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辑（五）
袁牧之与中国电影的诸个“第一”
袁牧女
那日又来到中国电影博物馆。上到二楼，迎着厅门，我一眼就看到了爸爸。
作为为我国电影创造了诸多“第一”的进步的红色电影人；作为我们党的第一个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团”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作为解放区人民电影的第一个创作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即“长影”的前身）的奠基人和创建者；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任电影局长，他对党和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功绩被给予了这样特殊的地位予以纪念。父亲啊，您没有被遗忘。
转过两个厅阁，便看到聂耳和田汉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蜡像，他们旁边的液晶电视里正播放着父亲和王人美主演的《风云儿女》片段，父亲正反复高唱着这首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影片主题曲，他是演唱国歌第一人。父亲那时是多么年轻，二十六岁，斗志昂扬。
继而略过了父亲编剧主演的《桃李劫》，那是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有声片；略过了父亲编剧导演的我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略过了父亲编导的我国左翼电影里程碑式的经典作品《马路天使》《生死同心》《八百壮士》等展区，我径直来到“延安电影团”（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的简称）展柜前，那里除了父亲的各种战斗英姿外，还有一幅纪念1938年10月1日在黄帝陵开拍父亲编导的我党第一部大型新闻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第一镜的油画。父亲经历千难万险来到了延安，实现了“拍摄真正抗日的共产党八路军”的志愿。
父亲遗文：“我当时认为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局面，就参加演出阳翰笙写的《八百壮士》，该片内容是写国民党的一个营在上海四行仓库内坚持和日寇作战的故事……但问题在于该片还没有拍完，那个营就在上海租界上英帝国主义的所谓‘调解’下都关进了英租界的监狱中。这使我感觉到故事片很虚假，没有意思，认为纪录片对于宣传抗日作用更大，于是我就向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提出建议，由周恩来同志批准，买了批电影器材去拍摄延安与八路军的纪录片。”“这部片子在延安拍了几个月就到华北敌后拍片。1940年又返回延安。同年5月，我在延安入了党。接着组织上就派我与冼星海到苏联去完成这部片子。”
不幸的是父亲到苏联考察的次年、1941年6月就爆发了苏德战争，他们被困在那里近六个年头。战争的残酷使冼星海客死他乡。而父亲终于在经历了严峻的战争困苦磨难后，坚持到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于1946年春得以回国。一回到东北，父亲便马不停蹄地投入了领导接收伪“满映”的战斗。
父亲遗文：“1945年12月中下旬之间，我离开哈萨克的阿尔马阿答电影厂，回到莫斯科。当我刚搬进原共产国际招待所的时候，杨至成同志见了我第一句话就告诉我说：毛主席、党中央有电报来，要一批中国同志回国，名单中有他也有我……”“在1946年4月底，当长春南面的四平街正在进行激烈战争的时候，被称为长春文化四宝之一的电影厂，面临着这样两个前途：这个厂还有没有和这个厂属于谁？如果……把长春变为西班牙的马德里，化为一片废墟，那么就压根儿没有了这个电影厂！我当时听了……心里却引起许多疑问。而对于伪‘满映’的这批电影器材，觉得要全部保全它就只有搬。”
