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来由。
至少关良也觉得自己变得忧虑是毫无来由的。
他伫立在能俯视见自家的山丘上。他已经55岁了，（在这样一个“知天命”的年龄，）正好到了希望回顾自己迄今为止的生活方式的年纪。
他在新闻社工作，两年前主动要求从社会部调到了出版部。可以说他终于开始行动了，是因为他不想再做这些流于表面形式的工作。事业上的这种变化，可能是一个反思自己到目前为止所走过的人生道路的良机。但是，这些都不是他现在感到忧虑的原因所在。
山丘下能望见的那个家，是他十年前继承了95岁去世的老父亲的遗产后，所买下的。从位于东京西郊外的玉川学园前那一站出发，坐两站公车下来，爬上一个小坡，就到了他家，还带有一个小庭院。
这天是假日，他一手拎着超级市场的袋子，里面装着妻子叮嘱他买的物品。袋子里有面包和黄油，还有做下酒菜用的鱿鱼干、四个西红柿、一根胡萝卜以及一袋豆芽。妻子给他的购物清单上本来没有胡萝卜，但是他在商店里见到摆得整整齐齐的胡萝卜时，突然想起小时候，母亲絮絮叨叨地叮嘱说：“一定要多吃蔬菜，包括胡萝卜”。
从山丘上望过去，能看见有一家的男主人正在院子里的菜园中一边清除杂草，一边手持铁锄种植着秋天的植物，女主人模样的中年妇女则把垃圾袋放在了路边。还有一家的小男孩则荡着秋千，还可以看见旁边骑着童车的他的妹妹。还能看见一家，年长的妇女身后，小男孩终于踉踉跄跄地迈开了步伐追赶着，两个人很快就在院子边的墙根处碰上了，那个妇女指着一些植物，那个看起来好象是她孙子的小男孩则在说着什么。又有一家，夫妻俩则一起在院子里拧干和晾晒着清洗过的衣物。
任何一个这样的场景，都让今天的良也格外感触与自己家完全不同的家庭生活。他想，我们家这种不能生育孩子的生活，是不是缺少了一点温馨感呢？他又想到，自己之前曾经用妻子克子的眼光来俯视过自己的家吗？想到这里，他觉得自己今天是怎么了，为什么开始不断地严重自我否定。又不存在因为事业上的失败而丧失自信这样明确的理由，也没有被信赖的朋友出卖这样的事实，为什么会这么沮丧呢？
克子爱干净，每天话不多，外表非常温顺，但是她一旦认定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就不肯相让。夜里她有时突然开始打扫卫生，还因为这个和他发生口角，而白天她却放任自流，说：“以后你自己收拾吧。”他只好让步。良也想，如果自己都没有改变生活的意志，就什么也开始不了。
就在他俯视着那条住宅街的时候，云层开始逐渐愈积愈厚。傍晚的时候是不是会下雨啊，良也想道。这时，从山丘蜿蜒盘旋的道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男人。这个男人可能是从远处一直走过来的吧，正在恍恍惚惚考虑事情的良也不经意地瞥见了他。
这个男人穿着的不是西服，也不是快递员或者煤气、水管的检修员所穿着的工作服，良也只能用穿着黑色的衣服来形容他的着装。这个男人走路不疾不徐。他随心所欲，几乎是下意识地迈着脚步，走在良也站立的山丘下面的道路上，靠近了人们盖建住宅后所剩不多的栎树林。
过了一会，良也突然想到，这可能是寻道者？的行走方式吧。那个男人的身影已经隐在山林中了。良也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西行、芭蕉，以及更近的尾崎放哉、山头火等流浪诗人的名字。关于这些人，有各种各样的传记和解释，但是关于他们的行走方式、手势或者吃饭时的咀嚼方式等等，却几乎没有任何记载。
这么考虑问题，是与良也如今所负责的工作有关系的。他调到出版部后，花了三年的时间来策划和推进一本《现代人俳句全集》。他开始着手做的是挑选出高滨虚子之后的三十多个徘句诗人，找到养育了他们的土地和街道的照片，以及把很多能表现名句味道的风景和情景做成书的插页，发行出一本富于视觉冲击力的全集。良也被任命为《现代人俳句全集》的主编，由于自己对图片缺乏了解，他指派了曾经多次一起共事、对自己的心思非常了解的菅野春雄。
