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6年秋，波恩。当马克思在莱茵河畔的弥蒙雾霭中写下第一行热情洋溢的文字，我们可以这样说，浪漫主义已注定成为其理论哲思的原发点了。这个来自特利尔市的青年没有安分地度过其一生，他在酒精的感性催化与英雄主义的强烈召唤下写出了蹩脚的诗句，也在生活的窘迫与时代的聒噪中有着对人类发展史诗恢宏的设想与叙写。也许，将马克思算做一位德国浪漫主义精神的承接者并不为过。对于这一不具有确证性的论断，从事马克思与浪漫派反讽哲学研究的美国学者维塞尔（Leonard P。Wessell，Jr。）的独到见解引人深思：“马克思是一位诗人？一位浪漫派诗人……的确，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本质上是变形的诗歌，其无产阶级的‘发现’，即科学社会主义庞大体系的关键要素，是受到马克思早期（1836—1837）诗歌兴趣的极大推动。”如此自由、大胆的见解虽然引发了臧否不一的评论，但在对马克思哲学的众多思考中却独树一帜。这一颠覆惯常思维的结论的先在而隐匿的前提即是，马克思青年时期的浪漫主义阶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马克思与西方思想传统的关系逐渐被引发关注的今天，维塞尔的上述言论不仅是其个人研究马克思思想的成果呈现，而且成为马克思与浪漫主义思想传承关系尝试性关联的有力论证。
对于马克思与西方思想传统的研究来说，发掘马克思思想的浪漫主义来源具有重大的意义。普遍的观点认为，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若说德国早期浪漫派的浪漫主义哲学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形成产生了作用，必然会招致谨慎的反思。这是因为，传统研究往往遵循考茨基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1907年）以及列宁在《马克思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中的观点，认为马克思思想有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社会主义与英国政治经济学三个理论来源，而忽略了对马克思青年时期浪漫主义阶段的考察。将如此伟大的思想革命的历史归结为“三个来源”的简单汇合，是否过于草率？阿尔都塞在《今日马克思主义》中曾指责，这不外乎是将马克思看成了一位在其头脑中对各种要素进行拼凑的“作者”，“把马克思的思想归结为这三股潮流的汇合就是向观念史的陈词滥调屈服，从而无法说明促成这一相汇并把它改造为对于自身组成要素的‘革命性批判’的政治—理论基础”。近年来，伴随着马克思与西方思想传统关系研究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思想、基督教传统以及浪漫主义哲学对马克思思想形成的影响。维塞尔的研究正合时宜。他对浪漫派与青年马克思的诗歌进行了分析，并且指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即是其早期诗情的延续，从而以颠覆性的视域提出浪漫主义对于马克思思想至关重要。我们有必要对这一结论加以引申，在维塞尔将“诗与人类象征性世界之间的类似”予以肯定的基础上，重新审视马克思从浪漫到浪漫与现实相结合的形象变换以及其天才、科学与成熟的艺术创造力，重新梳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从历史想象到科学构筑的思想历程，还原一个真实而完整的马克思。
本书视马克思阶级理论的设计为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侧重以浪漫派反讽哲学与黑格尔的现实哲学对马克思思想的滋养，以及马克思思想对两者的修正与超越为切入点，将浪漫主义视为马克思思想的渊源之一，并重新思考黑格尔哲学的真正遗产，论证马克思阶级理论是浪漫与现实的结合体。因此，以崭新的历史性的反思视角界定浪漫派与马克思、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成为我们的首要任务。
一、马克思的浪漫主义诗情
马克思，无论有关认定他为哲学家、经济学家还是社会学家等不同身份的争论多么激烈，依然很少有人笃定地宣称：马克思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当《资本论》严峻、冷静、规范的批判式话语犀利地刺穿资本主义伪饰的瑰丽帷幕，人们确信她的作者必定是位理性主义的典范。面对现实，马克思隐藏了其真挚、热烈而纯理想主义的诗意情感。这种隐藏如此深入，以至于大多数研究者形成了对它的习惯性忘却，随之而引发的误解便是，青年马克思的浪漫主义时期成为了其思想史演进中无关紧要的阶段。长久以来的传统观点认为，德国早期浪漫派与马克思并无直接的理论传承，而马克思也在论著中对浪漫派多有诟病，因此，“马克思同边沁和詹姆士·穆勒一样，跟浪漫主义丝毫无缘；合乎科学始终是他的目的”。罗素（Bertrand Russell）上述的定论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学家梅林（Franz Mehring）在《马克思传》中的观点颇为相似。在梅林看来，马克思在诗歌创作方面并未得到缪斯之神的垂青，他技巧笨拙并且缺乏韵文的天赋，其青年时期的诗作“散发着平庸的浪漫主义气息，而很少响彻着真实的音调”，所以，三册献给燕妮的诗篇只是一个沉醉于爱情又希望渺茫的青年的“感情倾泻”。由此我们看到，在马克思作为一个思想史对象被研究的若干年中，浪漫主义与马克思哲学的内在关联始终没有得以明朗的肯定。虽然，马克思哲学的浪漫主义因素逐渐受到了零星而隐晦的确认，但这些确认大多只是明灭可见，无据可循。直到19世纪50年代末期，欧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才有了一个明显的由理性主义模式向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模式的转变，马克思哲学思想先前被忽略的浪漫主义维度才逐渐被引入论题。亚历山大在《社会学的理论逻辑》中曾明确指出了这个转变的发生：“直到1950年代中期，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广泛接受马克思是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人们一般认为，马克思属于西方思想史中的理性主义传统。随着他的早期著作渐为人知，以及更为一般的思想和政治的背景之变化，这种观点又逐渐被修正甚至被相反的观点所取代——在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方面这一点尤其明显，在非马克思主义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其结果是，马克思思想被视为黑格尔主义传统的激进主义变种。他被看做如果不是浪漫主义的，也是深受浪漫主义影响的——他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感情上和文化上的基础。”在这种观点渐趋蔓延的当下的学术语境中，如何对马克思的诗人形象进行重新的认识？可行的方法只能是首先深入到有关马克思与浪漫主义传统关系的众论之中去，从而全面的了解这个百年思想家的完整品格。
