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派诗人众多，然开宗立派则非陈衍、郑孝胥二人莫属，由于陈衍的诗论和郑孝胥的诗歌成就影响甚大，同光体的后学往往以其为师法对象。陈、郑二人可谓各有所长，陈衍以说诗见长，郑孝胥则以创作胜出。从《石遗室诗话》中论及郑孝胥之处看，二人的诗学观点基本一致。当然各人在具体的宋诗观不可能尽同，下面以郑孝胥、陈宝琛、沈瑜庆三人作为闽派主要代表讨论其宋诗观。另外，林旭二十四岁因变法殉国，其诗学观与其他闽派成员不同，所作诗风格生涩峭健，不同于闽派大多数成员“唐神宋貌”之特征，录之于后。
一、郑孝胥
郑孝胥（1860-1938），字苏堪，号太夷，福建闽县人。光绪八年（1882）举人。后入李鸿章幕府。光绪十五年（1889）考取内阁中书。改官同知，分发江南。官至湖南布政使，入民国后以遗老居上海。九一八事变后，从溥仪任伪满洲国总理，声誉大减。郑孝胥工诗善书。著有《海藏楼诗集》。
郑孝胥在清末民初诗坛影响甚大，被誉之为诗坛“射雕手”。当时后辈学诗者往往直接以郑孝胥为模仿对象，陈衍说“后来之秀，效海藏者，直效海藏，未必效海藏所自出也”。又说：“近来诗派，海藏以伉爽，散原以奥衍，学诗者不此则彼矣。”钱仲联先生亦说：“近代为海藏一派诗者最多，号称闽派”。郑孝胥不是以诗歌理论而是以实际创作带动宗宋的诗学风尚。
郑孝胥一生诗风多变，《石遗室诗话》中说他“三十以前，专攻五古，规模大谢，浸淫柳州，又洗炼于东野……三十以后乃肆力于七言，自谓为吴融、韩偓、唐彦谦、梅圣俞、王荆公，而多与荆公相近”，因此，其宋诗观从汉魏古诗入手发展而来，取唐韦应物、柳宗元之体格兴趣，于宋人独钟情王安石。在郑孝胥的诗学观念中，唐诗性情是根本，宋诗的体貌中亦要暗含唐诗韵味，方为得法。
光绪八年（1882）乡试中举是郑孝胥诗学观念转变的一个分水岭。早期郑孝胥对宋诗颇为不齿，他毫不隐讳地表示了宋诗无可取之处。光绪壬午年（1882）他与叔祖郑世恭论诗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叔祖忽曰：“昨闲中拟喻有唐诸大家诗。谓少陵如日；太白如月；摩诘如云，随地涌出；孟浩然如雪；高、岑如风；孟郊如霜，着人严冷，其气肃杀；昌黎如雷；长吉如电；飞卿诗远胜义山，在天虹也；卢仝、刘叉等雹也；自初唐至盛唐，如四杰诸公，五行二十八宿也。”余曰：“未也。韦苏州之雅淡，在天为露；柳子厚之冲远，在天为银河；元、白雾也，能令世界迷漫。自宋以下，则不足拟以天象矣。”相与捧腹大笑。
四时之天象乃万古长存之物，其具体呈现方式虽有不同，但姿态万千，各具其美。在此时的郑孝胥眼中，唐诗的典范意义要远远超越于宋诗之上，只有唐代的大诗人可与自然天象比拟，宋代诗人不可与之同日而语。至于宋代江西派领袖黄庭坚，郑孝胥对其尚能作较客观的评价：
余复谓：“黄涪翁诗，功深才富，亦是绝精之作，特门面小耳。此譬如富翁十万家私，只做三五万生意，自然气力有余，此正是山谷乖处。”
虽然对黄庭坚不乏赞语，“功深才富，亦是绝精之作”，但是“特门面小耳”则将江西派的风格予以了否定。郑孝胥认为江西诗派虽强调博学多识，内里丰厚，但出手却是沉迷于技法、字面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而没有汉魏、盛唐诗之宏大气象。
光绪八年（1882）乡试中举之初，郑孝胥诗学尚以尊崇汉魏古诗为主。他评近人所作古诗道：
近代罕解古诗者。五古尚有佳者，长短句直无其人。往时窃谓长短句高于五古，五古至汉始有，古所传者俱是长短句。……下至晚唐、宋、元、明诸老所作，则直是近体气力音节，只袭其貌尔。
在批评近人那种“貌古实律”的诗歌同时，也表达了他重古诗轻律诗的诗学观。乡试后他曾问同年林纾“为诗祈向所在”，当林纾答以《钱注杜诗》和《施注苏诗》时，郑孝胥毫不客气地反问道：“何不取法乎上？”可见，此时他的诗学观念还只有汉魏古诗，唐以后的近体在他心目中还没有什么地位。
