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石山在写到“自身”时，那种正视自己灵魂（无论是崇高还是卑微）的态度是值得推崇的。他不掩饰、不做作、不自暴自弃、也不自以为是；他对自己的生存经历的拷问是诚实而潇洒的，甚至还有点儿刻薄无情；不言而喻，其中还有着一个作家的机智成分的参与或调节。质朴愚拙也罢，从山沟里来的也罢，不会耸肩不会言语也罢，他始终守护着自己的灵魂，守护着那种充满浓郁乡情及传统文人品格的内心世界。诚然，这不是他的宣言，他也不会如此地宣言，但他的那些“忆旧”文字所包孕的，就是这样一种虽称不上完美，但又或多或少拥有脱俗意味的精神。从儿时生活开始，韩石山的经历是艰辛而幸运的。他总是轻松地诉说过去，无论是苦涩还是记忆中的温情或愉悦，但还是可以让人感悟到一种沧桑变迁的无情，一种时光似水的匆促，一种因记忆中的美好正在逐渐消失而滋生的隐痛。可以想见，韩石山的“忆旧”，绝不是为“忆旧”而“忆旧”，而是为了某种表达，或某种与现实相关的感叹一在那篇《光光的麦场》中，韩先生在“永别”了那“欢乐的少年时光”、那家乡的“光光的麦场”之后，他的感叹复杂到“不知道是该喜还是该忧”，可以想见，此“喜”此“忧”，既为昨天亦为今天。在这“喜”或“忧”的传达中，在这“忆旧”的点点滴滴记录中，细心的读者还可以收获到一种可以被称为“文化”或“历史”的东西，或一种拼凑中国当代形象的零星而珍贵的“资料”，这种特点是一般“青春期散文”所无法企及的一其中的原因，自然不仅仅在于作者的描写的细腻生动，而且在于或主要在于作者的阅世本领及亲历底层生活的诚挚感情。
韩先生并没有以炫耀学问的方式直接抒写或感慨“历史”或所谓“文化”，但他以“渍痕”的形态，把“历史”或“文化”还原为活生生的、甚至“凡俗”的生活内容，并由此而显现出一个作家的本分。
我们常说，作家“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写”。这“怎样写”才可能真正体现一个作家的特点。就散文的“忆旧”而言，中国的散文作家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而同代作家的经历更是“大同小异”，所以真正可能显示独特性的，传达方式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那么，韩石山的散文传、达有些怎样的与众不同呢？我想，最主要的便是幽默、自嘲（所谓“调侃自己”）甚至是“自轻自贱”，若要说得准确一点儿，那则是以上几种成分的综合，因为其幽默中往往掺杂着自嘲的因素，或他的“自轻自贱”往往就是一种幽默的方式，一种自我嘲讽的体现……收在《我手写我心》中的《闲话文人.要会调侃自己》，则是一篇透露了韩先生“秘密”的文章。他说：“调侃自己，或者说自轻自贱，是写文章的一个诀窍，也是一种胸怀，一种风度。”这话自然有点儿毛病，或者说是过于“拙”，因为既然是胸怀与风度，那便不是一个“诀窍”的问题了：说“诀窍”，或多或少折损了调侃自己（或自嘲或幽默）的本意。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调侃自己”是他的一种散文追求。不过，韩先生也可能会遇到麻烦，即无论是“调侃自己”（自嘲）还是“自轻自贱”（包括其中的幽默），究竟实施到何种程度？其中总有限度或分寸，一不小心过了头，那岂不真的糟践了自己，而韩先生从心性上说，本是一个自信自尊的人，一个孤傲而藐视媚俗的人。但可以庆幸的是，韩先生把握得甚好，即便是《我的小气》、《拂不去的饿》、《狂态》之类的“调侃”或“自轻自贱”，也没有给自己脸上“抹黑”；相反，还多了几分有意味的情性袒露。在这儿，倒可以说既见了胸怀与风度，也贯彻了必不可少的“诀窍”。
