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理位置上说，本文研究的中东欧国家指的是地处欧洲中部的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地处东南欧（巴尔干半岛）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以及由前南斯拉夫分化而来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马其顿、黑山、波黑。无论从是从书本上阅读还是近距离地观察，中东欧地区社会发展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文明的多样性和发展的复杂性。将中东欧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研究的时候，不仅必须重视这种特征，而且应当探究其背后的影响因素。从政治文明的大视角去观察、研究中东欧的社会发展，有助于理解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及其成因，也有助于看清东西方大国及其承载的不同文明在中东欧地区的汇聚、融合与冲突。
一、行走在西欧和东欧之间
中东欧国家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表现之一就是自身定位的矛盾和由此而产生的归属上的不确定性，即它们到底属于西欧还是属于东欧充斥着疑问和争论。如果从宗教文明或民族归类上看，地理位置上的西欧和东欧的界限是比较清晰的，而在中东欧却模糊不清。于是，夹在东方和西方之间的中东欧国家常常在“我是谁”问题上陷入迷惘。比如，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国的主要宗教是天主教，这与西欧相同；而主要民族却是斯拉夫人，这与东欧相同。罗马尼亚的主要民族与西欧很近，都是罗马人的后裔，但主要宗教却是东正教。匈牙利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是天主教，可马扎尔人却带有亚洲血统。塞尔维亚、黑山和保加利亚等国的主要宗教是东正教，而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却是南部斯拉夫人。阿尔巴尼亚的主要民族是巴尔干半岛上的伊利里亚人，而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却是伊斯兰教。在马其顿、波黑等南部斯拉夫人国家，主要民族在信仰上有近西方的，也有近东方的，还有亲伊斯兰世界的。这样一来，中东欧到底属于东欧还是属于西欧，从不同角度会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论。中东欧国家在西欧和东欧之间定位上的矛盾直接的后果，一是无论是西欧还是东欧对这些国家都缺乏真正的认同感，二是这些国家之间也缺乏真正认同。就前者而言，西欧或东欧同中东欧国家的联系也好结盟也罢，往往都是暂时的利益需要。就后者来说，分离、分裂长期困扰着中东欧国家，这里的矛盾与争端远远多于团结与合作。
由于自身归属上的两面甚至多面性，中东欧国家的西欧或东欧的定位都不是锁死的，而是周期性发生变化。
第一，中东欧近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差不多都是大国之间战争的副产品。比如，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独立是1877～1878年俄土战争的后果之一，阿尔巴尼亚的独立是巴尔干战争的后果之一，波兰的重建、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出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后果。当这些战争进行的时候，世界还没有分裂，各个大国势均力敌，中东欧国家的“出生证”往往是它们讨价还价的结果。因此，这些国家出现伊始自然归属的特征比较明显，即靠西的近西欧，靠东的近东欧，而处于多个大国阴影之下的国家在发展模式则“四不像”。比如，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国有君主，也有议会，宪法明确规定保护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个人自由。捷克斯洛伐克是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国，波兰虽然有个人独裁特点但形式上也是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国。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匈牙利则在东方和西方之挣扎，但在归属的一般倾向上，前一个更近东欧，后两个更近西欧。
