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现代性视为启蒙的结果，现代性危机也就是对启蒙造成的时代困境的直接反映，因此，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可以被看做是对启蒙的批判。在写作博士论文时期与《莱茵报》时期，从小成长于启蒙氛围中的马克思对启蒙精神有过短暂的追随，但由于《莱茵报》的遭遇转而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的事实，使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哲学论证转向了对现代性的批判。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浪漫派与黑格尔对于启蒙的批判看做是启蒙精神的延续与完善，这对曾在青年时期受到奥·施莱格尔与黑格尔影响的马克思不能不产生作用。马克思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方案是建立在对启蒙理性批判的基础之上的，与浪漫派和黑格尔相同，启蒙理性的抽象性，以及由此造成的人与世界的二元分裂和信仰失落也成为马克思早期的批判对象。但超越前两者的是，马克思的启蒙批判是以阶级利益、异化与革命代替了启蒙理性抽象性、二元性，以及宗教批判的位置而完成对现代性的重建的。
马克思将启蒙理性批判作为对现代性批判的起点，在批判启蒙理性的抽象化与虚伪性的同时，他深入到实践领域以阶级利益对启蒙理性施行了解构，并提出由社会化大生产导致的人与劳动的异化只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阶级来消除，只有在自由人联合体中才能实现“人的类本质”同“人的现实本质”的统一，实践辩证法正是在对现代性的诊断中孕育而出的。
一、从抽象理性批判到资本批判
无论是浪漫派还是黑格尔，对于启蒙理性的批判都是针对以康德哲学为代表的抽象理性主义的批判；无论是诗化哲学还是思辨哲学，都是对于被认为是“半路”哲学的康德哲学的完善。马克思的启蒙理性批判过程可以看做是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关系演变的过程，其在经历了从对理性主义短暂的确信，到降低和淡化，再到系统的批判之后意识到，任何一种对抽象理性主义的完善都没有使启蒙理性脱离其抽象与虚伪的本质，只有将批判从形而上学思辨的领域转入意识形态生产的领域，将理性从主体性内涵的框架中拯救出来并将“实践”作为新的基点，对于抽象理性主义的批判才具有真正的意义。
可以说，从中学时代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还是一位正统的理性主义者。在博士论文的写作中，他接受黑格尔的理性思想，将理性视为世界的本质与普遍原则用以评判历史与现实，并将“理想国家”视为普遍理性精神的体现，而哲学就是揭示世界理性本质的科学。在对普鲁士书报检查令的评判与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当书报检查制度与新闻出版自由相矛盾，以及物质利益与体现理性原则的法相矛盾时，马克思从黑格尔的理性思想出发将新的书报检查令与物质利益视为不合乎理性的现实，并认为应对不合理的现实予以废除或改造。但他也首次看到当物质利益与理性相比较，前者总是战胜后者决定人们对于出版自由或法的态度，因为在现实中国家或法的建立不是以理性，而是以剥夺贫困人民权利，维护有产者的私人利益为前提的。物质利益问题无法在黑格尔理性主义之内找到合理解释的苦恼，引起马克思对黑格尔理性主义的重新认识。
马克思认为，“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最主要、最普遍、上升为科学的表现正是思辨的法哲学本身”，虽然黑格尔的思辨理性构设是以充实抽象理性主义为目的的，但马克思认为思辨的法哲学仍然是“关于现代国家的抽象而不切实际的思维”。马克思将黑格尔的理性主义称为“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它在“自身之外既没有可以设定自己的场所，又没有可以与之相对立的客体，也没有可以与之相结合的主体”，所以它只能靠“设定自己，把自己与自己相对立，自相结合”的方式“颠来倒去”。黑格尔把世界上过去与现在发生的一切视为在思维中发生的一切，“他认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其实，他只是根据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将理性视为国家理性，将国家看做“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是理性的定在，而市民社会只有在国家阶段中通过扬弃而达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理念才会在国家实现。但是，马克思指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即理性和现实的矛盾注定国家不是理性的实现，黑格尔所说的国家并不代表普遍的利益，合乎理性“并不是指现实的人的理性达到了现实性，而是指抽象概念的各个环节达到了现实性”。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开始与黑格尔相分离，而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已完全放弃了黑格尔实体理性。
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对黑格尔“严肃的、批判的态度”是对旧哲学真正的克服。在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中，费尔巴哈“把否定的否定、具体概念看作在思维中超越自身的和作为思维而想直接成为直观、自然界、现实的思维”，他批判黑格尔的哲学是对历史“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因为它“不是作为一个当做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虽然费尔巴哈看到了黑格尔先验理性的抽象性，但费尔巴哈的局限在于，他并未把对象、现实与感性当做人的感性活动或实践，不是从主体方面，而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因此，启蒙理性批判不应立足于市民社会，而应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和恩格斯的影响使马克思转向了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领域，他意识到启蒙理性实际上是一种阶级理性，是统治阶级利益的表达，启蒙理性标榜的理性王国只是资产阶级理想化的王国，“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因此，对于启蒙理性的批判不能停留于思想上的批判，而应深入社会现实，在实践的基础上对基于市民社会的理性观念予以资本的批判，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正是在对现代性危机进行诊断的尝试中产生的。
