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闻天才
在法兰西贝藏松城的人口登记册上有这样一项记载:婴孩一人,生于1802年2月26日,名维克多·玛丽·雨果。
雨果刚出生时整个身躯还不足一把餐刀长,羸弱到了极点,他的两个小哥哥进来看他时,都禁不住惊叫起来:“喔,这么一小点儿。”接生员凭着惯常的经验断定,这个弱小的生命根本无法养活。
但是这个弱小的生命不但顽强地活了下来,而且,奇迹般地爆发出了巨大的生命力,后来竟成为法兰西民族艺术的骄子,人类文化银河中一颗闪烁着人道主义光辉的巨星。
雨果的父亲西吉斯贝尔·雨果是一个细木匠的儿子。他14岁参加军队作士官生,后投身于1789年开始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在拿破仑的军队中服役。母亲是个具有保皇党信仰的船主人的女儿,身材娇小,但聪颖过人,做事从不优柔寡断。由于父亲转战南北,所以父母一直过着时而分居、时而团聚的动荡生活。童年的雨果经常跟随父亲在军旅的摇篮中走南闯北,在隆隆的炮声中沉沉入睡。这种动荡不安的戎马生涯使弱小的维克多,经常面容愁苦地坐在一个角落里,默默无声、无缘无故地流眼泪。
雨果真正的童年记忆是从1805年父亲出征意大利,母亲带他去巴黎暂住开始的。母亲送他上学,他是学校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因为年纪最小而身体又弱,常常引起人们的爱怜和照顾。就在雨果5岁时,父亲在被征服了的意大利国土上晋升为上校并兼任一个省的省长,因此,母亲又带领他和他的两个哥哥翻过陈年积雪的阿尔卑斯山,来到父亲在意大利的住所——白石建筑的公馆,在这里,雨果和他的两个哥哥没有上学,过着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因为父亲又要出征西班牙,他们不得不扫兴地告别了这白石的府邸和欢乐之乡,跟随母亲又重返巴黎。尽管他们在意大利生活不到一年,可是,意大利秀丽的自然风光,古罗马庄严的建筑艺术,以及富贵而骄横的征服者和贫穷而凄苦的被征服者的生活,在雨果幼小的心灵上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回到巴黎后,母亲为了让雨果及早得到更多的教育,便把还不到入公学年龄的小雨果送到一所私人学塾去学习。在花园里怀着儿童的天真,不断探寻着大自然秘密的小维克多,在课堂上也是一个勤于学习而又强于记忆的学生。当老师开始教他认字的时候,发现他已经认得许多了。老师夸奖他说:第一学期叫维克多默写一章《新约》,全篇只有一个错字。
1811年,雨果的父亲荣升上将,在约瑟夫·拿破仑统治下的西班牙出任马德里城防司令。这一年春天,母亲又带着雨果和他的两个哥哥从巴黎出发奔赴马德里。按照父亲的通知,他们要尽快赶到法国南方的一个城市巴荣纳与一个运输队汇合,然后一起长途跋涉去西班牙。可是到了巴荣纳才知道,运输队需要一个月后才能到达。他们只好住了下来。
在接待他们的寡妇房东的家里,有一个10岁的女儿。9岁的小雨果和这10岁的女孩竟演出了一场纯洁、天真的童恋剧。
这段幼年的往事在成年的雨果心灵里复苏时,他曾这样说道:每个人在他以往的生命里都能寻出这样的孩童恋爱,这种恋爱之于成年的爱就等于曙光之于太阳,心的第一声,爱鸡初唱。