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中东欧国家与东欧的联系很弱。第一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时候，欧洲发生了裂变，俄国从帝国主义阵营分离出去，通过十月革命建立起共产党一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权。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无论从思想上说还是从实践上看，最初起源仍在西欧，而在俄国的社会主义在表现上都呈现出浓厚的东方色彩。上个世纪20～30年代开始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从本质上说，就是俄罗斯文明和俄罗斯化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相结合。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苏联是孤独的。中东欧国家无论内政还是外交基本上属于西欧或受制于西欧，总的看，与西欧联系比较紧，而于苏联的联系比较松。它们政治上有的是西方式的民主国家，有的是披着西方式民主外衣的专制国家；经济上有的是西方式的发达国家，有的是西方式的落后国家。另外，它们以民族复兴为主旨的科学、文化和教育也都是西方式的。在对外关系上，它们要么站在法西斯国家一边，如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要么依靠英法而后来成为法西斯侵略的牺牲品，如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南斯拉夫等。总之，在这些主要方面，它们与社会主义的苏联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不过，苏联同这些国家有共产党有一种特别的联系，即这些共产党都是按照布尔什维克党的样子并在后者的帮助下建立的，苏联通过共产国际直接控制着它们，进而使这些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服从苏联的利益。当两者出现矛盾的时候，受到伤害的则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比如，苏联就通过它控制的共产国际先后于1936年、1938年解散了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波兰共产党。其中，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人库恩·贝拉还被苏联安全部门逮捕并死在苏联监狱里。
第三，战后初期和整个冷战期间，中东欧国家归属了东欧并且成为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东欧大家庭中的附属部分，而与西欧的联系被彻底“硬切割”。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时候，欧洲在地缘政治上分为东西两部分。在以后的四十多年里，总体上看，西欧式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和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自由市场经济在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苏联式的共产党的一党集权统制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多元化的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政治思潮被一元化的共产主义思想所代替。在对外关系方面，多元化的外交被以社会主义为纽带的对苏结盟所取代。西欧的任何方面都是东欧社会主义的对立面，任何回归的想法和尝试都被视为异端的思想和行为。当然，个别国家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如南斯拉夫自治、不结盟的社会主义，罗马尼亚的独立自主外交，阿尔巴尼亚极端的内政外交等等，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与苏联模式有所不同。但是，所有这些不同都是非本质的，并不影响它们归属上的东欧特性。
第四，冷战结束之后，中东欧国家又整体地回归西欧。经过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社会剧变，中东欧国家不论原有的还是新诞生的都不再实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价值取向上从原来的马克思主义转向西欧的自由主义，对外政策也从对苏联的依附转向北约和欧盟。因此，原来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东欧或东欧国家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出现了“中欧”、“另一个欧洲”、“中间地带”、“中东欧”和“后社会主义”等等各种说法。不过，原东欧国家的人更愿称自己为“中东欧国家”。之所以这样，“对他们来说，‘东欧’这个词不仅会引起许多令人不快的回忆，还会使他们误认为你继续把它们看作是苏联的‘卫星国’”。不仅如此，为了表明与西欧的亲近和对俄罗斯的疏离，一些认为自己属于西方民族的人还提出了“东中欧”概念，以此说明他们的国家所处地理位置是“西欧的东边”，而不是“东欧的西边”。
需要指出的是，上面讲的中东欧国家在西方和东方之间的游走是就整体而言。其实，不同的国家，每个国家社会发展的不同方面在东西欧的“归”与“离”的程度上还是有不小的差别。另一方面，西欧和东欧对它们的认同度也不尽相同。
二、大国或大国关系的遗产
