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毋庸置疑，但应该如何看待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传承关系？是否正如“唯物主义借用学派”与“新辩证法学派”的传统观点，要么对黑格尔辩证法“颠倒”着借用，要么直接诉诸黑格尔将辩证法应用于实践。这即是把黑格尔留给马克思的真正遗产看做是辩证法，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继承无非就是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理论加工与现实应用。洛苏尔多从不同的角度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再研究，他要做的即是颠覆人们对黑格尔及其哲学的传统的看法，恢复黑格尔哲学的本初面目，为被人披上保守主义外衣的黑格尔正名。马尔库塞曾认为，黑格尔哲学在现代的真正继承者是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概念辩证法中的主观成分昭显了革命的、进步的思想，黑格尔体系具有关于进步思想与运动变化的敏锐的洞察力，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就是黑格尔的自由主体依据理性行动在自然和社会实践中实现其自身自由的另一种表达。革命情绪仿佛与人们印象中保守的黑格尔格格不入，洛苏尔多通过将黑格尔在世时的讲稿、未加修饰的文本与公开发表的作品、出版后的文本加以对比得出结论，认为黑格尔是迫于普鲁士的审查制度才努力降低了批评的调门与激进的态度，保守主义并非黑格尔本色，他确确实实是一位激进的革命者。将黑格尔论证成一位理性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并不是我们的目的，因为只有通过分析洛苏尔多对黑格尔的重新审视，才可以发现隐藏在黑格尔哲学中的革命、激进元素，而这正是马克思所发现并真正继承的。其实，即使不从黑格尔法哲学的秘传教诲入手，单从对浪漫派保守、懦弱、内心自省的猛烈批判就已经可以看出他的哲学本意。
一、黑格尔评语中的浪漫派弱点
既看到法国大革命的欢欣鼓舞，又看到雅各宾专政的恐怖统治，浪漫派与黑格尔所面临的德国社会一直在革命与保守的左右为难中踌躇。法国大革命以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制度取代了封建专制，宗教改革的自由目标得以实现。法国大革命最终是在工业资本主义中找到了落脚之处的，拿破仑帝国的出现不仅结束了革命过于激进的趋势，而且巩固了法国革命的经济成果。而德国不是一个统一强大的国家，其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法国、英国，长期停滞在最低程度的资本主义生产水平上，资产阶级软弱、分散、势单力薄，各阶层与为了各自的利益对于革命的态度各有不同，“没有共同的利益，也就不会有统一的目的，更谈不上统一的行动”。法国大革命后的混乱吓坏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他们认为理论的彻底性才会带来革命的彻底性。所以，当法国革命宣告自由实现的时候，德国所实现的只能是思维中的自由，“建立合理的社会形式的具体的历史的努力，在这里变成了哲学的反思”。应该说，无论是浪漫派，还是黑格尔，两者的初衷都是要为德国自由的实现寻求一种合理、有效的理论解释。
谁是封建保守的，谁又是革命进步的？对比黑格尔与浪漫派的哲学体系以及两者之间的互相指责，我们又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面对德国的现状，黑格尔因宣称普鲁士王国即是合理的，即是绝对理念的历史体现而一度被扣上妥协、软弱、保守主义的帽子；而浪漫派却因不满资产阶级现实而对其予以否定与绝对批判而成为德国新的思想方向，反封建、反资产阶级的浪漫哲学也由于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与进步性而短暂的占领德国一切文化领域。这是否代表黑格尔即为封建保守的，浪漫派即为革命进步的？我们要知道，黑格尔向普鲁士王国献媚多半是由于出版审查的压力，他对法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还是赞赏的，他认识到法国革命导致的恐怖结局有其一定的历史原因，因为“一旦解放个体的过程被反对国家的个人而不是被国家本身所实现，那么它必然导致恐怖和毁灭的结果”，所以个人自由的实现只能依靠被其称为绝对精神的国家。可以说，黑格尔实现自由的革命思想便隐藏在他的理论的抽象性中。浪漫派虽然具有反抗与革命的热情，但却并未找到真正有效的方法，而是以脱离社会现实，退归内心自省，向被虚幻理想化的中世纪后退为出路达到抽象自我的自由，这种懦弱与自我麻痹招致了黑格尔的嘲笑。黑格尔对浪漫派激烈的批判主要在于浪漫反讽，我们曾对此有过论述，但撇除反讽与辩证法之间方法论方面的争执，我们可以看到黑格尔对浪漫派批判中所隐含着的深层次的东西。黑格尔对浪漫派颇有微词，是源于前者对后者的不满，这种不满不单体现在方法论方面，还体现在实现个体自由的途径方面。显然，浪漫派逃避现实、向往田园牧歌式的中世纪的态度激怒了黑格尔，而黑格尔在指出浪漫派弱点的同时也是对自己革命、激进本色的潜在展示。
浪漫派的哲学观念与黑格尔的哲学观念在基本点上是相互矛盾的。浪漫派是在对资产阶级建立的理性世界的失望与被压迫中开始自己的诗化想象的，“科学化、技术化的世界降低了存在的地位，把整全的、神圣的和完美的世界——实在搁置一边。没有灵魂的世界反过来造就了没有灵魂的人”。浪漫派“无法忍受越来越多的机械式说明，无法忍受生活中诗意的丧失”，浪漫思潮就在对现实的失望与对回归中世纪的渴望中应运而生了。浪漫派将客观世界中的现实理解为一种“艺术机体”，而这种“艺术机体”的构建需要科学、艺术、哲学的三者合一，不能通过逻辑（会扼杀其生命美），而只能通过艺术直觉的悟性去把握。对浪漫派来说，感觉或当下直觉是把握世界的终极工具，哲学从属于绝对的当下的美学直观。因此，浪漫主义者多是诗人、哲学家兼艺术者，哲学理念也多以隐微诗文、断片、随笔为表达形式，艺术成为拯救理想世界的轻逸与客观现实的沉重的救生圈。浪漫主义者认为，资产阶级的现实世界若想被尽快治愈，就只能通过扩展浪漫主义运动、诗化世界的方式。所以，浪漫派将美学语言作为魔幻力量以揭示神圣或理想。施莱格尔将一切都看做艺术的，他认为诗和哲学应该结合起来，“有些无法回避的环境和情况，人们只有通过一个大胆的任意的行为才能扭转它们，并完全把它们看成诗。只有这样，才能自由地处理它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人的天性就是诗人。诺瓦利斯构想人类将出现一个“黄金时代”，诗人将是过去与未来的历史救世主。加比托娃将此看做诺瓦利斯用诗意、艺术的直觉，以及诗人对历史的领悟偷换了对于历史的科学认识。其实，偷换概念在浪漫主义哲学中时有发生，这本质上是混淆了诗与现实的界限。诺瓦利斯认为，“谁在今日世界里不幸福，谁没有找到他所寻觅的东西”，就该到“书本和艺术世界去，到自然的世界去”寻找“爱人和朋友、故乡和上帝”。他们将费希特的“自我”引申为一切事业的主宰，对“自我”之外的世界采取反讽的态度，即把世界诗化，用“自我”通过想象创造出来的诗来代替现实。从艺术方式（诗文、断片等）入手把握世界哲理，易于从生活的丰满性中抽象出作为整体的一的世界，但也容易陷入神秘主义的漩涡，这种克服平庸的方式实质上即是否定和逃避现实。
黑格尔拒斥浪漫派以魔幻语词揭示神圣的信仰方式，认为浪漫派的“优美的灵魂”只是一种“内心的孤独的上帝崇拜”，这种“想要逃避命运摆布而创造上帝无限爱情的内心世界的精神”，“并不能逃脱世俗的干扰”。他对于浪漫派在“想望仰慕”中，急迫要求稳定以弥补缺陷的主观性，表达了如下看法：“这种主观性只停留在想望仰慕的阶段，没有达到实体性的东西，这种主观性的火焰在自身内就熄灭了，并且坚持这种观点……主观性强调过了头每每会到发狂的程度。如果这种过度的主观性是停留在思维里，那么，它便被束缚在反思的理智里绕圈子，而理智是永远对自己采取否定态度的，”在无望将思维转化为存在的苦恼中，这种主观性最终会灰飞烟灭。不同于浪漫派，黑格尔认为把握绝对的手段不是感觉，也不是直觉，而是人的思考能力。
