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
老子在他的《道德经》（《老子》）六十二章作如是说。原文是“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意思是向领导者的献礼，用贵重物品，不如进献“道”这一最高理论。这恰与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老子送孔子以言相合。孔子适周问礼，辞别时，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说明在老子心目中，正确高深的思想理论是最好的献礼。
我很敬重这样的做法，于是，谨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写此拙著献给各位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包括我们的企事业单位和行政各部门领导，以及一切立志从事管理工作的朋友。
我本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毕业，一生从事图书馆工作和教学的公共服务工作。在同事们的推荐和领导的器重下，曾任湘潭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图书馆馆长。有感于老子两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我曾努力向读者传授文献检索方法，编辑出版了多部有关著作，包括20世纪80年代初内部编印后来正式出版的《文科文献检索》、1989年出版的《查书读书写书手册》、1995年主编出版的约200万字的《社会科学信息咨询指南》。此外，我还长期在高校讲授这方面的知识。但在深入介绍经典文献方面，则非常遗憾，贡献甚微。退休后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图书馆任馆长时我才开始加倍努力，除在全院启动“南国学子成才创新读书工程”并开办学术讲座、介绍中外经典书目外，还尝试介绍传统经典文献，第一本就是《老子》，并做过讲座，发表过多篇论文。
老子太伟大了！中国出了个老子，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骄傲。请看古今中外名人如何引用和盛赞老子其人其书：
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孔子适周问礼后谓弟子言（司马迁《史记》）
老聃则至公矣。
——《吕氏春秋·贵公》
不读《老子》一书，就不懂得中国文化。
——鲁迅
对付国民党的进攻，我们的方针“第一条，是老子的哲学‘不为天下先’”。
——毛泽东
中国文化的根在《老子》。
——李约瑟
重视和研究《老子》的文献多如牛毛。要研究就不能不认真阅读。为什么《老子》研究几乎各持一说？原来老子其人其书太不容易研究，涉及先秦方方面面的制度、思想、文献，都得读读。尤其是作注释时，“五经”（《周易》、《尚书》、《诗经》、《春秋》、《礼记》）自不必说，《仪礼》、《管子》、《论语》、《孟子》、《庄子》、《韩非子》、《墨子》、《左传》、《国语》、《战国策》、《山海经》以及《吕氏春秋》等都要读读。这一读，加上以前的心得，感觉先秦文献研究有很多可疑之处。《老子》的性质并不像专家们的传统说法，而是越看越像一部管理学著作，而且是管理理论基础即管理哲学著作，属我国第一部。他主要是在对领导者倾谈管理哲学心得，倾谈领导成效的最优化及其奥秘，故其字里行间到处都写着“人”字。围绕“人”这个核心因素，老子特别关注领导的高度、领导的深度和领导的力度。可以说，他以此作为对领导者的希望和衡量领导水平的重要标准。国家社会管理要达到和谐至治，老子思想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本书用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学理论对以往的注释、评论等成果作了全面的辨正，校正了不少人包括韩非子和当代一些大学者在内的误读。
研究古代文化的学术著作本来就很难出版，研究古典文献并作注释，又将减少很多读者，更何况我既不是国家官员，又不是哲学家、管理学家或领导科学专家，而不过是一个普通教师和图书馆工作者，也没有作过任何卓越贡献，写出这么个题目来，有出版社愿意出版吗？能有读者认同吗？但是，《老子》一书的性质确实如此，其真谛亦在于此。这样写似乎降低了过去《老子》高高在上的哲学专著的地位，但是，老子确实不像惠施、公孙龙那样专注于纯粹的哲学，而是最关心管理的学者，他用自己的哲学思想谈社会的管理，几乎每一章都是先谈哲学而后落实到管理上或者先谈管理而后用哲学来作理论说明。
管理的理论基础是管理哲学，没有哲学基础的管理思想是不牢靠的管理思想。老子远远超出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和学者，他的管理哲学主要有如“绪论”所说的九大方面。他深感管理的关键要素就是人，管理的核心就是对人的管理。因此，老子回答了“人到底来自哪里”的古老谜题；肯定了人的中心地位；认为要尊重人、爱护人（包括管理人和被管理人）；要以人为本搞管理，特别提出要“以百姓心为心”；管理人要修养自己；要善于研究人；要教人、育人；要善于管人、用人；要善于团结人，要搞好人际关系、国际关系，建立稳定社会、和谐社会、分配公平合理的社会；要善于向他人学习；要利用好他人的能力；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要使各行各业的管理有专人专职；要让百姓有自由、富足、舒畅的生活，让社会繁荣地发展。《老子》全书总的意思就是：领导者心里第一要装着人，第二要装着人，第三还是要装着人！仅如此还不够，他深刻研究了常常为一般管理者所忽视的衡量领导的三个重要标准：领导的高度、领导的深度和领导的力度，包括真正的高度在哪里，深在何处，最有力的是什么。
老子是周王朝的逆臣。他在年迈出关时写出这五千字的经典，确是出于他的良苦用心。他本想千方百计地维护周朝奴隶制社会的统治，而实际上却不时地流露出对百姓的同情，站到了以人为本、“爱民治国”的民生民本立场，站到了“无为而治”、民主管理的立场上。他的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是对前人的总结提炼，是崭新的、先进的文化思想，这使他不自觉地站到了新兴的地主阶级一边，代表着向奴隶制社会挑战的未来新兴社会即封建社会将要诞生的发展方向（“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他在分配制度方面，提出了过去未能发现的惊人的甚至很超前的“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追求公平（而非均平）的观点。他不自觉地批判了奴隶制社会及其奢靡腐败（如“食税之多”和取财“好径”等），同时还指出悟道修德是做一个好的公务人员的途径（如“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阐发了爱民如子的理念（如“皆孩之”）。他虽然说了一些很保守的话，但多数是至今还未过时的管理至理名言。他认为能把时代精神精华等优秀文化成果用于实践即本职化和现代化“则为官长”，才能当好长官。他自己就是运用先进哲学思想于管理的典范。他强调了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措施，包括“和大怨，必有余怨”，要“执左契，而不责于人”。他的思想极合宇宙自然规律，他的胸怀也极博大，《老子》确实是对领导者的最好献礼。老子不厌其烦地对领导者讲的就是要以人为本，要善，要学好、用好辩证法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总之，去其保守的一面，《老子》对国家社会、对黎民百姓、对领导者都是极有价值的。他的管理哲学思想是求改革进步的。因此，热议《老子》、确认老子思想在传统文化中应有的地位及其深远影响以及批判地继承其哲学和管理思想精华，是一个美妙的信号——标志着我们的社会在继续改革开放，在继续朝气蓬勃地向前科学发展。老子思想的进步价值，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看不出来的，而在今天和今后会越看越发觉其价值之重大。通读《老子》全书，人们自会觉得——
人！人！人！永远不能忘记这个管理的目的、管理的对象、管理的主体！这个管理的核心因素！
领导的高度！领导的深度！领导的力度！永远不能忘记这衡量以人为核心因素而管理的三大要求！这衡量领导水平的三个标准！
怎样才能如此？怎样才能最终达到和谐至治？老子以为人们“莫知其极”，以为他的言论“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其实，他已明白地提供了一些答案，另一些答案只是零星一点、隐晦一点而已。本书就是就其领导成效最优化解“极”作一点探讨。
卷首，我斗胆写了一篇较长的“绪论”，列举了今天研究《老子》的价值、对《老子》性质的看法、对老子思想精华的新发现、对老子管理思想的评价等。在对每一章进行解说时，都重新作了分析，那些没有从管理角度来研究《老子》的出了偏差的观点或是不提，或是不得已地作了分析矫正，最后在每章末尾用一首诗加以赞美或评判。
我自幼爱好国画，最喜家乡大画家齐白石的德艺。原打算退休后全力专注，以一别长期之业余研习。因从艺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加之在图书馆任馆长时有强烈的想为读者深入介绍古代经典的心愿，而南国商学院又鼓励、支持学术研究，并到函谷关老子写经、出关处调研过，几年弄出这么一本书稿，领导和同仁都鼓励、支持出版，然而，杀青之时不禁惶恐之至。管理哲理，事关大矣，小民之议，定多谬误，唯愿领导和读者批评指正！切切！切切！
全书参考引用了很多专家学者如任继愈、朱谦之、林语堂、于丹、何新、蒋信柏、周卫等的研究成果，特在此说明，并以一学生的诚恳心情致以深切的谢意。同时要感谢暨南大学出版社慨允付梓。至于正文空白处配以拙书拙画，纯属点缀，读者不必理会。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 朱建亮
2012年元旦
绪论
我国现存最早的即产生于先秦时代的著作有《周易》、《尚书》、《诗经》、《管子》、《老子》、《论语》、“三礼”、“春秋三传”等。其中，《老子》是什么性质的著作？《周易》、《论语》、《管子》、《吕氏春秋》等又是什么性质的著作？时代似在提醒学人：都得重新推敲。此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老子》为我国第一部管理学著作的观点，近年阅读先秦及有关研究文献，读得越多就越确认《老子》的管理学著作性质，说它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管理哲学著作也不为过。
《老子》是一部神奇的书。它光彩照人而不耀眼，言词如诗而不华丽，说理透彻而不咄咄逼人，劝世从容、真情历历。除其性质之外，其管理哲学、政治理想、结构、语言等之特色，其注释、地位、归类以及影响，作者其人其地位，似均可再行分析，每章均可发现新东西。全书的宗旨就是管理，管理的核心就是——人。因此，反复研读，就不难发现，其字里行间到处都写着大写的“人”。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过：“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重视实践、重视人、重视人的实践、重视人的社会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以往哲学的根本区别之一。2500多年以前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哲学家老子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主张管理应围绕“人”这一“太阳”旋转，处处关注人特别是平民百姓，这是他的管理哲学与以往管理思想的根本区别，也与此前如《周礼》空泛的“仁义”管理思想和以“礼”为先的管理思想截然有别。
近十年来世界各地出现了“老子热”。《老子》在全世界被以多种文字翻译出版，数量之多、影响之广，仅次于《圣经》。其研究成果亦不胜枚举，约2000年以来出版发表了数百部研究专著和难以计数的论文。人们兴趣盎然地从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审视之，可以说，《老子》研究业已成为一门十分热门的专门学问。许多哲学家、宗教学家、政治学家、管理学家、养生学家或其他学者包括当代大文人于丹、前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以及林语堂、何新等人都对其作过深入的研究。除于丹《老子心得》、余元洲《老子新编》之外，还有任继愈《老子绎读》、震阳子《道德经注解》等，仅2000年以来就出版了共40多种。笔者的老师——已故著名目录学家、历史学家王重民先生在“文革”前出版过《老子考》一书，统计了历代研究《老子》的著作达402种。林语堂先生在《中国先哲的智慧》（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中说过去国外研究老子的多于研究孔子的，他说：“我胆敢说，在这些了解东方的学者中，致力于老子研究的，超过研究孔子的。”说《老子》成了“外文译本最多的书籍，包括12种英译本和9种德译本”。《老子》在国外确实很受重视。据蒋信柏研究，目前世界各地都掀起了一股学习老子思想的热潮，《老子》也因此风靡全球。据调查，在德国，几乎每个家庭都常备一本德文本《老子》；在日本，《老子》成为企业管理者的案头藏书，用以指导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在美国，一家出版公司花费13万美元购得这五千字的《老子》的英文版权（见《道德经·引言》，蓝天出版社2006年版），一美国音乐指挥家竟在指挥时身揣一本《老子》。据载，《老子》在全世界的出版发行量极大，仅次于《圣经》。蒋信柏说：“更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蒲克明甚至说‘《道德经》肯定会成为未来社会家喻户晓的一部书’。”2011年6月21日，连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潘基文在宣誓中援引《老子》的话说：“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报道说他“强调应将这种不朽的智慧应用到今天的工作中，在百家争鸣的思想中，找到行动上的统一性”。这些都是世界进步的标志。对于我国来说，则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继续改革开放的一个反映。