1.作为浪漫主义的继承人：诸多不确定的确定
1915年，深受黑格尔、康德、马赫以及柏格森影响的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出版了其史学著作《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History：Its Theory and Practice）。在这里，他以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史学理论与欧洲史学史进行了分析。可以说，无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在国内学界，克罗齐的历史观都曾被作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截然对立”的哲学思想而遭受了批判。但是，如果抛却这一明显带有意识形态情愫的评断，单从克罗齐对马克思史学思想分属阶段的划分来看，马克思是被其视为浪漫主义的历史学家与继承人的。克罗齐将浪漫主义运动的“思乡性史学”看做一种具有返回倾向的历史表现形式，这种“汹涌的情操”也是在作家身上得以充盈着“焦虑、情感和热情”的叙述旨趣。其作用的结果是，历史学家们“不再单靠抽象理性的光辉去写作了”。在社会主义学派依靠过去为自己的学说争取立足之地的若干辩白中，克罗齐认为，马克思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这一学派在其主要代表马克思身上采取了浪漫主义的形式，马克思以史学的和科学的价值赋予了社会主义学派。他的著作和十八世纪时出现过的社会主义理想完全相反，因而他自夸那些理想已从乌托邦的状态过渡到了科学的状态。”克罗齐将马克思划入浪漫主义行列时多少带有一些轻微的贬义，这也许正是其招致意大利共产党人及国内学界长期批判的原因所在。
与克罗齐相比，施米特（Carl Schmitt）对马克思思想的浪漫主义续写增加了更多明确性的指认。《政治的浪漫派》（1919年）是施米特针对现实政治问题所作的有关浪漫派政治立场的论著。施米特认为，浪漫派的审美扩张是一场在19世纪大获成功的运动，浪漫主义是一种政治哲学，浪漫派是主体化的机缘论。如果说，任何的运动都必然基于一种看待世界的特定态度以及某个确定的最高权威的观念才能得以焕发蓬勃生机，那浪漫主义运动显然是采取了特殊的“机缘论”的态度，并以特定的浪漫主体取代了曾作为终极权威的上帝。从宗教改革开始，上帝的这种绝对地位便发生了不可避免的沦陷。当形而上学的重心愈加趋向于世俗，“人类、民族、个人、历史发展，甚至纯粹为人生的人生”，这些世俗因素都争相参与了取代上帝的行动。在施米特看来，浪漫派把这个世界与万物变成了纯粹的机缘，而天才的“自我”成为了最后的权威，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不仅为这种精致的情感赋予了强大的力量，而且使其在强化自我的谋划中屈服于两种新的实在——人民（人类共同体）与历史。但浪漫派从未能将主体与这两种实在加以结合，黑格尔完成了这个任务，他将人民（被黑格尔转化为国家）和历史同辩证的自我发展的世界精神进行了统一。相对于18世纪的理性主义，作为革命派造物主的人民与作为保守派造物主的历史代表着另一种非理性的主体。马克思承接了黑格尔体系的革命性发展，“人民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再次成为真正的革命运动的执行者，它把自身等同于人类，把自身理解为历史的主宰”。所以，按施米特的观点来看，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作为浪漫派指定的新的造物主——人民的表现，已成为一个具有浪漫主义特质的共同体了。
还有一位对浪漫主义费尽心神的西方思想家是自由主义的伯林（Isaiah Berlin），施米特曾把其与泰勒一起并称为浪漫主义的招魂者。伯林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的力量视为浪漫主义偏执情感的表现之一的观点出现在他的讲座中。1965年，伯林在A。W。梅隆系列讲座中做了关于浪漫主义根源的脱稿演讲，正如伯林本人所说的这是一种对巨大语言洪流的倾泻。此后，这次讲座在BBC被多次重播，伯林甚至打算于有生之年将其整理为一部浪漫主义的专著。在长达六个多小时的思想演说中，伯林以轻松、酣畅的即兴之语对浪漫主义的定义、产生、成长与壮大作了天才的洞见。他认为，浪漫主义运动是一场激进的变革，它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生活和理想，“发生在19、20世纪历史进程中的其他转折都不及浪漫主义重要，而且它们都受到浪漫主义深刻的影响”。在伯林看来，18世纪，当人们对普适性的真理的崇拜逐渐被个人情感的丰盈性所取代之后，这种人类思想意识的转变促成了浪漫主义的产生。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时或狂喜时或暴怒的表达，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对多样性与差异性的推崇，以及康德道德哲学追求人类自由的沉迷使三者成为了真正的浪漫主义之父。历经康德、席勒与费希特拘谨的浪漫主义阶段，由施莱格尔、诺瓦利斯所引导的奔放的浪漫主义终于爆发。这一对无限极端渴求的思想最终导致了“思乡情结”与“偏执狂”“两种有趣而持续的现象，后来影响到19世纪和20世纪的思想情感”。而在偏执狂表现为对历史的各种阴谋的寻找中，马克思所提出的阶级斗争便是人们试图寻找的一种为人类所不能控制的隐蔽的力量。“这也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观念。”