以前，日本发动二战时，居住在美国的日裔人曾经被收入到收容所中，良也还在社会部的时候，决定把美国出版的《收容所的日裔人》图片集在日本出版，良也采访了还记得当时的情形的当事人，菅野则拍摄了照片。在这次采访的过程中，他了解到，有一位当时在波士顿学习美国文学的留学生，在导师的推荐下加入了美国籍，并为英语还不太流畅的第一代日裔美国人担任翻译。二战结束后再次恢复了日本国籍的这位学生，现在是美国文学的权威、九州大学的教授原口俊雄。良也回国后，就到福冈去采访他，所以顺便到了一趟母亲的故乡柳川。原口教授没有任何试图遮掩自己当时行动的意思，尽管他的行动在战争中被称为“非国民”的举动，他还为图片集撰写了一个很长的解说词。可是当时因为原口教授还是美国的军属身份，所以无法言及印度的日本兵俘虏收容所的情况。尽管这可能是采访之外的事情，但是数年后，当良也知道这些后，还是有点跃跃欲试。
身穿黑衣而远去的男人的背影，让良也联想到了漂泊的诗人，然后又开始想起了研究美国文学的原口教授，甚至远在柳川的母亲的墓地。
在这样深锁的记忆深处，良也这个出生于日本战败后的第二年、一次也没有经历过危险、只是每天安稳度日的男人，开始感慨自己是否虚度了人生，尽管理由并不充分，但他却感受到了不愿意就这样生活下去的悔恨之情。
他缓缓步下山丘，徘徊在穿黑衣的男人所走过的道路上，中途往左一拐弯，朝着家的方向走去。这时，有一个过去一直被搁置在他脑海一隅的策划，突然浮现在良也脑海中。这就是开始一次采访之旅，寻觅散布在全国的俳句诗人的足迹，并利用这次旅行，把那类和平主义者所写的《二战中战死的75名学生的遗稿集》收集并整理，这是他暗中的野心。这个集子甚至不一定拘泥于学生的手稿，还可以扩展到艺术家和有志于从事艺术事业的青年的手记、记录等等。
他把这个集子先暂时命名为《潮动？（涌）的旅人》。之所以使用“潮动”？一词，是因为整个战争被称为太平洋战争。当然，中国大陆、老挝、现在的缅甸也包括在其中。在这些地方，对方国家所受到的战争祸害和日本的战死者都是最多的。当时，可能有年轻人压抑着自己，放弃良知，却又满怀着期望。良也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对绘画、音乐这类艺术非常憧憬，但却对艺术创作中必不可少的激情感到畏惧，他也想通过这本集子的编写，探索一下自己一直在思索的“艺术为何物”的问题。扼要说来，这不是一本伤感的书，而是要编集一本反战的手稿集，想到这里，他不禁产生了一丝自负感。
他悄悄推进的这个策划，应当尽早告诉将要和他一起开始采访之旅的菅野春雄，虽然这么想，但是他却还没有找到一个透露这个秘密的好时机。对于这个与他心意相通的人，说这样的事情似乎很简单，但是如何向对方说明为什么要做这么一本书呢？考虑到这些，他内心又不禁犹豫起来了。
良也一开始是在长野分部参加工作的，之后才作为社会部的记者调到东京来。当时正值日本经济蓬勃发展的20世纪70年代，有人因此而沦落为社会的下层，也有人虽然没有沦落，但却卷入了各种事件当中。他最早接触到这类事情，是在采访一个顺手牵羊的女性时。她住在一个为归国日侨？建造的宿舍中，最让良也吃惊的是，她的小偷小摸竟然没有任何理由。
“经济高度增长的阴影下，缺乏阳光照耀的人们”，这是他当时所写的系列报道。想要某件物品，但却买不起，很想看到孩子们的笑脸，以致于······这样的故事他写都写不尽。如果沿着这根线索深究下去，对方又会说：“我是军人的妻子，我不喜欢靠眼泪来煽情”，他也只能挖到这么深。
起初，良也不明白这个有着顺手牵羊的冲动的女人，为什么会突然这么生气。震惊过后，就是不断涌上来的怒火。而他所采访的这个对象，最多也就是被警察悄悄地教训一下，这么一个经过，罪行轻微到甚至都不会被逮捕。他本来不想伤害对方，尽量小心翼翼地，但却还是招致了对方的愤怒，为何对方又会说出诸如“军人的妻子”这样的话呢？如果沿着这种愤怒细究下去，就会发现，对方隐隐约约地产生了一种羞辱感，甚至最终发展成为了一种自我厌恶的情感。
良也在大学里属于社会学系的，他也学习了心理学和社会结构的理论。总之，他能指出对方的过失来。但是，当了记者之后，随着社会活动的增多，他终于明白，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用学校学到的知识来进行分析的。
在接下来的报道中，他描述了这个小偷小摸的人所住地方的情况，也指出了这个没有家人、渐入老境的女人的孤苦境地，但他还是对这个犯罪者的自我申辩理由进行了明确批判，而且没有触及到她引以为荣的“军人的妻子”的问题，就把报道写完了。良也想尽量避免太过深入对方的心理和思想部分。
那是他从长野回来两年半左右，母亲刚去世不久时的事情。被采访的那个女人，和他刚去世的母亲年纪相仿，他的采访也没有注意到。回忆起当时的事情，他想自己怎么能当好这个记者呢，心里不由感到了一些不安。