在父亲坚持搬厂的建议下，这批电影器材得以安全转移，没有成为战争废墟，也没有落入国民党之手，赢得了人民电影得以发展的物质基础。就在爸爸他们离开长春后不久，国民党军迅速占领了长春，中共地下党员金山受我党指示，以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身份也来接收，却扑了个空。解放后，二人在北平会师后，金山劈头一句话：“牧之，你太不够朋友了，一样有用的都不给我留下！”爸爸哈哈笑着：“你手里有美金嘛！”
1946年10月1日，父亲领导成立了我党的第一个人民电影制片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并任厂长。“东影”被喻为“人民电影的摇篮”。
父亲当了厂长后，“第一件工作就是继续抓队伍建设，他充分预见‘东影’不仅是建立和发展东北电影事业的基础，而且也是建立和发展新中国电影事业和培养新中国自己的电影人才的基地……”（罗光达《著名电影艺术家、人民电影事业领导者——袁牧之》）母亲朱心遗文：“为了紧跟形势，老袁狠抓新闻摄影队伍同时，又积极抓紧时间从老区来的干部中挑选编导人才，主要是导演……从未碰过电影的老区干部，一下子要他们学当导演，实在是难啊！一位后来成为著名导演的同志，刚开始时，没有信心，但在老袁的劝说下表示试试看，不行的话，还回去干老本行。就这样老袁一点点地教他们，把着手教，从不会到会到精，其中有十几位在全国解放后，拍了许多很有影响的好影片，成为名导演。”
与此同时，为了迎接解放后电影事业发展的需要，继续不断补充新生力量，他先后在东影创办了四期电影训练班，“办一所中国自己的电影大学”是父亲滞留苏联时期就萌生的发展中国电影教育的心愿，此时的培训班便是初期的经验准备和教育实践。
“一至四期训练班共培训了学员七百多名，结业后分布在人民电影事业的行政、发行、技术、艺术的各个方面。第二期特别是第三期学员结业后，多数学员分配到了新闻摄影队。当时，正是辽沈战役胜利进展的时候，许多刚结业的学员立即随前线摄影师去参加战地摄影，不久后又随人民解放军进军山海关，去参加平津战役、渡江作战和解放全中国的战斗。”（程季华《袁牧之与新闻纪录电影》）“工农兵电影”的口号是父亲提出来的，拍摄工农兵电影给工农兵看，使无产阶级真正成为电影主人翁，体现人民当家做主人的人民电影。而在当时的战争形势下，更以兵为歌颂的主角。这一精神在建国后更得到进一步实现。
父亲遗文：“1948年冬，我收到东北局宣传部转来中宣部的电报，问我两个问题：1.明年（1949年）东影的生产计划；2.全国形势开展后，你有什么打算？我就写了两个报告，经东北局宣传部转中宣部。后来又收到中宣部回电，其中有一句话说：‘等北平解放以后，请你来北平主持全国电影工作。’这样，我就在1949年3月来京主持电影局的工作。”
经过不到一个月的紧张筹备，中央电影管理局于1949年4月5日在北平正式成立，父亲出任第一任局长。百废待兴，从零开始，父亲深感这使命的神圣和责任的重大。首先在接收国民党官僚资本电影产业及旧有电影机构的同时成立了北影、上影，加上原来的东影构成了人民电影的三大国营制片基地。他的思考是使国营电影企业在电影生产上起绝对主导地位，成为主流声音。二、重点抓新片创作生产，让国产进步电影占领市场，挤垮英美消极片垄断。三、在当时电影生产经验和国情基础上，制定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方针政策，这些制度法规奠定了我国电影事业管理体制的基础；四、建立了全国电影发行放映网。父亲在他领导建制的“东影”发行网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和建立了扩大发行网的组织保证，在各大区都成立了影片发行公司，形成了从中央到大区的两级电影发行网络，并开始建立国外的发行代理关系，1951年成立了中国电影发行总公司。五、胜利举办“南京放映训练班”和“新片展览月”。六、“办一所中国自己的电影大学”是父亲由来已久的心愿，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先于1950年6月成立了电影局表演艺术研究所，1953年改称北京电影学校——即北京电影学院前身（父亲的心愿被写进院志）。七、电影事业建设由国家投资转而实现了有盈余上交，在全国11个有利润上交的行业中排名第六位。八、“首都电影村”梦想……（今天遍地开花的影视基地证实了他的前瞻性和预见性）……父亲始终的管理理念和主导思想是试行企业化管理。