黑格尔否定了浪漫派的直觉第一性，但却没有否定直觉本身。维塞尔认为，尽管黑格尔不同意浪漫主义的拯救方式，但“他在精神第一性的信仰上与浪漫主义并没有什么不同”。他的艺术—宗教—哲学的绝对“知识”等级便是将哲学置身于艺术的美学直观与宗教的“自我意识”之上的格局。黑格尔与浪漫派都是将自身置于经验世界（自然界）中寻求绝对，有所分别的是，浪漫派无法达到应有与实有的和解，而黑格尔却将这种思想、概念与现实得到和解视为“哲学的最后的目的和兴趣”。“哲学是真正的神正论，不同于艺术和宗教以及两者所唤起的感情，——它是一种精神的和解……这精神在它的自由里和在它的丰富内容里把握住了自己的现实性。”他将哲学置于艺术之上，只有理性的思想才能够在有限中理解无限。
然而，作为有限的个体的人是无法为自身创造无限的，人如何可以成为神圣，实现黑格尔预设的人类救赎之路？黑格尔的答案是社会集体性。社会集体是个体的集体，是普遍精神的肉身化形式。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借由个体的存在而生存时，社会集体就变成了有意识、有生命的。个体是意识的镜面反映，个体唯有放弃独权，将自身融于集体的整体之中，才会实现真正的自我救赎，超越客观有限。社会集体创造了文化，个体的人在文化的调解中得到了普遍性的社会认同，融入社会客观化的合理性。共同体中的单个个体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相互的异化，这需要一个绝对的伦理权威将诸多个体推入“忘记之川”，行使消除其自身自主性的使命。这个绝对的权威便称为“国家”。国家被黑格尔当做“尘世的神性”与“理性象征”，有限个体通过这条“神圣的纽带”与无限精神联结在了一起，国家是“全中的一”，是“目标”，是“内容”，个体的一切有赖于它，包括私人的决定与幸福。
黑格尔的哲学危机在其逝世后出现了。19世纪30年代，作为黑格尔主义流派之一的“青年黑格尔派”（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依然追随黑格尔式的国家理想，但他们却提出了黑格尔哲学理想中现实性的缺乏，人类与神圣、人与国家之间存在着断裂。国家不再是“全中的一”，个体不再“清空自身”，个体成为现代文化的碎片，尽力拼凑国家的拼图。“世界的整体性一般地（本质上）说是内部分离的，并且这种分离达到了极点，因为精神的存在是自由的……在作为整个机体的具体形态之中形成了差别……与本身是一个整体的哲学相对立的世界，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因而这个哲学的能动性也表现得支离破碎，自相矛盾”，黑格尔也演绎出了一个堕落的世界。
除却青年黑格尔派的批评不谈，单从黑格尔对浪漫派逃避现实、空虚“自我”、以感觉直观取代理性思考的指责，就可以看出黑格尔哲学与浪漫主义哲学的对立与矛盾，他们的哲学虽然都对现代性危机具有相同的批判的指向，但两者的哲学观却完全不同。维塞尔说：“黑格尔是浪漫派的敌人，却成了马克思的导师，不是因为黑格尔抛开了要主观化客观性的浪漫派命令，而是因为他提供了抓住这种权力的有效方法。”黑格尔重视人的主体性力量，通过人对万物的思考与“精神因果律”，有限的、压迫的客观性才会转变为一个救赎的王国，而这正是马克思哲学后来的发展取向。黑格尔哲学从本质上来看，并没有脱离浪漫派的拯救学说，不同的是他认为应然与实然的和解应通过主体（作为主体的人）征服客观世界而实现。黑格尔哲学是普罗米修斯式的，它呼唤现实中人的自赎权力，这也是马克思曾在诗作中所力图表达出来的人的自豪。
黑格尔认为，理性若想实现便不能沉迷在乌托邦的幻想之中，它不单单是哲学的使命，更应该使哲学包含的真理成为存在。现实世界的危机是一段无法逾越的苦难，从中可以产生自由理性的力量，哲学的任务是认识它，而理性要成为社会真正秩序则需要实践发挥其作用。《法哲学原理》是黑格尔实现自我意识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哲学，哲学概念抽象的形而上学本质假定了自身的具体形式，并被运用于社会现实中，从而产生了具体的历史内容，自我、自由、理性和自然法同市民社会、所有权、共同体与国家法分别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黑格尔的哲学概念具有社会和政治基础，社会内容不是哲学概念的外在运用，而是其原初涵义的实现。因此，理念与社会现实是相互依存的。这是黑格尔超越浪漫派的地方，也是吸引马克思的地方。马克思关于黑格尔的第一篇著作即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可见《法哲学原理》中的哲学概念运用于社会现实的方式确实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但马克思做得要更为彻底，因为他发现了黑格尔法哲学中财产权所引发的阶级斗争，从而将哲学引入经济领域，而自由的实现终将从经济问题的解决开始。
二、黑格尔的左派本色
从1817年到1831年，黑格尔共讲授《自然法与国家学或法哲学》七次，《法哲学原理》是他晚年在柏林任教期间所正式出版的唯一的著作，而其他的哲学讲稿则是在他去世后才由人整理出来。正是出版的《法哲学原理》使人们认为黑格尔是普鲁士王国的官方哲学家，法哲学是其政治观点与政治立场保守的表现。但依据非公开出版的讲稿版本，黑格尔在《讲演录》中用词大胆、激进，《法哲学》出版时却刻意修改了部分激烈的语言，这不排除黑格尔为了应对普鲁士严格的书报审查制度而作了掩饰。在《黑格尔与现代人的自由》中，洛苏尔多从分析人们关于公开的黑格尔与秘传的黑格尔之间的争论入手，为黑格尔的保守主义形象翻案，指出黑格尔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无需分割对待。黑格尔对如何使社会各阶层及个体的自由得以现实的实现的反思表明，其哲学理论既蕴含着革命与进步的情绪，也是对现代人自由的真正捍卫。青年马克思在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时，并未意识到这点。他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中普遍事务的真正的现实性只是形式的；恩格斯也认为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只能“在有产阶级那种适应于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关系的、有限的和温和的间接统治中得到实现”。而当马克思在真正了解政治经济学后，这种对黑格尔的不成熟的批判才转向了对其国家法哲学中合理因素的继承，从而人的自由问题也被马克思引入了经济领域内阶级斗争的层面上。
1.两个版本的黑格尔
通过对比《法哲学》与《改革法案》的出版文本与非公开发表文本，洛苏尔多发现了大量的语句与用词的修改，可见黑格尔的自我审查行为是相当明显的。从《改革法案》的第二部分出版时遭到当局的否决来看，黑格尔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并非是自由的，审查制度依然是阻拦思想表述的障碍。马克思在《莱茵报》被查封时期有过类似的体会，他在写给卢格的一封信中如此报怨：“即使是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恶的，我讨厌这种缩手缩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与黑格尔的自我修正的做法不同，马克思辞去了在《莱茵报》的工作，当局“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使他厌倦了这种“曲意逢迎、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的生活。洛苏尔多认为，“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德国古典哲学中是否存在自我审查，而在于它的确切构造和真实内容是什么”，语言上的自我审查并不等同于理论上的妥协，前者由特定的政治形势直接决定，后者才涉及范式的“本真性”，因此，“根本概念”在出版文本中与讲演中具有本质上的不同，而出版文本中的观点与黑格尔本真的思想也不相符合。要对黑格尔作私人维度和哲学维度上的划分，是因为一些不受当权者欢迎的信徒虽与黑格尔保持着私人联系，但追随他并非源于“私人”，而是他们把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作为促进反抗甚至革命的政治斗争的一个意识形态平台来解释和利用”了，单凭出版文本就断定黑格尔是个复辟哲学家的陈词滥调并不起作用。雅克·董特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黑格尔真正的思想可以通过出版之外的其他方式去表达，因此，不能只将研究限于其公开出版物之内。同时，他在研究中指出黑格尔终其一生与共济会员关系密切，而这正说明了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改革者”。这是否就意味着存在“公开的黑格尔”与“秘传的黑格尔”两个版本？哪个版本的学说更加进步，更有说服力？这是一场持久的争论。