一个月后,父亲派一名副官前来迎接家眷。他们便在武装部队的护送下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旅行。一路上,大自然的绚丽风光、西班牙的奇情异俗,处处使小雨果感到惊奇;古代建筑的庄严肃穆,战争造成的断壁残垣,时时令小雨果困惑不解。途经欧那尼小镇时,宽阔而美观的街道,气象威严而建筑古朴的贵族世爵的房屋,都使雨果欣喜若狂。
在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之后,他们终于看到了叶绿色、玫瑰色、百合色的屋顶,不觉欢腾起来,这就是他们旅途的终点马德里。
雨果在马德里被送往西班牙贵族学校去读书,这是一座四面围着高墙的神学院。沉闷的长廊、阴森的膳厅,对于住惯了明朗、开阔的王府的雨果来说,无异于走进了一座幽禁人的监牢。而且在这座可以容得下500多人的大厦里,只有寥寥20几名学生,更使这些权贵的子弟们感到枯燥和寂寥。
于是,这些公子哥们便向一个可怜的、有残疾的仆人寻开心。因为这个仆人是一个驼子,又长着一头长发,穿着一双黄袜,学生们便把他呼作骆驼或小骆驼。但是,也许是因为习惯了,不在乎;也许是心中痛苦,但又怕丢了饭碗而不敢流露出来,所以,无论学生们怎样嘲讽他、戏弄他,他总是报以微笑,从不敢稍有不满和反抗。后来,雨果曾多次为孩提时代这种无知的谐谑行为感到歉疚,当他用人道主义思想观察邪恶的现实,构思他的《巴黎圣母院》浪漫主义杰作时,这个可怜的驼背仆人,自然地成了加西莫多的原型。
小小诗迷
1812年,随着西班牙民族革命的愈演愈烈,雨果和妈妈、哥哥又回到了巴黎那座宽敞幽静的宅院里。宅院里的花园成了小雨果的教师,不仅使他获得了无限的乐趣,而且也引导他走进了一个幻想世界。花园里各种各样的花草和树木,形形色色的昆虫和飞鸟,干涸的水槽,僻静的角落,都似乎包含或隐藏着无穷无尽的秘密,吸引着小雨果的注意,勾起他奇妙的情趣和神异的遐想。
雨果的母亲喜爱博览群书,对孩子也注重培养其爱好和个性。对于信仰,她不伤害孩子们的灵魂而代他们去选择宗教;关于读书,她也同样不去干涉他们的志趣而加以种种限制。为了读书,母亲同一家出租书店有着长期的租借关系。书店有一个专门收藏思想过于激进的书籍的亭子间,这里是从来不让孩子们涉足的。可是,母亲却认为,书籍是不会产生什么坏影响的。于是,雨果和哥哥破例掌握了亭子间的钥匙,游入了一个新奇的书的海洋。
就在这里,雨果读到了卢梭、伏尔泰、狄德罗等人的著作。
1814年4月6日,波旁王朝再度复辟,同年9月,开始在军队中对那些曾积极反抗入侵联军的将校进行惩处和清洗。雨果的父亲也因此被贬而回到巴黎。这时,他把自己的注意和兴趣转移到了孩子们身上,他感到需要为孩子们前途做打算了。于是,他把维克多和他的小哥哥送入了巴黎一所修道院学塾去学习。
当时法国正在流行诗歌热,诗被人们所推崇,雨果更是一个小诗迷。学校的主课虽然是数学和拉丁文,但是雨果的兴趣却是诗歌和戏剧。可是学塾的教师出于对他主课的关心,也夹有对他诗才的妒忌,时时监视着雨果,并用拉丁文和数学课占满了他的时间。但是,一切强硬的手段都不能压制住雨果的创作激情。他常常利用漆黑的夜晚躺在床上寻诗觅韵,把白天老师指定他熟读的贺拉斯的拉丁文短歌和维吉尔的农事诗,默默地一首一首地译成法文。就这样,在三年时间里,他写过短歌、讽刺诗、牧歌、咏怀诗等各种样式的诗歌,积累了10多本诗稿。
对雨果来讲,这些诗歌仅仅是他的试笔和习作,但是他的写作态度却一丝不苟,自我要求十分严格和苛刻。他常因自己鉴赏力的提高而不满意于旧有的诗作,于是把一本本自我诗抄付之一炬。
雨果很早就养成了勤于思考、善于观察的习惯,并长年坚持写日记。在他的日记里,既记载着他的生活,也披露着他的思想。他在1816年7月10日一则日记中写道:“我要做夏多布里昂,或者什么也不做。”这不仅表达了他要成为一个诗人的强烈愿望,而且也反映了他早期的思想观点和创作倾向。