《老子》在古代也有不同版本，有长期流传的河上公本和王弼本，一般用王弼本，两者出入并不太大。20世纪70年代湖南长沙出土了马王堆帛书《老子》，多了一些语气词和某些改动。
一、今天研究《老子》的现实价值
既然已有上述《老子》研究热，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进一步研究《老子》？主要原因如下：
（一）热议《老子》和确认老子思想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一个美妙的信号
老子思想及整个道家文化思想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有史以来从未得到正确的认定，特别是《老子》一书的性质始终未被确认。自汉武以来至清朝，因封建统治者“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或儒家文化在历史上一直受到尊重和肯定，受到广泛宣传和赞美，成为统治阶级唯一的统治思想，也成了历代察人选贤的唯一标准。“五四”时期及其后来很长时期，儒家思想受到批判甚至否定。在必要的重新清理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以继承其精华的过程中，偏颇已得纠正。但是，我们应当防止走向全盘肯定和继承的趋势。毛泽东同志曾说“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孔孟儒家思想文化之长确应平心肯定和继承。不过，其他学派的思想文化也应一起研究和评价，并正确地给予其应有的地位，再也不能“独尊”某一学术流派了。事实上，儒、墨、道、法等诸家学派的思想都各有其长短。春秋战国时期，各派互相攻击以至否定，如墨、儒之争，这是当时的偏激现象。到战国后期，学者们对儒、墨、道、法等诸家学派的思想就已有正确评价、全面继承的倾向。这充分反映在集体创作的《吕氏春秋》一书中。该书在具体管理方面儒家思想较多，而在总的或宏观的管理理论方面却是老子思想居多，甚至认为“老聃则至公矣”（见《吕氏春秋·贵公》）。今天，我们应用马克思主义正确评价和继承这些传统文化。老子思想在管理和文化艺术等许多方面都对中华文明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周恩来同志在年轻时甚至曾“有明显的扬老抑孔的思想倾向”胡长明，大智周恩来，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可见老子思想确实有其过人之处。因此，对老子思想也要进一步开展全面深入的研究，以便全面继承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此过程中，各派思想中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反民主的东西也应抛弃，切不可一概照搬。同对于外国文化一样，照搬是要吃亏的。鲁迅说过“不读《老子》一书，就不懂得中国文化”。英国学者李约瑟也说：“中国文化的根在《老子》。”当代文献学专家李零先生在其2008年出版的《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修订本）一书中甚至认为，我国传统经典的排序正在变化，《老子》的传统经典地位在提高。他甚至说：“传统的经典概念，现在正在变化。我们的经典传到国外，译为英文的汉学典籍，可以提供一种参考。他们读得最多的首先是《老子》，其次是《易经》，再次是《孙子》。”他在清华大学作报告时说：“今天，如果让我推荐，我会推荐四本书，作为今日之经典。第一是《老子》，第二是《易传》，第三是《孙子》，第四是《论语》。”因此，要平起平坐地研究各派传统经典，不偏废地批判地继承其精华，这也是社会继续改革开放而欣欣向荣的标志。老子本想站在维护周王朝统治者的立场上，但实际上却背叛了周王朝，站到了新兴阶级、先进文化、社会前进方向的立场上。他的管理哲学思想是改革开放的、是进步的。他抓住了管理的核心——人。因此，热议《老子》和确认老子思想在传统文化中应有的地位是一个美妙的信号，标志着我们的社会在继续改革开放、朝气蓬勃地向前发展。
（二）研究老子思想是当前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老子是中国也是世界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管理学家，在当时就享有盛名，并且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老子的哲学思想“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之精华，两千多年来为各学术流派所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先秦时期唯一可与西方哲学思想媲美的思想。在老子的管理思想中，有“损有余而补不足”（七十七章）的伟大政治理想，比西方同类思想要早得多。过去人们仅知孔子“患不均”的思想，而未知老子亦有此高尚理想，更未注意孔子此“患不均”思想来自于“闻”（“丘也闻”），因他曾在老子那里学习、交流过，是不是“闻”于老子，这值得研究。老子忧当时“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这也确是很值得研究和称道的。他的思想虽然超前，但是合乎社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过去人们之所以没有发现他的这一伟大理想，是因为研究的角度多放在哲学方面从而有此忽略，现在从管理学的角度来重新考察，情况就似有不同了。
老子的哲学思想在当时是比较系统的。他不信鬼神、不信“天命”、不占卜、不喜欢形而上学的东西。尤为可贵的是，他的哲学“道”（规律）是从宇宙自然中总结出来的，是与宇宙自然同在的，是合乎宇宙自然规律的，是比较科学的，而且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二十五章）。其中有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其核心是对立统一思想。同时还有“系统论”思想的萌芽。他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二十五章）；“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匀”（三十二章）；“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七十七章）。反映了系统的系统性、自我组织性、自我调节性。他强调要按“道”（包括“天道”、“大道”等在内）来管理国家和社会，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按科学规律进行管理。他主张以人为本，最为看重的就是人，主张“爱民治国”（十章）、“以百姓心为心”（四十九章），这对当前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很有价值。他主张各诸侯国之间、上下之间、人与人之间，都要有淳朴之心，要“慈”、要“不争”、要“谦下”、要“让”、要“执左契，而不责于人”（七十九章）等，这些对于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也很有价值。他认为“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他主张领导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十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十九章），不仅“功成不居”，而且对百姓“皆孩之”（四十九章）。这些对于教育我们的干部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升华人生观、反腐倡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科学指导经济社会的发展等，都有重要意义。如果都这么做了，我们的干部其思想境界将多么值得称颂！思想境界高尚的干部管理社会，社会将会是多么和谐！
（三）探讨并纠正过去《老子》研究中的某些欠妥的注释和理解
我们既要继承现有一切学者对《老子》所作的正确注释和理解，也要探讨并纠正过去某些欠妥的注释和解读。例如，过去人们多以为老子是个二元论者，以为“道”既是规律，也是物质本原，其实并非如此。“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二十一章）。这两个“物”字，人们多解释为“物质”，其实还可理解为“东西”或“对象”。“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章）有人以为万物是从“道”那里生出来的。其实应理解为：“道”一诞生即“一”，“道”一诞生就是对立统一规律，“道”就是“一”。它生而反映着“无”中生出一个混沌状态的天地原始这个统一体，因此是“一”。这个天地原始又有一分为二的物质存在，是阴阳对立的，阴阳二气交合即夸克交合、中子质子交合等而生多物。后来又由多物相互作用而产生千差万别的东西。现代先进的宇宙学关于宇宙大爆炸的理论与老子的思想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或者说，老子似乎猜到了宇宙大爆炸的混沌初开的那一瞬。这也回答了“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一古老谜题。
又如，“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七十九章）这里的“安可以为善？”多解释为“怎么可以称得上好？”其实，这是因为一般没有注意这个“必”字。“和大怨，必有余怨。”这是规律。“安可以为善？”应理解为“怎么办才好呢？”这样解释才与下文吻合。下文是“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即希望“求大同，存小异”。老子认为和大怨，必有余怨。可存小怨而不去计较。“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就是“怎么办才好呢？”的答案。然后他讲了普通的由浅入深的道理：“有德司契，无德司彻。”这就好比掌握债券而不紧逼人家还清，这是有德，是管理人应有的品德；“司彻”是指和解时像收税人一样斤斤计较地紧逼人家缴税，这是无德，管理人不能无德，不能太过分。
又如，把“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五十六章）中的“知”理解为“知道”的“知”；把“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七十三章）中的“天网”简单理解为“法网”；把“小国寡民”、“结绳而治”理解为老子的最终政治理想等，这些都是误解。
另外，“不尚贤”之“贤”是指“贤人”还是“贤名”？“朴散则为器”是指原始状态化为万物还是指“道”与管理诸方面结合而产生具体的管理原则、方法？还有历来对“无为而治”、“损有余而补不足”、“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解释也不透彻，后者连韩非子也理解不深，如此等等，都需深入探讨。
特别重要的是，要从一个新的角度——管理哲学著作的角度重新解读《老子》，不光是某些语句，而是几乎每一章都要重新解说。
此外，本研究的焦点更在于重新确认《老子》的性质，即我国第一部管理哲学著作；确认这个老子是司马迁提到的三个老子中的哪一个；谈谈老子为何要著一部管理哲学著作；探究他的管理理论基础“道”的来源；评论一下老子的管理哲学思想及其特点，以及其未受重用的原因和对后世的影响等。
（四）就领导之高度、深度、力度研究《老子》的领导哲学思想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研究老子的管理哲学有一个重要发现，即老子很讲究领导的高度、领导的深度和领导的力度。他的这些思想散见在各章，但可以看出，他明显注意和强调这三个衡量领导水平的标准。
第一，领导要讲究高度。这主要是从思想理论高度、政治理想高度以及宏观整体的高度去进行领导，而不能就事论事、以枝节末流的理念去把握复杂事物。所谓思想理论高度，就是指导管理者的思想要有其正确高深的理论基础，首先是要有正确的哲理。老子之所以在一章就开宗明义地议论“道”的概念，并在全书强调“道”的作用，强调要“悟道”、“尊道”、“用道”，就是强调高深的理论是领导者开展一切管理工作的指南。至于从政治理想高度进行领导则是最为关键的。如前所述，老子提出“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公平分配的远大政治理想，就是希望领导者要有此理想并用以引领百姓，而不能只宣传近期目标。“损有余而补不足”，“以有余而奉天下”，上下有共同的政治理想，就能上下同心，上下同心即有统一的目标，即向往新兴的社会制度，如此才能和谐奋进。同志即同心同德的程度决定和谐奋进的程度。从宏观和整体的高度去进行领导，就是要掌握和运用好“系统论”思想。老子显然认为，只有这样，百姓才会心服，才会感佩，才会齐心协力跟领导者走。可见，这一切思想都很超前。