洛苏尔多认为，无论是把黑格尔理解为自由主义者还是反自由主义者，任何一种视对方为对黑格尔哲学误解的解读都不该加以理会，黑格尔哲学应该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海姆与青年黑格尔派“都承认，黑格尔和他的信徒们赞赏法国大革命和法国文化及政治传统”，但马克思不认同海姆将黑格尔视为反自由主义者与复辟支持者的观点。他曾提及一篇在“内部的国家制度”问题上批判黑格尔自然法的文章，主要是针对“立宪君主制”的，可见，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支持的既不是复辟，也不是王权，而是立宪君主制。洛苏尔多指出，马克思与恩格斯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所引用的是公开出版的文本，而没有搜寻秘传的黑格尔，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了受到审查限制的黑格尔思想在当时社会仍是最为进步的理论。我们需要明白，无论是哪个版本的黑格尔，革命与激进的情绪是不会因为语句的修改而减弱的。青年马克思对《法哲学》采取了激烈的批判态度，并非是黑格尔哲学本身的弊病，而是因为青年马克思仍处于对政治经济学的一无所知之中。在1844年后身处巴黎的马克思才逃离黑格尔哲学逻辑的阴影转向政治经济批判的新方向，这是“马克思第一次思想转变过程中哲学和政治立场转变的逻辑结果，也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研究方向。因为正是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才实现了哲学革命，最终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中，尤其是在《资本论》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黑格尔法哲学中的经济学内容对马克思的影响。而人的自由的实现最终决定于经济领域内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的力量，这在《法哲学》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革命情绪的宣扬。可以设想的是，马克思在接触了政治经济学后，后知后觉地理解了黑格尔《法哲学》的本意，从而将关注点悄悄由黑格尔哲学逻辑移向法哲学中的经济学内容之上。研究法哲学的经济学内容中根本概念所折射出的哲学本意，将使我们看到一个与保守主义印象不符的激进的黑格尔，他为马克思的反讽哲学注入了革命的、进步的、现实的因素。
2.黑格尔《法哲学》的激进本意
洛苏尔多认为，不应将《法哲学》的讲演文本与出版文本对立起来，应对诸多版本进行统一的解读。通过分析理性与现实、君主的权力两个论题在多种版本中不同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到，《法哲学》并不是黑格尔向保守的复辟精神的转折，而是在其中延续了革命的激情。
在《法哲学》序言中，“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一命题使黑格尔声名狼藉，但洛苏尔多不赞同伊尔延的观点，即不同意将黑格尔有关现实的合理性主张看做是对复辟政治的妥协。同时，我们也会发现，青年马克思虽然对《法哲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其批判中却并未提到这个命题。相反，在他写给父亲的信件与诗作中，却表达了对现实的合理性的赞同。恩格斯进行了更加透彻的论证，他认为这一命题正是表达了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性方面。黑格尔的本意不是将现存的一切神圣化，也不是将一切现存的东西无条件地认作是现实的，他所说的现实性是与必然性相依的，即现实“并不居于与理性对立的地位，毋宁说是彻头彻尾地合理的。任何不合理的事物，即因其不合理，便不得认作现实”。所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应用于当时的普鲁士国家，只是意味着：这个国家只在它是必然的时候是合乎理性的，是同理性相符合的”。以罗马帝国与法国大革命为例，恩格斯指出，黑格尔所说的“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状态或政治状态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具有的属性”，在发展的进程中，任何曾经现实的东西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而成为不现实的，并被“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所取代。罗马共和国与法国的君主制曾经是现实的，罗马帝国与法国大革命也是现实的，但一经比较，“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性的”了。因此，“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命题中隐含着另外一个命题，即“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现实的与不现实的，合乎理性的与不合乎理性的，要么在旧事物的不加抵抗中“和平地代替”，要么在旧事物的抗拒中“通过暴力来代替”。从中我们居然可以为阶级斗争的合理性找到依据，“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据此推理，恩格斯得出结论，历史同哲学认识一样，将会在依次更替中从人类社会的低级状态向高级状态无穷发展，而不会在人类的完美理想状态中结束，因为完美的国家与社会只有在幻想中才会出现。历史中所有的一切事物都具有暂时性，都处于不断生成与灭亡的过程中，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神圣的东西。所以，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具有绝对的革命性，其唯一的保守性即在于“承认认识和社会的一定阶段对它那个时代和那种环境”具有“存在的理由”。
但恩格斯也明确指出，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性只是我们按其辩证方法操作所得出的结论，黑格尔本人并未做出如此这般的阐述。因为其哲学体系要求他需要以绝对真理作为终点与起点，而历史的完成即是达到对绝对真理的认识，这与辩证方法无疑是自相矛盾的，彻底的革命思维便成了极其温和的政治结论。（而这也是我们曾论证过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并非是绝对辩证的，而是肯定的辩证法，恩格斯认为黑格尔哲学体系有悖于辩证原则，这就是间接否定了马克思实践辩证法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继承）因此，恩格斯判断，黑格尔的“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了，而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成就即在于他们发掘出了隐匿在《法哲学》中的革命因素，并将其运用到了自己的实践哲学中。
