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8日
正视苦难，超越苦难
——杨泽泉：《回眸一笑》序
读完本书，眼前总是晃动着这“爷儿俩”的形象——
父亲吴天墀，在被剥夺了一切权利，遭到非人对待，受尽凌辱的情况下，坚持“西夏史”的研究，写出了传世之作，这苦难中的学术和精神坚守，令人肃然起敬。
儿子杨泽泉，经历了“出入于大、小监狱之间，出入于阴、阳两界”的磨难，却能“回眸一笑”，写出这本回忆录，真实地记录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既不“刻意美饰”，也不“怨天尤人”，更不停留在个人道德的谴责，而固执地要追问背后的更深层次的体制问题，显示了正视苦难，又超越苦难的胸怀。
这里有父子相传的“秉笔直书”的史德，史家眼光和史家风范。
因此，在我看来，本书实际是一本历史著作，至少我自己是把它当作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来读的。而且我说过，我们的许多历史叙述，或者有历史事件，而无历史中的人；或者有大人物，而无小人物；或者有人的行动，而无人的心灵。而本书，却恰恰是写人，写小人物，写人的命运和心灵的：这就构成了一种有特色的历史叙述，它是以“野史”的，个人性的回忆，更为感性和具体地揭开了被“正史”所遮蔽的历史的某些侧面。而更具特色的，是本书的观察视角：它写的是被这个社会打入“另册”的专政对象，是在社会的最底层的城市街头小巷，农村偏僻荒野，少数民族地区，以至监狱、劳改农场里，来观察、感受共和国的历史变迁的。因此，作者笔下的土地改革，镇反运动，建国初期的学校教育，市场、娱乐场……，以及1956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1959—1961年的大饥荒，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都和我们通常看到的历史叙述大相径庭，或者更加有血有肉。单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在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监狱和劳改农场所引起的反响的叙述，其所提供的历史细节的丰富和独特，就能够大大深化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同时，也是对我们固有的忽视历史具体性、个别性、特异性、偶然性，将历史规律化、结构化和简化的历史观、研究方法的一个有力的挑战。因此，我作为一个这段历史的研究者，读这样的著作，有一种特殊的兴奋和满足感：这正是我多年一直在寻找而终于发现了的最宝贵的历史叙述。
同时，我要说，本书还具有很大的文学性。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一直有“纪实文学”，近年来，有了更大的发展，这是因为大家都感到在这个大动荡的时代，再荒诞、奇诡的文学想象，在荒诞、奇诡的现实面前，都显得苍白；而所谓“文学虚构”已经变成了某些作家逃避现实、粉饰现实、遮蔽真实的借口与手段。这样的逃避和粉饰在反映五、六、七十年代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中，是特别明显的；因此，本书的真实的叙述，就具有了特别的文学意义和价值。
而我更欣赏，更要强调的，除了前文所提到的细节的真实与丰富以外，还有本书的语言。作者大量运用了四川的方言，并有选择地采用了流行于底层社会、监狱里的“黑话”，不但增加了真实感，而且增强了文字的表现力。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作者自觉地在历史的叙述中，插入当代社会的一些流行语言，形成了“现、当代语言的杂糅”，这很容易使人联想起鲁迅在《故事新编》里所作的“古今杂糅”的语言试验，鲁迅说他的目的是要造成“油滑”的文学效果。本书作者的语言杂糅，和方言、黑话的适当运用，更是形成了一种“黑色幽默”。而这又是有浓烈的四川地方风味的。这也都令人联想起四川文学前辈李颉人、沙汀、艾芜（作者说这是他最受影响的川籍作家）的文学语言和风格，不知道这是自觉的学习、借鉴，还是同一文化背景下的相似追求，但这样的文学传统的承接，也还是明显的。我这样联想，当然无意将作者和这些前辈文学大家攀比，而是要强调像四川这样的文化大省，丰厚的文化资源对他的子民的养育。