可以说，无论是克罗齐、施米特，或者是伯林，还是其他意识到马克思与浪漫主义存在关联的诸多学者，对马克思浪漫主义者身份的指认多少都带有些浅尝辄止的意味而缺乏翔实确凿的论证。这一方面在于，他们虽然默许马克思的浪漫主义情绪发生作用，却只是将其作为引证支撑其他观点的陈述，而并不予以真正的关注；另一方面在于，在西方，马克思的浪漫主义情怀虽然或多或少的得到了先在的承认，但这种承认更多来自于研究者转瞬即逝的思想火花，没有经过严密的推衍，所以对表现出浪漫主义面孔的马克思便增添了些许不确定的迟疑。
2.史诗诗人：一种对马克思浪漫主义者身份的确认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浪漫主义来源研究中，维塞尔的《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论马克思主义神话诗学的本源》（Karl Marx，Romantic Irony，and the Proletariat：The Mythopoetic Origins of Marxism）无疑对马克思的浪漫主义者身份进行了明晰的确认。维塞尔是美国著名哲学思想家，原为科罗拉多大学思想史教授，现为西班牙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曾师承德国哲学家，原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恩斯特·贝勒尔（Ernst Behler），因此对启蒙运动到浪漫派时期的德国思想具有深入的研究。维塞尔系统论证的观点为，马克思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无产阶级概念是德国浪漫“反讽”的化身，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首变形的浪漫诗。在这里，他开创了一种以神话诗学解读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新模式。
维塞尔认为，虽然马克思的形象备受思索，但其青年时期的诗歌却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而诗歌恰恰“暗含了人性中一些更加根本、更加根深蒂固的东西”，并与人类的象征性世界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对德国早期浪漫派来说，诗歌不仅萃取出人类学的原则，而且意谓宇宙世界的原则，青年马克思的叙事诗正是对人类本性、宇宙意义以及救赎力量的诗意概说。但是，“马克思主义常常致使其拥护者对人类心理上的诗意功用缺乏敏感”，“马克思把诗歌的境象深嵌于‘科学’的术语上，以致他的追随者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在维塞尔看来，真正的马克思就隐藏在其诗意情怀的背后。他曾沉醉于对“仙宫”的无限渴望，也曾经历浪漫主义的抒情危机，在黑格尔的引导之下，马克思最终转向现实，完成了浪漫派与黑格尔哲学观的和解。他的浪漫在于寻求解放、救赎、“新的救世主”，他的现实在于这一救世主不是什么超凡的神灵，而只是一个身套枷锁并要实现自我解放的阶级，它拥有所向披靡、摧枯拉朽的神圣力量。浪漫派诗歌中的反讽经马克思之手便成为根植于诗歌境象中的历史的、实践的反讽了，而无产阶级正是这一反讽的肉身。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诗学解读方式对马克思与浪漫主义传统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它突破了以往在思想史的历史性阐述中讨论两者内在关联的定势与局限。一般来讲，在对马克思哲学浪漫精神旨趣的确认中，人们习惯于进行追本溯源的工作，从而使马克思思想的演进逻辑为其观点的置证提供确凿的考据。而与此同时，奥古斯特·科尔纽、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等对马克思青年时期浪漫主义阶段诗歌岁月的细致描绘便跃然纸上，成为考察马克思哲学浪漫主义来源最为有力的佐证。维塞尔的研究进路虽然遵循了这条思想史线索，但却并未局限于这种历史性的阐述。他将其作为隐性的杼轴贯穿出思维逻辑的转化过程，从而对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浪漫主义情绪以及逐渐呈现的浪漫主义危机做了深刻、透彻的分析。另一方面，与以往将浪漫主义与浪漫反讽视为病态与消极的观点不同，维塞尔对马克思哲学的诗学解读开创性的将浪漫反讽与阶级理论联系在一起，并且重点突显“反讽”在马克思思想中所起到的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是对传统看法前所未有的颠覆。反讽（Irony），这一从古希腊雅典城邦时兴起，到近现代时期依然界定不明的概念，被维塞尔抽取出了“超越”、“批判”与“实践”三个要素，这与马克思诗歌中的理想主义象征具有同构性，同时也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观念相契合。可以说，维塞尔宏阔了马克思阶级理论的研究空间。当他将无产阶级视为诗人，将无产阶级革命视为反讽宏大叙事式的呈现，那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如同史诗构想了。
3.青年诗人马克思
赘述纷纭，我们无外乎要把马克思看做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不能否认，马克思在青年时期的浪漫主义阶段曾与德国早期浪漫派有过交往。但我们如何确信这种短暂的碰面与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形成具有历史性的关联？我们又如何在这种关联中窥视出马克思哲学与生俱来的、个性独特的浪漫精神气质？
众所周知，浪漫主义的衍生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缘。当启蒙运动开启资本主义时代之时，与之相伴生的现代性危机也招致诸多质疑了。资产阶级专政与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建立昭示着，由“理性的胜利”确立起来的王国与启蒙运动理想的背离。“理性王国”的现实与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相比，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这种落差所导致的普遍失望成为18世纪末期欧洲各国的主要情绪。浪漫主义运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席卷了整个欧洲，并几乎成为19世纪的主导精神，它施行了对现代性的首次批判。