与黑格尔最初的自由主义立场相比，海德堡法哲学的讲演让人们确信，《法哲学》是黑格尔通过神圣权力为君主辩护并对复辟政治进行“机会主义式的调整”的说明，黑格尔有关王权的论题很容易使人把他误解为支持复辟的保守主义者。君主与政治制度，谁更具有优先性，这是保守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之间的争执。保守主义者强调君主的“品格”在道德上的绝对卓越，并将其视为公民实现好的生活和真正自由的保证。因此，维持社会现状是保守主义者的主要任务，主体“品格”而不是政治和制度决定着普鲁士的现实和历史的核心。洛苏尔多认为，黑格尔的立宪君主制不是绝对君主制，他是将政治制度置于优先性的地位的，这种优先性是其政治哲学的主要特征。在对王权的讨论中，黑格尔严格限定了主权与专制的区别。他认为，若君主的品格占于主导地位，即“特殊的意志本身就具有法律的效力，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本身就代替了法律”，那么这将会导致“无法无天”的专制。而主权不是“独立自主的和只管自己的东西”，而是在立宪的情况下，受国家的福利规定和支配的东西，它会“构成特殊的领域和职能的理想性环节”。黑格尔指出，保守主义者所说的君主的品格作为“特殊意志”是建立在“情绪”基础上的，但只具有“国家为首者的德是不够的，所需要的是另一种形式，即合乎理性的法律的形式而不是情绪的形式”。所以，黑格尔认为君主制没有建立在法律“客观性”之上，它不是现代的、进步的，而是以特殊意志为基础的封建的制度。对宪法的反复强调使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俨然与宪政运动相一致了。但在《法哲学》的各种文本中，黑格尔对君主权力的强调还是容易使人们产生他是一个复辟主义者的错觉。洛苏尔多分析这是由于在一段时期内，宫廷或政府相比代议机构采取了一种更加进步的立场，黑格尔是在这种情况下“勉强支持立宪君主制”的，他的做法是：一方面，“把君主品格的角色猛烈地削弱为某种有名无实的领袖”；另一方面，在具体政治形势的要求下，不能“把君主排除出法律规定的权力”，这是从君主制向立宪君主制的转变，后者的有序化与制度化将优先于君主的“心血来潮”，合乎宪法的君主也可以引导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或改革”。洛苏尔多认为，黑格尔选择支持立宪君主制的政治立场，并不是选择支持绝对君主制的复辟主义立场。而对条顿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混乱的场面，他只能把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宪政改革期望隐藏得更深”，并“希望王权会粉碎无双议院的抵抗”。复辟理论家弗朗茨·冯·巴德尔将那些捍卫王权却又反对贵族极端主义者与无双议会的人看做是自由主义者和革命者，这间接表示了黑格尔并不在复辟支持者之列。而《法哲学》先于复辟时期出版，并最终回归到自由、民主的主题，这也意味着他的政治哲学并未与复辟意识形态合流。由此，洛苏尔多得出结论，黑格尔主张立宪君主制绝不是反自由主义、拥护复辟的表现，而恰恰是在争取“现实的自由”。
3.革命与财产权（所有权）：黑格尔哲学隐含的阶级斗争酵素
洛苏尔多认为，断然确定黑格尔是个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这是一个虚假的两难选择。因为他的观点既偏离了自由主义的传统，又不是保守或反动的。我们与其纠缠于一个延续至今的争论，不如关注从这场争论中浮现出的黑格尔哲学的本色。透过封建的、保守的、复辟主义的表象，洛苏尔多使黑格尔革命、进步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沿袭着他的研究，我们居然发现，马克思阶级理论的主要内容早已潜存于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中，革命与所有权的问题正在黑格尔哲学理论中等待着被人发酵，并引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
可以说，黑格尔在其整个哲学体系中是承认革命的进步意义的。即便在《法哲学》的出版文本中，黑格尔表现为一个既存制度的维护者，但在《历史哲学》中，他却支持并赞扬了人类历史上的每一场革命，并特别为法国大革命进行了辩护，指出它对人类灵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他认为，法国大革命有其爆发的理由，这与法国不合理的社会局面不无相关。当一大堆完全违犯了思想和理性的特权、腐败堕落到极点的道德与精神充斥于国家，国家系统只能以“没有公理”的形态展现了。从人民的血汗中征收来的款项并未促进国家的发展，而是被不合理的浪费了，“压在人民肩头上可怕的沉重的负担，以及政府罗掘俱空、无法筹款来供应朝廷挥霍的情形”成为导致革命发生的首要原因。洛苏尔多认为，虽然劳苦大众的骚乱与社会压力使法国大革命忘记了作为自由体系本身的真正任务，但是这在黑格尔看来却使“新‘精神’开始活动”，同时“政治压迫逼着人去从事研究探索”。黑格尔在海德堡法哲学讲演期间对革命有过说明，他所指的革命既可以自上而下，也可以自下而上，即“革命的进程既可以从君主也可以从人民那里开始”。面对贵族所享有的特权，君主、贵族、人民（平民）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划分。黑格尔指出，无论在斯巴达、罗马，还是在现代社会，任何以理想和自由为名义开始的反对君主中央集权的斗争，都只是一场限于贵族内部的运动。“随着国家内部生活的发展，贵族看到自己的权力被削减……国王经常从反对他们的人民那里寻求支持”，贵族与君主之间的冲突以及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冲突，使君主和人民的利益一致，他们便结合在一起共同对抗贵族了。所以，当代议机构与当权者及人民发生矛盾时，君主的“独裁”或“专制”在废除封建特权的作为中就具有了进步的意义。黑格尔谈到的革命涉及君主、贵族和人民，这是三个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是两个政治与社会主体之间的斗争。可以说，黑格尔先于马克思注意到了阶级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指出，在黑格尔哲学中历史唯物主义就开始萌芽了。