第二，领导要讲究深度。这主要是要把面上的一般的领导与深入细致的引导相结合。要从关爱百姓做起，要从小事做起，要从深入群众做起，要多做不声不响、不知不觉的民生之事，甚至深入高深的专业做工作。老子说领导者要“以百姓之心为心”，时刻以人为本，以百姓为本，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务百姓之所务，如此领导才会有深度。老子说“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六十三章）。又说“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六十四章）。这些都是希望领导者不要光在上面作号召，而尤应在下面、在深处进行领导，希望领导者的一切决策从百姓中来、到百姓中去。特别是“太上，不知有之”（十七章），即认为最高明的领导者，老百姓不知其存在。领导活动是悄然进行的，而且不只是形式的、组织的，更重要的是思想的、情感的。这个要求在当时也是相当高的，也只有我们党才是这样做的。周恩来就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说：“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无处无我而又看似无我。”那种浮在表面的领导者，往往仅仅停留在台上作动员，到处发号令，或宣读政策，或广播讲话，或强力推行政策。以周恩来为典型的我们党的大多数领导者则能如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把路线、方针、政策化为群众的思想灵魂，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领导活动融化在群众的创造活动、文艺活动甚至日常生活之中。
第三，领导要讲究力度。这一点，很多研究管理的学者都有同感。可惜的是，有的学者有时会失于片面和偏差。老子认为，要从有形（即实在的）和无形两个侧面全面研究领导的力度。其中，无形的力度是他最为关心的方面。老子主张的柔性领导就是他认为非常有力的领导，这最能体现领导的力度。老子认为仁、义、礼制也很重要，权力、制度也是很有力量的。要政通力达，必须借助组织上的努力，利用权力和制度。但更重要的是要有道和德。以道和德为基础，仁、义、礼制才能被自觉地恪守和发挥作用。所以他说要“尊道而贵德”。又说“治大国”，要“以道莅天下”（六十章），这样政策法令不会扰民，来自下面的“鬼”也“神”不起来，无法捣乱。这些是基于其这样的哲学思想：“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四十三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七十八章）。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他主张“无为而治”（即实行民主管理），“以百姓心为心”的民主管理是最有力量的，而且也是最能发展生产力的；主张“行不言之教”，多以榜样代替说教。这大概就是许多朝代前期经济社会繁荣昌盛而又和谐安定的缘故。因此，领导者在充分发挥权力作用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非权力因素的影响。
二、《老子》作者其人
孟子说：“读其书，颂其诗，不知其人可乎？”意即要读者了解作者。研究《老子》，也应研究老子其人。
司马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提到三个老子。其一云：“老子者，苦楚县（今河南周口市鹿邑县，古楚之地）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这就是说，这个老子的本名叫李耳，他曾任东周国家图书馆馆长。他担任此职，其时颇长，《史记》有“居周久之”说明。后因他的管理之道和聪明才智虽得到当政者的重视和赞誉，但终未被采纳，加之发生了长达数年的王室之争，于是一度辞官回家。时间不长，其妻子病逝。后来，他再次被召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这是王崇静先生《老子的传说》研究的结果。王崇静先生说，老子第二次出任此职，发现图书馆遭到破坏，部分藏书被人带走了，于是重新收集、修复、整理了文献。到了70岁，年老体衰，加之看到了周王朝的衰微，于是他毅然辞职离周。
关于老子的官职“周守藏室之史”，有人解释为图书管理员，有人不作解释，于丹认为是兼管图书、档案、文物的一个不小的官，不只是一般的图书管理员。老子是东周国家图书馆馆长是可以肯定的。根据老子所处周代的礼法制度《周礼》记载，周代有多种“史官”，如“大史”、“小史”、“内史”、“外史”等，“守藏室之史”理解为国家图书馆馆长，于丹的解释基本是对的。不过，神器、档案、图书应是分开管理的，官职也不是很大。《周礼·春官宗伯第三》载，“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可见，其守藏有神器、档案、图书。文献学专家李零在《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8年修订本）第七讲里说老子曾在周王室图书馆里“当差”，说“孔子不但参观过周、鲁的图书馆，而且还请教过在王室图书馆当差的大学者老子”。说老子是“大学者”，这没错，说是一般“当差的”，恐怕不对。正因为是大学者，才有可能是馆长。如果是一般当差的，就只能是“徒”，不会是“史”。何况那里只有两个史官，“徒”却有二十人。因此，老子是国家图书馆馆长无疑。《汉书·张衡传》章怀注：“老子为守藏史，复为柱下史，四方所记文书皆归柱下，事见《史记》。言东观经籍多也。蓬莱，海中神山，为秘府，幽经秘录并皆在焉。”
这个图书馆的图书来源之一是各地贤能之士所创作和贡献的。《周礼·地官司徒第二》载，“乡大夫之职：各掌其乡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其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以岁时入其书。三年则大 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兴其众寡，以礼礼宾之。厥明，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内史贰之”是指内史掌管副本。南宋状元姚勉在《状元殿试卷》中也肯定了周代将献书集中到国家图书馆的做法和士不奔争的风气：“所献之书，虽登于天府，所仕之地，则不出其乡闾，故天下之士，皆知所以自重，而无所谓奔竞之习。”又《周礼·春官宗伯第三》载，“天府”有不少官员。“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老子任“史官”，即“守藏”室之史官，就是国家图书馆馆长。周代“守藏室”属于“天府”，是国家图书馆，各诸侯国则为“平府”，属省市级图书馆。《吕氏春秋》记载图书资料可以从“平府”查到。如荆庄哀王时，申公子培之弟说“读《故记》”知“杀随兕者”，“王令人发平府而视之，于《故记》果有，乃厚赏之”。从老子思想的博大精深来看，其也不可能只是一般的管理员，而应与国家图书馆馆长这个职位相吻合。《尚书·多士》记载：“唯殷先人，有册有典。”就是说殷代的先人已有册典，册典即图书。《书》两千多篇其实每篇独立成册也是图书，与一般的档案已有差别，更何况当时还有如《连山》、《坤乾》、《周易》、《诗》、《周礼》、《夏时》、《夏书》、《韶》、《武》、《诔》、《九丘》、《八索》、《建言》以及各种乐书，仅诗就有三千多首，各诸侯国《书》为两千多篇。故要有“史”、有“徒”，即有馆长和馆员来管理。
不过，司马迁在《史记》里提到三个老子。一是李耳，二是老莱子，三是一位太史。是哪一个当了这个国家图书馆的馆长？后一位在时间上比前两位晚出，又是“太史”，可以不去研究，且李零先生在《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第九讲也认为“太史”不是管理图书的，又比较晚出，故可以排除。因为写《老子》的是“守藏史”，司马迁《史记》也记载，孔子曾想把自己写的《春秋》入藏于老子工作的国家图书馆，只不过老子未许。我们要研究的这个老子是前两位中的一位？还是这两位同为一人？李零认为前两个老子同为一人。他写道：“他们的‘老’，都不是姓氏，而是表示年龄很大，说明此人是以老寿而称。古书说孔子曾向前两位老子请教，事情怎么这么凑巧，他们不但时代相近，同样是楚人，同样是道家，而且对话也时有混淆，学者怀疑，他们也许是同一人。这种可能性很大，我个人倾向这一看法。因为老聃以李为氏，他被称为‘老子’，其实是‘老李子’。现在我们知道，楚国的李氏，它的‘李’字同秦文字不同，不是从木从子，而是从来从子，来、李古音相同，都是来母之部字。老莱子可能就是老来子，即老李子。”此说颇有见地。老子就是李耳（亦即老莱子），是国家图书馆馆长。
顺便一提，正因为老子是周朝国家图书馆馆长，笔者写此拙著，其实有点职业情感因素在内。笔者曾担任过湖南湘潭大学图书馆、广东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图书馆三个图书馆的馆长。且本书多尊已故大学者任继愈先生的《老子绎读》，除因其见解多属精到之外，也因为他曾是新中国原国家图书馆馆长。笔者想好好向他们学习，继承和宣传他们的管理思想和治学精神。另外，研究文献也是笔者的本分。笔者曾不怕为人耻笑地说过，当馆长的要研究文献，以便开展深入的专业服务，故一直做着这种努力。
三、从内容看《老子》属管理学著作
0事物往往具有多重性质。关于《老子》的性质，如古奥难懂的《周易》一样，学术界众说纷纭。有人说《周易》是哲学书，有人说是政治书，有人说是历史书或养生书，对《老子》也有多种不同的说法。人们一直多说是哲学书，说“堪称哲理第一书”，有的甚至说“是中国的第一部纯哲学著作”。后来又有人说是政治书或养生书。于丹沿用传统说法，指出是政治书。她写道：“《老子》是中国第一部哲学著作。《周易》也是一本哲学著作。”之所以说《老子》是中国第一部哲学著作，是因为《周易》的经文中讲的是占卜，直到孔子和他的弟子写出了系列阐释《周易》的篇章（按，此说有误），才将《周易》系统化了，成为一部哲学著作。所以《周易》成书虽在《老子》之前，而被提高到哲学著作的地位，却在《老子》之后。“《老子》首先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关于《周易》，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写文章时就认为它是一部工具书，是占卜用的工具书，即“卜筮之书”（故未遭秦火）。关于《老子》，笔者认为是我国第一部管理哲学著作，属管理学，而不是纯哲学著作，也不是政治哲学著作。其间有微妙的差别。在这里，之所以要提到《周易》，是因为研究《老子》可用同样的方法。拙意认为确认一个事物的性质，要据其主要属性，即讨论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么。确认《周易》和《老子》也应这样，必须认真进行语义分析，不能因为它讲了什么、涉及了什么就随便确定它主要是一部什么书，而应该根据它主要讲了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来评判。俗话说：“锣鼓听声，说话听音。”《老子》虽讲了大量的哲学道理，但目的是落在管理上，故应将其定位为管理学著作。管理学研究的范围很广，《老子》是讲管理哲学的，重点讲领导者及其如何领导的问题。我们若用工具书的三大特点与《周易》匹配，刚好相吻合，故《周易》是工具书。如果用管理学著作的特点与《老子》匹配，也是相符的。《老子》如要被确定为哲学书、政治书也可以，但只能排在二、三位，甚至也可以说是兵书。毛泽东就说过“《老子》这部书……对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一些现象特别是战争的规律作了概括和总结，所以它也是一部兵书”。毛泽东这个“也”字用得非常准确。真正纯粹的哲学书也有，那就是上博楚简《恒先》。据李零先生研究，这是一篇“古代的道论，即在中国真正够得上称为哲学著作的东西。它以先后的概念讲‘道’，讲天地万物的创生，以及形、名之间的关系”。例如，其简文说“先有中，焉有外。先有小，焉有大。先有柔，焉有刚。先有圆，焉有方。先有晦，焉有明。先有短，焉有长”，总是在矛盾对立中分先后，然后推众先之先，称为“恒先”，即终极的先。他说马王堆帛书《道原》也提到这个词，是“道”的别名。《道原》有“恒先之初，迵同大虚，虚同为一，恒一而止”。《老子》的“道经”一章和“德经”一章就为类似的哲学思想。“恒先之初，迵同大虚”即《老子》的“道经”一章（即《老子》三十八章）之“无”，“无，名天下之始”。“虚同为一，恒一而止”即“德经”一章之“一”，“昔之得一者……”。而《老子》极少纯讲哲学，这部书应确认为管理学著作。如果说《老子》主要是一部养生书，则应全面讲饮食起居用时等，而不应讲管理国家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不应讲管理目标、用兵、治民、外交等，不应讲“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七十八章）。如果说《老子》是一部政治书，则不够全面，因为书中只讲了治国方略，而基本没有大讲政治思想，虽有治国的理想但没有讲实现的途径，没有讲如何解决“乱世”的问题等。当然，说它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也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认为将其确认为管理哲学著作较妥当，具体确认为领导哲学著作则更妥当。
（一）《老子》的宗旨在于管理
《老子》特别提示说：“言有宗，事有君。”（七十章）就是说言说要有宗旨，办事要有主次。《老子》的宗旨不是要让人懂得那些深奥的哲理，而要让人主要是管理者懂得如何管理。讲管理为主，哲学、养生次之。其书八十一章除极少数章外，几乎每章都落到管理上。基本模式是先讲一通哲理，最后落音于管理。只有少数篇章是先讲管理后用哲理说明，如三十五章等。例如一章虽纯属哲理，但讲述了管理要用的理论基础“道”；而二章就开始讲管理了，说管理者要“处无为之事”；三章讲“圣人之治”，管理者“为无为，则无不治”；四章又讲管理要用到的“道”这个管理理论基础首先在于“用”到管理上，“而用之或不盈”，即用之不竭；五章讲管理者要少发言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六章讲管理之“道”，“绵绵若存，用之不勤”；七章讲管理者要“后其身”、“外其身”，“故能成其私”；八章讲管理者要“几于道”（使管理达于道），包括“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九章讲管理者要“功成身退”；十章讲管理者“爱民治国，能无知乎？”（即管理能不用权术计谋吗？）如此等等。