陈衍论郑孝胥的诗学历程曾说：“苏戡诗少学大谢，浸淫柳州，益以东野，泛滥于唐彦谦、吴融以及南北宋诸大家，而最喜荆公”。陈衍所述郑孝胥之变化，当是郑孝胥与其交流时的“夫子自道”，此后提及郑孝胥诗，诸家所论于此往往大同小异。如李肖聃《星庐笔记》称郑孝胥：“有海藏楼诗数卷，自谓取境吴融、韩偓、唐彦谦、梅尧臣，而最喜王安石。”邵镜人《同光风云录》：“太夷幼工五古，规抚灵运，三十以后，稍肆力七言，而服膺荆公”。《郑孝胥日记》中亦不时可见“阅荆公诗，甚可爱”；“阅临川诗，极可喜”；“阅唐文粹，王荆公诗”；“钞王介甫诗毕”。郑孝胥日记论及其他宋人之诗，多是不带感情色彩的阅书或抄录，偶尔也有“甚佳”“极妙”之评，但往往一带而过，唯独对王安石反复提及，且始终赞不绝口，绝无微词，以至于“阅宛陵诗，古淡精简，旷世少匹”，也会联想到风格相似的王安石，于是“复取王介甫诗看之”。
郑孝胥对王安石的推重颇引人注目。一则自宋诗形成自身特色以来，后世学宋者大多以苏轼、黄庭坚及江西诗派为宗，对王安石如此仰慕者似较少见；二则郑孝胥晚年失节，与王安石“洁白之操，寒于冰霜”的人品大相径庭。但事实又确如叶参所称道：“（郑孝胥）对王安石尤持满腔感服与敬意，是以终生奉之不懈，故其作品在可能范围内，要由形神两肖方面而使之幽峭奇响”。
王安石的诗歌以熙宁十年（1078）罢相退居江宁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意气风发，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有强烈的参政意识。以韩孟诗派为尚，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承欧阳修、梅尧臣以来的朴质直露，不重词采修饰。强调为诗文“务为有补于世”，反对浮华巧饰。后期则在广泛学习唐人诗歌的基础上，逐渐改变早期质朴直露的风格，讲究新奇工巧，诗风含蓄不露，深婉不迫。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评王安石：“公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黄陈之上，而与唐人尚隔一关”。事实上，恰恰是“与唐人尚隔一关”成为王安石诗歌的最大特色。王安石诗在宋代有“荆公体”之称，莫砺锋先生指出“荆公体”的特色是：“既体现了宋诗风貌的部分特征，又体现了向唐诗复归的倾向。王安石在建立宋诗独特风貌的过程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最能代表宋诗特色的诗人却不是他而是苏黄。”由此可见，郑孝胥所好之宋诗并非纯粹的、完全成熟的宋诗，而是唐宋兼具甚至偏重唐音的诗歌风格。
1889年，郑孝胥二十九岁时，日记中始有将《宋诗钞》置于案头研读的记载。在诵读的过程中，日记中的读后感却比比皆是对《宋诗钞》观念的继承，如：
吴之振孟举与吕晚村、吴自牧同选宋诗，孟举序之，略约：嘉隆以还，尊唐黜宋，实未见宋诗，并不知唐诗也。宋之去唐近，用力于唐尤精，今逐父而祢其祖，亦唐之所吐而不飨矣。曹学佺谓宋诗取材广而命意新，不事剿袭前人。然万历间李蓘选宋诗，取其远于宋而近于唐者；曹学佺亦云，选自莱公，以其近唐调。以此义选宋诗，唐终不可近而宋诗已亡矣。兹选尽宋人之长，使各极其致，故门户甚博，不以一说蔽古人云。
《诗钞》称：乖厓诗，雄健古淡，有气骨。有《游蜀中赵氏西园》诗曰：“翻空雅乐催欢处，入格新诗上板初。方信承平无一事，淮阳闲杀老尚书。”亦不乏风趣也。
诸如此类连篇累牍大段摘抄自《宋诗钞》的文字随处可见，可见其重宋诗之“唐神宋貌”不仅有闽地诗风的原因，还有《宋诗钞》的影响。然而，在新的时代环境下，郑孝胥的宋诗观渐渐发生了变化，逐渐有了自己的见解。
（一）重诗之性情与以“意”相贯的气势。
唐诗尚情，宋诗尚意。郑孝胥《书韦诗后》阐述了模仿与性情之间，他说：
性情之不似，虽貌合，神犹离也。夫性情受之于天，胡可强为似者。苟能自得其性情，则吾貌吾神，未尝不可以不似，则为己之学也。
说明了不能得其性情，勉强为之，只能是貌合神离；如果性情合，即便是不似也有似处。同时他也能渐能接受苏黄诗歌一气直贯的气势。“苏黄有如大江，浩漫天壤，所经处皆成名胜，而人隐其利，亦可据以设险。韩昌黎若黄河，然天地内自有此一股劲派，非他力量所及。”认为苏黄诗内涵丰富，内有后世取之不尽的资源，即“所经处皆成名胜，而人隐其利”，而韩愈诗歌的雄奇奔放，有如大河自上而下，饱含阳刚之劲美。
（二）肯定宋诗之法，重学问但要深入浅出。
1893年12月24日的《日记》载：