在鲍比奥看来，黑格尔迷恋金字塔的顶端（君主），而不是基础（人民），所以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保守派”。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黑格尔在赞扬每一场诞生现代世界的革命时，也意识到了人民争取自由的运动，并非盲目地将君主作为崇拜对象。洛苏尔多认为，以王权压制贵族不等同于保守派，在某种程度上，它几乎等同于民主。黑格尔将自由作了“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区分：形式自由是自上而下的革命产生的内容，所有权的自由与个体自由包含其中，它建立的法律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根本环节；而实质自由是自下而上的革命产生的内容，是客观、现实的自由，即“工作的自由，也就是一个人如其所愿地使用自己的体力的自由”。形式自由是实质自由实现的前提条件与工具，也受到后者自下而上的推动，但是两者带有滞后的、部分的一致性，他将这种不一致看作革命的两个阶段以及向自由行进的两个步骤，其所主张的是首先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再使形式自由赶上实质自由。黑格尔既赞成君主的改革，又赞成人民的起义，这就使君主的“专制”与“独裁”有了不同的解释，在结束旧制度的革命进程中具有了积极的意义。专制成为革命与反封建的必要环节，其所针对的是封建的贵族特权，它“第一次成功地动摇了封建结构，但这只是通往自由之路上的第一步”。马克思与恩格斯承认绝对君主专制是现代社会形成的基本要素，它介于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之间，从而可以限制贵族膨胀的权力。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描述中，对专制有过类似的看法。但不同于黑格尔将君主作为专制的主体，马克思是准备将争取民主的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它会“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可见，马克思的“专制”相比黑格尔要包含更多的内容，其所针对的不仅是封建所有权，还有资产阶级所有权。马克思崇尚彻底的自下而上的革命，并将其作为通往自由的第一步，抛弃了君主而使无产阶级成为自身的国王，无产阶级将成为创世主代替君主对国家施行自上而下的改革。黑格尔低估了人民的力量，但并未否认人民的力量，只是对君主寄予了过多的信任与希望。这不能不影响马克思的思考，自上而下的革命以及自下而上的革命，哪种革命优先发生才会实现真正的自由？马克思的答案是后者。
黑格尔哲学中隐含的另外一个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相关的要素就是所有权（财产权）。第一次将私有财产权作为政治哲学核心问题的人是洛克，他在《政府论》中将财产权视为体现现代人自由的诸多权利中最重要的一项，认为个体的财产与其生命相比更加不可侵犯，政治权利对私人财产权的侵犯即为暴行。因此，个人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权而运用曾在自然状态中运用的手段对暴行进行抵制，这将是合法的。洛克所指的暴力是对财产权的绝对的侵犯，合法则是以对私人财产的承认为前提的。霍布斯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将生命权置于首位，认为只有剥夺个人生命的行为才是不可宽赦的暴行，合法的范围是尊重生命权的范围。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大革命是以捍卫生命权为口号的，从马拉、罗伯斯庇尔，到巴贝夫、布朗基，以生命权的名义对资产阶级的财产权进行否定仿佛成为革命家们的救世良方。生命权与财产权的冲突是现代政治哲学的争论之一，何种权利处于优先将决定现代人的自由会以何种方式实现。黑格尔站在了洛克的对面，他反对将所有权绝对化，并主张生命权构成了比所有权更高的价值。当一个人为保存生存的权利而实施了对所有权的侵犯，这只是把生命权作为一种更高的权利加以肯定，而不是任意的暴行。以生命权对洛克私人财产权不可侵犯的论断进行反驳，黑格尔实际上是延续了霍布斯等人对财产权批判的“异端”性的传统。从《法哲学》的出版文本到讲演文本，对于私人所有权的反抗态度有增无减，在某种程度上来看，黑格尔与马克思具有相同的关注点。
黑格尔批判所有权的表述在两种版本的《法哲学》中有所不同，但主要观点并无差异，只是激烈程度有所收敛，这不排除黑格尔为顾及普鲁士的审制度而对部分文字做了适当修改。对照讲演文本，我们将可以理解出版文本中黑格尔本该要表达的意思。在讲演文本中，他写道：“一个快要饿死的人有绝对的权利去侵犯另一个人的所有权，因为他只是在以一个有限的方式侵犯所有权。必需的权利要求他不要侵犯另一个人诸如此类的权利：他只是对一片面包感兴趣，他不是在把别人当做没有权利的个体对待。抽象的理智倾向于把任何违法的侵犯都看做绝对的，但一个快要饿死的人只是在侵犯特殊，他没有侵犯权利本身。”而在公开出版文本中，这段话被修改为：“当生命遇到极度危险而与他人的合法所有权发生冲突时，它得主张紧急避难权（并不是作为公平而是作为法），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定在遭到无限侵害，从而会产生整个无法状态；另一方面，只有自由的那单一的局限的定在受到侵害，因而作为法的法以及仅其所有权遭受侵害者的权利能力，同时都得到了承认。”通过对比，我们可以了解到，“生命遇到极度危险”的人即为黑格尔曾提到的具有绝对的权利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快要饿死的人”，其必需的权利（紧急避难权）是为保全生命而不法的。黑格尔认为：“克制而不为这种不法行为这件事本身是一种不法，而且是最严重的不法，因为它全部否定了自由的定在。”生命体现了自然意志的各种利益的普遍性，作为各种目的的总和，它是人格的定在。因此，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权即是否定他的全部自由。而所有权是特殊的权利，对所有权的侵犯只是否定了权利的特殊部分，并不构成对权利本身的否定。黑格尔将对生命权的侵犯视为“否定无限判断”，将对所有权的侵犯视为“否定判断”，前者面对的是一个人无限的生命，后者面对的是有限的所有权。因此，一个人在即将饿死的情况下承受的是他人对其生存的无限侵害，而一个人的财产受到侵犯所承受的只是有限的侵害，侵害者并未否定被侵害者的法律资格。黑格尔在洛克所主张的所有权绝对化中看到了比侵犯私人财产更残酷的罪行，有产者为保全并不构成普遍性权利的财产权而不惜牺牲他人作为权利本身的生命权，否定合法主体的行为不是“快要饿死的人”去抢夺一片面包，而正是有产者对私人财产神圣性的固执坚持。
D。亨利希将黑格尔承认极端需要权利的合法性看做他对穷人革命权利的间接阐述。黑格尔认为，“极端需要的权利”（不法）可以为对所有权的侵犯进行辩护，当穷人感觉到“被排除在了所有事情之外，受到了所有人的嘲弄，一个内在的造反必然地随之发生了”，“只有当前情况下绝对的极端需要，才许可一个违法的行为”。在黑格尔看来，所有权所依据的是来自现实的法律，生命权所依据的是“世界精神”，“世界精神”处于“宪法”之上，世界精神的法才是“最根本的、神圣的、最神圣的”。所以，不法不仅合法，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正当的，而“造反”在极端需要的压迫下必须被赋予人们。反抗权，即穷人的革命权不能在法律秩序中被发现，只能在通过历史来显示自身的“世界精神”中被发现，“世界精神”优先于“国家”以及“宪法”，这样法国大革命或者其他为打造现代世界而进行的反叛运动都该受到赞颂，因为它们遵循了“世界精神”的权利。洛克与马尔萨斯把贫困归结为个体缺乏理智、勤奋、主动，并且无法利用自然的结果，这就是把穷人遇到的所有权问题全部归咎于个人了。黑格尔指责这种推卸责任的解释，因为洛克等人认为“社会的普遍贫困对个体来说是人造的自然，它必须向他呈现自身，从而他能够占有它；事实上，地球被完全地填满了，因此个体转而求助于市民社会”。穷人“被任意胁迫着进入这个契约”，面对的不再是自然环境中的不平等斗争，而是一场由社会制度引发的不公平竞争，在这里自我意识被推入一个极端，权利与自由并不存在。洛苏尔多指出，黑格尔超越洛克等人的地方不只在于对生命权、财产权优先性的理解上，而且在于他将大众的贫困看做一个社会问题，这引起了人们对于整个“社会—政治秩序”的质疑。