（二）《老子》研究了管理的对象
《老子》研究管理的对象即国家社会。他说的“治大国”（六十章有“治大国，若烹小鲜”）、“托天下”（十三章有“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爱民治国”（十章）、“邻国相望”（八十章）等，以及在六十五章特别指出“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都说明他要传播的是治国之道，要管理的对象是国家社会。
（三）《老子》希望达到的管理目标是以人为本、和谐至治，即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
老子始终是站在民主的立场上来观察、研究和评论管理的，认为“小国寡民”和谐相处是至治之极（八十章）的重要方面。学界一直以为“小国寡民”是老子的政治理想，这是值得商榷的。老子有政治理想，即公平分配的社会制度、和谐发展的经济社会。
（四）《老子》提出了管理的主体（即管理者）
老子认为管理的主体是“王”（十六章有“公乃王”）、“君”、“天子”（六十二章有“立天子”）、“侯王”（三十二章有“侯王若能守之”）、“人主”和圣人。不过圣人只是“佐人主者”（三十章有“以道佐人主者”）。并且认为统治者又分四等，人民都有不同的对待态度，在十七章说：“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五）《老子》研究了管理国家的多个方面
除研究管理的主体即管理者——“人主”、“侯王”等外，还研究了管理的对象，包括人民——“民”、“百姓”等，涉及人事关系（如八章“处众人之所恶”）、教育、司法、赋税、军事、外交关系、预测、管理方法论等。其中每一个方面多有展开研究，只是详略不同而已。例如，关于教育，在十九章提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教育思想，三章提出要“使民不争”，“使民无知无欲”，六十五章甚至提出“将以愚之”的方针。这种方针当然是不可取的。另外，二、四十二、四十三章对教育理论亦有所涉及；关于司法的内容在五十七、七十三、七十四章谈及；关于赋税的内容在七十五章；关于军事的内容在三十、三十一、三十六、五十七、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章；关于外交的内容在六十一章；关于处事的内容在二十二、二十四、六十三、六十四、六十六章；关于看待功名的内容在二、九、七十七章；关于预测的内容在五十四章等。
（六）《老子》提出了管理的思想方法论，即“道”
很多管理学著作讲管理思想方法时常用较大的篇幅。《老子》分上下篇，讲“道”不少。一至三十七章为“道经”，三十八至八十一章为“德经”。老子开篇就讲“道”，因为“道”用于管理就是管理的理论基础，这与管子的思想相吻合。管子说：“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道经”是讲管理人应掌握的思想方法论，也就是管理哲学，这是管理的理论基础，即“众妙之门”。他认为，这个理论基础就是效法自然的“道”，是管理国家的人应该掌握的，其核心就是辩证法尤其是其中的对立统一规律。“德经”讲管理人应如何运用“道”这个辩证法管理国家。换句话说，“德”就是运用“道”管理国家社会各个方面的表现。他认为永远应按“道”来管理国家社会的方方面面，并认为这就足够了，他对离开“道”讲仁、义、礼、智比较藐视，以为礼、智愈多，社会愈乱。
（七）《老子》有其管理的原则
《老子》最根本、最核心、最概括的管理原则是“无为”。他认为“道常无为”（三十七章），“上德无为”，“无为而治”，要“为无为”。认为“无为而无不为”，并引“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无为故无败”（六十四章）。“无为”就是管理的根本原则。
（八）《老子》讲治国、战争、司法、外交、教育等具体管理的内容很多
《老子》中，讲用兵要“奇”、要“哀”，战胜要以丧礼处之；讲司法要专职，又说：“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七十四章）若是哲学著作或养生著作，怎会写下这样的话语，这分明是一部管理国家社会的管理哲学著作。
四、确认《老子》为管理哲学著作更具体
《老子》在战国时期就曾广为流传，在很多学者的心目中，这是一部管理哲学著作。具体说来有如下例证：
（一）孔子见老子时已认识到老子的“道”是用于管理的，只是认为难以推行
在《老子》问世之前，老子在接见孔子时，他们就相互交换各自的管理思想，只是观点各不相同。《孔子家语》载，“孔子见老聃问焉。曰：甚矣，道之于今难行也。吾比执道，而今委质以求当世之君而弗受也。道之于今难行也”。道，就是老子用于管理的哲学思想，是后来写进《老子》的重要内容。
（二）《战国策》记载齐国贤者颜斶引用《老子》劝说齐宣王尊贤用人以强国
当时，颜氏对齐宣王讲了一大通道理，最后说：“《老子》曰：‘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称孤、寡、不谷。是其贱之本与？’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贱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谓，岂非下人而尊贵士与？夫尧传舜，舜传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称曰明主，是以明夫士之贵也。”这就是把《老子》当成管理哲学著作来用的。齐宣王听了大为赞赏，欲拜为弟子。当然，颜氏未接受。这就是《老子》三十九章中的一段话，并有四十二章的意思。《老子》原文是“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谷”。只有个别字不同。而《老子》四十二章则有“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颜氏则为“而侯王以自谓”。这说明《老子》在战国时期已流传开来，并被视为管理国家社会的基础理论著作，即管理哲学著作。
（三）历代有统治者认为《老子》是管理学著作
《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讲的是“君人南面之术”。据王崇静先生考证，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就说过《老子》是“南面王之术”。汉、唐一些皇帝也用过这部帝王之术。近代章太炎先生说过：“老聃之书，称南面之术也。韩非解喻备矣。”意思是韩非子《解老》和《喻老》两篇文章已讲得很清楚了。鲁迅先生曾说过：“然老子之言亦不纯一，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仍欲治天下，其‘无为者’，以欲‘无不为’也。”“欲治天下”是全书的目的。2007年，李景强先生在《钱选国学名著——老子》卷首“读懂《老子》”中也说：“《老子》的宗旨是什么呢？清人徐大椿认为：‘道可道，非常道’是全书的宗旨。后人也多有跟着这个说法解《老子》的，但这是似是而非的误解。老子讲‘道’只是为他的宗旨提供根据，目的不在‘道’上……徐梵澄先生说得更准确一些：‘老氏之道，用世之道也。将以说王侯，化天下。’”“老子、孔子、墨子、管子、韩非子都要治国救世，只是根据不同，方法不同。”孔子要“克己复礼”，严格划分社会等级；墨子要“摩顶放踵”，苦行兼爱；管子要富民强国，称霸天下；韩非子要严刑酷法，搞威权主义；老子要“无为而治”，建立“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2006年，何新先生《老子新解》说“老子的《道德经》自汉以下失读。德，直也，正，政也。道，导也。‘道德经’即‘导政经’，由天道而导言政术之经也”。2007年，李景强先生还引冯友兰先生说《老子》是地主阶级专政的策略“以及与这些策略有关的政治、哲学理论根据”。由此，《老子》为新兴阶级服务的管理哲学著作性质已很清楚。
（四）战国末年韩非子比较详备地探讨了《老子》的管理哲学思想
《韩非子》为战国末年韩国的韩非子所著。韩非子是一位著名的管理学家，《韩非子》也是一部管理学著作。韩非子在去秦国之前就专门研究了国家社会的管理和发展问题，其中就非常认真地研究了《老子》一书，写了两篇长文，即《解老》、《喻老》，探讨了《老子》的管理哲学思想。韩非子的这类文章传到秦国，秦王恨不能立见此人，后来竟欲以战争去获取此人。原因就是韩非子的文章主张富国强兵、称霸天下，而且说理深刻。其中，《解老》、《喻老》就最多地用自己的理解、管理史实、战争事例等探讨了《老子》的管理哲学思想。其中不重复的引语多达五六十条。如：
道之可道，非常道也。（《解老》）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解老》）
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也。（《解老》）
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解老》）
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解老》）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喻老》）
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喻老》）
韩非子对《老子》的许多经典名句一一进行了深入的解释。例如，他解释“道”，就认为是“理”。不像今天一些学者说既是理又是物。他说：“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为物所制。万物各异理。”（《解老》）解释“治大国若烹小鲜”时说：“故以理观之，事大众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宰，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虚静，而重变法，故曰：‘治大国者若烹小鲜。’”（《解老》）
之所以说《老子》是我国现存第一部管理哲学著作，是因为此前没有，而且保存完整。此前也有一部管理学著作叫《管子》，虽然很多内容为后人所加，但毕竟有管子本人写的篇章。不过，它虽然也涉及管理哲学，但不是专门谈管理哲学，而主要还是谈具体管理。至于此后孔子的《论语》等若算管理学著作，则比《老子》晚出，也不谈管理之哲学。
五、老子为何要写一部管理哲学著作
老子为何要著《老子》？根本原因是，当时周王室及各诸侯国之管理因社会制度急剧变化而混乱，社会动荡不安，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上层知识界的广泛关注，管理理论众说纷纭，开出了各种如《吕氏春秋》所说的“处方”。“述而不作”的孔子也发表了不少“为政”的议论，大思想家老子当然不想我欲无言。具体有三：
（一）出关时受关令尹喜的恳求而著书
老子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时间很长，积累了很多管理经验。如前所述，他的管理之道和聪明才智虽也得到了当政者的重视和赞誉，但终未被采纳。老子第二次出任此职，发现图书馆遭到破坏，部分藏书被人带走了，于是重新收集、修复、整理了文献。到了70岁，年老体衰，加之看到了周王朝的衰微，于是辞职离周王崇静，老子的传说，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但是，他非常珍惜自己发现的管理之“道”，这从他说的“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七十章）可以看出。他西出函谷关，受忘年之交关令尹喜的恳求写下了《道德经》（《老子》）五千言。《史记》是这样说的：“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衰微，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据詹剑峰先生考证，离职之前，王子朝把“周之典籍”带到楚国去了，而老子作为东周国家图书馆的馆长，其所管理的史籍至少有一部分被王子朝带走了，加之后来周室衰微，他也因之辞职归隐。他出关时见到好友自然高兴，尹喜恳求难辞，于是著书。王崇静先生说他几天就写好了《老子》。尹喜请人抄写了两套，一套赠国家图书馆，一套他自己留下。说几天就写好了，恐怕没有那么快，但确实是用不太长的时间写出来的。
（二）希望统治者参考其管理理论——管理哲学
既然老子“以自隐无名为务”，为什么还要著书？既然老子认为永恒的道是不可言传的，为何还要自著此五千言？白居易曾作诗提出过这个问题，并加以讥讽：“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言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作为一个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为何要写书？为何要写管理学著作？显然，老子传达的道，在他看来还不是那个永恒的深不可测的道。老子之所以愿意写出《老子》，是因为他自认为他的这一套理论对于治国安邦极有价值。至于他内心感知而在他看来却难于传播的“道”则更有价值。其实，他何尝不想直接去协助国君治国，他写出《老子》并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章），笔者推想，这是在暗示他身怀管理国家之高超理论方法而可重用。当时社会也希望有能人圣贤参与管理，他虽年迈，但仍希望能得到重用，至少希望治国者能参考他的理论。只是人家没有用他这一套。据王崇静先生研究，他曾游说过楚王，楚王也采纳过他的一些意见，但终因社会制度发生巨变，各国纷争，斗争激烈，他的管理之道没有被完全接受。《老子》全书是讲给管理人听的，然而却未被接受，故他感慨地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七十章）。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其管理哲学著作的性质。古代君子一般得志时就要努力干一番管理事业，不得志时往往就蓬头散发而行。老子的态度则非常积极，他只说过“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七十章）。仅此而已，别无怨言。他骑青牛离周王室而去，也说明他的管理主张没有实现。于是，到了函谷关，接受尹喜恳求而著书，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他著书当然是要给人看的，他希望统治者参考其管理理论，无疑是其内心的真实表现。从这一点看，他的态度是非常积极的，是关爱人民、希望国家长治久安的。