这又使我想起，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四川灾民所表现出来的镇定，达观，让全国、全世界动容，其语言的风趣、幽默、丰富更是迷倒了许多人，我当时就在和朋友的私下谈话中，盛赞四川人都是天生的语言艺术家。现在，又读到了杨泽泉先生的这部著作，更感到此言不虚，这是一种深厚的民间语言智慧，作者长期在底层摸爬滚打，可以说是民间社会磨炼了他，也玉成了他。这由苦难转化来的精神资源和文学资源，是一笔真正的财富。现在，又经由作者之手，传递给了我们。我们真应该向作者表示感谢。
2008年10月4日
一本让我惊心动魄的书
——王金屏《北大：1957》序
这是我读到的第一本以1957年北京大学反右运动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是我们那个时代（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青春之歌”。小说的最大成功，是塑造了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三个典型。作为同代人，我读了以后，却有惊心动魄之感。
小说的女主人公梁卓是以林昭为原型的。林昭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的“圣女”而在当代民间社会不胫而走，而本书的描写，则将她还原到当年的具体历史中，更加有血有肉，因而是可以视为“那一代人”的一个典型的。本书的作者也在《后记》中明确表示，他的写作的一个重要动因，就是要展现“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和精神面貌——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既热情又单纯，既真诚又固执，既是国之娇子又是悲剧人物，真是一言难尽”。我们在“梁卓”身上所看到的，正是那样一种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的气质，“自觉的殉道者”的选择，那样一种忧国忧民的悲悯情怀，独立而自由的思想，怀疑和创造的精神，永远不满现实，永远说真话，摆脱不了的乌托邦情结和堂吉诃德气……。在今天这个实利主义、实用主义、消费主义、虚无主义盛行的时代，实在是太稀有了。在一些年轻的读者看来，大概是近于既可爱又可笑的“童话”中的人物了，但在陌生、惊异之余，也会感到一种魅力，产生某种敬意，引发某些反思吧。而我们这些同代人，却从“梁卓”的，也是我们自己的命运里，感受到鲁迅说的“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的“悲剧”，这同时更是民族“精气”的丧失，“梁卓（林昭）之死”的惊心动魄之处即在于此。
余坚是作者贡献给当代文学的重要文学典型，也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一个负面典型。这是一个绝对的利己主义者，他的忽而极“左”忽而极右，都是达到自己往上爬，挤进既得利益集团的目的的表演。但他并非吹牛拍马的平庸之辈，他是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这是他的可恶、可怕与危险之处，也是其典型性所在。因此，他的风度、博学，很能迷惑人，他一度成为北大学生中的“精神领袖”绝非偶然，小说中的“我”这样的纯真青年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不过是他未来的政治搏击中的牛刀小试。而他的最大本事，是最能领会上级的意图，自觉、主动，甚至是创造性地迎合体制的需要，充当告密者，打手，而且居然心安理得而又不露痕迹：这是他的过人之处。这样的“得力的帮凶”正是维护体制的稳定，应运而生的必然产物，他是本应该成为接班人的。但具体到小说中的“这一个”余坚而言，他也有弱点，就是过于情急，锋芒毕露，得罪人太多，以至连体制都察觉他的危险而把他抛了出来，这大概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也是奴才的悲剧：小说的这些描写都是很有深度的。而更发人深思的是，小说与现实生活中的“余坚”总能绝路逢生，不像他的同班同学“我”永远碰壁，这个体制其实是离不开他这样的人的。小说的结尾，“我”还没有从历史的陡转中醒过神来，余坚却已经在新体制里找到了自己的发达之路，又显神通了。这是一个象征，也是一个警示：体制不改，余坚们永远得势，而且还会源源不断地产生新的大大小小的余坚：我正是为此而感到惊心动魄。