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关于革命与财产权的观点，并将反抗权（革命权）的依据与正当性的原因做了进一步的政治化：黑格尔的“世界精神”被马克思现实化为“全人类的解放”；穷人“造反”依据的是世界精神，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反抗所依据的却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原则；“快要饿死的人”抢夺面包的正当性在于保全作为普遍权利的生命权，工人阶级消除私有制的正当性来自于资本主义财产权的压迫；穷人反抗的是私有财产的神圣性与绝对化，工人阶级反抗的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马克思认为，“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所以“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而私有财产是异化、外化劳动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产物，私有财产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归根到底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对工人阶级的压迫了。因此，黑格尔所说的穷人的“造反”以及对财产权侵犯的不法，在马克思看来，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以及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灭。
三、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真正继承
可以说，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并非要为当权政府进行维护，黑格尔也并非一个保守主义者，洛苏尔多是要还原黑格尔的左派形象。青年马克思在最开始接触黑格尔时，并未读懂法哲学的本意，从而开展了一次并不成熟的批判。随着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黑格尔革命、激进的情绪越来越明显地感染了马克思，他对于黑格尔法哲学形式逻辑的批判也转为了对其中经济学内容的继承。
1.费尔巴哈影响下的不成熟批判
1843年秋天，马克思开始为《德国年鉴》撰稿，刊物的政治评论性质要求他必须采取一种更加系统的写作方法，他决定将黑格尔政治哲学中的术语应用到自己的评论中来。戴维·麦克莱伦认为，“马克思喜欢通过批判性地分析其他思想者的思想来展开自己的思想”，因此汲取黑格尔哲学中的政治术语便采取了批判的方式。在克罗茨纳赫的三个月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考察，借由以往的纯粹逻辑—政治的方法，以及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和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影响，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向。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看法受到两方面的影响，其一是《莱茵报》时期的工作经历使他批判法哲学时更多地考虑到了社会经济方面的因素，另外是对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一文的阅读。通过批判黑格尔的思辨神学，费尔巴哈阐述了自己的哲学唯物主义以与黑格尔相对立。他认为，黑格尔思辨哲学是“神学—思辨神学”，如同对待神学一样对它“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黑格尔辩证法以无限作为起点与终点，有限只是精神发展的中间阶段，所以客体是“自己思想自己的思维的宾词”。费尔巴哈批判这种始于绝对谓词的哲学，他指出“存在是主词，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所以，真正的哲学“不应当从自身开始，而应当从它的反面从非哲学开始”，即从有限与现实出发，将感觉放在首位。马克思从中受到启发：既然黑格尔哲学是颠倒的，那么黑格尔的法哲学必然也是颠倒的，费尔巴哈对宗教和哲学进行的主宾倒置批判法可以被借鉴到政治哲学中来。
虽然受到费尔巴哈的触动，但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颇有微词：“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在将自然与政治结合的基础上，他对费尔巴哈的黑格尔哲学批判开展了修正与补充。这是马克思的批判思想从哲学逻辑向现实政治转折的初次显示，也是其哲学前提、方法论以及哲学世界观发生变革的标志。马克思所探讨的是《法哲学》中最后关于国家法的部分，即黑格尔有关哲学与现实之间矛盾的内容。通过对国家和市民社会、行政体制和官僚机制、国家制度和立法权等基本概念与命题的分析，马克思重新梳理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他认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即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概括为‘市民社会’。”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深受费尔巴哈主宾倒置批判法的影响，两者都认为黑格尔错置了主词与宾词的位置。但不同于费尔巴哈的是，马克思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分析了实际的政治制度，据此指出黑格尔错误理解了观念与现实的关系。马克思的法哲学批判实现了其哲学面向现实的重大转向。但我们必须承认，1844年以前，未深入接触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法哲学有些不知所措，他不能解读出黑格尔对古典经济学批判的原意，因此只能将关注点放在对法哲学抽象思辨逻辑的批判上。与其后期的著作相比，《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作为马克思第一本正式的哲学著作，观点仍是不成熟的，不能代表马克思的真正思想。随着转入经济学研究，法哲学曾饱受批判的抽象思辨逻辑悄然淡出了马克思的视线，但在黑格尔哲学中蕴含的异化因素却逐渐引发了马克思的兴趣，这正是其将逻辑哲学概念借用于经济领域的开始。
2.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再批判
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发生第一次哲学和政治立场转变后的另一次重要转折，在《莱茵报》时期，这种转折就已开始酝酿了。在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提到，“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关于林木盗窃与地产析分的讨论，农民状况的论战，以及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之间的辩论等社会现实问题，成为“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在巴黎对政治经济学已有所研究的马克思，开始将关注点投入了经济领域，此时的他开始意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对法学和国家学进行批判是马克思继《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后的又一打算，但是探讨题目的丰富多样性使其不得不以单行本的形式对各个主题进行分别批判。与政治经济学的深入接触让他把对政治哲学的研究转入了经济学的领域，并开始了将经济学与哲学两相结合的研究尝试。