（三）为了抒发其一生积累的管理研究心得
老子是怎样著书的呢？《老子》虽然只有五千字，但短时间内是想不出来的。他一定有笔记在先。这些笔记正是他长期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从事管理、博览群书、积极总结管理经验、社会经验和观察自然所得。他著书正是为了抒发其一生积累的管理研究心得。
老子管理的图书很多。可惜老子到底读了哪些书不得而知，但一定读了很多书，因此才能自如地引用古文献，引用过《建言》、《用兵》等，说过“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十四章），又说“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二十二章）“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五十七章）谈及古人如何管理国家社会，这就足以证明，《老子》就是研究古代管理经验、理论，观察自然、当时管理之混乱而总结出来的。其“道经”主要是观察和研究宇宙自然的规律以及其用于管理的理论，其“德经”主要是用“道”观察和研究人文社会的规律以用于管理的理论，是其一生积累的心血，他要抒发亦属自然。
六、《老子》的管理哲学基础“道”的来源
老子的“道”是从哪里来呢？《老子释读》说：“只有老子的《道德经》把‘道’作最高范畴，集中阐发，提到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老子是第一人。”这是高度而中肯的评价。《老子释读·前言》中又说：“‘道’是老子第一次提出的新概念。”这样赞誉老子，似乎太过了一点。“道”这个概念恐怕不是老子第一次提出来的，理由主要如下：
第一，《老子》一章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说明“道”和“名”是个现有概念。四十一章又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比他小20岁的孔子也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并在《论语》、《礼记·礼运》、《周易·系辞》中大量使用“道”的概念。说明当时社会已有“道”的传教。这个传教应该不只是老子本人的传教。
第二，在四十一章说：“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这里“建言”是书名，《老子释读》亦持此说，即《建言》一书说过这些话。“道隐无名”之“道”明显是指哲理。而这是先于老子的。
第三，老子管理的古书中有很多已出现了“道”的概念。它们后来被集结成书——《书》，即《尚书》。《尚书》每一篇都可以说是一部独立的书。在很多篇里都有“道”的概念。例如《洪范》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并吹嘘“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康王之诰》中说，“皇天用训厥道，付畀四方”（上天顺从先王的治理之道，把天下交给先王）。《周易·随卦》九四有“有孚在道，以明，何咎”，乃哲学意义之道。老子还说过“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亦说明古已有“道”的概念。可惜很多古书失传难考。又《国语·周语》：“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赏善而罚淫’。”都说明“道”的概念古已有之，并非老子所造。
第四，《周礼》这部详记西周建立以后之礼法制度的著作中也多处出现了“道”的概念。例如，其《地官·师氏》有“掌……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就是说，“至德”乃“道”的大本。《地官·保氏》有“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六艺……”就是说，师氏、保氏的职责之一是以“道”作为国子的修养来开展教育。《地官·司谏》有“掌纠万民之德而劝之朋友，正其行而强之道艺。巡问而观察之，以时书其德行道艺，辨其能而可任于国事者”。就是说，要考察老百姓道、德、技能几方面的表现，对表现不好的纠正之，对表现好、能力强的要记录下来以备用。这个“道”是指一般理论知识，是比较低级的“道”。
第五，《周礼》中还有“论道”、“学道”等内容。当然，这些“道”是可以言说的。但“论道”、“学道”都属于制度上的规定。例如，其《冬官考工记第六》有：“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或坐而论道，或作而行之。”“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执，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就是说，王公是要研究和讨论“道”即规律的，而其他人则要遵从“道”行事。又《夏官司马第四》说：“诸子掌国子之倅，掌其戒令与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凡国之政事，国子存游倅，使之修德学道。春合诸学，秋合诸射，以考其艺而进退之。”就是说，诸子的主要工作就是教育、培训国子，其中很重要的是教他们“修德学道”。可见，“道”的概念早就有了，并被列入了国子学习的内容。
第六，《诗经》中有作为理论依据的“道”的概念。如《小雅·小旻》有：“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如匪行迈谋，是用不得于道。”
第七，《管子》中由管仲亲著的篇章里已出现“道”的概念。《管子》为老子之前的齐相国管仲及后人所著。因很多为后人所加，故成了集著，但据专家研究，《牧民》、《形势》、《权修》、《乘马》等二十多篇为管仲亲著。其《形势》篇就有：“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有闻道而好为家者，一家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国者，一国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闻道而好定万物者，天地之配也。道往者其人莫来，道来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设，身之化也。持满者与天，安危者与人。失天之度，虽满必涸；上下不和，虽安必危。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释之，藏之无形，天之道也。”老子对此似有一脉相承之象。
总之，“道”这个概念并不是老子第一个提出来的新概念，只不过老子充分丰富了它的含义。有趣的是，作为规律的这个“道”的概念自产生并经老子发挥以后，就没有公开反对者而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借用，先秦各个学派无一例外地对其加以利用，只是层级、类别有所不同而已。为什么无人反对？就因为它是规律。有谁能反对和抗拒规律呢？例如，《国语·晋语》说，晋国饥荒，向秦国乞求买粮。有人说晋国无礼于秦国，建议不要卖给他们。秦王说：“寡人其君是恶，其民何罪？天殃流行，国家代有。补乏荐饥，道也，不可以废道于天下。”从此以后，“道”的概念沿用不绝，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为深广。
对“道”和“德”的概念和关系之明确认识和深入研究是老子的成就。他既总结了前人的成果，又总结了现实经验，并以此两者作为管理的根本理论基础，可谓是伟大的管理哲学家。非常有趣的是，自此以后，这两个概念就为各派学者和各国管理者所重视，且越来越重视，成了衡量管理人及其管理水平的根本标准。各派、各国及各种管理人在攻击对方时，往往以此为炮弹，就连农民起义也往往以此为旗帜。至于评价为人、教育和文艺作品等亦莫不以此为准绳，只不过后来各政治立场不同者加进了各自的政治内容而已。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七、《老子》的管理哲学思想之伟大与不足
老子把“道”用于管理，创立了管理哲学。老子的管理哲学思想到底怎样？为何未被统治阶级重用？这里作一简评和分析。
总体说来，老子的管理思想与孔子、管子等不同。孔子主张有为，可惜方向是朝后的，他想全面恢复西周的礼法制度；管子等也主张有为，而且是朝前的，想变法称霸；而老子则主张“无为而治”，一般认为这反映了他一心想维持“周天下”现状的思想，而实质上是主张有为的、向前的，只是要“无为而治”。首先就是要“治”，只不过叫“无为而治”，其中浸透着他民主管理的原则。在那种动荡年代，他极想维持“周天下”的现状，却又特别强调“无为而治”的管理原则，这是不由自主地站到了社会进步和民主管理的方向。这是很了不起的。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他牢牢地抓住了管理的核心——人。管理的目的是人，管理的对象是人，管理的主体也是人。
管理的关键要素就是人，管理的核心就是对人的管理。于是，老子回答了“人到底来自哪里”的古老谜题：“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认真地谈了人的地位，认为要尊重人、爱护人（包括管理人和被管理人）；认为要以人为本搞管理，说“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要“爱民治国”；认为管理人要修养自己，说“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要善于研究人，认为人各有别，士有上中下，王有四等，民中有智者；说要教人、育人，要“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即无伪诈、无妄欲）；认为要善于管人、用人，包括“用人之力”；认为要善于团结人，搞好人际关系、国际关系，建立稳定、和谐、分配公平合理的社会；认为做人的态度要“慈”、“俭”、“不敢为天下先”，要“不争”，“执左契，而不责于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要勤劳，“善抱者不脱”；要善于向宇宙自然学习、向他人学习，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要利用好他人的能力；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特别是管理人要像水一样处下而不争，“去甚，去奢，去泰”；要使各行各业的管理有专人专职，依法行政，司法时，侯王不能“代大匠斫”；要让百姓有自由、富足、舒畅的生活，社会有繁荣的发展（八十章）。《老子》全书总的意思就是：领导者心里第一要装着人，第二要装着人，第三还是要装着人！能抓住这个管理的核心，是极其了不起的。
紧紧抓住实践，抓住现实，抓住现实社会，抓住人，抓住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需要等人的实践来研究哲学、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向及其与西方以往哲学的根本区别所在。读读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研究的思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他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因此，他强调说：“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一个法国人对草拟中的养犬税发出的呼声，再恰当不过地刻画了这种关系，他说：可怜的狗呵！人家把你当人看哪！”我国明代大学者李贽的思想与马克思对宗教的看法较为一致。当时李贽在与人讨论“人本”与“神本”的问题时，是主张“人本”思想的，他揭示了宗教与人的本质关系，在《李贽文集·道古录·卷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说：“人即道也。道即人也，人外无道，而道外亦无人。”老子则在两千多年前就能紧紧抓住“人”这个核心来研究国家社会管理，阐发其“人亦大”、“爱民治国”的管理思想而不为此前就有的空泛笼统的“仁”、“义”思想所拖累，能直书当时的统治者“服文采，带利剑”，追求“生生之厚”，使民到了“不畏威”、“不畏死”的地步，疾呼要像圣人那样“以道莅天下”，“以百姓心为心”，“损有余而补不足”，“爱民治国”等，确属伟大，高人一筹。而那时的儒家则没有抓住“人”这个核心，一心强调“礼”，锐意“克己复礼”，这就是本末倒置。据《礼记·檀弓下》记载，圣人养的狗死了也要以“礼”埋葬：“敝盖不弃，为埋狗也。丘也贫，无盖。于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这是过分重“礼”的表现。
老子想维持“周天下”的现状甚至有复古的思想虽属保守，但其认为要合理分配，“有余以奉天下”的思想却又是非常进步、超前的。这正是他抓住了管理的核心“人”的结果。他虽然没有具体的管理方法，但其管理哲学思想却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今天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廉洁奉公的干部队伍、处理好各种社会矛盾，都可参考之。如前所述，他衡量领导的三个尺度，很有见地。