浪漫主义在经济领域表现为以西斯蒙第为奠基人的经济浪漫主义，在政治领域表现为以缪勒、施莱格尔（又译施勒格尔）为典范的政治的浪漫派，在文学、艺术领域表现为以诗、小说、音乐、绘画、雕刻等为主要创作内容的浪漫主义流派，在哲学领域表现为以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施莱尔马赫、荷尔德林为代表的德国早期浪漫派。作为一种哲学思潮的浪漫主义发源于德国有其特殊的原因，18世纪末的德国正处于四分五裂的混乱之中，资本主义碍于封建的所有制生产关系而长期停滞在较低的水平，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决定了法国的政治精神在德国的传播。小资产阶级的无助使其曾被革命的热情欢欣鼓舞，但雅各宾的恐怖策略又使其陷于隔岸观火的境地。资产阶级的势单力薄注定了其无法引导一场颠覆性的革命，而只能发挥其自省的民族特性求取理论上的自由，“他们愿意让各种事情在警察国家可靠的安宁中影响他们，让那些在法国以粗野方式落实的抽象观念重返理想的畛域”。德国早期浪漫派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引导了德国新的思想方向。俄国学者加比托娃（Р，М。Гавитова）认为，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到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间，“德国在思想方面错综矛盾的历史发展，是在浪漫主义的旗帜下走过来的”。
可以说，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浪漫主义哲学日渐式微，黑格尔的理性主义正是国家时髦的哲学。但已过了鼎盛时期的浪漫主义情感仍引发了青年马克思对诗歌的极大兴趣。奥·施莱格尔既是德国早期浪漫派的领袖，也是马克思两门课程的老师，冯·威斯特华伦男爵既是浪漫派的追随者，又是马克思的朋友与后来的岳父，通过与两者的接触，马克思被灌输了对于浪漫主义学派的热情。戴维·麦克莱伦认为，马克思追求燕妮的成功强化了他对浪漫主义和诗歌的兴趣，身居柏林并沉浸于科学、艺术之中，使其俨然成为一位浪漫主义诗人。海涅、歌德与席勒成为他模仿的对象，其诗歌内容不仅涉及浪漫主义主题，而且“表达了对无限事物的渴望和诺瓦利斯式的对死亡的热爱”，以及对“神秘想象中的梦的世界”的向往。马克思短暂的浪漫主义时期在遭遇“现实”与“应有”的矛盾后便不再持续了，但他却一生保持着浪漫主义情怀。即使在黑格尔哲学影响下，马克思走上了现实之路，浪漫主义的影子依然在其后来的哲学创作中映现。反讽作为德国早期浪漫派的主要概念，不仅曾在马克思的诗歌中、哲学著作中被大量运用，用以宣泄马克思对“实有”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愤懑情绪，而且化身为无产阶级的现实表现形式，成为摧毁资产阶级的破坏性力量。我们从中可以得知，马克思的浪漫主义者身份就此得到了最为明确的指认。
二、国内的研究现状
1.马克思哲学与浪漫主义传统研究现状
有关马克思与浪漫主义的研究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50年代末期到90年代末期，主要侧重于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美学艺术思想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或褒或贬的分析与评判；第二阶段是2005年开始以翻译维塞尔著作为契机而开展并延续至今的另一研究热潮。其中，一个方面主要在维塞尔观点的基础上侧重于对启蒙思想与浪漫主义、马克思与德国早期浪漫派的关系，以及马克思哲学中的反讽维度等方面的探讨；另一方面主要偏重于对浪漫主义思潮与马克思哲学之间的思想史关联的考察，特别是在人类学本体论、人的存在等问题上马克思所受到的浪漫主义的影响；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对马克思中学时代的哲学世界观以及大学时代诗歌的文本式的解读，将马克思的诗作看为其理想主义哲学世界观的文学表达。国内研究的趋向在于，要逐渐改变学界以往对于浪漫主义的褊狭理解，打破马克思主义美学评论的定势与局限，将讨论马克思与浪漫主义传统的内在关联作为新的出发点，从而在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总结与展望中，较为完整的勾画出马克思思想的全貌，使马克思哲学对其“原像”的研究焕发新生。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马克思对浪漫主义的评论就引起了国内学界的研究兴趣。但与国外相比，国内学界对它的研究始终没有保持长久的关注。自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8年12月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论浪漫主义》以来，以及李显荣先生于同年12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翻译发表了马克思的三首诗歌之后，直到1982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出版，青年马克思在1833年至1837年间创作的六本诗集才被完整地译介。马克思有关浪漫主义的原始文献资料也相对得到了充实与丰富。可以说，我国学界在上世纪末有关马克思与浪漫主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马克思主义早期文艺思想的分析，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对浪漫主义文学的褒贬评议。众多学者受“百花齐放、百花争鸣”方针的指导，在文学界开展的将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学讨论中，把浪漫主义理解为一种文艺思潮或一个文学流派，而马克思、恩格斯与浪漫主义之间的关联也主要建立于前者对后者的评判之上。所以，这一时期学界的讨论重心最终没有脱离开文学、美学的畛域。1960年，周来祥先生首次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讨论，他认为“把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起来，把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的精神和革命的激情、革命的首创精神结合起来”是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特点之一。