李东阳曰：唐人不言诗法，诗法多出宋，而宋人于诗无所得。所谓法者，不过一字一句对偶雕琢之工，而天真兴致则未可与道，其高者失之捕风捉影，而卑者坐于黏皮带骨，至于江西诗派极矣。
李东阳简单地将宋诗之法归为“一字一句对偶雕琢之工”而予以否定。郑孝胥认为李东阳批判宋诗，否定宋人诗法正好证明了明代诗歌成就不高的原因：“明人心眼中多有此种见地，故令一代梦魇”。所以他指导人学诗途径时说：
君诚喜此，非用力数年不可。今宜取唐人诗二家，宋人诗三两家，国朝人一家，置案头常看之，久又易之；俟极斐然欲作时，便试下笔，务求瘦劲，避去俗氛为主；仍随时收罗诗料，如是久之，渐有把握，自成艺业矣。
“唐人诗二家，宋人诗三两家”，可见其胸中已无唐宋芥蒂，“瘦劲”“去俗氛”“收罗诗料”都可略见江西家法。而对学问不足的诗歌，他则明确表示这的确是一种缺陷：
览戴石屏诗。杨升庵讥其无百字成诵，石屏亦自憾读书不多，细看诚有此病，其落想下笔处皆欠包孕故也。
因此，他主张为诗者自身不能浅薄，浅人不能为深，而深者则宜出之以浅，反对艰深文字，苦语为诗。“深人何妨作浅语，浅人好深终非深。观人以此得八九，能辨深浅真知音。”“浅语莫非深，天壤在毫末。何须填难字，苦作酸生活。”正因如此，金天羽认为郑孝胥的诗歌是“读破万卷而不为书累，外疏简而中含精实。”
郑孝胥一生诗风多变，反映了其不断求新的诗学追求，甚至对胡适以宋儒“语录之体，推行于诗文”他都认为是“但使措辞妙绝，读者感动，与古何异”。郑孝胥诗歌之所以成为光宣诗坛最有成就的作者之一，与他诗学观念之通达圆融密不可分。
二、陈宝琛
陈宝琛（1848-1935），字伯潜，号弢庵，橘隐，晚号听水老人、沧趣老人。福建闽县人，出生于一个累代簪缨的名门望族。少年颖悟，十三岁为秀才，十八岁中举人，同治七年（1868）二十一岁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擢翰林院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历任江西学政、内阁学士、钦差会办南洋大臣等职。入阁后，以直言敢谏而闻名。光绪十年（1884）因上书言事被黜，赋闲居里二十五年。晚年曾担任末代皇帝溥仪的“帝师”。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有《沧趣楼文存》二卷、《沧趣楼诗》十卷存世。
在晚清民初，陈宝琛是一个有着广泛影响的政坛人物。他是晚清“清流派”的重要成员之一，与张之洞、张佩纶、宝廷、邓承修、黄体芳、李端棻、张楷等人或为讲臣，或为台谏，相互砥砺，评论朝政。在陈宝琛身上，我们能看到他承继中兴以来理学名臣的传统，不媚时俗，不畏权贵，敢于直谏，同时也不顽固守旧，注重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改革内政。早年忙于政务，无心为诗。陈三立在《沧趣楼诗集序》中说他：“早岁官禁近，已慷慨以身许国，勇于言事，章疏凡数十上，动关匡拂朝廷、培养元气大计，直声风节倾天下”，因而“未遑狃章句求工于诗也”。在罢官归里的二十五年，“戢影林壑，系心君国，盖抱伟略，郁而不舒，袖手结舌，无可告语。闲放之岁月，遂假吟咏自遣”。所以，在现存的沧趣楼诗中，前五卷为1887至1908年闲居在家时作品，后五卷为1909年召复后至1935年去世时所作，不同阶段的作品有着不同的特色。
至于陈宝琛的诗学宗尚，陈衍认为他“肆力于昌黎、荆公，出入于眉山、双井”。又说：“弢庵意在学韩，实似荆公，于韩专学清隽一路”。林庚白说他“诗以昌黎、荆公、眉山、双井为依归，落笔不苟，而少排奡之气，不甚似荆公，于其他三家，皆有所得”。而黄秋岳却说他自认“得力实在陆务观”。实际上陈宝琛的诗作可能确如诸家所强调的沉浸于韩愈、黄庭坚等众唐宋大家中，各有取舍，但读其诗却深感晚唐李商隐和宋代王安石对其影响更深。
陈宝琛幼承庭训，其父陈承裘常“诲以古今忠孝故事”，“为述祖德、庭训及道咸间所闻士夫贤不肖行事与生平所接名士硕儒之言论风采，勖以名节”，使他很早就树立了以家国天下为重的思想。在学术思想上，他深受明末清初遗民顾炎武、黄宗羲“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认为“若得宗羲、炎武二人，树之风声，动其观感，使天下咸晓然于学问经济自有本源，理非空谈，功无速化，行己有耻为质，读书以有用为程，则功名不贻气节之羞，而风俗可得师儒之益”。