不同于黑格尔对于时代的划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因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变革，他将工业革命之后的社会称为现代社会，而资本主义是现代社会的真实面孔。资本是现代社会的基础，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取代理性成为支配现代社会的动力。黑格尔将辩证法作为解救现代性危机的办法，其从绝对观念出发，经过对观念外化、异化又向绝对精神复归的过程，就是以资本形式存在的私有财产对自己异在形式扬弃、占有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抽象表达。因此，对黑格尔的批判就是对资本的批判，对资本的批判就是对现代性的批判。
二、从消除二元分裂到消除私有财产
黑格尔批判现代性实质上是批判知性在现代社会中的外在表现，知性以自我反思、自我否定为主要内容，表征为对立、分裂等特点，其直接体现即为市民社会中家庭伦理的自然同一性被破坏，社会成员作为独立的个人只有“通过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通过维护他们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才能联合起来。市民社会是异化了的世界，个人成为孤立的原子，人类的主体意识不仅与市民社会分裂，而且也同自身分裂，这种分裂是向理性国家的过渡，而只有理性国家才是家庭与市民社会的真正的统一。黑格尔承认现代社会二元分裂的合理性，他将其视为绝对理性的反思阶段，二元对立的人与世界、人自身即为康德意义上的知性，由这种二元对立思维导致的社会共同体的分裂状态终将在其思辨哲学的构想中被扬弃。黑格尔认为，解决启蒙时代的危机就是要在扬弃康德知性的基础上，以绝对理性作为同一化力量弥合“实体和主体、自然和精神、必然性和自由的对立”，也就是扬弃市民社会的分离阶段而进入自觉的自由王国。“自由自在的国家就是伦理性的整体，是自由的现实化；而自由之成为现实乃是理性的绝对目的。国家是地上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世界上有意识地在使自身成为实在”，因此，只有依靠理性国家，而不是依靠人类个体，自由王国才会实现。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拯救现代性危机的方案仍然是一场理论内的救赎。他虽在国家的绝对形式中扬弃了市民社会的分裂，却并没有超出市民社会的畛域，其对现代社会二元分裂危机的消除只关涉“副本”的层面，却未触及现代社会“原本”的根基。马克思不同于黑格尔的地方在于，他把解决现代性问题的场所从思想转入现实，启蒙理性批判不能只限于思辨哲学层面，更应是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批判，实践层面的问题不能仅仅为思想观念所解决。他认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马克思对于现代性危机的诊断是从现实的经济事实出发的。他意识到，资本的运转使交换价值成为目的，这不仅造成了普遍物化的世界，而且使人的社会关系除却了属人的性质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劳动不再是对自身本质的占有而成为一种异化的劳动，人在物化世界的压迫中失去了自由与生活的乐趣。“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而人与世界、人自身的二元分裂实质上就是资本奴役下的异化现象，这成为现代性危机的主要特征。
异化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中只具有概念的形式，马克思将其视为政治哲学中的一个现实问题。异化劳动导致私有财产的产生，“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因此，马克思认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而消灭私有财产即为消灭现有的社会政治制度、消灭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这只能通过现实的革命来实现。
三、从理论批判到无产阶级革命
不能触及社会结构变革，无法惠及劳苦大众，任何的对于现代性危机的解救都将只是思维中的臆想，浪漫派不可避免地走向宗教、满足于自心内省，以及黑格尔认为思辨哲学将完成历史终结均是如此。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所以，理论的彻底就在于“抓住事物的根本”，现代性批判的彻底就在于“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这需要由无产阶级来完成。
18世纪没有解决历史一开始就予以关注的“实体和主体、自然和精神、必然性和自由的对立”，“但是18世纪使对立的双方完全截然相反并充分发展，从而使消灭这种对立成为必不可免的事”，革命便是在这种对立的极端发展中产生的。作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三个国家，德国、法国与英国分别以哲学革命、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作为矛盾解决的方式。不同的是，前两者或在哲学方面，或以国家的形式对人类的普遍利益进行阐明，而“只有在英国，个人本身才促进了民族的发展并且使发展接近完成，而没有意识到要代表普遍原则”。恩格斯认为，人类的普遍利益只有首先以个人利益为前提才会对历史产生影响，而从资本主义产生出的无产阶级是个人利益活动的代表，社会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个人利益得以发展之下才会完成其消除对立的使命。哲学以无产阶级作为物质武器，人类的解放要从根本上进行一场“摧毁一切奴役制”的革命，“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其结果是通过对“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实现共产主义。这是解决现代社会二元分裂问题的真正有效的方案，因为共产主义既“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它又“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实现了的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本质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