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辑（二）
从国语罗马字到汉语拼音方案
——听周有光先生讲故事
金玉良
1949年6月3日，周有光先生由香港回到刚刚解放的上海。最初，周先生同时供职于新华银行、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和复旦大学三个单位。稍后，他脱离银行界，只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做研究教授。
周先生说，虽然他所学专业是经济学，所从事的工作是金融、银行业。但是，早在青年时代就对国语罗马字运动以及稍后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有了兴趣。上世纪二十年代，留学日本回归的叶赖士在上海办了一个《语文》刊物。杂志刊载的文章很有意思，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于是从那时开始就给它写文章。因为是业余搞语文，文章自然很幼稚。
1933年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从苏联传播到中国。发起和推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主要是在苏联的瞿秋白和苏联人龙果夫。周先生说，瞿秋白的主导思想反对国语，主张各地方言写成方言文字。这样，各地产生了许多方言拉丁化，上海话有上海话的拉丁化。可是，上海同时推行北方话的拉丁化，叫做“北拉”。
周先生说，上海解放后又恢复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创办有新文字周刊和月刊，主持人是倪海曙。周先生业余参加倪海曙主持的上海新文字研究会。他常常写些有关文章在刊物上发表。因为刊物很小，写的文章也很短，但有几篇文章还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受到好评。比如，针对各地拉丁化的方案很不一致，一个字母在各地用法很不一样，甚至相互矛盾，周先生写了篇文章倡导各地可以有各地的拉丁化方案，但是这些方案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他在文章中把几种拉丁化方案做了比较，提出怎样使它们共同化。后来周先生把一些关于拉丁化、拼音文字研究的文章结合起来，写成《中国拼音文字研究》一书，由陈望道作序。
大约在1952年略早，倪海曙告诉周有光，毛主席到苏联曾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应该怎么办？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主席回到北京，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研究制订民族形式（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方案。这样，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停止推动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等待新方案的产生。倪海曙创办《语文知识》月刊，登载一些文字改革的研究文章，协助北京的设计工作。为了给中国文字研究拼音方案作参考，周有光在《语文知识》上陆续发表各国、各民族不同文字的类型。后来，汇编成一本小书——《字母的故事》，这本书出版后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
周先生强调说，一种文字成为民族形式，需要长时间的实际应用，经过约定俗成方能成为公认的民族形式。创造字母不难，大家同意极难。新创字母很难得到公认是民族形式，国际形式用久了就成为民族形式了。例如，英文字母间接来自罗马，借用几百年后，英国人就认为这是英国的民族形式了。当时，周先生研究这个问题，是分门别类比较优点和缺点，得到的结论还是拉丁字母最好。因为拉丁字母从技术角度看，优点很多；从社会角度看，它的社会性、流通性最强大。中国制订拉丁方案之前，苏联已经悄悄废除了列宁时代伊斯兰教民族在拉丁化运动中采用的拉丁字母，而通通改为斯拉夫字母。苏联瓦解后，上述民族又纷纷掀起拉丁化运动。蒙古文也是如此，先是在1944年改为斯拉夫字母，又在2006年改用拉丁字母。周有光先生说：“回头想想，中国的拉丁化运动没有追随苏联是正确的。”
1954年底，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改组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称“文改会”），直属国务院。“文改会”主任由中央委员吴玉章兼任，副主任是胡愈之。1955年2月，“文改会”内部设立拼音方案委员会。主任由“文改会”主任兼任。委员：韦悫、丁西林、林汉达、罗常培、陆志韦、黎锦熙、王力、倪海曙、叶赖士、周有光、胡乔木、吕叔湘、魏建功。1955年6月，拼音方案委员会分为甲乙两个小组。甲组拟订汉字笔画式（民族形式）方案；乙组拟订国际通用字母（拉丁字母）拼音方案。
1955年秋，周有光先生应邀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大会于10月15日开幕。会上，“文改会”秘书长叶赖士发言说：“从1952年到1954年这个时期，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主要进行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经过了三年的摸索，曾经拟订几种草案，都放在《汉语拼音方案草稿初稿》（汉字笔画式）里头。”与会代表看到这份征求意见的材料，共有六种方案草稿，其中有四种民族形式；一种拉丁字母形式；一种斯拉夫字母形式。但是，会议代表对这些草稿没有进行讨论。
会议结束后，“文改会”希望周有光留下，不要回去。50年代中期，中国正处于热火朝天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中，中央宣传建设新中国需要许多新工作，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他在这样的号召之下，很快就想通了。周先生留在“文改会”第一研究室做主任，这个研究室是研究拼音化的。
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以后，吴（玉章）老向毛主席报告，民族形式方案搞了三年，难以得到大家满意的设计，不如采用拉丁字母。毛主席同意，并在中央开会通过。此后，拼音方案委员会只研究拟订拉丁字母方案。重新制订罗马字的《汉语拼音方案》的成员，主要有原来参加注音字母的人、参加国语罗马字的人、参加拉丁化新文字的人。研究起草方案时，多次对字母形式、音节拼定方式、语音标准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热烈的争论。“文改会”指定叶赖士、陆志韦、周有光三人在大家存有诸多争论的前提下起草一个初稿，作为开会讨论的基础。
周先生说，三个人夜以继日拟成一个“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初稿”。初稿的主要特点是：完全用现代的拉丁字母；用几个双字母，但是尽量少用；标调用注音字母的调号，调号之外没有其它附加符号；“基、欺、希”由“格、科、喝”（g、k、h）变读。