1817年,雨果的《读书乐》一诗在波旁王朝在法兰西士院征文活动中获奖,并得到了国王路易十八发给他的每年1000法郎的奖学金,1819年,雨果与诗人维尼等人合办《文学保守者》周刊,在这个刊物上,他发表了许多颂扬波旁王朝,宣扬保皇主义和天主教思想的诗歌,因此,他再次受到了路易十八的赏识和奖励。
1820年,雨果创作了处女作《布格·雅加尔》,这篇作品以1791年法属殖民地圣多明哥的黑奴暴动为题材,揭发了黑奴制的残忍和暴虐,表现了他同情被奴役者的人道主义思想。但是,保皇主义者的立场又使他歪曲了起义者的形象,美化了法国殖民主义者,反映了他早期思想的保守性和复杂性。后来雨果在回忆这一时期的思想时,曾做过深刻的自我检讨。
事业、爱情喜获双收
1822年,还不到20岁的雨果出版了他的第一个诗集——《短曲初集》,并引起了法国文坛的注目,同时,就在他事业成功之时,爱情又为他欣然绽放。
雨果在幼年时代就因父辈的友谊而结识了阿黛尔·傅先姑娘。阿黛尔的父亲彼得·傅先,是雨果父亲年轻时代的朋友。当时雨果的父亲是巴黎第一军法会议少校检察员,傅先是这个军法会议的书记员。
阿黛尔比雨果小一岁。在两家同住在巴黎的一段日子里,阿黛尔的母亲常常带着她和她的哥哥到雨果家里去玩耍。可是,当时两个人的年龄合起来还不到30岁,雨果的母亲又囿于门第之见,不愿意让儿子娶一个书记官的女儿,而阿黛尔的母亲又是一位自尊心很强的人,于是两家断绝了来往,两个恋人只有异地相思、寄语诗鸿了。这时雨果正在办《文学保守者》,他知道阿黛尔家订有一份,于是便在刊物显要位置上发表了怀念情人的恋歌和矢志爱情的衷曲。
1821年初,由于经济的原因,雨果的家又搬到了一处新居。
6月27日中午,本就体弱多病的母亲终于抵不住生活的压迫而与世长辞。在外地的雨果的长兄接到噩耗后急忙赶回家来办理丧事。第三天,兄弟三人在亲友的帮助下,安葬了母亲的遗体。雨果办完丧事的第二天,在一所花园里同阿黛尔不期而遇了。就在善良的阿黛尔并没有因为雨果的母亲曾反对他们的婚事而减轻这凶耗给她带来的悲伤,望着维克多潮湿的眼睛,她也流下了伤感和怀念的热泪。一对情人,在相对呜咽中订下了终身的婚约。
为了更快地取得在经济上的独立,加速与阿黛尔结婚的进程,雨果他以雄狮一般的勇敢投入到创作的激情当中,开始了永不停歇的奋斗,正像一座高炉,一旦燃烧了便永远不会熄灭。
成功永远属于奋斗者。1822年,雨果出版了《短曲初集》,在得到800法郎的稿费同时,他再次得到了路易十八的奖赏。于是,1822年10月14日,在巴黎的一所教堂里,这对苦恋的情人终于举行了纯洁、庄严的婚礼。
在与阿黛尔相恋的日子里,雨果曾在情书里真挚而深刻地表达了他对诗歌、对爱情可贵的看法和探索。他认为,良好的灵魂和华美的诗歌是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而两个灵魂间热烈而纯洁的相互摸索和团结则属于真正的爱情。
立场分明《欧那尼》
19世纪20年代的欧洲上空弥漫着战火的硝烟。在法国,路易十八一上台便向人民实行疯狂的反攻倒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作为保皇主义的信仰者,反动浪漫主义的崇拜者的雨果这种立场并没有维系多久。严峻而残酷的现实斗争和诗人对现实的审慎的观察和独立的思索,使他不能不怀疑自己保皇主义的立场,不能不动摇自己对王权的信仰。