从1843年夏至1844年春之间，马克思研读了17世纪晚期如阿吉尔贝尔、魁奈、詹姆斯·穆勒以及萨伊等重要经济学家的著作，并做了摘录。同时，魏特林、赫斯与恩格斯也对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有关私有财产与竞争的内容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利用妻女不在巴黎的短暂的清静时间，马克思作了大量的有关古典经济学、共产主义以及黑格尔著作的阅读笔记，其中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哲学批判的三个笔记本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形式为人所知。这是马克思首次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考察，并对自己经济学、哲学新观点与共产主义思想进行了初步阐述。手稿首先比较了斯密学说中工资、资本的利润与地租等经济范畴，指出了斯密学说的矛盾，并分析了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其次思考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最后讨论了私有财产和劳动、共产主义、需要之间的必然联系，并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进行了批判。再次面对黑格尔，马克思已减轻了对于法哲学逻辑形式主宾倒置的纠结，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分析入手，他进一步批判了《精神现象学》的部分内容，并进而批判了整个黑格尔体系。我们看到，黑格尔哲学中的异化概念以及对异化的扬弃成为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再批判的关注点，而这也是马克思第一次将哲学概念引入政治经济学研究，并用于解释市民社会中的现实问题。
异化是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重要概念，也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核心概念。在对黑格尔哲学的再批判中，马克思深刻思考了黑格尔的异化理论，并在继承中有所突破。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具有双重的错误，一方面，在于他所说的与人的本质相异化的对象仍然属于抽象的哲学思维；另一方面，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性质使其没有意识到蕴含在异化与异化的扬弃中的革命意义。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异化是存在于“自在和自为之间、意识和自我意识之间、客体和主体之间的对立”，但由于黑格尔哲学是一个始于纯粹的思辨的思想，终于绝对知识（超人的抽象精神）的哲学精神自我展开的过程，所以黑格尔的异化也就只能是“抽象的思维同感性的现实或现实的感性在思想本身范围内的对立”。人的本质是逻辑的、思辨的精神，人的本质的异化不是以“非人的方式”而是以“同抽象思维对立”的对象化形式为存在的，对人的异化对象的本质占有也只是“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对“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马克思发现，《精神现象学》中已经存在了“完全否定的和批判的外表”，黑格尔的异化虽然只是一场抽象精神活动，但它却“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过工了”。对象的否定，即对象的自我扬弃隐藏着运动的环节与批判的本质，《法哲学》中的私法、道德、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世界历史，以及逻辑哲学中的从质、量、度到艺术、宗教、绝对知识，每一环节都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在对上一环节的批判与扬弃中的“互相消融、互相产生”。但马克思认为，这种批判与扬弃只“是思想上的本质的扬弃”，它“在现实中没有触动自己的对象”。而扬弃应该从“理论的人道主义的生成”转变为“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在对象世界的消灭与扬弃中实现对自身对象性本质的现实的占有。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在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上抓住了劳动的本质，并将劳动看做人以及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对象化的人即为劳动的结果，但黑格尔所承认的劳动依然没有摆脱抽象精神的宿命。这正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中私有财产作为劳动的异化、共产主义扬弃私有财产的理论摹本。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再一次的批判，不可否认的是，黑格尔哲学中的异化理论启发了他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对私有财产、异化劳动、资本和劳动关系、共产主义等概念的思考。虽然在1844年以后，马克思不再把异化劳动作为其理论的根本性概念，但他并未放弃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在黑格尔异化概念的影响下，以将异化理论引入政治经济学领域为楔子，马克思梳理了工人阶级、异化劳动、私有财产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这是他进入成熟的哲学研究阶段的开端。
3.异化概念引发的阶级斗争
在文艺复兴后的近代西方哲学里，在《圣经》中处于萌芽状态的“异化”（alienatio）概念才被提升至哲学的高度。从格劳秀斯到霍布斯、洛克，“异化”体现为权利的转让。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使“异化”具有了抵抗性的含义，表现为个人在放弃自身的权利与自由时个人自然权利向国家意志与公共利益的转让。费希特将“异化”第一次引申为哲学概念，把“非我”视为“自我”的“外化”，从而使“非我”成为“自我”异己的力量。弗·施莱格尔的诗化哲学源发于费希特主观哲学，“外化”以“诗化”的新形式表达了自我的对象化，这是反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直到黑格尔，异化概念才第一次得以系统阐述，成为精神哲学的不可或缺的运动的环节。可以说，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异化”有其浪漫主义的根源。在前一节对青年马克思诗歌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反讽的前兆，并从中发现“异化”概念的应用，但此时的马克思仍在费希特的影响下处于浪漫主义阶段，所以其诗歌中的“异化”与黑格尔从费希特处继承来的“异化”都属于抽象思维的活动。开始接触政治经济学后，马克思开始了对“异化”概念的重新思考，在对黑格尔异化理论的批判中，他将其引申入自己的实践哲学中，并赋予其崭新的涵义。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马克思对异化概念的理解发生了由人本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这是异化概念在马克思哲学中得以完善的三个阶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异化概念初步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立足于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对异化概念进行了新的阐释，《德意志意识形态》与《资本论》中的异化概念虽然只是被零星提及，但却具有了更加成熟的形式。工人阶级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阶级斗争，正是以异化与扬弃异化的理论研究为基础的。
