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叫首都气派，欢迎来工作的，欢迎来朝拜的，欢迎来旅游的，欢迎来叙友谊谈生意的，欢迎一切人，如海纳百川，有容怎能不大？说到北京的量大能容，很自然地想到另外一些城市，虽然名气也不小，经济繁荣，但那种排外情绪，那种自以为是的小家子气局限了城市的规格。
北京的胡同体现了古人“民可载舟，也可覆舟”的思想，不只方便大人物，也方便小人物，具有平民意识。举一小例：每条胡同都有公共厕所，胡同长的设在两头，胡同短的设在中间，且不收费。不要小看厕所，有进无出为不通，有上无下为不达，论阴阳、讲风水少不了这一项。七十年代末巴黎有一位很能干的市长，因为厕所问题没解决好被选民赶下了台。天津市有两任市长大抓厕所问题，受到群众的赞赏。当年有一外地人曾在天津的最繁华地区转了两个小时找不到厕所，最后不得不买张电影票到电影院里方便一下。北京胡同是北京人的福气，也是进京的外地人的福气。
今天春天，北京稀有金属公司发生了一件饶有兴味的事，被人们反复谈论。
他们的洽谈室温暖而敞亮，多用来跟外国客商谈判。德国非西公司的鲁斯，今年是第二次坐到这间大房子里，讨论和签署明年的购货合同。双方是老客户、老熟人，却不知为什么今天的谈判很不顺畅，房间里非常安静，静得让人感到一种僵硬，气氛老是不能恢复过去的那种和谐和松弛，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大家都有点神不守舍……毛病难道出在合同的条款上？不，新合同不过是依照往年的惯例，只在数量和价格上做了些调整，再说重要的细节都在电话和邮件中商量好了……是什么地方出了纰漏呢？
忽然，双方同时喊出了两个字：燕子！
对，洽谈室里的燕子哪儿去了？这间房子的暖气罩子里一直有燕子窝，“经冬好近深炉暖，何必千岩万水归”。今年初鲁斯来的时候——不只是今年初，去年、前年、大前年，凡是他坐在这个房间里，就立刻能听到燕子叽叽啾啾地鸣叫，有时他们谈得热闹，燕子在暖气罩子里也叫得热闹，燕子叫得热闹，他们的兴致也好。他们谈他们的，燕子忙燕子的，飞进飞出，竞夸轻俊，低飞不碰人，呢喃不避^亲。久而久之，燕子便成了他们谈判不可或缺的参与者，他们也习惯了在燕子呢喃声中的那种愉快的交谈和合作。如今这间房子里这么冷静，鲁斯自然要问，是不是因为禽流感的缘故，你们把燕子赶跑了，或者把它们给杀了？
稀有公司销售部的崔经理一个劲摆头：不，那怎么可能，燕子年年入户飞，向来无是亦无非，它是我们公司的吉祥物。你看专为燕子留的小窗户一直开着，我们随时盼着它们回来。但燕子是一种灵物，它们去而不返肯定是跟眼下正闹禽流感有关。为确保这个城市不被感染禽流感，我们这个城市的郊区已经埋掉了50万只健康的鸡、鸭。鸟类们不可能不对这种氛围没有察觉，我担心它们再一次对人类失去信任。
一谈起燕子，话题立刻热烈起来，双方交换着信息，发泄着大致相同的感慨：经历了许多教训，人们好不容易认识到应该把鸟类当做朋友，可今年一闹禽流感，有人又借机对鸟大开杀戒。比如浙江：慈溪市的杭州湾湿地，向来被称作候鸟南飞的最佳栖息地，现在那里的滩涂却成了候鸟的死亡地带，沿湿地绵延30公里的海岸线都布下天罗地网，每天要诱捕成百上千只的野鸭、白鹭等候鸟，拿到市场上出售或直接卖给餐馆。
禽流感本是人类作孽的结果，万不可再掀起一场以禽鸟为敌的运动，错上加错。所以合作双方都盼着原来住在这个房间里的燕子，能平安度过这场灾难，早日回来，“还同旧侣至，来绕故巢飞”。
这里是它们最安全的家。
向自己提一个问题：自2005年人冬以来，禽流感闹得异常邪乎，你心里紧张吗？
回答是：不大紧张，不光自己不紧张，看周围的人也没有多少紧张的迹象。
为什么？你看看每天的报纸和互联网上的大标题：《流感大流行，势所难免》、《在危险迫近之际》……仿佛大流感已经到来，死亡就在身边，会死多少？《国际先驱论坛报》11月7日有文：“世界银行宣称，禽流感引发的人类大规模流行病，可能让世界经济损失8000亿美元。”真不愧是银行家，立刻就能将病毒转换成美元。只是人们很难破解这道换算公式，要死多少人才相当于8000亿美元？还有，“亚洲开发银行估计，流感将影响亚洲20%的人口，导致5义的人口死亡……”（《参考消息》2005年11月9日）亚洲现有人口30多亿，这就是说要有6亿多人染病，会死掉1500多万！
于是，出什么好主意的都出来了，见得最多的就是《吃八角焖牛杂能对抗禽流感》。“八角”就是北方人所说的大料，炖一大锅肉放进两三辩儿，那味道就够窜了。倘是用1：1的比例炖牛杂，那还能吃吗？互联网上有报道说，日本有人服用一种叫“达菲”的抗禽流感药，其成分里就有“八角”，结果导致64人精神失常，12人自杀。比禽流感本身死得还多，这不是没病找病吗？
