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大意）孔子说：“早上悟得真理，就是当天晚上死去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哥白尼说：“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
这与孔子所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实际上是同出一辙，都是一种探索真理，献身真理的态度和精神。夏明翰则说得更加坚决：“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把真理看得比生命更重要。
因此，真正追求真理的人，是能够做到超越生死，死而无憾的。
孔子的目标和原则经过深思熟虑形成之后，始终没有动摇过。他坚定的原则性，完全可以用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三句话来形容。孔子曾做过大司寇，得到过季恒子的重用，如果孔子放弃原则，与季恒子同流合污，完全可以获得更多的荣华富贵。但是他却弃高位如敝屣，毅然地走上了周游列国寻找理想的道路。在那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他受到多次威胁利诱，但每次他都以积极乐观的精神克服了困难。一次又一次的碰壁，使孔子明白了自己的理想不能在当时实现，但他仍然“知其不可而为之”，坚定地为之努力奋斗着。
颜渊是孔子的最得意的门生，他最理解孔子，他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痛？不容然后见君子！”天下人见识浅陋，理解孔子的人少，能追随孔子的就更寥若晨星了，但这对于孔子的形象丝毫无损，相反却更因此而显示出孔子的高风亮节。孔子的信心和实践的勇气来自对自己事业合于仁道的信念，不能凭己之力实现，也要尽自己的一份光和热来照彻后世，启迪后人。实际上，孔子的精神也熏陶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国魂。比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无欲则刚”的林则徐……这些历代名臣都有一颗为国家天下负责到底的心，故能如此坦然地对待荣辱和生死。
而与孔子的人生观不同的接舆、长沮、桀溺等避世的隐士，他们其实不是不关心国家天下大事，而是太过于关心，以致在时代已无可挽救时走开了，把自己置于事外。他们以另外的方式希望国家太平，希望老百姓过好日子。做隐士的人多信奉道家，以“因应顺势”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原则。对儒家的“学而优则仕”的精神，他们是不以为然的，以为这样无法真正对社会有所贡献。隐士以为天下滔滔，时代到了末路，你不可能兼济天下，只有来个独善其身，保存实力，以期世风改良而有为于天下。所以他们把孔子周游列国，在不可为之世推行仁道看作是不明智之举，因为这可能行仁政不成，反遭杀身之祸，既不能平天下，造福于黎民，反而空耗了社会精英，少了将来的忠臣，这样只身不能挡滔天洪流，倒不如待潮退浪落，风平浪静时再扬帆远行。隐士们对孔子或惋惜或讽劝，正是出于这个理由。
但是，孔子以为为人就须行仁，就得立于世间，为人类尽力，这是人之为人的责任，不可逃避。世事纷乱，纲常败坏，百姓涂炭，如果做隐士逃避时代，只显示出没有面对现实的勇气，无仁人之心，把自己混同于鸟兽。人是一个社会产物，不与社会接触，忘了社会秩序和形态，已不是真正的人了。况且，做个“避世之士”干净地抛弃这个时代，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有肩负起恢复社会秩序的责任，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这才符合人之义。孔子乐意忍受磨难和别人的误解，为明知不可为之事、把自己贡献给国家天下，行的就是仁人之义。
孔子乐于自我牺牲，孜孜不倦地行仁道，可以为我们立身处世作一很好的借鉴。为了自己的理想，永不惰怠，永不止息，敢于面对严峻的现实，勇敢地接受命运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