中东欧国家的东西欧空间归属或定位为什么就这么难？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在这样一个看似简单问题的背后有很复杂的内涵。对此，至少可以从两个路径进行探讨。
第一个是文明延续与中断的路径。中东欧国家虽然都有自己的早期文明，可惜都没有能整体地延续下来，而先后被大国文明所浸染甚至吞没，在自身文明归属上的矛盾性和不确定性都是大国文明交融与冲突的产物。
文明的内涵十分丰富。一般而论，“文明是人类所创造的伟大成果，它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文化的等等，所以我们也可以大致把文明划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大类”。从欧洲地域上看，文明可分为西欧文明和东欧文明。本文所谓的西欧文明，指的是由希腊城邦政治结构和公民文化、古罗马共和精神和法律传统、中世纪基督教政治价值观和二元权力体系以及日耳曼传统相互迭加与融合的产物，特点是强调民主、共和与法治。本文所谓东欧文明，也称俄罗斯文明，指的是受拜占庭文明和蒙古文明双重影响而产生的非欧非亚的一种文明，特点是民主色彩比较淡，个人专制色彩比较浓。从上述文明的两方面内容和地域两分法来观察，中东欧国家其实有很多可以写的。
中东欧这些国家都有过自己的文明及其承载者。从民族上看，中东欧国家可以分为斯拉夫和非斯拉夫的两部分。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属于西斯拉夫国家，而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马其顿、黑山和保加利亚人属于南斯拉夫国家。中欧的匈牙利和东南欧的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则属于非斯拉夫国家。这些民族出现的过程和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直接由当地的土著居民发展而成，有的是外来民族逐渐演化而成，而更多的则是由前两者融合而成。中东欧地区民族的这种构成在某种程度上既反映了中东欧国家早期文明的多样性和独特性。不仅如此，在早期历史上，这些国家都曾出现过存在时间长短不一的公国或王国。在斯拉夫人的早期国家中，保加利亚王国出现得最早。681年，保加尔人打败了拜占庭之后建立了第一保加利亚王国，一直存在到1018年。波兰在8～10世纪出现以城市为中心的部落公国，重要的有维斯瓦公国、玛佐夫舍公国、波兰公国等。963年，梅什科一世以这些公国的基础之上建立了统一的波兰王国。这个王国兴衰交替持续了九个多世纪，直到18世纪末被俄普奥三国瓜分后才不复存在。830年，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建立了大摩拉维亚王国，只存在了76年。但在波希米亚，捷克人又建立了延续了七百多年的捷克王国。880年，布拉尼斯拉夫建立了克罗地亚王国，一直存在到1090年。1200年，斯提芬二世建立了统一的塞尔维亚王国。在非斯拉夫国家中，最早出现王国的是阿尔巴尼亚，从公元前5世纪起北部伊利里亚人就建立了恩凯莱、陶兰特、伊庇鲁斯和阿尔迪安等王国，但存在时间都不算太长，到公元前3世纪陆续消失了。1000年，伊斯特万建立了匈牙利王国，存留时间长达五百余年。瓦拉几亚于1290年、摩尔多瓦于14世纪中叶先后建立了自己的公国。
不幸的是，由于内外多方面原因，中东欧的早斯国家没有一个能够延续下来，那些能代表中东欧国家自身文明最高成就的公国或王国全都中断了，没有像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奥地利、俄罗斯等那样发展成世界性的大国。但是，这里的各个民族却不管有多么千辛万难始终生活在世界民族的大家庭之中，只是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都被打上了重轻不同的东欧或西欧的烙印。之所以如此，原因也不奇怪。同交汇于中欧和东南欧的世界性大文明相比，中东欧国家的文明显得太弱小了；同承载世界性大文明的大国相比，这些公国或王国总的来说也都处于弱势地位，偶尔作大，那也是在地区性的和暂时性的。西部斯拉夫人和南部斯拉夫人大体上形成于3～7世纪之间。在非斯拉夫民族中，伊利里亚人是巴尔干半岛的土著居民之一，公元前十世纪就生活在这里。达契亚人与罗马人融合成罗马尼亚人是公元二世纪的事情。马扎尔人则是在9世纪末定居在现今的匈牙利一带。除了伊利里亚的几个公国的时间比较早之外，中东欧其余的早期国家都出现在7～14世纪。比较一下时间就不难看出，这也是罗马帝国（公元前27～公元395年）、拜占庭帝国（330～1453年）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1300～1922年）兴起和发展的时期。奥斯曼帝国后延的时间虽然较长，但兴盛时期还是在18世纪中叶之前。这三个世界性大帝国在征服、统治中东欧地区的时候，也强化或推行了它们的文明，如政治文明，宗教文明等等。面对这些强大的帝国和帝国文明，中东欧地区的各个民族都进行过抗争，有时甚至还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是，或者在抵制的过程中或者在失败之后，它们自身的文明不断褪色，而大国文明的色彩不断加重。
