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摩和武帝见面、一苇渡江的故事，在历史的考据上各有说法。姑且不论史学观点，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故事正好说明了达摩的禅法初传汉地时，水土不服的情形。
就像印度先民以“回归婆罗门神得永生”作为最大的解脱想象一样，当时的中国人，也在积极地寻找不死的神通妙法。
从秦朝（公元前248～207）以降到两汉（公元前206～220）期间，中国历代的帝王几乎皆视长生不死为生命的解脱之道，讲求仙道神鬼感应，其中又以图形符号解读天命的图识文化和炼丹功法，最为皇室所崇尚。相传汉武帝（公元前156～87）还曾经命令军官手托玉盘，站在宫殿门口收集露水，认为这样可以接收来自天上的“甘露（不死药）”，最后因为误食丹药而亡。
禅法虽然早在公元一世纪（东汉初年）就已经流传到中国，但一直到南北朝（420～577）时期，在汉地流传的禅法，仍多以数息、四念处、五停心观等禅定方法为主。
这些禅定方法的基本认知概念是：当我们的心宁静下来达到集中统一时（定），用心去观照自我身心上的烦恼苦痛和各种现象、去觉察各种现象的本质，进而从中生起“慧”，用“慧”去观照这些造成我们烦恼苦痛的来源根本——对生命、存在的迷思，从而达到生命的解脱。
高僧西来，高处不胜寒
数息、四念处、五停心观等禅定的修持，比较容易达到身心的宁静，并从“定”中开展出各个阶级、不同次第的神通妙用（或感应）。这些阶级层次是释迦牟尼证悟后，归纳整理印度各宗派的禅修方法所制定的修行次第，称为“四禅八定”，至今仍被延用作为修行的参考或依据。
事实上，不分宗教信仰、不论用哪一种方法修行，只要方法正确、心系一处，都会经历四禅八定的境界，许多人在“定”的境界里，都能感受到身心的变化或神通妙用。
对修学者而言，这些神通妙用只是修行道路上的沿途风景之一，就好像有些人只要盘腿打坐就感到疼痛，疼痛也是打坐过程中的一种风景。
我经常告诫参加禅修的学员，一个真正的禅法修学者，固然不会安住在这些风景现象，却也无法否认这些变化过程真实存在的事实。面对这些现象的态度和做法是：马上知，知就离。如同当年坐在菩提树下的乔达摩·悉达多一样，不必理会、无须恐惧、不产生需求或希冀的心念和欲望、更不停留其中，只是如如地经历这些体验，继续用功。
但在梁武帝的时代，却有很多修学者误把沿途风景当做目的地的风光。我们如果回到武帝和达摩的时代，就可以发现当时政治和社会环境，对感应、神鬼特别推崇，这个时期的禅法修行特别注重神通灵异的功用，这样一来，就很容易流于以神通灵异评定禅定功夫，或以神通灵异作为聚众修习的号召，而且，不论用哪一种法门学佛，也很容易以功德多少、感应多少作为佛法修学的评量方式。武帝问达摩“有何功德”，其来有自。
可是，早在公元前2500年（黄帝之后、尧舜之前），得悟解脱的释迦牟尼在修学的过程中，就已经发现这种“神我境界”不是真实的解脱之道，在出定（离开禅定）之后，一样感受到贪欲、渴爱、种种烦恼妄想，仍然被这些身心现象所束缚。觉悟了的佛陀教诫我们，必须靠着自己真实的向心内修证，才能够证道。
因此，对于佛陀禅法第28代的传承者菩提达摩而言，只有从心下手证得“无我空寂”才是究竟解脱。武帝借造寺度僧、勤修佛事，这些种种的努力，看在达摩的眼里，都是向心外求法，即使达到神我境界或感应，也只是一种境界而不是究竟解脱。
在达摩的认知和体验中，如果一定要论功德，也只有从心下手、证得究竟解脱，才可以称得上是真功德，所以达摩回答武帝“实无功德”。
既然问功德、无功德，所有的造作都不是真实解脱，难怪武帝接着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达摩回敬四个大字：“廓然无圣。”
武帝一定很挫折：被讥为无功德之后，好不容易鼓足勇气问了一个那么真实的问题，没想到得到的回答竟如此空虚。达摩可能更挫败：明明已经告诉你要从心下手去证得“无”我“空寂”了，哪里还“有”什么“圣谛第一义”可问？
一时之间，两不相应。
达摩渡江到了嵩山，在少林寺壁观九年。当时，没有众多的少林武僧可以和他做伴——达摩非但没有教授广受欢迎、艺超群伦的武术，他所指导的禅法还受到很多的争论和谤议。他的弟子寥寥可数，只有慧可、昙林、道育等人。高僧西来，果真高处不胜寒！
达摩高寒的禅法，在汉地孤冷地发芽，后来，结合汉地修学者亲自体悟的经验，渐渐形成了具有汉传佛教特色的祖师禅。
达摩因此被尊称为禅宗的初祖、东土第一代祖师，“达摩祖师”则是一般人比较熟悉的称呼。
一苇渡江，枝繁叶茂
达摩祖师传法给慧可（487～593，南北朝、隋），慧可于是成为禅宗的二祖，之后是三祖僧灿（？～606，南北朝、隋）、四祖道信（580～651，隋、唐）、五祖弘忍（601～674，隋、唐），然后是六祖慧能（638～713，唐），到慧能为止，代代单传。
在《六祖坛经》这本禅宗六祖慧能的行谊语录里记载，五祖弘忍传法给慧能时交付衣钵给慧能，说：“昔达摩祖师，初来此土，人之未信，故传此衣以为信体，代代相承，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
禅法本来就是心法，禅宗传法的重点，自然在于以心传心。传衣钵只是外在表信，目的是要让大众知道，持有衣钵的这个人已经得到宗师的印可，大众可以跟随这个人来学习。
传衣钵原本是禅门术语，后来也成为汉文里的日常用语。例如看到做子女的人继承了父母亲的事业或行业，我们就会说：有子（女）传衣钵，恭喜这个做父母的，后继有人，未来可以将家业发扬光大。
从慧能开始，不再传衣钵，并改单传（一人）为普传（多人），禅风大盛。禅门教法活泼多元，演绎出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等五大宗派；修学者的人数大量增加，其中不乏文人雅士、高官贤达。当年，达摩祖师一枝芦苇做扁舟，至此枝繁叶茂。
后来，只要能为一宗之师者或者能为宗师教法的传承者，我们都称之为祖师。
然而到了南宋（1127～1279）末期，由于多年战乱、兵疲马困，人民无以维生，许多穷苦人家没办法负担养育子女的经济压力，就把小孩送到寺庙出家。寺院的财力捉襟见肘，无法提供适当的僧伽教育环境，结果，绝大多数的出家人没有能力深入经教，更惶论参禅修行。佛教沦为早晚课颂经文的仪式，禅修路上更常见以盲导盲，影响所及，禅宗在明清之际，犹如风中残烛摇摇欲坠。
一直到清朝末年、民国时期，汉传佛教兴起改革复兴之风，出家人被要求清楚经教、踏实修行，修学者的素质也提高了，禅门命脉得以延续。
我的师父圣严长老传承了临济、曹洞两个法脉，并且在中国台湾创建了中华禅法鼓宗。圣严长老不仅是禅门祖师，更是中华禅法鼓宗的开山祖师。对于在圣严长老座下得教、得受圣严长老传法的我而言，我所传承的、我所推广的，就是中华禅法鼓宗的禅法。
这就是祖师禅的传承样貌。
现在，就让我以传承汉地1500年活泼生动的祖师禅，为你解答自性DNA的奥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