小说中的“我”大概是以作者自己为原型的。我和作者是当年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同年级的同学，读起来自然十分亲切，但也有不太熟悉的方面，主要是我在城市里长大，而“我”（作者）却来自农村。也许正因为如此，小说中“我”这样的农村大学生的命运，就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下面这一段描写，让我读得惊心动魄：这是“我”戴着“右派”的帽子被遣送回家的情景——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古人的诗句完全可以表达我此时此刻的思想感情；但那‘怯’的原因却又不尽相同，我不仅惧怕听到不幸的坏消息（按：指多年不通信息，不知父母是否安康），而且更不知道应该如何与我爹娘相见——历经了‘反右斗争’的无情批斗、深山老林里‘劳动察看’的‘劳动改造’、由‘复学风波’引发出升级为‘劳动教养’的惩罚和种种磨难，结果不但是丢掉了团籍和学籍，八年后还要带着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灰溜溜地回到家乡来接受‘群众监督’和‘劳动管制’；从坚信自己对党赤胆忠心，到怀疑自己愚蠢无知和盲从轻信，进而感觉无意中犯有过错，并无可奈何地承认了自己‘有罪’，接受了严厉的处分而去乡下死心塌地改过自新，结果却莫名其妙地闹了个鸡飞蛋打，最后才明白这是‘历史喝醉了酒’，并非全是自己的过错；‘不教而诛，谓之贼’，经过了两千个日日夜夜的痛定思痛，我才逐渐地否定了别人强加在头上的‘罪行’，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千真万确的无辜者和受害者，从而不再怨天尤人和寻死觅活，当然也不再抱任何幻想，而且确信总有一天烟消云散，会还我一个清白……可这一切，对爱过我的人们应该怎样讲，才能说得清楚呢？”
“归去来兮”，这是一个典型的“离去——归来”的小说叙述模式（与之相应的还有一个“进——出”北京大学的叙述模式），其背后所反映的中国农村青年的命运悲剧：为了实现“改变家庭命运，振兴家门”的世代梦想，农民耗尽血汗，农家子弟尽心苦读，好不容易考上大学，逃离乡土；却又被政治的强力，赶回本土，一去一回之间，获得的却是“戴罪之身”：这本身就是残酷的。
如要追问获罪的原因，就遇到了更为严酷的中国农民的悲剧命运。小说虽然用了主要篇幅讲发生在大学校园里的故事，但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或许作者不经意讲出的农村故事，却是更有吸引力的：那“我”的双目失明的“姐姐”的故事，“我”的“娃娃亲”玉兰姐的故事，以及玉兰姐的父亲“李叔叔”的故事，让我们懂得了：中国的农民是多么的好，又是多么的苦，那都是能够催人泪下的。正是这些善良而不幸的庄稼人，盼了多少辈，才盼来了土地改革，有了自己的土地，于是他们积极支援共产党领导的“自卫解放战争”，用自己的子弟的生命和鲜血，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解放以后”，他们的命运又如何呢？用小说里的“我”的话来说，刚分到的田地，“还没有亲热够，说声合作化便入社归公”，李叔叔们“心里能想得通”吗？再加上“村上的干部作风粗暴，态度恶劣，死逼硬拽，不入社就捆绑吊打”，这就更是激化了农村的矛盾。但农民还是相信共产党的，只是希望共产党的农村政策能够更多地照顾到他们的利益。“我”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自然对他的父老乡亲的痛苦、抱怨，是感同身受的，他上了大学，受到现代知识教育，就更有了要为维护农民利益的自觉。因此，他在鸣放期间，在党组织再三动员之下，发出农民的呼声，是十分自然的。而他的发言题目叫《美中不足》，显然是在拥护共产党的前提下提出农民的要求：这也是反映了当时农民和共产党的真实关系的。但在执政者看来，这却是在挑战党的领导，因此，不惜将“我”这样的农家子弟打成“右派”，也就在实际上拒绝倾听农民的呼声，按照自己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观意志，变本加厉地侵犯农民的利益。以至在小说中的“我”再发送到农村时，经过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折腾，他的父老乡亲已经陷入了绝对贫困之中，他的盲姐、玉兰姐、李叔叔、父母亲，最后都悲惨地死去，中国农民的悲剧命运也就达到了顶点：这都是触目惊心的历史，现在，在作者的笔下，通过“我”及他的家人、乡亲的遭遇，得到了真实的表现。
而更不可想象的是，明明是自己拒绝了农民通过自己的子弟发出的忠告，并横加罪名，却要强迫受害者承认自己“有罪”，这就是我们前面引述的小说里的那段心理描写所写到的“思想改造”。这就意味着，对“右派”不仅要进行身体上的摧残，更要施加精神上的控制与迫害，造成心理的迷乱。这是更加残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