在这个方面，中东欧国家错综复杂的宗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尽管程度上有所不同，但一般而言，受罗马帝国、西罗马及其后继者侵扰或影响的西斯拉夫人，巴尔干半岛上西北的南斯拉夫人，原本受希腊文明影响的阿尔巴尼亚人和有着亚洲游牧民族血统的马扎尔人都接受了西派基督教（天主教）。受拜占庭帝国侵扰和影响的其他南部斯拉夫民族，罗马尼亚人则接受了基督教东派（东正教）。奥斯曼帝国统治巴尔干半岛的几百年间，阿尔巴尼亚人和一少部分南部斯拉夫人又改信了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其实，在接受基督教之前，这些民族或受希腊影响或受亚洲游牧民族影响，信奉的主要是崇敬自然的多神教。大国征服的不只是他们的家园，还有他们的灵魂。“宗教是人们组织社会生活的一种有力的粘合剂，但同时也是包容憎恨和矛盾的永久性资源。”因此，处于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交汇处的中东欧地区成了几大宗教力量此消彼长的场所，从而使这一地区民族间的关系更为复杂。
第二个是大国干预和影响的路径。与前者相联系，到了近现代，中东欧国家的社会发展更是笼罩在大国的阴影之中。甚至可以这样说，中东欧国家的“生”、“死”和“怎样活着”等重大问题都得由大国决定的。对于这些，它们基本上只能听命和认命，而无力抗争。
这里所谓的国家，指的是近代欧洲民族国家。欧洲民族国家是在文艺复兴以后开始形成的，历时两个多世纪。在西欧，原本封建制度发达但民族认同不强的国家随着封建王权的确立、国际法准则的形成和民族文学文化的发展，逐渐确立了以国家为框架的民族认同。但在中东欧，由于历史上的公国或王国的一体化程度不强以及长期受异族的统治和不同文明的影响，这里的民族的政治发展并没有像西欧那样发生明显的变化。不仅如此，就在许多西欧民族国家崛起为世界性大国的时候，中东欧和东南欧的各民族却处于东西方大国的压迫之下，为生存和独立而苦苦挣扎，直到1878～1919年间才陆续建立起民族国家。中东欧民族国家的出现固然离不开各民族长期不懈的争取独立的斗争，但是，为它们开具“出生证”的却是东西欧大国。
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早在1861年底就联合成为统一的罗马尼亚并于1866年通过了相应的宪法。但是，欧洲各大国直到1878年7月才在《柏林条约》中正式承认，同时将比萨拉比亚划归俄国。保加利亚的“自治公国”地位也是《柏林条约》给予的，但在地域上只包括保加利亚北部和索非亚地区。阿尔巴尼亚1912年从俄、法、英、意、德、奥等六国外长在伦敦召开会议上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但实际控制者还是六大国。不仅如此，独立后的阿尔巴尼亚的领土和人口都不及阿尔巴尼亚人所希望的一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1929年改称南斯拉夫王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等国的“出生证”则是被各大国“放在”了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当中。《凡尔赛条约》的制定者根据自身的利益和需要规划了中东欧各国的边界，因而使这一地区以民族、宗教、领土、历史为载体的文明更为复杂。欧洲各大国给中东欧国家开具的“出生证”都带有种种限制条件的，拿着这些的“出生证”面世的中东欧国家或者有“内伤”或者“肢体不全”的“残疾国家”。比如，《特里亚农条约》将匈牙利3/4的领土和2/3的人口割让给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讷伊条约》将保加利亚的西部马其顿地区分别割让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和希腊。由此造成的民族分布上的“马赛克”现象成为这些国家在相互关系上以及与大国的关系上难以愈合“创伤”。表面上看，凡尔赛条约确立了中东欧各国的独立主权地位并且划定了它们的疆界。但实际上，在这些的背后又潜伏着无限的危机。在这里，“很可能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少数民族，其中一些人安于他们的境况，一些人从最初就吐露过他们的敌意，许多人在经历多年令人沮丧的不平等待遇之后，终于满怀怨恨”
所有这些不仅影响了中东欧地区的文明认同，也影响了这里的国家与东西方大国文明的认同。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中东欧的这些国家有的追随德意，有的紧跟英法，也有的试图在德意、英法和苏联之间搞平衡。然而，它们后来的命运几乎是殊途同归。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3月被德国肢解，阿尔巴尼亚1939年4月被意大利占领，波兰同年9月被德国和苏联第四次瓜分，南斯拉夫1941年4月被德意占领。匈牙利在战争期间倾全国之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德国，可当它在严重失败面前略有动摇的时候，1944年3月就被德军占领。罗马尼亚为了保住在凡尔赛条约从邻国获得的领土，20～30年代先是试图在东西方大国间搞平衡，后在面临东西方大国伤害的现实面前与德意结盟。然而，德国为了平衡匈牙利和保加利亚，1940年8月迫使罗马尼亚接受维也纳仲裁，将领土和人口的三分之一1940年先后划归苏联、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为了实现领土收复和扩张在战争中与德国为伍，但进退都不像匈牙利那样尽力。最终，德国虽然没有拿它开刀，却把它变成了德国法西斯的殉葬品。