其后，对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文艺思想由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转变的史料研究才开始渐受青睐。这种观点虽然最早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现实与浪漫的双重因素，但其主要是在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历史经验、文学创作方法创新或美学的角度承认了马克思的革命现实主义者与革命浪漫主义者的双重身份，而未从马克思哲学理论自身切入对此观点加以论证。还有一种观点集中于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分析。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对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流派的不同态度，浪漫主义被区别为反动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而马克思、恩格斯以阶级的、历史的、发展的、实践的观点对此作出了科学的选择。所以，反动的、消极的浪漫主义是受到批判的，革命的、积极的浪漫主义才应受到赞扬。不得不说的是，马克思青年时期诗歌的完整译介引发了另一研究的焦点。浪漫主义被看做马克思诗歌创作的一种表现手法被加以讨论，它是反抗精神的集中体现。不仅如此，研究者日渐发现，青年马克思的诗歌岁月正是其思想发展史中不可忽略的阶段，这对于研究马克思世界观的最初形成和思想发展走向具有重要价值。在马克思学说诞生的复杂背景中，浪漫主义美学“不仅成为马克思学说发生的原初动力，亦即是马克思学说诸组成部分的内在统一点，而且是马克思学说的本体论根据”。这在某种程度上与维塞尔的观点先在地达成了一致。
2008年5月，维塞尔的《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论马克思主义神话诗学的本源》作为“马克思与西方传统”系列译著中的一本在中山大学被翻译出版。其带给国内学界的震动是，部分研究者第一次不再受文学、美学或思想史考察的局限而开始思考浪漫主义哲学与马克思哲学在理论逻辑方面的内在传承。这种研究视域在短时间内被大多数学者理解与接受显然是件难事。马克思青年时代诗歌与后期科学社会主义为何会产生绝妙的对照？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如何成为浪漫主义反讽理论在现实世界中的化身？马克思是否可以被确凿的视为一位浪漫派的诗人？应该这样说，浪漫派对马克思的影响虽然长期被学界忽视，但伴随着马克思与西方传统研究的深入，这种忽视态度已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受维塞尔启发，现阶段国内学界讨论的核心主要围绕马克思哲学中的反讽维度、马克思对浪漫主义的继承与改造、马克思青年时期哲学世界观的解读等几个要点展开。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浪漫反讽被引入马克思哲学也首次得到了认可。浪漫派反讽的两种形式——对当下有限事物的反讽与对绝对完美和无限绝对的反讽——深刻影响了马克思，这更使马克思带有批判性的实践哲学具有了反讽的意谓。马克思的反讽与浪漫反讽一样，体现着一种强烈的主体性，但是，不同于浪漫反讽的审美特性，也不同于浪漫反讽对意识的内在性的强调，马克思的反讽是一种实践的反讽，它始终持守着对价值内在性的保留。其次应该加以了解的是，诸多学者当前已不再对马克思思想的浪漫主义来源心存拒斥。已有观点认为，浪漫派为克服唯心主义而提出的“存在先于意识”的命题对马克思的“存在决定意识”提供了借鉴；浪漫主义哲学对启蒙主义的批判以及对虚无主义的克服在马克思这里得到了继承，并以新的形式做了提升，“浪漫诗”从而成为“英雄史诗”的前兆，在坚持主体普遍性和现代个体自由的基本前提下，在对现代世界的批判中，马克思怀有的依然是对古典世界崇高的向往；马克思与浪漫派均提出了现代性的诊疗学方案，因此两者的理论具有天然的亲和性，但马克思哲学在对浪漫主义的继承中又以扬弃的态度对其历史与逻辑的局限性实现了超越，因此马克思哲学“更本然地表达着浪漫主义所推崇的表征‘生命’的‘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最后，不能不重新加以说明的是，马克思哲学思想形成过程中的浪漫主义阶段再次成为了研究的重点。与文学、美学视域下的研究有所不同，新的研究认为，马克思青年时期受浪漫派影响而创作的诗歌是其早期理想主义哲学世界观的文学表达，而在其后的思想轨迹中，浪漫主义的全人类意识“内化成了推动马克思思想继续发展的理论资源”。虽然此时维塞尔对马克思诗歌的分析尚未被引入国内学界，但这种观点却与维塞尔颇具相似。
2.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研究现状
在马克思对浪漫主义哲学批判性的继承与超越中，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哲学发生现实的转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在黑格尔的影响下，马克思哲学才最终成为了浪漫与现实的合体。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是国内外研究中长久不衰的话题，根据研究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理解方式。首先是“唯物主义借用”学派与“新辩证法”学派，两者都承认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最为传统的是“唯物主义借用”学派，该学派以恩格斯对两者关系的理解，尤其是《费尔巴哈论》的核心内容为蓝本，强调黑格尔思想及唯心主义辩证法经过翻转，“重新用脚立地”，就可以被马克思主义者唯物主义的借用，认为黑格尔以绝对精神解决的矛盾，只能通过马克思的现实历史斗争才能克服；“新辩证法”学派认为无需经过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解释，可以直接对话黑格尔，强调黑格尔与马克思方法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马克思对黑格尔抽象范畴与辩证法的历史的现实的应用。其次，另一种倾向是将马克思哲学中的黑格尔元素彻底清除出去，因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在精神实质上是反科学的，而马克思《资本论》中某些与事实不符的论题没有必要依据辩证法而必须做出某种论断，一种更加科学的、唯物的认识论应该取代辩证唯物主义。最后，第三种理解方式是淡化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身份，对黑格尔进行“非形而上学”或“非哲学”的解读，强调黑格尔对马克思的重要性在于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思想。因此既没有必要对黑格尔进行唯物主义的改造，也没有必要剔除黑格尔的反科学元素，而应关注黑格尔现实哲学对马克思产生的影响。第三种探讨方向是研究马克思黑格尔关系的新趋势。
