已。
此前，曾国藩已请假一月在营调理，再行续假目的，主要是为了观望清政府对他做出的反应，同时也为他或开缺或留任做调整砝码。
续假已满，曾国藩便按照原定计划奏请开缺：
臣病势日重，惮于见客，即见亦不能多言，岂复能殷勤教诲？以亲笔信函答诸将者已年余矣；近则代拟之信稿，亦难核改；稍长之公牍，皆难细阅。是臣昔日之长者今已尽失其长。而用兵拙钝，剿粤匪或尚可幸胜，剿捻实大不相宜。昔之短者，今则愈形其短。明知必误大局，而犹贪恋权位，讳饰而不肯直陈，是欺君也；明知湘、淮各军相信颇深，而必遽求离营，不顾军心涣散，是负恩也。臣不敢欺饰于天庭，亦不忍负疚于隐微，惟有吁恳天恩，准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实缺，并另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臣以散员留营，不主调度赏罚之权，但以维系将士之心，庶于军国大事毫无所损，而臣之寸心无忝。
曾国藩摆出种种理由，请求开缺，但一句“臣以散员留营”则道出了他的真实想法，表示了他想留栈的寓意。此时，他仍对清政府抱有一丝幻想，认为或许会像以往历次战败那样，朝延降温旨以慰留，使其继续“剿”捻，直到将“剿”捻行动坚持到底。但当谕旨降下，却颇使曾国藩心寒，此次并非温旨，而是严厉地申饬，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开缺辞爵之件，本拟三请四请，不允不休。昨奉十四日严旨诘责，愈无所庸其徘徊。大约一连数疏，辞婉而意紧，得请乃已，获祸亦所不顾。
可还没等曾国藩将“三请四请”奏疏发出时，他又接到了寄谕：
请再赏假一个月，在营安心调理，钦差大臣关防着李鸿章暂行署理。曾国藩俟调理就痊，即行来京陛见一次，以慰廑系。
朝廷冷硬的态度，使曾国藩且忧且惧。陈请开缺时，是以病体难支为理由，将钦差与两江总督一并开去的，因为他知道岂有不堪“剿”捻重任却可为两江总督一职的道理？但如果一旦不能回任两江总督，摆在曾国藩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回籍休养，一是驻京闲赋。这两处都不是曾国藩所愿去的。回家休养，这意味着他将从众人瞩目的位置上消逝，“大凡才大之人，每不甘于岑寂，如孔雀洒屏，好自耀其文采。林文忠晚年在家，好与大吏议论时政，以致与刘玉坡制军不合，复思出山。近徐松龛中丞与地方官不合，复行出山。二人皆有过人之才，又为本籍之官所挤，故不愿久居林下。”而自己能否与地方官友好相处，这一点曾国藩没有信心。驻京养病，他将成为政客们的众矢之的，在仇人、政敌的攻讦之中，他将无法获得片息的安宁。他不由得慨叹：“当乱世处大位而为军民之司命者，殆人生之不幸尔。”“余决计此后不复做官，亦不做回籍安逸之想，俱在营中照料杂事，维系军心，不居大位享大名，或可免于大祸大谤，若小小凶咎，则亦听之而已。”一连几天，曾国藩冥思苦想，百思不得善策。此时，他大有看破红尘之感，他的这种心态在一首名为《送梅伯言归金陵》的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金门混迹发苍苍，从此菰蒲岁月长。
人世正酣争夺梦，老翁已泊水云乡。
自彳番素业衡轻重，久觉红尘可悯伤。
只恐诗名天下满，九州无处匿韩康。
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又接到了朝廷谕旨，暂缓赴京陛见，令其回两江总督任，由李鸿章接任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
对于清廷朝令夕改的做法，曾国藩颇有微词，可回任两江毕竟是曾国藩眼下最好的去处。虽然一再辞奏，但见清政府批驳了御史参劾自己的两份奏章，且令其回任的决定不改，于是便不再推辞，派人将钦差大臣的关防送至徐州，交予李鸿章。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初六，曾国藩从周家口动身，正月十五日达到徐州，十九日接两江总督职。
历经二年“剿”捻，曾国藩无功而回，经历了这诸多的坎坷，他有所省悟：“此后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吾亦不甘为庸庸者，近来阅历万变，一味向平实处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
§§第十四章 防算与诱胜：不该出的错绝对不能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