父亲遗文：“靠建立良好的市场机制而不是靠行政权力手段来争取进步电影的优势地位。”“将来国营电影事业，肯定是国家的一项很大的收入，听说苏联的电影事业就是国家最大的七项收入之一，我们将来也肯定会向国家上交。”“国营电影事业必须实行企业化，以节约国家文教经费，并从企业化打下人民电影的经济基础，使电影事业能在这基础上更好地发展。”
父亲本质上还是个艺术家，但他“为人民和民族解放奋斗终身”的政治自觉性使他在政治舞台上“也为我们电影赢得了巨大的光荣”（陈昊苏《纪念袁牧之同志》）。父亲曾笑谈过：我喜欢把行政当艺术搞。艺术态度和行政手段相结合是他的风格特点，也形成他独特的领导魅力。在1950年元旦的新年献辞中，父亲把自己对1950年奋斗目标的管理思路用春联的形式加以布置和动员：1.给全体电影局工作人员的：上联是“争取进步片优势，保证工农兵电影主导”；下联是“实行企业化管理，扩大国内外发行”。2.给北影厂及创作者的：“提高思想性艺术性，掌握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不做市民观众俘虏，防止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3.给发行战线的同志的：“缩小新片需要量，扩大放映网，争取城乡观众均衡”；“先到基本群众中去，后到电影院，改变发行宣传方法”。横批是相同的，都是“团结学习”。
父亲提出了1950年两大奋斗目标：一、文化战线上——争取进步电影从劣势转为优势；二、经济战线上——所有本局的直属单位，都要试行企业化。
“全力保证国家第一年电影生产计划的完成，已成为维护工农兵电影与维护国营电影厂的一场重大战役”。为了取得这场战役的胜利，在狠抓新片生产的同时，父亲也思考着如何从根本上改变广大工农兵群众看不到电影的不合理状况，决心扩大放映网，那么人才的培养就是当务之急，父亲心中有数。在1950年度计划中，父亲亲自制定了一次性发展组建600个16毫米巡回放映队的计划，开历史先河举办了最权威、最宏大的电影放映网络教育——近2000人的南京放映训练班。这也是我国乃至世界电影教育史上的首例创举。
这一举措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把电影送到广大偏远农村、山区、矿山、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哨所，让群众先看到电影，再进一步看到好电影，增强发行放映力度，建立工农兵电影桥梁，让“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电影文化生活都得到普及与提高”。由于巡回放映队的建立，从此我国农村破天荒开始看到了电影。
1950年首战告捷，国营电影厂圆满完成26部新故事片的年度任务。为巩固战果，父亲抓紧战机，提出并策划了在全国21个大城市同时举办“国营电影厂新片展览月”活动，《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刘胡兰》《翠岗红旗》等26部首次公映的新片，一天换一部作了一次大检阅，在全国反响非常强烈，共放映6370场，观众人数达500万人次。周总理亲自题词：“新中国人民艺术的光彩”。《人民日报》社论高度评价：“我国电影史上的空前创举！”父亲又创造了我国电影史上的再一个第一次！这批新片在国际上也影响深远，相继获奖。
父亲领导着中国电影人做出的极大努力，在新中国成立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使全国电影观众达到了56亿人次，与之前相比增长近10倍，发行收入也增长了7倍多，仅1952年一年，电影业已在全国十一个有利润上交的行业中排名第六位。父亲终于实现电影业也要参加新中国经济建设，从依靠国家投资到“成为国家的一项很大的收入”的抱负。他在担任电影局首任局长期间，把建立良好的电影企业市场机制和发展电影产业经济进行了精彩的表达，他是喊出“新中国商业电影”的第一人。
遗憾的是，他还有一系列的举措和设想没有来得及完成，他精心勾画的蓝图还没有来得及筑成大厦的时候，风云突变，《武训传》被批后，电影界万马齐喑。尤其是他还有一项勇敢的大手笔未来得及实施，即：在我国经济条件具备后，在北京逐步建设完成一座配套完整的电影产业化基地，父亲名之为：电影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