长久以来，对于两者之间的传承关系来说，人们往往将关注点聚集于黑格尔辩证法对马克思的影响，而忽略了黑格尔法哲学留给马克思的其他遗产。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是否就是黑格尔辩证法“颠倒”后的借用？阿尔都塞认为，这是恩格斯对马克思辩证法的误读。在他看来，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从来不是头脚倒置的简单翻转，而是一场结构性的“改造”。借助于阿尔都塞对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关系的解构，我们可以发现，实践辩证法与反讽辩证法的诸多相似之处。我们并不否认，实践辩证法与概念辩证法的联系以及黑格尔对于马克思的影响，但是，相比较于概念辩证法，实践辩证法体现出了更多的反讽本质。马克思以“颠倒”的方式对概念辩证法进行的“改造”，更接近于一场向反讽辩证法的还原，实践辩证法实际上完成的是反讽辩证法的完善之路。一旦将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从辩证法的传统基点上移开，即可发现，黑格尔遗留给马克思的更重要的财产是其法哲学中的现实元素。
针对西方学界对于黑格尔是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的争论，意大利学者洛苏尔多（Domenico Losurdo）认为这是一个虚假的两难选择。通过对《法哲学》正式出版文本与多种秘传文本的比照研究，他分析出传统观点将黑格尔法哲学视为其保守立场体现的观点是过于绝对的，《法哲学》的“秘传文本”隐藏着黑格尔的激进本色。从洛苏尔多的视角，通过对《法哲学》秘传文本中革命与财产权元素进行分析，黑格尔的左派本色逐渐显露出来，其对理性与现实、君主权力等问题的关注，不是其政治保守立场的反映，正是其革命情绪的表达，而马克思阶级理论的主要内容早已潜存于《法哲学》之中。马克思在接触了政治经济学后，悄然淡化了对黑格尔保守倾向的不成熟的批判，却在黑格尔法哲学的影响下将哲学研究的关注点转向了经济领域。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对革命的赞扬以及在法哲学中对生命权优异性的肯定，潜存着通过革命实现历史进步、穷人为保存生命而必然造反的观点，这成为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提前预演。马克思在黑格尔的影响下关注了有关革命与财产权的观点，并最终将其发展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争取生存权的政治理论。
三、反思与方法
弗·施莱格尔在《美艺术学苑》断片集中曾说“一篇好的前言必须同时包含全书的脉络内容。”因此，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有必要对全书的整体写作情况进行详尽说明。本书在政治哲学的视域下将马克思的政治理论解析为浪漫与现实两个维度，并分别回溯至马克思思想的浪漫派与黑格尔渊源，重新考察浪漫主义与黑格尔哲学的真正遗产。笔者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理论蕴含了黑格尔现实哲学与浪漫派反讽哲学的两方面因素，本书按照两条线索进行：一方面，回溯马克思哲学思想史中的浪漫主义阶段，重点分析作为浪漫主义哲学核心概念的反讽，并考察其对马克思阶级理论形成的影响；另一方面，回溯青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时期的现实转向，重点分析黑格尔哲学的激进本色，重新思考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真正继承。本书主要将马克思政治理论解析为浪漫与现实两方面，从马克思本人的立场回溯浪漫与现实因素的来源，还原其阶级理论的形成过程。
1.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
首先，在浪漫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论争中考察浪漫派对马克思的影响以及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反讽本质。启蒙运动开启了欧洲近代思想史演进与转变的新开端，康德哲学、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哲学、黑格尔哲学，乃至马克思哲学都是在启蒙运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人的本性反思的结晶。面对启蒙运动带来的现代性危机，浪漫派、黑格尔与马克思的不同观点与相互评判使三者理论观点上潜存着内在的关联。浪漫派以审美直观为主要方式，黑格尔则以思辨逻辑为主要方法，两者分别将反讽与辩证法作为各自拯救现代性危机的方案。可以说，由理想与现实的鸿沟引起的对启蒙主义的不满，使浪漫派与黑格尔具有相同的批判指向，但立场的局限性决定了这两种批判都是不彻底的。马克思以实践哲学实现了对浪漫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双重超越。其实践辩证法并非简单的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它具有多元矛盾的决定观、复杂生动的既定整体观，同时又在自我否定中趋向于理想的目标而并不导致理论的终结，这同反讽辩证法是同构的。因此，马克思对概念辩证法进行的是一场结构上的“改造”，这是向反讽辩证法方法上的还原及对其内容上的完善。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中蕴含着反讽本质，实践辩证法正是现实中最为全善的反讽形式。