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韩石山散文中的“调侃”或“自轻自贱”，那仅仅是一种方式或途径，所企图通向的，则是自信或某种执拗的传达。他说过：“调侃自己，也可以说是幽默的一种。所不同者，幽默可对人也可对己，要的是聪明，而调侃自己，专对己，要的却是自信，那种源于学识和才华的双重自信。”这话自然是道出了作文或处世的真理（或“诀窍”），但以此来诠释自己的“调侃自己”（或“自轻自贱”），那便有了“露馅”的嫌疑。实际上，自信是必须的，但更重要的是心境平静，或说持有一颗平常心一一还是那句话，千万不能一不小心过了头；何况，“调侃自己”总是含有对抗世俗的意味，而任何方式的“过火”，都可能令读者生疑，弄不好会让人感到写作者的“故作轻贱”，或留下“炫耀羽毛”（学识和才华）的印象。可以想见，“调侃自己”的分寸，“自轻自贱”的程度，自然是对作家机智的一种考验，但更甚于分寸或程度的考验还在于：“调侃自己”一调侃什么？或此事此情是否值得“自轻自贱”？甚至可以说，你的“调侃自己”及“自轻自贱”的内容与走向，能不能沟通读者的期待，并最终引起共鸣？这便成为一个大问题。说到底，作家的素质、修养、见解与判断力，才是创作的关键；这些看不见、摸不着也没有尺度衡量的东西，却在冥冥之中成就你或毁灭你。
韩石山绝非“圣人”。他的作品（散文或其他）不可能篇篇都是佳作，或者说，多数作品精彩或比较精彩，自然也有不怎么精彩的，甚至是很平庸的作品。也有一些作品整体上一般化，但有些段落却十分耐读，以至让人拍案叫绝——什么原因？我觉得那是韩先生的见解或洞观的判断力在起作用。倘若能比较全面、也比较细致地阅读韩石山的散文，那读者便可察觉到，见解或判断力的概念在他的散文中是何等地重要。我们不妨这样说，在《亏心事》、《我的小气》这两本被标明为散文集的选集中，因了作品的叙事性倾向，见解或判断力大都隐含于字里行间，但在《韩石山文学评论集》、《我手写我心》这两本选集中，文体及行文方式都因表达而发生了变化；凡精彩的篇章，基本上都以直接赋予或直接表达见解取胜，也就是说，这些篇章之所以精彩，那是因了见解精彩的缘故：随感也罢，杂说也罢，笔记也罢，大都是如此。
我一直认为：“见解”是中国散文传统的支柱性因素，无论是含蓄委婉还是直言不讳：“见解”所体现的不仅仅是作家的功力，而且也是作家的人格或精神品位。一篇散文，不管选择了怎样的文体方式或叙述形态一就古代散文而言，不管它是记、传、论、疏、谏、书、札、序、跋、铭，见解的贯穿及不可或缺，不可淡薄的特点，却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诸如视点、态度、“叙述表情”（或情调八倾诉内容、可能的结论或倾向，等等，都隐含着作家的见解因素，更不用说那些直接表达时世判断及见解的文章了。没有见解或缺乏判断力，等于抽去了传达的灵魂。
在这里，我要更多地涉及韩石山的那些以前没有被充分注意到的随感杂说（与文化、文艺相关的随笔）。
读韩先生的文章才知晓，他对“批评”这一概念有着自己的独特理解。他对“文学批评”是极为不满的，但这种“不满”又是清醒理智的，也是符合实情的。他的《批评的焦虑》写于一九九二年，而如今的批评风气不是更为恶浊吗？平庸的说教，肉麻的吹捧，言不及义的表达，不读作品的“发言”，自以为是的“宏观把握”，东拼西凑的抄袭，等等，不是依然泛滥于文场吗？我起码同意韩先生的两大观点，一是抛弃因循守旧的局面，所谓“没有论战，怎么能造就批评家”；二是重新认识批评的功能，对作家、对批评家都应有此要求。