正是政治思想的转变,使雨果在文艺观上也和反映封建贵族意识的消极浪漫主义背向而驰了。他先后发表了《论司各特》、《论拜伦》等理论著作,初步提出了他的积极浪漫主义文学主张。他认为应该把历史所具有的伟大灿烂、小说所具有的趣味和编年史所具有的严格精确结合起来,把教益包含在可爱的情趣之中,把真实隐藏在奇妙的幻想之下。
如果说这两篇创作还不够立场明确的话,那么1827年《〈克伦威尔〉序言》的发表则标志着他的理论已经形成了较为严密的体系。它是一篇微言大义、气势磅礴的理论著作。雨果从总结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入手,探讨了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和必然兴起的规律。它不仅激烈地批判了伪古典主义的教义和条文,而且公开直率地宣扬了积极浪漫主义的文学主张。
尽管其中不无唯心主义史观的偏见和虚妄玄妙的多余语言,但是贯穿始终的是对旧文艺的批判精神和对新文艺的热情向往。因此,《〈克伦威尔〉序言》一发表便成了浪漫派的一面战旗。
雨果不仅为积极浪漫主义文学树起了理论的战旗,而且还以丰富的戏剧、诗歌、小说的创作实践显示了积极浪漫主义强大的生命力。继《〈克伦威尔〉序言》之后,1828年他又发表了《玛丽蓉·德·洛尔墨》,因为剧本控诉了封建专制王朝的黑暗和残暴而被禁演。1829年,出版了同情和歌颂希腊人民为自由而斗争的诗集《东方集》,发表了抨击封建司法制度、宣扬人道主义的小说《一个死囚的末日》。1830年,震捍了巴黎舞台、最后战胜了伪古典主义的戏剧《欧那尼》完成并上演。
雨果是一个不畏艰险永往直前的人。剧本《玛丽蓉·德·洛尔墨》被禁演刚过一星期,他便又以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剧本《欧那尼》向封建专制主义挑战了。《欧那尼》是以16世纪西班牙野史中一个富有浪漫色彩的故事为题材,融合了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和积极浪漫主义的美学原则而创作出来的。
《欧那尼》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打破了古典主义戏剧美化封建王侯的传统,把他们写成被揭露和嘲讽的对象,而且,在艺术形式上也突破了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和陈章陋习。剧中悲喜交错、美丑杂陈,崇高与滑稽相映,坟墓与婚礼毗邻,实践了他在《〈克伦威尔〉序言》中提出的积极浪漫主义美学原则。
自从《欧那尼》上演后,法国的戏剧界便再也不能平静,戏院成了新旧势力争夺阵地和观众的角斗场。一切旧派势力联合起来在戏院里哄闹哂笑,而拥护雨果的青年们,也自愿组织起来给他们以有力的反击。一时间《欧那尼》的演出成了全巴黎的头号新闻,竟使其演出百场而座无空席。尽管旧势力使出全身解数来抵制和破坏它的演出,但是一般不抱成见的观众早已看厌了那些千篇一律的古典戏剧,因而,体现了时代精神,代表着新方向的《欧那尼》,终于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浪漫主义杰作《巴黎圣母院》
就在《欧那尼》上演5个月后,“十月革命”便上演于巴黎。对这次革命雨果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热烈的支持。他又用诗歌来赞美7月的日子,讴歌年轻的法兰西,为那些在斗争中身亡的革命者创作安魂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