老子之后曾出现了黄老思想（与老子有所不同，包含有老子的思想）著作，曾被汉代前期采纳并起过一定的作用。据胡长明先生《大智周恩来》一书，“那时政治上几乎全是道家的天下”，宰辅大臣都有“返纯守朴，唯施是畏”的治国风范。文帝、景帝一直到武帝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太仓之粟溢出仓外，府库之钱年久索断”。不过，黄老思想终究被遗弃。
然而，老子的以人为本、和谐至治的管理目的以及辩证的管理哲学理念是值得弘扬的，他从人出发，希望社会财富分配合理、人民安居乐业、领导干部廉洁奉公、社会和谐稳定的管理目标不会过时。尤其是他的公平分配、按需分配的政治理想的萌芽。他在七十七章说：“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他认为，好比射箭，拉开一把弓搭上箭，要想射中目标，必须举弓高低适当，用力有度，一切都要恰到好处。他特别用“有余”和“不足”这两个词，他为什么不说“力过者损之，力不够者补之”？显然，他是以妙语双关的手法让读者联想到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他最后得出天道的规律之一：“损有余而补不足”，这无疑是直接道出了他的政治理想：公平分配、按需分配。这里的“天之道”妙语双关，暗示管理应遵循之道。他接着说的“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意思是说，谁能这么合理分配呢？唯有掌握了天道的领导者。他感叹当时“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后来孔子提出“均分配”的思想或许与此有关。孔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第十六》）他主张治国要均分配、安人民，这是了不起的政治思想。孔子说的“丘也闻”可能就是“闻”于老子，因为他曾到老子那里学习过，相互交流过管理思想。当然，若是将“均”理解为平均分配，则既永远做不到，也偏离了老子的思想。后来的“均天下”思想即源于此，可惜未能进一步溯源于老子。其实，老子的公平分配思想才是合乎天道的正确的思想。社会主义和未来的共产主义制度，都是公平分配的社会制度。
老子辩证的管理理论“道”有很大的价值，他要求用“道”即对立统一这一根本规律来管理国家社会，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他的“无为”管理原则和“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颇有道理，本身就极合辩证法，而且是民主管理原则的表述。他不是要求人民群众也“无为”，而是要求管理人主要是“可托天下”的上层领导人在管理方法上“无为”。“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也不是要求管理人什么都不干，而是要求他们学习“道”，运用“道”提出宏观的管理思想，用思想引导人、指导人。其实这也是“为”，只不过要“为而不恃”。《礼记·礼运》记载，先王是依靠贤能治国的，自己则“无为”，“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论语》就对“无为”作过解释：舜就是这样做的。如果一个管理人想什么都会、什么都能干，懂得具体业务技术，他可能什么都干不好；一个国君什么技术都不懂而能宏观地提出思想理论、原则、方针，用好贤能人才，虽然什么具体行业业务都不干，却什么都有人干了，故要放手让专业人员去管、去干，发挥他们的创见和能动性，“无为而无不为”。老子要求学习自然无为而自然和谐的思想也是对的，他举了很多“道”与自然同一、“道”法自然的例子，他要求管理人也要像他一样观察自然以效仿和利用其中有规律性的东西。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即不要翻动之，政策法规不要经常变动，同时要防止不法分子犯上作乱。他要求管理人慈善、谦让、与世无争，以“道”莅天下，这些思想都极有价值。
有人说老子思想保守，确有保守的一面，例如老是用古代的管理模式来教育人们、过分地讲阴柔方面、一味地反对礼法制度等。但他的管理态度是很积极的，没有消极和埋怨，全面地、系统地要求用“道”这个规律（即辩证法）来管理国家社会确是一个进步。他主张君上“无为”，其实是为了与臣民共同有为；主张管理者“处下”，其实是为了让他们居上；主张管理者“处后”，其实是为了让他们处前；主张管理者“卑贱”，其实是为了使他们高贵；主张“处柔”，其实是为了使他们刚强。如此等等。管理好了，人们“莫知其极”，即还不知是怎么管理好的。
八、《老子》管理思想基本未被封建统治者重用的原因
《老子》管理哲学思想为什么至清朝历代基本没有被多数统治者公开采用呢？笔者觉得主要在于其思想仍有不足和不适应社会发展之处。主要如下：
（一）老子的管理思想是以人为本的，却在观察人、研究人的方面做得不够
他如此尊重人：“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二十五章）其他三“大”为道、天、地。人居四大之中，他心里装着人，且将其置于核心位置。他说的这个“人”不是指贵族而主要是指老百姓，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四十九章）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人本精神。老子非常注意宇宙自然，从中寻找规律“道”。然而，人与自然不同，人有思想，因此应多抽象出有关人的规律来进行管理。他的思想过于简单化。为什么自汉至清不少统治者采用了孔孟儒家思想？是因为儒家更多地研究了人和社会，特别是规范了人的行为，加之统治者不想与时俱进地多动脑筋，便直接采用孔孟思想，用一成不变的老一套来规范人的行为，所以《论语》、《孟子》得到高度评价，古代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
（二）老子追求国家稳定、社会和谐，有些思想却未能与时俱进
他在八十章提出对小国的管理目标之一：“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部分地反映了他治理小国的政治理想。他在国家机关耳闻目睹社会制度变化太快，动荡不安，由治变乱，人心不古，故他的管理目标里带有复古的思想。当时正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阶级在转换，战争频仍，各国互相吞并的势头正在发展，老子作为国家图书馆馆长而未能研究现实和全面预测社会发展，与时俱进，却只是从古书里总结前人的过时了的经验和古老的小国管理模式，一心想效法上古“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模式，故不适应国家社会的现实需要。
（三）老子提出了根本的管理理论，即管理哲学“道”和管理原则“无为”，但不够具体，太抽象、太简单，难于让人接受
他没有很详细具体地展开讲制度、人事、行政、执法、税收、外交等。相反，儒家思想讲礼法制度和人际关系比较具体，有的地方相当详细甚至过繁（如丧礼），但是，统治者比较易于接受。尤其是孔孟思想虽然在客观上有钳制人民的思想和限制人民行为（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的一面，但使统治者管理起来既简单又有成效，故备受他们的欢迎，受到大力宣传、普及。据《论语》记载，先生是不给学生讲“天道”的，而老子却基本只讲管理哲学，故其被接受之难易可明。也许孔子当初是想深入地研究社会，发掘管理的规律，教育学生或指导他们直接从事管理以帮助统治者。他谦虚好学，并未想出名，根本没想到后世统治者对他的思想如此重视，以至越抬越高。儒家提倡仁、义、礼、信，迎合了当时统治者的需要；老子则完全藐视之，且过多愤词，这就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了。
（四）老子追求科学管理，然而终因一些思想超前且比较民主而不被采用
他既帮统治者，也替老百姓说话，而且说得比较多，这本身也极符合他的管理之道——辩证法。有人说老子的管理思想是“柔性管理”，有人说是“母性管理”，其实，这些只是表面的概括。可以说，他是在当时的水平下竭力探索着科学管理的方法，想用科学规律和最高之德来进行管理。前者即“道”，后者即“上德”，故著《道德经》。“上德”，就是要像宇宙自然那样胸怀博大，养育万物而无欲、无私、不求功名，“不恃”、“不宰”、“不见贤”。所以他不为私，要求管理人一心为公，功成事遂亦“不居”。科学规律，就是今天那些被称为对立统一的规律、循环往复的规律、事物多变的规律等（他只是没有谈质、量互变）。所以他要求管理人效仿自然法则实行管理。宇宙是和谐的，所以他希望人类社会和谐；宇宙自然是有规律的，所以他希望按自然规律管理社会；宇宙自然是虚怀广大的，所以他希望管理人也虚怀坦荡；宇宙自然是无私的，所以他希望管理人学习天地，一无私覆，二无私载。老子虽然也替统治者说话，但他是想帮助好的统治者（如十七章将其分为四等）。他明确提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这也是以人民思想为转移的民主思想的表现。这些都极有参考价值。社会越向前发展，管理理论和方法即管理哲学越要求科学，老子的管理哲学特别是辩证管理思想就会越受重视；社会越向民主方向发展，国家越讲和谐、民主、民生，越讲以人为本，老子的人本亦即民本思想就会越受尊重；社会财富积累越多、越向往理想社会，老子的政治理想就越会受到敬佩；社会越重视干部思想道德教育和廉政建设，越要求其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老子的管理哲学就会越受关注；社会科学探索越深入，就会越多地吸取自然科学的成就，社会管理就会越多地接近宇宙自然规律，从而就会越感到老子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伟大先哲之一。
（五）老子思想深邃，但宣传不够，后来虽成了一种宗教思想，有实际应用其思想者，但在明里却被管理者弃之不用
老子不办学培养学生，未建立自己的学术后继人队伍，加之《老子》言语难懂，哲理抽象，无学术后继人加以解说，故世人多所不知，学人亦未深入其里。他追求科学，鼓励探索科学，追求民主，鼓励爱民治国，主张谦让、廉洁等，这些都是前进的社会永远所需要的。虽有研究者，但不像儒家学在官位。更何况汉、唐虽然一度盛行老子思想，但同时又有人歪曲老子思想，及其发展为一种宗教思想，甚而有走向异端者，被其他学术流派当做否定老子思想的说辞。
本来，宋、明有些皇帝也希望用“道”作为“治道”的重要方面，效法汉、唐前期的尊老子思想而达大治，使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在以科举选拔人才的时候，皇帝也出过这类题目。可惜的是，从现有的资料来看，状元们几乎没有一个人懂老子，更没有一个人懂老子的辩证法，他们论来论去，最后又落到了董仲舒“独尊”的“老调子”上去了，这种“老调子”一直要把一个时代唱垮，才会有点新调子唱。例如，宋孝宗殿试状元时出的题目是“问道、仁、礼、乐之大要及当世之先务”。叶适在答卷中反而否定汉、唐说：“古之治道，皆有一定必然之说相传不变”，“战国、秦、汉君臣日乱其统，而儒者独传之。董仲舒、刘向、王通，盖稍欲广推发明其意矣”。明宪宗殿试状元时出的题目是“问治道纲目”。罗伦也以“老调子”对，把“道”片面地修改为程朱理学一套，大讲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说：“朱熹将入对，或曰：‘正心诚意之学，上所厌闻。’熹曰：‘某平生所学在此，若有所回护，是欺君也。’”就是说，借朱熹之言，皇帝不想听，他也要唱这一套“老调子”。说要“正大纲举万目”（大纲即“三纲”，万目即“为礼乐、为刑政、为制度文为之具”），劝说陛下“亲近儒臣”。其实，制度法令是完全必要的，只是他们不懂、不要老子的管理哲学——甚至对这一理论基础加以诋毁，对汉、唐用老子的管理哲学思想所起的作用也予以挑剔、否定，这就有失偏颇了。
如今，《老子》在全世界的发行量越来越大，他的思想值得受到广泛重视和应用，只是应去掉其保守的一面。
（六）老子的哲学是唯物辩证的，这是腐朽没落的统治者不可能掌握和利用的
过去一切中外腐朽没落的统治者都只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哲学。看看那时居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就非常清楚了。居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当统治阶级是新兴的阶级，代表先进方向，或是处于上升阶段的时候，是多少能够利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因此，在中国古代，老子思想也是能够部分地得到应用的。但是，当封建统治者走向腐朽没落的时候，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统治地位上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哲学就会重新抬头，老子哲学和老子管理思想就会被摒弃。这恐怕是老子管理哲学基本不为古代统治者重用的根本原因。
总之，老子的思想是有缺憾的，照搬这五千字是不行的，但他的和谐理念和辩证的管理哲学思想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尤其是管理人如果都有老子的博大胸怀和爱民、谦让、廉洁思想，我们的干部就都是清正廉明的优秀公仆了。如果以参考运用他的以人为本、和谐至治以及辩证法管理哲学思想为主，同时参考运用儒家的一些进步而具体的管理方法，两相结合加以研究和利用，也许会恰到好处。老子思想并非如他所言的“甚易知，甚易行”，只有随着人们理论水平和思想境界的不断提高，才会得到批判的继承和高度的重视。
九、《老子》管理哲学对后世学者和领导人的影响