陈宝琛由于少年早达，在同治朝有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中兴气象，中兴精神在他心中引发的感触极深，在他一生的诗歌创作中，“同光”与“中兴”等字眼屡屡出现，如：
吾年似汝登高日，四海兵戈望中兴。
手定中兴四纪周，女中尧舜古无俦。
盲僧能说同光盛，歌者何戡恐亦无。
日辉风畅鸟雀喜，想望中兴验春气。
儒效难为前辈继，朝班曾及中兴辰。……
在中兴的理学名臣身上，诗只是政务学问之余的事情，作诗只是偶尔的娱情遗兴，他们更看重的是有经世之用的实学。受此观念影响，早年为宦期间的陈宝琛极少作诗，退居林下后虽潜心于诗，诗歌创作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他很少去做细致的诗歌鉴赏。诗歌的政治教化功能在他眼中显然没有地位。即使在为他人的诗文集作序时，他更关注的是作者的事功，而不是诗歌本身的教化功能。如他在《味雪堂遗集序》开始就说：“访西姻丈于学无所不窥，而志在用世，以绳武自期”。篇幅不小的序言，仅在结尾处提了一句“君赡于文藻而不以鸣于世”。对郑孝胥的诗学成就他也是了了几句：“今海之内外，皆知有海藏楼，即予之夙心，亦岂望君老于诗人？然君诗，年谱也，语录也，亦史料也，可以鼓人才、厚人道、正人纪。盖必如是始可为诗人”。在陈宝琛看来，诗歌具有“鼓人才，厚人道，正人纪”之用，能为此诗之人，才称得上是诗人。这种看上去充满了实用功利色彩的诗学观点，与他一贯的论诗似存在矛盾，事实上这种矛盾来源于儒家的诗教观与他本身诗学观的差异。他不可能在理论上反对儒家的正统的诗学观，但显然不认为诗歌真有那么大的功用，倒是他自己的创作透露了他的诗学选择。
陈宝琛大量作诗始于罢居乡里之时，在与陈衍兄弟交往中，由于客游的陈衍“归则录予诗以去”才以诗名世。汪辟疆说他“及受谴家居，筑沧趣楼、听水二斋，与陈书（木庵）酬唱往来，无间晨夕，而诗日益工。体虽出于临川，实则兼有杜、韩、苏、黄之胜”。陈宝琛回顾自己的学诗经历说：
初学诗于郑仲濂丈，谢丈枚如导之学高、岑，吴丈圭庵引之学杜。而君兄弟则称其类荆公，木庵且欲进之以山谷。
郑仲濂为郑孝胥之父，《石遗室诗话》载其《夕阳》绝句一首：“水碧沙明惨淡间，问君西游几时还。乐游原上驱车过，愁绝诗人李义山。”可以看出其中唐诗风味。至于陈宝琛自身无论是学高、岑还是学杜，主要还是在唐诗的圈子里。后来在与陈衍兄弟交往的过程中，陈宝琛渐渐吸取了宋诗的某些技巧、方法和诗学理念，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以文为诗”和“诗史”说的结合。
“以文为诗”和“诗史”是宋人分别从韩愈和杜甫那里继承并发扬光大了的两个诗学概念。“以文为诗”发散为“以文字为诗，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三个方面；而“诗史”说则被赋予了“善陈时事”“寓意褒贬”及“春秋笔法”等史学意识，同时亦有“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的道德评判在里面。“以文为诗”在陈宝琛那里，主要继承的是韩愈对文章的要求。韩诗虽然也有轻快明亮之作，但总体上还是以险怪著称，而韩愈对文章的要求却是语言流畅、简洁，要求“文从字顺”。陈宝琛将“诗史”融合于“以文为诗”中，他认为“诗”具有“年谱也，语录也，亦史料也”的功能。唐宋两代相比较而言，唐代明显诗重于文，而宋代及其后，文重于诗，故以文为诗并非对诗的轻视，反而是赋予了诗及诗人更多的责任。陈宝琛对“以文为诗”的认识也有这种道德责任在其中。他在《题伯严诗卷》云：
老于文者必能诗，此道只今亦少衰。生世相怜骚雅近，赋才独得杜韩遗。江湖浩荡身行老，肝肺槎枒俗固疑。牢落年来欢会叹，始知高论未需卑。
这里虽然是论陈三立的诗歌风格，在感慨“此道只今亦少衰”时，也可看出他对“以文为诗”的赞成态度。而随后的“生世相怜骚雅近，赋才独得杜韩遗”则是对“以文为诗”的进一步说明，诗歌要承骚雅精神，刺世讽时，同时有杜韩诗作的铺叙排比，能够用诗来实现文的作用。在《匏庵诗存序》中，他极力称赞作者胜过元好问，“君若录所闻见以为史料，翔实岂遗山所及？”揄扬沈瑜庆亦说“所为诗，出入杜苏，可为光宣间史料，盖必传之作。”不过这样要求诗歌未免有“过犹不及”之嫌，而且他自己的诗作也未见有什么“年谱、语录、史料”。