其次，在政治哲学的理论框架中重新探讨马克思与黑格尔的传承关系，突出黑格尔法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现实转向的影响。马克思在青年时期的浪漫主义阶段同浪漫派一样经历了从康德、费希特，到谢林哲学的尝试，但不同于浪漫派转向自我内部寻求解决方案，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革命与财产权等现实因素的引导下实现了从早期浪漫主义诗情向实践哲学转变的现实转向。他在接触了政治经济学后，悄然淡化了对黑格尔保守倾向的不成熟的批判，并在黑格尔《法哲学》的影响下将哲学研究的关注点转向了经济领域。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对革命的赞扬以及在法哲学中对生命权优异性的肯定，潜存着通过革命实现历史进步、穷人为保存生命而必然造反的观点，这为马克思改造旧世界找到了有效的途径与现实的根基。他以带有革命色彩的实践哲学对浪漫派与黑格尔进行了批判与超越的综合，使施莱格尔的主观性反讽应用于社会生产领域，从而最终赋予浪漫反讽以现实的载体——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既存在最高的政治理想，也存在最现实的阶级斗争，它是浪漫与现实的交融。在浪漫派的浪漫反讽与黑格尔激进本色的双重作用下，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正是反讽哲学自我否定性在现实世界中的真实体现。
最后，在反讽哲学的角度下对马克思实践辩证法在现实世界中的具体表现形态——无产阶级革命进行重新阐释。反讽具有无限的自我否定性特征，其源于苏格拉底对话中的反诘法，经由浪漫派领军人物弗·施莱格尔，这种谈话技艺被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并被规定为逻辑中的悖论。马克思将浪漫反讽视为形式反讽，他通过实践哲学对浪漫反讽施行了修正，使反讽实现了从审美立场到实践立场，从趋向于虚无到趋向于理想，从争取消极自由到争取积极自由的转变。马克思将人获取自由这一抽象哲学命题理解为一场现实中的人类自我解放运动，更将这场运动归结为由经济矛盾引发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是马克思阶级革命的主体，也是马克思反讽哲学的主体。资本的发展造成了生产力与所有制关系的脱节，资产阶级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与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的产物，无产阶级以私有制反题的形式主导了革命的整个过程，其革命主体身份成为历史的必然。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再现了反讽主体客观化自身以及无限反题的特质，它经历了从人异化为无产者，从无产者向自由的人的复归过程。
本书最终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反讽哲学在现实中的具体演绎，反讽的自我否定本质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中具有三次表征：第一，无产阶级革命经历着曲折进程，并需要不断的自我批评反省自身。无产阶级专政前存在一个“不断革命”的阶段，无产阶级要在这个反复论证过程中完成自身不可回避的使命——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第二，资本主义社会是近代启蒙理性的产物，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是资产阶级的自我否定，它具有浪漫主义的反讽威力，资产阶级亲手制造了自我毁灭的命运；第三，当无产阶级的苦难具有普遍性时，便带有某种自我救赎的冲动。无产阶级的存在是阶级对立存在的证明，而共产主义实现的是无阶级的社会，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最终需要通过无产阶级的自我扬弃来实现。同时，本书认为，在对历史之谜的解答中，浪漫派与马克思具有共同的解决时代危机的渴望，浪漫派的黄金时代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都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目标的预设，两者都致力于人与自然的统一。但浪漫派没有意识到人类社会二元分裂的根本原因，将之归罪于资产阶级的认知方式，而马克思超越浪漫派的地方在于，他认识到这种分裂是人的本质的丧失，这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共产主义的实现不能仅依靠诗人的浪漫想象，还需要在现实世界中为诗人找到形而下的肉身，无产阶级即是浪漫主义反讽诗力的表现。
2.本书的研究思路
本书共有五章，具体而言，研究工作分三步展开：
第一步：浪漫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论争。浪漫主义与思辨理性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启蒙主义精神（怀疑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延续。面对启蒙所造成的时代困境，浪漫派与黑格尔在不同的批判路径上具有共同的批判指向，即反对抽象理性主义的绝对化、工具化，消除康德哲学造成的思想与存在、观念与实在、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或人自身的二元分裂，拯救失落的精神信仰。浪漫派与黑格尔分别通过“外在路向”与“内在路向”的不同途径对启蒙进行了批判。从费希特开始，康德的抽象理性主义便遭受到来自外部与内部的双重批判。浪漫主义在理性主义之外以当下的感觉和直观为基础，通过抒情、审美或宗教的形式来达到对理性主义的克服，但这种克服仍然是精神世界之内从自我出发的个人满足。而黑格尔则是在理性主义之内对抽象理性主义进行具体化的填充，这是一种内部的自我扬弃。两者分别以反讽与辩证法作为各自的克服手段，由此产生了两者之间的争战。通过对反讽与辩证法概念的分析，我们发现，浪漫派绝对唯心主义哲学的宗教转向虽然招致了黑格尔等哲学家的嘲笑，但反讽哲学作为其具体表达形式却隐含了辩证的元素与对整体性的渴求。它不仅影响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形成，而且也间接引导了马克思哲学后黑格尔时期的未来走向。