马克思反驳了国民经济学家将私有财产看做社会财富，将生产劳动视为人的本质，将资本主义私有制当做合理的生产方式等观点。他在“当前的经济事实”中发现，工人自身反而因为生产的财富与创造的商品的增多而更加赤贫或廉价，“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是成正比的，工人劳动的产品并未依赖于生产者，却以与劳动相对立的形式成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从工人与劳动产品、工人与生产活动本身、人与人的“类本质”与“类特性”、人与人的相异化中，马克思发现“工人生产出一个对劳动生疏的、站在劳动之外”与劳动发生关系的人，即资本家，而工人创造的财富却成为外化劳动的产物，即私有财产。国民经济学家将外化劳动视为私有财产运动的结果，但是“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马克思指出了私有财产的秘密，即它“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在对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的前提下，马克思意识到，要想社会从私有财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社会制度从奴役制度中解放出来，只能通过工人阶级从资产阶级的剥削下得到解放而实现。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思想是建立在对生产活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进行考察的基础上的，这也是其后期成熟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理论的雏形。在超越黑格尔的神秘、费尔巴哈的抽象后，马克思第一次尝试对国民经济学中的矛盾问题进行解释与说明，这是其哲学转向以阶级斗争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哲学的标志。
可以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思想仍带有抽象的费尔巴哈人本学的痕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开始将异化表达为“现实的个人的现实的异化”，这是马克思异化思想从人本学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折。马克思将“扩大了的生产力”、“物化生产力总和”等概念引入对人的异化的论证，这样，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现为劳动者与劳动、劳动产品的异化，在这里就表现为“现实的劳动”与“积累起来的劳动”的异化了，而异化的实质也由一种异己的社会力量表现为异己的“私有制的力量”。马克思分析了异化产生的历史根源，指出异化在原始时期并不存在，而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产生才出现的，“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分工使每个人被强加了“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人的劳动也就异化了，由这种“劳动积累的必然性”导致的“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便造成了私有制的产生。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扬弃私有财产是消除异化的方式，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要使“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需要有两个前提，即异化要“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和现存的有钱的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这些“没有财产”的“人类的大多数”形成了一个阶级，它“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又因为被社会排斥而“与其余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消除异化不再是简单的对私有财产的扬弃，而是上升为被统治阶级推翻统治阶级、消灭私有制的阶级斗争形式。这个阶级的产生与对统治阶级的仇恨需要“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只有达到这个阶段，生产力才不会作为“生产的力量”，而是作为“破坏的力量”带给统冶阶级“灾难”，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由此产生。共产主义革命不同于以前的任何革命，它“反对活动的旧有性质，消灭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因为这个革命的阶级已成为民族解体后“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所以由其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将使人们在实际的革命运动中普遍的发生变化。只有依靠阶级斗争，“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在后来的《共产党宣言》中，这个阶级以无产阶级的身份出现了，而这场共产主义革命归根到底就是一场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斗争。
何为黑格尔留给马克思的最大遗产？马克思从黑格尔处到底继承了什么？我们曾论证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所具有的是反讽辩证法的形式，这就间接得出结论，即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并未被马克思加以肯定并全盘接受。而在对黑格尔左派形象的分析时，我们发现，马克思著作中的革命、财产权观点早已在黑格尔政治哲学中被提及，并深深感染了马克思。在黑格尔现实哲学的影响下，马克思转向实践领域寻求人类解放的有效途径。他将黑格尔的异化理论引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把私有制视为异化在现实社会中的表现，对异化的扬弃也就嬗变成无产阶级消灭私有制、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而阶级斗争作为马克思政治理论的核心内容成为马克思哲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相比较于概念辩证法，黑格尔现实哲学中进步的革命观、财产权观点以及异化理论在马克思成熟的哲学体系中占据了主要的位置，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实践辩证法在现实世界中的表现，其形式来源于浪漫主义的反讽辩证法，其内容来源于黑格尔的现实哲学。而无产阶级革命就是反讽哲学在现实社会中的体现，它是马克思受浪漫派和黑格尔双重影响下的结果，也是反讽与现实的合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