二战之后，中东欧国家全部被西欧大国及其承载的文明所抛弃，被置于苏联的控制和影响之下。在冷战岁月中，几乎所有国家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过抗争，或者希望保留自身文明的某些特征，如建立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者希望回归西欧文明的某些方面，如建设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这些就是中东欧国家的改革。但是，它们都是以“喜剧”开始，以“悲剧”结束。当苏联对中东欧国家的这种保留自己文明和回归西欧文明进行血腥镇压的时候，西欧国家始终是袖手旁观，没有说半个不字。在冷战期间，由于西欧和东欧大国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朝向东方还是皈依西方，中东欧国家自己根本不可能有别的选择。
三、东西方文明与中东欧社会发展的多样性
从整体上看，中东欧国家的社会发展的文明取向一会儿西一会儿东。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所受的文明辐射的强度和大国影响的程度不一样，中东欧国家在自身文明留存度、其他文明的浸染度等方面还是有着很大的差距，对东西欧文明的向心力或离心力也有不小的区别。因此，在“集体飘移”的共同表象之下，中东欧的不同国家在不同阶段的社会发展或明或暗都显现着多样性。中东欧国家社会发展的这种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映衬着不同文明既提供的动力和设置的障碍，而这些在冷战后表现得特别明显。
冷战结束之后，中东欧国家的社会发展步入到再一次集体步入西欧文明轨道。这也就是通常所谓的社会转型，即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向西欧政党政治和市场经济的转变。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这些国家离过去的东欧渐行渐远，而离今天的西欧越来越近。由于内部和外部多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这些国家在社会发展模式和发展水平上的“位移”及其结果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别。
从政治方面看，政党政治是这些国家社会转型的起点，它意味着放弃原来的共产党一党统治下的议行合一的模式，改行多党议会民主制。然而，由于国情不同，尤其是民族分离主义影响的强弱不同，这些国家的政治转轨的模式和过程却不尽相同。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属于自由民主模式。在这些国家中，活跃在政坛上的政治力量是利益集团，它们主要通过意识形态的区别和政治经济转型的策略来赢得选民。这些国家政治发展的主要标志是民众的政治选择由情感转向理性，政党政治已经形成并且在逐步完善。南联盟（塞尔维亚、黑山）、克罗地亚、波黑和马其顿等前南地区国家的政治转型是民族分离模式。这些国家虽然也都确立了三权分立原则，形成了左、中左、中右、右等各派政党相互分野的政党格局，社会主义政党也都是在西方式的政治框架内沉浮。但是，由于民族问题比较复杂，这些国家不仅民主化进程相对缓慢，而且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比较强。由于塞尔维亚与黑山2006年和平分手，南联盟已不存在。科索沃2007年从塞尔维亚分离出去，已成了即成事实。另外，巴尔干的其他一些国家虽然没有明显的分裂主义事实，但对国家不认同的标识还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在马其顿，有的阿族人聚居区挂着阿尔巴尼亚的国族；而在波黑，有的塞族聚居区挂着塞尔维亚的国旗。总之，在这种类型的国家中，民族主义超载了其他各种“主义”，成为主要的政治思潮。各政党的主张不论是自由主义，或是民主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几乎都无一例外地都被民族主义所包裹着。
但无论怎么说，经过20来年的发展，不管哪种模式转轨的国家，都建立起了多党议会民主制，因而也显现出某些共同的政治特征。第一，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政治理想主义基本不复存在，而以挤压对手、上台执政为目标的政治现实主义盛行。意识形态色彩极浓的政治宣传在民众中基本上没有了市场，相互竞争的各个政党都在用最实惠政策来吸引选民。第二，对某一个党及其政党领袖的歌功颂德的现象基本上不复存在。执政党、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则倍受非议，就要下台。至少在形式上，他们的上台和下台都是各国民众选择的结果，而民众将选票交替地投给左翼和右翼的主要根据就是看谁更能满足他们的现实利益和诉求。第三，管理层面的政治依然是少数精英的游戏，普通民众有限的政治参与主要体现在形式的民主层面上。