虽然由理想与现实的鸿沟引起的对抽象理性主义的不满，使浪漫派与黑格尔具有相同的批判指向，但立场的局限性决定了这两种批判都是不彻底的。现代性是启蒙的结果，现代性危机是启蒙所造成的时代困境的直接反映。因此，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即是对启蒙的批判。马克思的启蒙理性批判实现了从抽象理性批判到资本批判、从消除二元分裂到消除私有财产、从理论批判到实践改造的转变。超越前两者的是，马克思以阶级利益、异化与革命代替了启蒙理性抽象性、二元性，以及宗教批判的位置而完成了对现代性的重建。马克思将实践辩证法作为其拯救现代性的方案，这个批判的过程带有社会历史性、辩证性与实践性，它不是对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的颠倒，而是在对概念辩证法结构性的改造基础上，向反讽辩证法的本质还原。毋宁将其视为在浪漫派与黑格尔的双重影响下对反讽辩证法与概念辩证法的进一步完善。因此，本书第一部分首先分析浪漫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启蒙批判路向并非悖行，其次区别反讽与辩证法两种克服时代困境的方法，进而梳理反讽辩证法与概念辩证法、反讽辩证法与实践辩证法的内在联系，阐释马克思哲学如何实现了浪漫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和声。
第二步：现代政治哲学中的黑格尔与马克思。马克思在青年时期曾有短暂的浪漫主义阶段，反讽在其诗歌中已有体现，但此时的反讽依然属于浪漫派的形式反讽，并不具有现实的意义。青年马克思在其思想史的浪漫主义阶段，曾因按康德—费希特哲学构建法哲学体系而受挫，褪却浪漫主义的光芒之后，在黑格尔的影响下实现了其哲学的现实转向，这为马克思政治理论作为一种实践中的反讽哲学提供了思想基础。从青年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中寻找现实支撑点以及其博士论文与笔记中对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研究两方面来看，可以理解马克思如何为浪漫主义的形式反讽应用于实践找到了可行的理由与现实的开端。我们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秘传文本”的考察，可以淡化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侧重对黑格尔现实哲学的解读，发掘革命与财产权等现实因素对马克思的影响，从而转变传统的将马克思哲学视为唯物主义化的黑格尔辩证法的观点。因此，论文第二步将从黑格尔对浪漫派的批判入手，分析黑格尔哲学中的激进与革命的本色，以及马克思对此的继承。
第三步：从浪漫主义反讽角度重释马克思阶级政治理论。无论是辩证法被认为是改造后的反讽，还是反讽本质上是原初的辩证法，两者的具体概念将使马克思政治理论的执行方式得以呈现。辩证法因不同于传统逻辑学而将整个哲学体系视为一个命题，以是否具有通过否定与肯定的矛盾交错，实现虚假向真理回归的过程来决定其真伪性，其逻辑重心与逻辑过程都为理性如何成真而服务。而反讽的绝对自我否定的破坏性传统，不允许它成为一个闭合的命题，它只是在自我否定中完成每一次“在更高基础上的再现运动”，从而实现向理想的无限趋进。与辩证法不同，反讽没有预设具体化理念，而只存在理想化的趋向，所以无需为如何回归真理来证明命题的真伪而费神。其逻辑重心与逻辑过程为如何实现摧毁计谋而服务。所以，本书认为，作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核心的无产阶级理论是一场无限趋向于最高政治理想的现实反讽。反讽哲学的自我否定性在马克思阶级理论中存在三次表征，即无产阶级革命在曲折进程中的自我批评，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而造成的资产阶级的自我毁灭，以及无产阶级自我救赎中的自我扬弃。这既是马克思青年时期浪漫主义诗情的延续，也是对马克思哲学具有浪漫主义根源的说明。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是资产阶级的自我否定与掘墓人，其主要任务——阶级斗争将打破现存世界制度以实现社会的进一步完善，阶级斗争的结果不因没有达到最高政治理想而被视为伪命题。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历史主体，只是浪漫派反讽力量在历史进程中的表现形式，不是一个具有客观性的政治实体。它提供了反讽的摹本，即使无产阶级因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历史主体新的表现形式也将执行反讽的命令。而共产主义社会作为马克思反讽的趋向，其真伪性从来不在马克思的政治思考之内，它只是基于现实基础上的诗化王国的另一种表达。因为一个阶级斗争中的反讽者，会在实现黑格尔转向的现实之路上执行摧毁的命令，筹谋资产阶级的自我诘难，无限崇高的政治理想将是这种摧毁与筹谋的原动力。因此，本书第三步重点分析了马克思实践哲学对浪漫反讽的修正，并在对反讽与辩证法概念分析区别的基础上，证实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本质上是反讽哲学在现实实践中的应用。同时，共产主义是潜伏在马克思青年时期的革命英雄主义延续下来的神话，它呈现出从诗化王国，经绝对精神，再到共产主义的新指向。而在对历史之谜的解答中，马克思与诺瓦利斯是有其相似之处的。
本书所涉及的马克思与浪漫主义关系在学术界讨论较少，尤其是将反讽概念应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更是没有引起较多关注。相对照浪漫主义哲学、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人们更倾向于厘清浪漫主义与马克思的关系，而承认黑格尔现实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同时因为黑格尔对浪漫派的无情批判又视马克思与浪漫派持有悖驳的理论。本书认为两者潜在地具有相同的批判路向，更在马克思的政治理论中可以得到完美的融合。在趋向最高政治理念的过程中，反讽的形而上形式具有了政治哲学领域内无产阶级形而下的肉身，它将“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可以说，马克思的政治理论既继承了黑格尔的现实元素，又延续了浪漫派的反讽传统，其阶级政治观是理论与实践、浪漫与现实的结合体。这是本书的研究重点，也正是创新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