（二）对王安石创作多有借鉴。
陈宝琛在《谢琴南寄文为寿》中写道：
不才社栎敢论年，刻画无盐正可怜。万事桑榆虚逐日，半生草莽苦忧天。身名于我何曾与，心迹微君孰与传。独愧老来诗不进，嗜痂犹说近临川。
借答谢林纾之机，表达了对王安石诗歌成就的向往之情。林纾在《沧趣先生六十寿序》中也指出了陈宝琛诗近王安石的特点：“所为诗，体近临川，而清靖沈远，挹之无穷，临川未能过也。”陈衍指出陈宝琛与郑孝胥作诗习惯的差别：“苏堪为诗，一成则不改。在天津时与余书所谓‘骨头有生所具，任其支离突兀也’。陈弢庵宝琛则必改而后成，过后遂不能改，谓结构心思已打断矣”。陈、郑均学王安石，郑孝胥效王安石诗意，以气贯之，并不学王安石晚年对诗歌精雕细琢的精深功夫，所以诗作气势凌厉，风骨挺拔。陈宝琛则取王安石精工雅健、深婉不迫的风格，融以晚唐李商隐、韩偓的缜密、工丽，虽有宋诗之笔法，但神理间却尽是唐意，甚至能达到让人误为唐诗的程度。《今传是楼诗话》载：
（静安）殁之前为人书扇，中有“委蜕大难求净土，伤心最是近高楼”之句，死志之决，即此可知。都下报纸多以为录李义山作，人以诗工，亦不暇考，实则乃摘录陈弢庵先生诗也。
王揖唐对此感慨曰：“即以诗论，何减西昆”。
（三）“诗教”转向与宋诗“自持与自适”心理功能的结合。
陈宝琛《疑庵诗序》中较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的诗学观：
圣人以“思无邪”称诗，旨盖深矣。凡人之心有所偏倚，求其好恶之不失常，不可得也。好恶失常而又冒为贞人正士之言，欲其无为伪焉，亦不可得。孟子著诐词以下之失，至谓之生心害政，则所关非鲜小矣。思至无邪，斯哀乐之情通于性命。好贤求诸寤寐，恶恶欲畀之豺虎，悉发于天倪而不能自己，又何门庭派别之分哉……然且娑娑光景，体状物理，云态风绪，花坼树萌，莫不有独喻之微、弗宣之趣。弗宣人同，而人亦罕同之。其心孤，故其气静，好恶受之以正，而天地民物之变数相与感发于无穷。由是心而推之，将可寄之以道，岂但言诗而已！夫以末艺视诗，与欲因之以为名，皆中不足而张于外者。然则劳逸休拙，为作德作伪之征，在于诗亦有然矣。
理学思想始终对陈宝琛有着直接的影响，“内省”的方法使他将诗歌的“思无邪”作为心灵净化的寄托之具，因为只有“思至无邪”，方能“哀乐之情通于性命”。作为个人的修养，则要能在“娑娑光景，体状物理，云态风绪，花坼树萌”中体会到“独喻之微、弗宣之趣”，并且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由诗心与“天地民物之变数相与感发于无穷”而得到“诗道合一”的合理结论。此序作于1925年，陈宝琛已七十八岁，自身的诗学观已定型，他以一种超然达观的态度对待诗，认识到功利化地将诗歌视为“末艺”或者“因之以为名”都是违反“思无邪”诗学宗旨，虽用诗教术语，但实质已有所转，更偏重于诗歌“自持、自适”功能。
陈宝琛诗歌创作态度严谨，“必改而后成”，钱仲联先生以为其诗歌成就当于陈衍、郑孝胥等列，而由于其在诗歌理论较少创见，故不在同光体派的领袖之列。但无论怎样，其取径宋诗，推源唐诗，熔铸古今，终自成一家面目，对宋诗学的贡献的确是实践意义大于理论意义。
三、沈瑜庆
沈瑜庆（1858-1919），字志雨，号爱苍，别号涛园。福建侯官人，沈葆桢第四子，林则徐之外孙。光绪十一年（1885）中举，次年会试不第，以父荫赏主事，寻改官道员，先后委办、总办江南水师学堂、宜昌盐釐局等。曾入张之洞幕，主文案兼筹防局营务处。光绪二十七年（1901）补淮海道，授顺天府尹，出为山西布政使，移广东，旋调江南。因事罢归，后复起为贵州布政使，升贵州巡抚。民国后卒于上海。
沈瑜庆十一岁时，母亲林氏“口授《资治通鉴》”。沈瑜庆读书好《左传》等史书，喜诵庾信、杜甫、苏轼的诗、词、赋，常翻阅曾国藩、胡林翼等的奏议、书牍，谙熟当代掌故。能够对国事政事有较深的了解，为以后具有干练的经济之才奠定了基础。十三四岁时就表现出惊人的天赋，下笔千言立就。同治十三年（1874），年仅十六岁的沈瑜庆在与其父沈葆贞的通信中，就谈到中兴诸臣多不知外国情况，不懂处理对外事务，只有兵部侍郎郭嵩焘、江苏巡抚丁日昌等较通达，但他们却被朝廷清议所排挤，不得重用。对他的这些观点沈葆贞都深以为是。对于沈瑜庆的干练之才，他的恩师翁同龢赞不绝口：“门人沈蔼苍（瑜庆）（注：当为‘爱苍’），江南道员。此人识略极好，且有断制，不愧为沈文肃之子”。沈瑜庆也颇有中兴时重视人才的思想，他在寄给洪汝奎（琴西）的硃卷中阐述人才对于国家的重要性道：“有大臣乃有人才，有人才乃有国祚。”