不过，与政党政治成熟的西欧比较起来，中东欧的政党政治仍显得不很完善、不很成熟。比如，各种类型政党的分化组合依旧频仍，即使像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这些回归欧洲比较快的国家迄今为止也没有定型的政党格局。另外，在政党的平衡度、政治的稳定度等方面，中东欧各国也有比较大的差别。虽然摆脱了过去那种情绪、情感主导政治的局面，但是，由于政党分化和重组比较频繁，这些国家的政党格局差不多都还没有最终定型。中东欧国家政党政治的不够成熟还表现在国家政策的连续性不够，许多国家是一个政党一朝政，对这些国家的内政外交的消极影响也相当大。各个政党竞选获胜上台执政后，更多地是关心本党或本集团的利益，而非从全社会着眼，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国家整体的和持续的发展。
从经济方面看，中东欧国家虽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都已经确立起来，但发展和完善的程度并不相同，在此基础之上呈现出的经济发展状况也不一样。透过城市面貌、基础设施、交通工具、物价与民众生活状况、开放程度以及对比国际权威机构发布的某些经济发展指标，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差别还是非常明显的。如果用2009年的人均GDP来划线的话，斯洛文尼亚和捷克最发达，前者为27300美元，后者为20858美元。处于第二阶梯的国家是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匈牙利和波兰，人均GDP分别为17600、15975、15542和11141美元。【总体上看，这些国家老城、老房屋、老街道保存得都很完好、完整，新城、新楼房、新马路修建得都比较整齐、漂亮和宽阔；公共交通设施比较完善，档次也较高；窗口行业设施比较完备，服务也非常周到；现代化气息比较浓厚，人们的开放度也比较高。当然，这些都是相对于中东欧其他国家而言的，或与西欧相比较，它们还是明显落后。处于第三个阶梯的有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黑山，它们的人均GDP分别为9555、6781、6636和5332美元。在这些国家里，无论是首都还是中小城市基础设施都比较陈旧和落后，现代化气息比较淡。但是，这些国家的开放度都不低，其中，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已是欧盟的成员国。经济发展程度相对最低的是波黑、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人均GDP分别为4888、4765和3458美元。比较起来，这三个国家的基础设施更为陈旧和落后。波黑的八成经济设施和一半多的住房毁于1992～1995年战火，除了农业、交通运输、旅游业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工业。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的马路多半坑凹不平，路上跑的小汽车绝大部分是二手甚至三手的旧车，到处都是没有建完的“烂尾楼房”。马其顿的经济支柱是旅游业和农业，阿尔巴尼亚则有少量的石油和建材工业。当然，人均GDP并不能完全反映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在这些国家中，相当多的人在海外打工，每年会将大量资金汇回或带回国。这部分钱不计在GDP，而算GNP。例如，比如，阿尔马尼亚360多万人口中有100万在意大利、希腊、德国、法国及西欧的其他国家打工，每年带回或汇回阿尔巴尼亚的资金在十亿美元左右。
中东欧社会发展发展的这种格局与不同文明影响之间的关系也是很明显的。第一，政治转轨越是顺畅、经济越是发达的国家，与西欧一体化的程度就越高。人均GDP一万美元以上的国家中，除了克罗地亚还没有加入欧盟和申根区之外，其他国家都加入了北约、欧盟和申根区。其中，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还加入了欧元区。另一方面，在人均GDP一万美元以下的国家中，只有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既加入了北约也加入了欧盟，阿尔巴尼亚只加入了北约。另外，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虽然不是申根国，但是，非免签国的公民持申根多次往返签证可以进出境，不用再申请该国的签证。第二，在宗教文明归属上，人均GDP处于第一和第二阶梯的国家都是天主教国家。人均GDP处于第三阶梯的国家都是东正教国家。人均GDP处于最后一个阶梯的国家是三大宗教并存，其中，在阿尔巴尼亚占主导地位的是伊斯兰教，在马其顿占主导地位的是东正教，而在波黑则是伊斯兰教、东正教和天主教并存。当然，不能根据从宗教文明和经济发展这两方面的偶合笼统地说，西欧强于东欧，天主教文明优于东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但是，不能不承认，比较起来，西欧在现代化方面启动得要早，发展程度也高，而东欧的现代化启动得要晚，发展程度也低。在宗教文明方面，单一的或以某一宗教为主的国家比较和谐，而多种宗教并存的国家则冲突多于和谐。中东欧社会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多样性与这些是分不开的。
四、欧盟会成为中东欧国家共同的家园吗？
不论在社会发展各方面有多大差别，中东欧国家行进的方向现在看来却是锁定的，那就是“回归欧洲”，也就是全面融进西欧社会。已经进入北约和欧盟的中东欧国家不用说，就是正在迈入门槛和走近门槛的中东欧国家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将北约和欧盟看成自己的最终归宿。另一方面，西欧也试图通过北约和欧盟的双双东扩，实现西欧和中东欧的一体化，建立统一的大欧洲。对此，不管是中东欧还是西欧甚至还整个世界都在憧憬或关注着。