就这些与文化、文艺相关的随笔而言，韩石山表达是犀利直接的，一点儿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一当然，见解的可靠也就成为这些文章的脊梁。譬如他说：“一些游记文章，登在报刊上，给人的感觉，跟不道德的游客在古建筑的墙上刻上‘XX到此一游’没有差别。”（《漫谈散文创作》）可谓快人快语，一箭中的。又如他说：“如今这世道，有文化的没文化的都在大谈其文化。”这种“文化热”中的虚弱症或底气不足的病态，不是几笔就给勾勒出来了吗（《不羞不臊侃文化》）？韩先生对作家的所谓“学者化”说法也不以为然，这其中自有他的理在：“倘若没有那份才情，那份胸怀，作家的学者化，除了增添几个平庸的学者外，绝不会成就什么学者型的作家。”（《文学三思》）在这些随笔中，自嘲间夹带着对于时世的讽刺，而一些幽默，也明显地包孕起针砭的意味。可以想象，若无见解及判断力的支撑，这些随笔也就失却了起码的意义，更说不上新人耳目了。
韩先生的独特见解，还表现在从文学现象的角度直言不讳地指出一些名人名家的不妥。譬如说，他曾批评过王蒙为自己的短篇小说《坚硬的稀粥》所作的徒劳辩解。他说：“王蒙的过错在于，既有勇气写出这样优秀的作品，就应当有勇气扞卫它的纯洁，若不自信，获奖就该婉言谢绝。若自信，对那样粗暴的批评，则应当要么置之不理以示鄙弃，要么奋起抗争以示刚正。如今作出这样无力的辩白，形同乞讨……”（《是又怎么样》）虽则文章结尾写上了这么几句：“山野之人，粗鄙之人，不管当说不当说都一并说了，知我罪我，由他去吧”，但其中的“耿直”，还是一眼可以瞧见的一一实际上，这篇文章所“批评”的不仅仅是王蒙。而且是或更重要的是批评了无聊的时势及那种无聊“墨客”的粗暴无理。又如，韩先生从《文学报》读到这样的报道：“老作家汪曾祺十分喜悦地说，近几年散文创作空前的好，不仅三十年代一些名家的作品不如现在一些青年散文家的散文好，五十年代那些戴着面具的作品更是不能和现在的相提并论了。”当然，韩先生是敬重汪老的，但他还是觉得汪老说出了“昧心之论”。于是，他说了这样一番尖刻的话：“我不知道此老所说的‘三十年代一些名家’中包括不包括像郁达夫、朱自清、丰子恺、沈从文这几个人，其作品包括不包括《钓台的春昼》、《背影》、《缘缘堂随笔》、《湘行散记》这样的作品，若不包括我无话可说，若包括，那么‘且容小僧伸伸腿’。‘现在一些青年散文家的作品’中，可有一位有郁氏的酣畅淋漓，或朱氏的纤浓哀婉，或沈氏的沉郁自然，或丰氏的清纯风雅……”（《略工感慨即名家》）我不知道《文学报》的报道是否确实——若确实，那韩先生振振有词的“扶正”还是有见地的，且很能见出他的作文风格。
虽说韩石山曾劝诫别人“要打破一切规矩”，实际上，每个作家、特别是比较成熟的作家，总有一些“规矩”于冥冥之中规矩着他的写作。我想，韩先生的散文也不能例外读者总能寻找或感觉到他的一些“规矩”。
在创作上，韩石山很欣赏《红楼梦》中的那两句诗：“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其实，无论是“皆学问”的“皆”，还是“即文章”的“即”，都是有点儿疑问或偏颇的。于是，我给我的这篇批评文章起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标题，叫做“世事洞明与人情练达之后……”
一九九六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