沈瑜庆与陈宝琛同为同光体派中官居显要者，且父祖辈亦身居要职，因此甚重经世致用之学。陈衍在《涛园诗集正阳篇诗序》中说：“涛园少为诗，未成，喜治经济家言，足以推倒一时豪杰”。沈瑜庆与陈宝琛相同的是，早年勤于政务，少问津于诗歌之途，诗集存诗始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陆续创作了《淮雨集》（已失传）《春申集》《正阳集》，而辛亥后作寓公数年，往来诗友酬唱渐多，又成《南州集》《黔中集》《义熙集》。在他去世两年后，由其外甥李宣龚整理出版，定名《涛园集》，郑孝胥为之题签，沈曾植、陈衍等人作序。全集收录诗歌四百五十七首，词五首。
沈瑜庆的诗歌创作以苏轼为宗，且好用《左传》典故。钱仲联先生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指出：“爱苍虽闽人，而所作与闽派诗风迥异”。其实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都可能出现理论与实践不符的情形。所以，虽然沈瑜庆创作与闽派的诗风有异，但其诗学观念和创作倾向与闽派的主张是基本一致的。沈瑜庆的宋诗观与陈衍相近而不尽同，最突出的有两点：
其一，对宋诗学中“诗史”的继承发扬。杜甫之诗以大量反映安史之乱及时事而被称为“诗史”，五代孟棨首倡诗史概念，至宋人“诗史”观念进一步加强，试图将诗与史两种不同的学科融合在一起。这一方面是宋代特殊的国情决定，国力的衰弱和周边民族矛盾的突出，使杜诗的忧民爱国情怀得到极大的理解。另一方面，与宋代发达的史学和宋人强烈的史学意识密切相关，他们更倾向于写实的文学创作，更注重比兴传统与史学理论结合的诗歌。沈瑜庆生于晚清末季，国事日非，他一生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对国家民族影响巨大的历史事件，而沈瑜庆本身对史学有着强烈爱好，使得他很容易从史学的角度出发，从宋人推崇的杜甫“诗史”精神找到共鸣点。
沈瑜庆认为，“诗史”不仅是在记录史实、反映现实，而且是一种忧国忧民情怀。他在《题崦楼遗稿》中道：
人之有诗，犹国之有史。国虽板荡，不可无史。人虽流离，不可无诗。
可见其始终将诗与人、诗与史视做一体，特别是国家处于动荡不安的时期，诗人不能忘记自己有着“以诗记史”的责任。
沈瑜庆宦海沉浮多年，政务缠身，但所到之处，官吏之弊、生民哀痛，常援之以笔，以诗记之。如《淮北行》是对当地盐政积弊的批评。诗中写道：“江淮自昔拥盐利，乱后公私叹重困。建瓴蜀船势莫御，齐豫捆输亦殊健。繄我追维陵替由，商而改票票改贩。……承平官吏病因陋，比量淮南更滋蔓。载盐即以船守轮，盐难周转船久顿。劳则思善逸则淫，盗卖夤缘毋乃混。积重忍隐成铤走，剜肉补疮亏巨万。典鬻俱尽且兔脱，始知水懦为民恨。”叙事长篇带有明显的史家笔法和史学观念，鲜明地表达了对官商勾结为害盐民的痛恨和盐匪横生、百姓苦不堪言的境遇的同情。陈衍在《涛园诗集正阳篇诗序》道：“甲午中日战争既殷，南皮张尚书权督两江，涛园总筹防局，接应北军饷械，兼午夜草奏治军书，既益更事，而目击感愤，间形诸诗。一时初未卒业，今年榷盐淮北，乃记忆补缀。六月至沪，手一巨编相示，则长篇大序，皆《诸将》、《八哀》之遗也。”陈衍将沈瑜庆的诗作与杜甫的《诸将》等相提并论，有过誉之嫌，但甲午海战中国败于敌手，割地赔银。沈瑜庆以实录精神痛心疾首地写下了《哀余皇并引》等诗，将讽刺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清政府，指责政府挪用军费致使作战失利，批评当朝的军政大臣渔利失职、祸国殃民的丑恶行径。诗中写道：“行人之利致连樯，将作大匠成虚位。子弟河山尽国殇，帅也不才以师弃，即今淮楚尚冰炭，公卿有党终儿戏。”希望朝廷能看到积弊所在，弃旧而图新。同时他还直承杜甫诗歌的写实精神，敢于讽刺朝野大臣、名士。如《咏史寄虚山师》讽刺帝师也是自己的座师翁同龢，骑墙于慈禧与光绪之间。《杂感》刺翁同龢、康有为等人，书生干政，天真轻信。《贾谊》讽刺康有为谋事不周，祸及国家。《晁错》为戊戌死难者而作，《罪言》写庚子事变，这些诗部涉及当时的重大事件，议论感慨，感伤时世。《今传是楼诗话》认为沈瑜庆诗反映的现实可当做历史来看：“谓君于同光以来朝政时局、人物掌故多所纪述，可作史观”。