从各类专家到各种媒体，一沾上禽流感的边儿，就拼命把话往大里说。可人们为什么依然皮松肉紧，从心里并没有紧张起来呢？市场上的禽类食品，无论生的熟的，购买者依旧踊跃。我曾就此请教一位“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的老者：“您就不怕染上禽流感？”他大大咧咧地说：“现在才正是吃鸡炖鸭的好时候，禽流感闹腾得越厉害，国家查得就越严，鸡鸭食品反而更安全！”妙，天津爷们儿想问题就是不一般。这跟两年前闹“非典”的时候大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人们是真害怕，人人自危，全力防范。
信息爆炸的时代，爆炸连连。人们第一次挨炸，心惊胆战，蒙头转向；第二次挨炸，仍能享受刺激带来的痛感或快感，却已稳住了神；第三次挨炸，就能穿皮不人内，抱着听新鲜、看热闹的态度……久而久之便生出了“抗炸性”，说不说在你，信不信由我，甚至你越说得天花乱坠，我心里就越要打个问号。
信息为了能继续引起“爆炸”效应，便不得不加大分量，倘本身的“药力”不足，就只能在烟雾和声音上做文章，虚饰，夸张，以期引得人们注意。长此以往，就形成了一个“大话文化”：话往大里说，一个比一个敢说，谁发布个什么信息，都想追求“爆炸”效应，恨不得扔颗炸弹，不炸你一通、不吓你一跳，不箅本事。
比如由国际知名的科学家和学者评选出来的《2004年十大科学预言》中宣布：“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到2020年，东京、伦敦、纽约等世界名城都将被海水淹没，从地球上消失……”真敢说呀，这可不是说说就完事了，大家都在看着哪。还有15年的时间，转眼就到，可那些城市里的人都活得好好的，纽约正在着手重建世贸大厦，伦敦争得了2012年的奥运会举办权，都不见有丝毫准备撤离的迹象。
至于在当今商品社会里，“大话文化”更是俯拾皆是。市场叫“超市”，明明是业余歌手却叫“超级女声”，稍微出色一点就是“超一流”，强壮一点的男孩叫“猛男”，白净一点的就是“帅哥”，到处都是“超级”。热水器叫“热霸”，做鞋的称“鞋王”，似乎谁都敢称王称霸。有两三把理发的椅子，就敢挂“美容中心”的牌子，大小是个公司就挂个集团的牌子，可谓遍地集团，处处中心。放七天假叫“黄金周”，大有遍地黄金、日进斗金之势。即便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充斥着卡通、戏说……满眼满耳都是大呀、绝呀、变形呀、鹰幻呀，等等等等。
“大话文化”，是消费时代无孔不人的广告意识的后遗症，更有媒体的推波助澜，一切都是商品，一切皆可推销。广告做过头，会适得其反，“大话”说过头，也能引来灾祸。“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一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句大话，却引发了实实在在的灾难频频的伊拉克战争。人们天天在满天飞的“大话”轰炸之下，心理上不可能不受影响，一惊一乍，忽上忽下，完全相信，容易神经崩溃或精神抑郁，被吓出个好歹来还真不新鲜。不信吧，又怕被这些“大话”不幸而言中。
这样吓唬来吓唬去，神经脆弱的就染上了精神疾患，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发布的消息，全球有1.2亿人患抑郁症，中国则超过2600万人，自建国至2003年，每年有240万人自杀，其中的10%自杀成功。专家们总结其原因，排在第一位的是“文化和社会背景造成的”（见2005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这岂不是说跟“大话文化”也有点关系？而神经粗硬者，久而久之反被大话吓唬得皮实了，大话那么多，信是死，不信也是死，索性就随他去吧。老被吓唬，恐惧变成家常饭，也就不再恐惧了。不怕还关系不大，就怕不信了，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你说你的，我做我的……这就是“大话文化”所造成的“信任危机”、“神经麻痹”。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现代人的“定力”增强了，民间反应竟跟“大话文化”的风行形成强烈的反差，构成对“大话文化”的反讽。可见，大话并不培养行动的巨人，甚至相反，爱说大话者常常做小人。