《老子》一书对后世管理和文化艺术等发生过深远的影响。如前所述，孔子就深受其“道”与“德”概念的影响而经常使用这两个概念。《论语》中到处可见“道”、“德”两个词。他以舜为例给学生讲过“无为而治”，并作了解释。他愿“天下有道”并达于“德治”。与此同时及此后，许多学者纷纷研究《老子》，并发挥于各自的著述、言谈之中。《国语》、《战国策》、《春秋左传》、《管子》、《庄子》、《韩非子》、《荀子》、《吕氏春秋》和《易传》等著作中常常可见引述《老子》或类似老子思想的言论。《管子》一书也是管理学著作，不少观点与之如出一辙。该书部分作者是管子、老子之后的，他们似乎看过《老子》，在“道”、“尊道”、“尊德”、“持一”、“守中”、“清静”、“以道治国”等方面与之相似。例如，其《枢言》篇说“天道大而帝王者用”，“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只不过这里又有发展。
屈原研究过《老子》，在其《远游》里就有老子思想的反映。如“漠虚静以恬愉兮，淡无为而自得”；“曰，道可受兮，不可传”；“虚以待之兮，无为之先”；“超无为以至清兮，与泰初而为邻”。他在《离骚》里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其实，他要“求索”的就是“道”。因为他认同“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
《吕氏春秋》是一部极为完整的管理学著作，它是吕不韦门下众多学者（多为儒家）集体创作的。其中虽引儒家具体管理思想颇多，但多以老子思想为基础。如《圜道》一篇，说“天道圜”并作了许多例证，认为“以此治国，国无不利矣；以此备患，患无由至矣”。在《君守》一篇里则说“得道者必静。静者无知，知乃无知，可以言君道也”。“夫一以应万……唯有道者能之。”在《贵公》一篇里，与诸家相比，认为“老聃则至公矣。天大地大，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在《有度》里说“先王不能尽知，执一而万物治”；“正则静，静则清明。清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事实上，老子思想后来都不同程度地融入各学派中了，其中包括儒家、墨家。据朱义禄先生的《诸子百家》（同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载，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以儒家为主，但“未被全方位地实行过”；“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儒学虽然处于正宗地位，但并未出现‘独尊’，而一直与佛、道处于互相斗争又互相融合的状态中。”宋明理学“以儒为主，融合释老”。已故著名学者林语堂先生在《中国先哲的智慧》一书中说：约在公元前136年，汉武帝独尊儒术前，当时的学者发表过两种观点：“黄当说：‘老聃（老子）写了两章论虚无，反仁义，评礼教（儒家）的短文，崇拜他的人都认为，这些学说甚至比《五经》还要好。汉文帝、景帝、司马迁也曾发表过相同的看法。’”
历代不少统治者也认为《老子》是管理学著作。汉代前期以“黄老之术”治国，大臣们多通道家思想，国家繁荣富强。如前所述，《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讲的是“君人南面之术”。明代朱元璋也说过《老子》是“南面王之术”。汉、唐一些皇帝都用过这部帝王之术。朱义禄先生说：“唐朝皇帝自称是老子的后代，崇奉道教。”林语堂先生则说：“当魏、晋之际，道教蔚成一时之风，其势力骎骎乎驾孔教而上之。”“尤其是唐代，道教曾经长时期被当成国教。”唐代盛世的出现，不能说与此无关。吕国荣在《向唐太宗学管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中说：“唐朝是为人乐道的鼎盛王朝，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是与老子的思想分不开的。唐太宗治天下奉《道德经》为圭臬。唐初君臣是十分重视‘清净无为’的。唐太宗说：‘君无为则人乐。’魏征说：‘无为而治，德之上也。’宫中嫔妃也知道‘为政之本，贵在无为’。唐太宗告诫朝臣们说：‘我从早到晚努力不息，只希望清净无为而治，使天下平安无事，终于得以不再大征徭役，年年五谷丰登，百姓安居乐业。治理国家就像栽树，只有树根坚固不动摇，枝叶才会茂盛。因君能够清净无为而治，百姓为什么不能过安居乐业的生活呢？’”又据《贞观政要》记载，魏征告诉唐太宗：“尧舜在位的时候，老百姓说‘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受到天子含养，吃饱喝足，却说‘帝王有什么功劳’。如今陛下这样含养百姓，百姓也是日日享用，却不认为是你的恩德。”在魏征看来，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已达到了“无为而治”的最高境界。民众过着自由、富足的美满生活，却感觉不到领导者的存在，这是管理的最佳状态。
近代章太炎先生说过：“老聃之书，称南面之术也。韩非解喻备矣。”清人徐大椿认为：老子讲“道”只是为他的宗旨提供根据，目的不在“道”上。徐梵澄先生说得更准确一些：“老氏之道，用世道也。将以说侯王，化天下。”关于《老子》的写作目的，“说侯王，化天下”真是一语中的。对《老子》研究颇深的任继愈先生说：“《老子》对中华民族的影响也有三大流向。”“对政治也有极深远的影响。汉初黄老之学，曾导致治理战后创伤的有效政策的产生。此后每逢大乱之后，必采取清净无为的政策方针，与民休息，其指导思想多来自老学。老学的重要性，也经常引起历代帝王的重视。帝王以在朝当权者的身份宣传老子学说，与治国之术结合，唐玄宗李隆基、宋徽宗赵佶、明太祖朱元璋都曾亲自撰写关于《老子》的注释。他们虽不能懂得老子的理论，却感到有必要利用老子的社会影响。如朱元璋注《老子》‘文理不通，句读费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足证明为朱元璋自著。朱元璋认为《老子》一书，是‘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任继愈，老子释读，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正如老子自己说的“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老子》中的“道散”则为具体的思想武器或管理方法，故用好它，可以当管理人——官长。怎么个“散”法呢？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把“道”与各个管理方面结合，以获得各个具体方面的管理原则和方法。诸如老子主要在“德经”里讲的那些有关用人、军事、司法、教育、外交、赋税、分配、治大国小国等管理方面的原则和方法，都是从“道”化生出来的。其二是“道”与各时代的管理人、学者结合，就会变为不同的与时俱进的管理理念或学术思想。不只是历代道家，而且包括儒家在内的其他学派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吸收有关“道”的理论，使之“专业化”和“现代化”。不仅如此，还会化入其社会行为和管理实践之中。
既然《老子》是“南面王之术”，是帝王之术，甚至受到一些帝王的重视，为什么帝王用者不多？
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历来在理论创新方面做着两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一是把马克思主义以及世界各民族文化精华中国化；二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现代化。从而创造并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又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辟了适合我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我们党的高层领导人曾对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都作过研究，有研究过《老子》并利用过其中之精华者。据张与弛《道家的管理之道》（中国商业出版社2007年版）载，1921年1月28日，毛泽东在给彭联的一封信里说：“天下惟至柔者至刚……意力受拂，最不好过，修养未纯如吾人，一遇此情形，鲜有不勃然奋起者，此则惟有所谓‘眼界宽’与‘肚量大’者能受之。”加之，如前所述毛泽东说过《老子》“也是一部兵书”，说明毛泽东研究过《老子》并锐意磨炼自己以修养“至柔”之品格，而在军事等很多方面应用也非常明显。他的讲话和著作中提及老子的就有八次之多。此后，他和周恩来等领袖领导党和人民战胜国民党反动派莫不与此有关。
2008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大智周恩来》的作者胡长明先生研究认为，“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有不少人通晓中国传统文化，而周恩来和毛泽东又最为突出。周恩来幼承庭训，求学期间又刻苦自励，对博大精深的国学涵咏默会，故对于儒、道、墨、法等传统学派均有精到的体悟。但中外人士谈及周恩来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时，大多十分强调儒家文化对他的影响”，“但我认为，仅仅专注于从儒家文化的角度去解读周恩来与传统国学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周恩来对道家文化的研究和体悟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道家文化对他的影响和启示决不在儒家文化之下”。
胡长明先生说，周恩来在青年时代就对老子哲学怀有非同一般的敬意，“甚至有明显的扬老抑孔的思想倾向”。春秋时代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期，那时社会秩序失范，天下大乱，异说竞起，各展风姿。周恩来在解释孔、老哲学产生的原因和用意时说：“且孔氏亦值是时，尼山设教，倡仁义之说，秉先王之法，学者风从，几移完域。老氏际此，其不入于孔者几希。然老氏固明哲者，周都授礼之日，未尝不嘉孔氏之志。惜所言未尽脱于羁挚，所行又多限于绳规，乃不得不超乎世俗，为忿世嫉邪之言，冀世人醒悟，守真返璞，知死明生，勿逾分作私利之争，宁退让保故有之我。弃礼灭义，剖斗折衡，岂无因而发哉？”老子比孔子年长20岁左右，曾经为周王室守书，博览文典，又经世变，对成败祸福之道体悟极深。在周恩来看来，老子的明哲之处，就是他知晓孔子“所言未尽脱于羁挚，所行又多限于绳规”的局限性。换句话说，就是儒学明于知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不知道“仁义出，大道废；智慧出，有大伪”。鉴于当世人“假仁义以济私，恃斗衡而犯禁”的乱象，老子不得不站出来抒发己见，虽言多愤辞，但目的无非是促使世人醒悟，回到知雄守雌、见素抱朴的正道上来。
周恩来精通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深喜其“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这一名言并实践之。胡长明先生说：周恩来跟人谈《老子》最精彩的话时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大概是道家最精彩的话了吧？”特别有意思的是，周恩来一生实践着老子的上述思想并道出了与老子思想相通的惊人妙语。周恩来曾说：“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这与老子在十七章所说的“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的思想一脉贯通。显然，周恩来认为一切成功都是人民自己的成功，管理者应当把自身的活动“消融”在人民的创造过程之中，“无处无我而又看似无我”。尤其是他无论建立多大功业都始终让人民把崇敬的目光聚焦到毛泽东身上，而又常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一如《老子》四十九章说的“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他学习汉代得道之大臣并远远超过之。毛泽东深感周恩来是懂得老子思想的优秀领导人，故曾特意将《史记·汲郑列传》推荐给周恩来阅读。汲黯、郑庄在汉武帝时皆位列九卿，而且都服膺道家思想，习治黄老之术。也许是毛泽东赞赏汲黯、郑庄不谋私利、忠心辅国的品德，认为他们与周恩来的为人有某些共通之处，所以才将他们的传记推荐给周恩来。据载，1973年3月26日清晨，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凌晨读史记汲黯、郑庄列传及太史公曰云云，深有所感，愧未能及。”（据新浪读书网）实则远远超过之。
十、《老子》管理哲学的特色
（一）老子的管理思想有其深刻的唯物主义哲学基础——“道”（客观规律），这远远超过同时代其他学者