浅间山庄事件是在他回到东京不久后发生的。这是一个重大事件，他从东京急匆匆地赶过来，表示要采访。从学生时代开始，他就对这类过激事件有所耳闻，但是对于新左翼这类的运动他却只知道毛皮，因此，自己内心一直在反省。经过了大概两年，在菲律宾的库班岛发现了小野田宽郎少尉，这是他开始采访小偷小摸事件之前两个月的事情。当时，良也也深入思考了一下，日本的军队战败之后，这位少尉所度过的这三十年岁月，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良也一边在不知不觉中回忆着过去，一边徐徐迈步向家中走去。从山丘上所俯视见的住宅街的情景奇妙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里毫无疑问有被称为日常生活的东西。
但是，所谓日常生活指的是什么内容呢？一旦孩子长大，开始上幼儿园了，母亲就要每天去接送，还要为孩子做便当，每个学期父亲要去一次幼儿园或者小学。有些父亲还乐此不疲，甚至带上了摄像机。如果是白领的话，每个月要去打一两次高尔夫，每周要去搓一两次麻将，还有和熟人一起去喝酒，除此之外，夫妻俩也经常一起到餐厅去吃饭，参加一些感兴趣的活动等等。根据年龄的不同，还有时代的变迁，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逐渐变化，但是这些无疑就是所谓的日常生活。
良也觉得，自己缺乏这样的生活。如果仅仅以所谓没有孩子作为理由来搪塞的话，似乎有些牵强。克子的父亲是同一家新闻社的高层人物。新闻记者的生活非常不规律，经常被卷入各种事件中，对此，妻子也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良也大概也因此获救了。
他们是在田中首相因钱权交易受到批评并导致辞职的次年，经社会部部长介绍而结婚的。他之所以把结婚典礼和钱权交易记在了一起，是因为介绍人曾经说过，“新郎关良也先生作为记者，很早就暂露头角了。但是很遗憾，我无法给出非常具体的理由，只是他在批评田中的钱权交易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话一出口，当时连新郎也大吃一惊。这番话指的是，此前的一年，当他出差去采访日益兴盛的轻井泽夏天的风俗时，从学生时代的同级生的父亲、某位财经界的领袖人物那里，听说了一些田中首相亲信所说过的话，并告诉了新闻社。
这是一位与田中首相关系密切的政治家，计划陪同首相到东南亚五国进行访问，他说：“经过计算，婆罗洲现在用一百亿美元就可以买到。这样的话，印度尼西亚政府就会节约？外币，对于该岛居民也没有养育义务了，我们国家花一百亿美元就可以拿到取之不尽的资源了。”对于这个消息，他当时无意间听到了，但对于其内容的可信程度，良也自己也没有把握。不过，社会部部长居然还记得这件事情。
不仅结婚典礼上媒人的介绍很特别，回顾起自己迄今为止所走过的道路，自己人生之旅上的几次重大变化，遗留下来的记忆无不以当时周围的社会事件或者政治变化为线索。这可能是因为他忠心耿耿地过着记者的生活所造成的。
克子的父亲因心肌梗塞突然去世，不巧正赶上日航的飞机坠落到了群马县的御巢鹰山。当时正值事故发生后的第三天，良也从社里得知了消息，赶快给克子打电话，终于连夜赶飞机回去了。岳父在女儿和良也结婚后，就调到另外一家与原来的新闻社关系密切的电视台去了。关于葬礼的事情，有电视台安排，良也倒是很放心。他担心的是，一向温和安静的妻子，是否能习惯这些忙乱的事情。电话里，妻子的声音倒是出人意料地坚强，她的声音非常沉着，一点也不慌乱：“现在，你那里是不是挺不容易的？我这边有大家来帮忙，没有关系的。新闻社也来了人手帮忙。”她还举出了良也认识的一个办公室的男人的名字，接着说道，“没事，只要你能赶上葬礼，就可以了。”
现在想起来，这是多么富于“宽容和忍耐”的一番话。从那时到现在还不到十六年，可是时代却完全变了，良也有这种感觉。只有那次自己真正关心过克子，他回忆起了自己与克子迄今为止所一起走过的道路。自己是不是把当时克子的勇气视为理所当然的了？
良也觉得，克子自己也是在人世间的氛围中，一点点地转变过来的。她逐渐意识到，自己多多少少都必须要过一种有着明确自我的生活，这种想法一旦萌芽，她就开始刺绣，出去参加日本画的讲座，最近还参加了保护地球上的绿色等环保运动，她还说：“从现在开始，人们只要有了这种自觉的意识，就可以从自己的身边开始做起，保护环境。”等诸如此类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