拼音方案委员会开会讨论“初稿”时，除个人意见外，还听取各个重要部门的意见。为了顺应语言研究所提出的严格“一音一母”原则，把初稿中六个双字母改为六个新字母（无点i；带尾z、c、s；长脚n；俄文“基”）。“初稿”经过修改后，成为“双语拼音方案草稿”。删除“文字”二字，在拼音委员会中没有引起争论。因为委员们都了解叫它“文字”，它也不能代替汉字；不叫它“文字”，它也有文字的性质。这个“汉语拼音方案草稿”，“文改会”于1956年2月12日发表，公开征求意见。
群众提出的意见来路广，创意多。反应的热烈程度无以复加。其中多数人不同意用新字母。国内国外群众来信4300多件，无法归纳成为一个草案。无奈，概括成为两个草案，作为两种“修正式”。1956年8月，“修正式”由“文改会”发表，再次公开征求意见。
“两式”的分歧关键在“基、欺、希”的写法。周先生说，“经过多次研究、推敲，我们提出打破习惯，采用三个专用字母‘j、q、x’（基、欺、希）。”
拼音方案的制订是在十分慎重中进行的。1956年10月，国务院成立高级“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在听取“文改会”拼音方案委员会的报告之后，决定采用“j、q、x”代表“基、欺、希”，解决了“两式”的相峙。这个统一的草案叫做“修正草案”，1957年12月11日由国务院公布，让群众先知道，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批准。1958年12月11日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经过三年的谨慎工作，《汉语拼音方案》终于诞生。方案中的声母和韵母，一半相当于国语罗马字，一半相当于拉丁化新文字，标调符号取自注音字母，构成一个“三合一”的混凝体。
《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得到国内外的广泛赞成和祝贺，认为这是清末以来中国人自己创造汉语字母的最佳成果。但也有不同意见。例如：有人说，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为什么几个字母也不能创造自己的民族形式而要借用英文字母？有人说，拼音不能区分同音异形的汉字，应当仿照汉字把“清、蜻、鲭”等分别书写清楚。有人说，中国方言各地不同，用了拼音以后，中国就会像欧洲那样分裂为几十个国家！
周总理在1958年1月10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中申明，“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又说：“我们采用了拉丁字母，经过我们的调整，使它适应了汉语的需要之后，它已经成为我们自己的汉语拼音字母，已经不再是古拉丁的字母，更不是任何一个外国的字母了。字母是拼写语音的工具，我们用它来为我们服务，正像我们采用火车、轮船、汽车、飞机来为我们服务一样，正如我们采用阿拉伯数字来计算，采用公历来纪年，采用公里来表示距离，采用公斤来表示重量一样。”
周先生说，汉语拼音方案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是改掉一个缺点往往会产生另外一个缺点。缺点和优点是共生的，只能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中国从3500年前的甲骨文到近代，汉字数量积累到60000个以上，而书写现代汉语通用7000个汉字。长期以来一直缺少一套本民族的表音符号。直至1918年公布“注音字母”，才第一次有了表音符号。“注音字母”公布十年后，1928年又公布“国语罗马字”，正式开始了中国人自己推动的罗马化。1958年制订《汉语拼音方案》以后，只用26个字母就可以为成千上万的汉字注音。从7000到26，多么巨大的变化！
周先生说，有人开玩笑说我们太笨，“几个字母搞了三年！”何止三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审查和通过《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又经过三年。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作出这个决定以前，有一个前奏曲。1972年周先生由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后，收到匈牙利拉多先生的来信，大意说：地名标准化会议讨论了中国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标准问题，有人主张以威妥玛式的标准；拉多先生在会议上提出，中国已经有法定的《汉语拼音方案》，中国地名问题不能背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作出决定。
1975年，中国代表首次出席地名标准化会议在纽约举行的专家组会议（起初这些组织都是台湾方面参加）。提出中国地名应当以《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标准。1977年，地名标准化会议在雅典会议通过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地名的国际标准。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是规模仅次于“联合国”（UN）的国际组织。当中有一个部门，叫TC46（TC是技术委员会），它的研究范围包括语言文字。“国际标准化组织”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下，讨论汉语的罗马字拼写法标准问题已经多年了，但因为中国尚未参加该组织而迟迟未能作出决定。
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在波兰华沙举行“第46（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ISO/TC46）会议”。周有光等人第一次代表中国参加会议。会上，中国代表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周先生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汉语的罗马字母拼写法：历史发展和汉语拼音方案》由教科文组织的英文杂志《信息科学、图书馆学和档案管理》发表（1979年第3期）。
1981年“第46技术委员会”在中国南京举行会议，审议“草案”最后文本，送请国际标准化组织同意，然后用通信方式请各会员国书面投票。1982年会员国投票通过。于是，《汉语拼音方案》成为罗马字母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编号为“ISO—7098”。
周先生说：“花这么长的时间来仔细设计这套方案，不是无益的。如果当年留下一点马虎，今天会后患无穷。”
当今社会，各行各业离不开电脑，几乎每个人口袋里都有手机。在电脑上面输入拼音，就能转换成汉字；手机除了通话也能像电脑一样发送短信、写文章。有人对周先生说，如果使用电脑和手机的人，每人每天给您一分钱，您就是大财主了。周先生笑笑说：“我要那么多钱干啥！”
原载2009年2月21日
清明时节寄哀思
——缅念江晓天同志
李兴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