然而，这样的大欧洲真地有可能吗？它到底是可以成为现实的理想还是可望不可及的幻想？
说大欧洲是在不远的将来可以成为现实的理想，无疑有一定的根据的，似乎为从古到今的许多理论和实践所支撑。在理论方面，早在15世纪中期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攻陷的时候，就有人提出，欧洲基督教国家应当组成联盟，共同对抗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再往后，当美利坚合众国建立后，欧洲也有人提议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在实践方面，最早进行这方面尝试的当属以基督教西派主要基地出现的法兰克王国（481～843年）和神圣罗马帝国（1157～1806年）。前者包括了后来的德、奥、意、法等西欧主要国家，后者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中欧地区，如今天的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国。
不过，真正意义上的欧洲一体化还是在二战之后启动和逐步发展的。为了能在冷战中逐渐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支独立力量，不仅仅是充当美国的附庸，西欧国家试图通过经济一体化增强自己的实力，从1950年代开始建立一个既可摆脱美国控制又能同经互会抗衡的区域性经济组织。于是，1951年4月出现了由西欧五国组建的欧洲煤钢共同体，1955年6月煤钢共同体的原则推广到其他经济领域并形成了欧洲共同市场，1967年7月欧洲共同体正式成立。受冷战格局的影响，1991年以前的欧洲一体化内容上局限于经济合作，地域上局限于西欧。冷战结束之后，欧洲一体化有了质的变化。1991年底，欧共体各国首脑在荷兰南部城市马斯特里赫特召开会议，通过了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洲政治联盟”的《欧洲联盟条约》。两年之后，欧共体更名为欧洲联盟（简称欧盟），正式由一个经济实体向政治经济实体过渡。更为重要的是，也就从这时开始，欧洲的一体化的范围开始越过西欧，向中东欧甚至东欧扩展。经过欧共体时期的四次扩大和欧盟在2002年和2004年的两次扩大，如今的欧盟已有成员国27个，所及人口4.8亿，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联合体。
综合上述过程，从最初五国的煤钢联合体，到欧共体，再到欧盟，再不断地东扩，欧洲的一体化的范围不断扩大，内涵不断加深。冷战期间的西欧和东欧走到了一起，成为一个大家庭的成员。欧盟符合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潮流，对于欧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都有好处。欧盟宣告成立时，将“多元一体”定为自己的铭言。根据这些，人们似乎也完全有理由对欧盟的发展前景给予无限期待。
然而，现实远比想象要复杂。冷战期间的欧洲一体化是在同一个文明区域内，各个成员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冷战后的欧洲一体化不仅范围是跨文明的，而且扩展的驱动力带有浓厚情感色彩的“政治征服”。因此，观察、评析欧盟的扩大和发展，除了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这个世界通行背景之外，还不能忽视中东欧特有的多元化的文明底色。几十个规模大小不同、社会发展程度不同、政治文明背景不同的国家能真地和谐得像一家人似的吗？甚至在不远的将来联合成为一个超级国家？所有这些并不取决于人们的良好愿望，而是取决于下列难题是否可以解决。
第一，巨大的经济鸿沟能填平吗？在一体化程度比较高的区域，各成员国家经济实力和经济发达水平虽然有差别，但不会很大。比如，原来的欧共体就是如此。然而，现在的欧盟完全不同，这两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别。2009年，欧盟国家GDP总量前三位的国家是德国、法国和英国，分别为3.818、2.978和2.787万亿美元。在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中，最多的是波兰（世界排名是第18位），而最少的是保加利亚（世界排名第位），分别为5674亿美元和519亿美元。其中，最多的和最少的之间相差10.9倍。至于说那些还没有加入欧盟的巴尔干小国，GDP总量更是微不足道。欧盟人均GDP前三位的国家是卢森堡、丹麦和荷兰，分别是104512、56115和48223美元。人均GDP后三位的则是中东欧的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分别为11141、9555、6636美元。其中，最高的和最低的相差15.8倍。同样，那些没有加入欧盟的巴尔干小国的人均GDP更少。中东欧国家入盟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在资金和技术等方面得到更多的好处，而西欧国家除了怀有“政治征服”的心理之外，并不愿意承担太多的“扶贫”义务。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经济鸿沟不可能填平，甚至难以“浅化”，由此造成的心理失衡会影响到对大欧洲的认同。