其二，诗文相济，以文为诗。沈瑜庆论诗主张以杜、韩为宗，间取苏轼之高旷清疏，要求将叙事与抒情有机地结合为一体，以达到情感真挚、生动感人的创作目的。沈瑜庆与同光体派大多数官僚士大夫诗人们不同之处在于，他虽然也强调学苏轼，但是并没有把“恶俗恶熟”作为诗歌的要点，反对务为奇巧之作，不强求诗中表现学问或者一味吟咏理趣。只是由于个人的偏好，他喜欢在诗中使用苏轼诗歌或《左传》中的典故。沈曾植就说“世咸知君为诗好用苏轼、《左传》语”，陈衍也说他“有左癖，作诗文未有不挦扯及之者”，李宣龚《涛园集跋》道：“生平熟读《左氏传》，往往运用若己出”。《左传》与苏轼诗虽不算僻典，但与闽派诸人不强求用典的主张相比，沈瑜庆已显得与众不同。陈衍指出沈瑜庆的诗学源渊道：“生平肆力，深于少陵、昌黎，不如其深于眉山”。说明沈瑜庆最欣赏的是宋代诗人苏轼而非唐代的杜甫或韩愈。
陈衍指《正阳集》是“诗皆学杜，叙皆学韩，绝少苏家习派”。“诗皆学杜”指以杜甫的实录精神记述时事，“叙皆学韩”是以韩愈的古文笔法作叙。事实上客观地来看，《正阳集》非但不乏“苏家习派”，恰恰是学习苏轼“以文为诗”的实践，只是沈瑜庆将苏轼的“以文为诗”以“诗”加“序”的方法进行了改造，从而使诗歌使事用典以增博奥，序文则采用韩愈“文从字顺”的古文笔法，二者结合既扩大了诗歌的内涵，又阐明了诗旨。沈曾植《涛园诗集序》即强调沈瑜庆的诗歌要与文字配合起来才能明白作者的旨意：“涛园之诗，要当合其无韵之文字，平生议论简牍杂文，参伍错综，互相证，交相发，而后意匠所经营，所谓居要而警策，所谓词高而意远者，乃视而可识。”这里“无韵之文字”包括其“平生议论简牍杂文”，那“诗”与“序”更是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
四、闽派别调——林旭
林旭（1875-1898），字暾谷，号晚翠。福建侯官人，光绪十九年（1893）年举乡试第一。甲午战争爆发后，参与公车上书，入赀为内阁中书。在京师参与兴办强学会、闽学会，与一时名士黄绍箕、沈曾植、康有为、梁启超均有交往。以王锡蕃荐得光绪帝召，与杨锐、谭嗣同、刘光第等同授四品衔充军机章京，参与维新变法。政变起数日遇害，年仅二十四岁。生前曾自刻《晚翠轩诗》一卷，卒后李宣龚辑其作刊刻《晚翠轩诗集》二卷行世。
林旭为近代文学史上少有的早熟文学天才，《今传是楼诗话》载：“有史以来，年少能诗，卓然可传者，唐惟李贺，宋惟王逢原……近贤如侯官林暾谷旭，卒年仅二十四岁，以诗格论，亦庶几卓然成家者”。然而，就在短短的一生中，林旭的诗歌成就得到当时文坛诸大家的推许，狄葆贤誉之为“深造有得，真解个中之三味，殊不似少年人作也”；梁启超赞曰：“波澜老成，环奥深秾，流行京师，名动一时”；在汪国垣的《光宣诗坛点将录》中居马军五虎将之首，为“天雄星豹子头林冲”。
林旭在京应试期间结识沈曾植、陈衍、郑孝胥等人，这个时候宋诗已渐成风气。闽派的宋诗观在同乡之间已成共识，但林旭对于时代的宗宋诗风有自己的看法，并不紧随他人。在创作实践上，径师宋人，而又能自出机杼。钱仲联先生将林旭列做闽派的领袖之一，当是着眼于他在闽派中与众不同的诗学观：“近代闽派诗，暾谷为其开山之一，但他家大都学半山、简斋、诚斋，真能学后山者，暾谷而已”。林旭论诗之语并不多见，但从其诗中，可见其对宋诗的态度和看法。
林旭论诗，并不专提唐宋，而以己意所向，手摹心追，不求形神俱似，专注于有所超越。他认为：
读古人诗，望能自得好路走之，往日所共讲求，殊不尽然也。过犹不及，足下过取狂言，便觉眼中皆草，未思鄙诗入他人口中，皆刺藤也。刺藤有何可贵？欲自挫削不能，故用相告。
林旭指出，学诗应从读古人诗入手，但读古人诗，并非要紧随其后，在古人的道路上亦步亦趋。所谓“过犹不及”，当指效法古人，画地为牢者。“自得好路走之”，强调的是有自己的创见。林旭并不反对唐诗，但比较而言，他对某些浮滑无根的唐音确有不满。在《露筋祠》一诗中道：