“大话文化”能得以盛行，腐蚀的是社会精神和公众道德。过去有句俗话：“说大话不上税。”如今却未必，眼见当今世界正在为“大话文化”付出代价，这代价有经济的，更有甚者会使社会的凝聚力、媒体的诚信度以及公众的信任感，都大打了折扣。
据说现代人已经步入“数字化生活”，时时事事处处离不开数字，玩数字玩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比如“政绩注水”，实际“注”进去的并不是真正的水，而是数字。即“官出数字，数字出官”。以此类推，“新闻出数字，数字出新闻”，也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
去年一家安全套公司发布，中国人均性伴侣19.3个，居世界之首。一下子让许多成年人无地自容，感到自己亏得慌，看周围的人不吭不哈、一本正经，原来暗地里竟干了那么多。正不知该如何迎头赶上，忽然又改口说人均性伴侣其实只有6.1个。原先所说的19.3个是想当然，或者干脆就是“猴拿虱子_瞎掰”。那么这6.1个”就“准确可信”吗？
这类数字游戏见的一多，就会发现他们的玩法也就是那么几下子。
含着一半吐一半。
“据调查，全球有近四分之一的人患失眠症”，“据统计，90%的男性对自己的性器官不满意，46%的成年男性有着不同程度的勃起功能障碍，76%的女性对她们的性伴侣不满意”……谁调査的、谁统计的？又是怎么调査、怎么统计出来的？这样的数字谁相信了，谁就要自己对此负责。去年12月26日的《广州日报》有一消息，白领张女士跟丈夫聊天，说看到报上有个统计数字，中国的一半男人有婚外情，所以男人只能相信一半。不想先生立刻反驳说，他看到的调查统计是广州女性中八成有婚前性行为……一对原本好好的夫妻，随即吵了起来，险些闹得分道扬镳。干脆连“据”字都省掉，云山雾罩地直接告诉你数字。“有资料证实，中国人2005年吃掉了8806亿（这是什么意思？吃的是公款，还是私款？抑或是13亿人一共吃了这么多？）”“由中国赌客流失到境外的赌资达到6000多彳乙人民币。”“有数据显示，我国城乡居民每月读一本书的人为51.7%，比5年前（1998年）下降了8.7个百分点。1998年我国有上网阅读习惯的人数比例为3.7%，2003年的人数比例达到18.3%，年平均增长率78.9%。”
“有专家调研，目前我国40—70岁男子当中，有30%的ED（阳痿）患者，ED男人一半出于纯心理原因。”
“除了高涨的不忠指数（男人47.7%，女人32.4%），13.5%的男人有固定情人，有固定情人的女人则为8.4%。”
还有：“有一组数字说明”、“有人计算过”等等。
故弄玄虚，生造数字。
2005年11月29日的《羊城晚报》发表了一位博客网的话：“互联网的时间尺度是以狗年来计算的，我们的一年相当于普通人的7年。也就是说，我在互联网上奋斗了10年，就相当于已经是70狗岁了。”
他的意思很不错，过去有句老话叫：“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只是不知道他的这个“狗岁”是什么岁？难道还有鼠岁、马岁、蛇岁？
混淆概念，吓你一跳。
1998年底，国家体委研究所李力研，发表了一份关于知识分子健康状况的调査报告：“中关村知识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龄为53.34岁，比10年前调査的58.52岁低了5.18岁，更低于北京1990年人均寿命73岁。”
这还了得，站在大潮前头、无限风光的中关村知识分子，竟比普通人少活10年！于是媒体一阵热炒，全国一片惋惜，很自然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重视，指示“要用科学的抽样方法，准确的统计数字进行调查分析。”于是，2004年7月，国家人事部、北京人事局，委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组织课题组，重新调查。最近公布了调查结果：
“中关村知识分子人均寿命70.27岁。”
媒体觉得被糊弄了，别看老百姓被媒体糊弄了一点招儿都没有，媒体若觉得面子上下不来是要追问一番的。有记者致电国家体委，想重新采访李力研，不想李力研因突发心脏病已经去世，年仅44岁。
我看到这条消息时脊背发凉，他由于混淆了“平均死亡年龄”和“人均寿命”两个不同的概念，让中关村知识分子短命10年，自己却折寿更多。
数字是马虎不得的，特别是关乎国计民生、人命关天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