第二，不同文明的巨大差异和冲突能消失吗？文化或文明只有不同但无优劣，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也都劝诫人心向善，和睦相处。然而，当宗教为载体的文明成为大国或强国对外扩张、争夺地区和世界霸权的工具时，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会出现。这些国家都强调自己的文化的优越性，由它们支撑的不同宗教文明也显现出严重的排他性，它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都披上了“神圣”的外衣。比如，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自中世纪以来就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始于11世纪末并持续了200年的十字军东征，就是这两大宗教的直接冲突和战争。这些在单一文化区域看不出来什么消极后果，然而，在多种文化交汇的中东欧可就完全不同了。近现代发生在中东欧的许多冲突和战争，如果奥土战争，俄土战争，巴尔干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波黑战争等等都有文明或文化冲突的色彩。欧盟成功东扩的基本条件一是欧洲大国力量及其承载的文明力量对比失衡，西欧国家和西欧文明压过东欧国家和东欧文明。可是，不同文明的地域格局并没有改变，欧洲分裂和冲突的软性土壤仍然存在。
第三，民族分布的“马赛克”问题能解决吗？中东欧社会发展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物质基础是民族分布的多样性。这里既有多个不同的南部斯拉夫民族，还有多个的非斯拉夫民族。不仅如此，在中东欧不少民族还是越国而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跨界的民族分布被西方学者形象地称为“马赛克”。在中东欧，几乎相邻的国家之间都有民族跨界现象，但比较突出的是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人，塞尔维亚、马其顿、黑山和克罗地亚等国的阿尔巴尼亚人，塞尔维亚、波黑、黑山等国的穆斯林。许多“热点”或“难点”问题都与民族的跨界分布有关。其中，影响比较大的，一是跨界民族认同与界内民族分离的问题，如某些跨界民族对处在国的认同感差，而对界外母国的认同感强，“大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独立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二是跨界民族聚居区归属的争端，特兰西瓦尼亚之于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科索沃之于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等等，差不多相邻的国家之间都有此类问题，映射的是一些民族的辉煌和另一些民族的悲哀。三是诸如大阿尔巴尼亚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之类的民族主义政治思潮的出现也都与跨界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思潮共同的表现对外是普遍的扩张必对内是对少数民族否认、歧视和同化。四是相关国家的内部民族关系、相邻国家间的关系以及地区的国际政治都变得复杂起来。
第四，好不容易获得的独立能够轻易放弃吗？作为超级国家的欧盟在一体化方面程度越高，就越要求其成员国让渡更多的主权，甚至为“大家”而舍“小家”。这对那些历史比较久远并且或者强或大的国家来说，影响可能不大，它们在欧盟这个统一大家庭里什么时候恐怕都是家长。然而，对那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诞生不久的国家来说，这种影响恐怕是致命的。在这方面，前南地区的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国最典型。独立成国是各个南部斯拉夫人多少世纪的愿望，为此他们用泪、用血甚至用生命不懈地争取独立，但直到十几年前、几年前他们的梦想才成为现实。斯洛伐克和现在还没有正式身份证的科索沃也有着同样的情感和经历。这些国家无疑都想加入欧盟，可它们心甘情愿地“自我消失”这个大家庭里吗？许多年来争吵、打斗的“邻居”甚至“冤家”能成“兄弟姐妹”和睦相处吗？
欧盟或许在不远的将来能将中东欧所有国家都吸收进来，或许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会有更强的一体化，甚至进而成为一个超级国家。但是，由于上述问题还将在不同程度存在，欧盟最多也只能是哈布斯堡王朝那样的超级国家，形式可以维持，但很难永存。更悲观一点说，历史地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欧洲的一种常态，大国争霸也是欧洲的一种常态。中东欧正处于三大文明交汇处，也是统一欧洲的裂缝地带。在内部的离心倾向和外部的拉拽效应双重作用下，作为一个超级国家的欧盟是可望不可及的，统一的大欧洲更多的还是美好的愿望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