篝火深宵叩庙门，拜瞻環佩自然尊。诗成不得夸神韵，只好从人笑钝根（注：渔洋斥后山为钝根）。
林旭仰承后山之诗，并不特别张扬，尽量避免一味拟其形迹，而失自得之意态。
基于戊戌变法的积极意义，后人对林旭在内的戊戌六君子在道德上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诗歌观念上，林旭崇宋，重在以诗为诗，少见以理学或道德观念作为诗歌的更高要求。参与国事之际，心有所感所发，自然带有爱国热忱和追求，如《狱中绝句（示复生）》：“青蒲饮泣知何补，慷慨难酬国士恩。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但这种强烈的情感表达方式并非他有意追求的。在具体的宋诗接受上，陈衍指出：“暾谷力学山谷、后山，宁艰辛，勿流易；宁可憎，勿可鄙。”宋代诗人中，林旭主要师法黄庭坚、陈师道的同时还能兼及杨万里等人，取己所需，融合锻炼以成自家面目。
刘克庄评论后山道：“文师南丰，诗法豫章，二师皆极天下本色，故后山诗文高妙一世。”陈师道在以文为诗方面，则显然是出自南丰古文，以古文笔法造生新句子，以文章的章法结构和创作方法入诗，使句子峭拔瘦硬。林旭学后山，也多着眼于诗歌的句法结构，以古文的曲折跳宕之法，寓沉郁顿挫之气于其中，“听之使人不欢”。对于黄庭坚诗歌所表现出的瘦硬奇峭，林旭同样企图靠句法的改变来实现，以开阖动荡的结构、涩苦诗风和僻典拗句造成陌生化的效果。如《写经居士赠诗盛道闽派而病予为涩体谓学芜湖袁使君，因答及之》：
夫子论诗笑口开，叨逢目色却低回。涪翁不忘弦歌旨，杜老谁区排比才。底用为藩防楚舍，更羞酌水溯嵹台。似闻辛苦腻颜帢，要傍东家司寇来。
作为对自己为涩体的辩护的诗歌，依然因为典故和句法结构的欹侧多变而难测其意。《冯庵先生日成数诗，辄呼予视之》：
闭户空参曹洞禅，从人嗔劝乐吾便。诗题满眼浑无字，那对先生万斛泉。
顷刻催成纸面花，吚唔唤起笔间霞。撚须自向灯前读，想见潘郎果满车。
随舟芍药伴诗翁，更盗酴醿阳虎东。冷淡生涯人四个，谁家翠幕覆重重。
林旭自注“三诗均有本事”，显见是担心为人误解。陈衍对林旭的这种诗法颇不赞同，在《重刻晚翠轩诗序》中道：“后山学杜，其精者突过山谷，然粗涩者往往不类诗语，暾谷学后山，每学此类。”如果到了“粗涩者往往不类诗语”的地步，那显然与诗歌的艺术特质是不符合的。
林旭对杨万里亦有一定的认识和效仿。他的《舟中读诚斋诗》曰：“装中一卷荆溪集，拂拭船窗得暂披。不道霞光侵漆几，忽看赤鲤出清池。”虽集中此风格之作并不多，但亦不是一时之兴致。他在《冯庵移居穿虹滨以诗贺之，是日四月八也》中赞赏陈书的“无穷诗句出清新”，在《叩冯庵门就睡矣诵一律使予书之和作》中道：“说似诚斋吾亦允，心头约略识清妍。”不排除林旭对陈书作为前辈诗人的尊重，在长期的诗学交流中，陈书等人的诗歌观念还是会对林旭产生一定的影响。他和陈书同游淮北之后，陈衍再观其诗，就发现诗风与以前有所不同：“游淮北年余，所作数十首，则渊雅有味，迥非往日苦涩之境”。
林旭论诗是主张转益多师，李审言《药裹慵谈》指出林旭对当代诗人也有所学习：“诗大都宗节庵、苏堪，饶有生造之趣。”林旭自己也表明学诗不可专主一家，自设疆界，他在《酬黴宇江亭谈诗见赠》说道：
论诗如文较多派，能驿众家即无害。孤生为道颇自封，比来稍欲观其外。几人南郭空连墙，谁士郯途忽倾盖。细思离合似有缘，妄生分别旋自戒。迢遥上奉一诗王，四国交侵无经界。龂龂执律欲正谁，空使达人笑多怪。感觉广我用意多，惟是褊心将永赖。夜窗病渴玉泉干，三复佳章舌根沛。日夕西山在眼中，此乃吾家真晚翠。
林旭认为诗歌要兼取众长，要“能驿众家”，反对“孤生为道”，应该放开眼界，不要画地为牢。
郑孝胥《题晚翠轩诗》对林旭的诗学做了全面的总结：“称诗有高学，云以涩为贵。子岂真可人，所诣遽尔邃。诗怀文字前，未得殆难会。即论句法秘，大事匪狡狯。初如咀橄榄，枯中说滋味。终乃啖枇杷，甘平宜渴肺。子诗真早就，流宕可毋畏。试回刻意功，一极才与思。向来谬见推，浅语不予赘。仍当摹千文，为君题晚翠。”指出林旭诗学以“涩”为贵，讲求句法，极思力于诗，意味隽永而耐咀嚼。同光体闽派论诗宗宋但并不特别推崇山谷、后山，诗歌往往较平易而少槎枒，林旭的宋诗观及生涩诗风在闽派中确属别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