在老子的心目中，管理思想需有其哲学基础，因此，他的研究管理不能不涉及哲学。老子的哲学基础就是“道”（客观规律）。“道”从哪里来的呢？他在二十五章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这个“物”不是器物，而是“道”。说明“道”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人的头脑所固有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足以证明，老子哲学不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他在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过去以为万物是从“道”那里生出来的，属客观唯心主义。如果认为万物是从“道”那里生出来的，为何此前又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在他的思想中，“道”和“无”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显然他认为万物是从“无”那里生出来的，“道生一”并非“生”统一的物质世界。其实，应理解为：“道”一诞生即“一”，“道”一诞生就是完整统一的客观规律，也就是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客观规律，“道”就是“一”。这恰与三十九章“天得一以清……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中的“一”相吻合。它生于且反映着“无”中生出一个混沌状态的天地原始这个统一体，因此是“一”，荀子也说“道出乎一”。如前所述，这个天地原始又有一分为二的物质存在，是阴阳对立的，阴阳二气交合即夸克交合、中子质子交合等而生多物。后来又由多物相互作用而产生千差万别的东西。老子思想与现代先进的宇宙学关于宇宙大爆炸的理论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或者说，老子似乎猜到了宇宙大爆炸的混沌初开的那一瞬。这说明“道”不是上帝或神给的。特别是在四章说，“道”，“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任继愈先生解释为“出现在上帝之先”任继愈，老子绎读，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诗经》亦有“上帝”、“主”的概念。说明“道”不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其所以如此，与其祖辈是天文史官和他的哲学思想是从宇宙自然那里发现、总结出来的是分不开的。因此，他也极力主张人们向天地自然学习。这一点是他与古代很多哲学家不同的地方。当今宇宙学家史蒂芬·霍金在《时间简史》最后一章里就批评了当代哲学家不关注自然科学的现象，而老子能从宇宙自然中探索总结规律，确属伟大。
（二）老子管理思想的哲学基础“道”之核心是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这是其他学派所望尘莫及的
《老子》开篇就指出了“名”和“物”、“有”和“无”的辩证关系。“名”是人类对万事万物的标记或概括。万事万物不能全部一一对应地给予标记（名），同类者可以概括（名）。这里就有“物”的特殊性和“名”的一般性的辩证关系。“有”和“无”两个“名”也是对事物的概括，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就是说，天地之始，用“无”来称呼；同时也告诉我们，天地之始，本是空无一物的，我们的宇宙天地是从“无”中生出来的。在宇宙大爆炸发生的那一瞬（宇宙学家称之为“创造时刻”或“宇宙创造”），万事万物才有了一个开端。故老子说“有，名万物之母”。宇宙大爆炸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获得了大量支持的观测事实，此前抱怀疑态度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是值得尊敬的科学而非凭空臆造”[英]约翰·格里宾，大宇宙百科全书·译者前言，黄磷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从“无”中生出来的最初瞬间有所谓最小的物质粒子如夸克（就现代认识水平看）等，说明“无”可以生“有”（“无”是否为暗物质或反物质，有待科学家深究）；特别是“无”与“有”是相对的概念，故“有”生于“无”。他在二章特别指出“有无相生”。同时还指出“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就是说，对立面是相互依存、永恒的。黑格尔说过：“足以表示有无统一最接近的例子是变易。人人都有关于一种变易的表象，甚至都可承认变易是一个表象。而若加以分析，则变易这个表象，包含有‘有’的规定，同时也包含与有相反的‘无’的规定；而且这两种规定在‘变易’这一表象里又是不可分离的。”这与老子的“有无相生”一致。老子在二十二章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明显道出了事物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规律。他在四十章更为明显地指出了“反者道之动”，即事物的对立面在特殊情况下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又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不禁使我们联想到青年黑格尔的名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即新事物只要合理，就会出现，黑格尔暗示了新的社会制度必将诞生。老子在这里似乎也在暗示人们，“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分配公平合理的新兴社会必将出现。由此看来，有着保守一面的老子其实不时地、不自觉地爆发着辩证法激情，其管理思想是积极向上的，这与“天不变”则君臣尊卑都“不变”的维持旧制的思想显然是不同的。
（三）老子特别提醒社会管理者要随时注意矛盾对立面的不利转化，要居安思危，这比当时所有其他学者的哲学思想都略高一筹
以辩证法为核心的老子管理思想一个非常值得人们注意的观点是，要随时注意矛盾对立面的相互转化，不要把好事办坏了，不要把天下管丢了。如果说老子在二章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主要是告诉人们矛盾的对立面是相互依存的，那么他在二十二章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则主要是告诉人们，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是会随时相互转化的。他在四十章明确地说：“反者道之动。”即走向反面是“道”、是辩证法的运动。对立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必有转化。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好事弄得不好也会变成坏事。这一点，对于管理者特别是高层管理者来说，当切记、切记又切记！一定要居安思危。
老子的这一思想在后面的许多章里就落到了具体实践。例如，在十二章他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即认为过分追求物质生活，会反受其所害；在四十二章说“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即损益是随时转化的；在四十四章说“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即吝啬太过，反而会大浪费，多聚财反而会大损失；在五十八章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即祸福互相依存，随时可能转化；在六十三章说“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即利用了难与易、大与细的转化，希望管理者从容易之处入手，从小事做起；在六十四章说“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更是告诫管理者，安定的局面是随时可能转化为危险的局面的，要居安思危，要把危险的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或者化险为夷使之向好的、有利的方面转化。
古代持形而上学思想的统治者总是喜欢搞固若金汤、铁板钉钉之类，以为在形式上一切搞得合乎他们的“尽善尽美”，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权力和江山往往毁于一旦。他们不顾民生，以苛政来管制，以死亡相威胁，而不是以道和德莅天下。老子在七十四章告诫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唐太宗则知道将人民比作水，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老子提出要警惕对立面的不利转化，居安思危，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的重要管理思想。
（四）老子管理思想揭示管理之核心因素是人而不是物，也不是方法，这是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即人本管理思想。比当时的其他学者更详细、系统而深入
《老子》全书不是空谈哲学，也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用，为了管理。那种缺乏哲学基础的管理思想，是没有根基的管理思想，是不牢靠的思想，那种不谈实际的哲学思想必定是空洞的纯哲学思想。老子与此不同。他把他的哲学思想用到了管理方面，形成了他的非常深刻的、理论性极强的管理哲学。这就是历代各学派很多学者都从他那里吸取营养的缘故。从他的管理哲学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管理之核心因素是人，不是物也不是方法。老子的管理哲学思想不仅以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作为理论基础，而且紧紧抓住了管理的核心因素——人。因此，他的管理思想是以人为本的。特别可贵的是，他把唯物辩证思想用到了以人为本、民主管理的方方面面，这是当时其他学者莫可比肩的。
德国诗人海涅在他的长诗《波罗的海》里提过“生命来自哪里”的古老谜题，说：“一个青年向大海发问：生命，你从哪里来，又往何处去？”当今伟大的天文学家霍金在他的《时间简史·续编》开头也设问：“我们来自哪里，又将去往何方？”不过，他接着在书里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而老子则在2500多年以前就解答了，他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不仅如此，他还特别关注人并确定了人的崇高地位。在二十五章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因此，他认为要尊重人、爱护人，包括管理人和被管理人。他对管理人说要“爱民治国”，不要以智治国，不要欺骗百姓。在十七章说“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特别在四十九章提出要“以百姓心为心”，就是说要以人民的意志为转移。同时也劝管理人保养健康。他处处强调要以人为本搞管理，“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对“不善者”也不要轻易“弃之”。他讲得最多的是管理人要修养自己，要悟道修德。他在五十一章指出“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认为“道”对于管理最有价值。在三十五章说“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在三十二章说“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在二十八章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德”则是“道”用于做人做事所应达到的境界和应有的品行。在五十五章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故在五十九章提出要“重积德”。
（五）老子的根本管理原则“无为而治”充满着民主思想，是其人本（民本）管理思想的具体方面，是对上古“无为而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对于老子的“无为而治”，很多学者理解未透。怎么能“无为”呢？“无为”怎么能治，怎么能管理呢？孔子大概看过《老子》或“适周问礼”时听老子讲过“无为而治”的思想，他说“无为而治”大概只有舜做到了，舜只要高高地坐在皇位上就行了（《论语·卫灵公》）。后来能够理解“无为而治”的学者与孔子的解释相同：“无为而治”不是要都无为，只是君主或侯王不要什么都干，要让臣民去干。其实，今天深入看来，“无为而治”的本质就是民主管理的原则。老子的思想透露出深厚的民主思想。古代的最高统治者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什么都亲自去管，下面有大臣，他却经常越俎代庖。例如，老子在七十四章就劝说过在司法方面不要“代大匠斫”。各级官员容易犯的毛病就是管得太死。所以，老子就在十章劝说要“长而不宰”，即不要管得太死。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从哲学上讲，个别或特殊是最活跃的因素，一般或普遍不过是对个别或特殊的概括或抽象。虽然一般或普遍对个别或特殊有着反作用或指导意义，但在实施管理的时候应该放手让个别或特殊自由、舒心地去发展和创新，即在一定的方针政策下放手让臣民改革开放和创新。那样就会萌生许许多多的新事物，社会就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繁荣发展。老子认为，政策太严，礼制太繁，舆论太多，法律太苛细，整天是上面而非下面的声音，就会把社会管死。这从他在后面讲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足可看出。就是说，管理人不要坚持成见，要与时俱进，经常调查、研究、了解民心民情，以百姓的意志为转移。老子的这种“无为而治”与上古的“无为而治”显然不同，他不只是让管理者“无为”，而且要管理者“以百姓心为心”（以百姓的意志为转移），听取民众意见，推行民主管理。因此，他的“无为而治”是发展了的，是很具特色且极有价值的，因此也是当时其他学派望尘莫及的。
（六）老子以人为管理的核心因素的管理哲学关注解决民生问题、人际关系问题，特别重视与人为善、社会和谐发展的管理目标，是其独有的和谐至治的目标管理的反映
董京泉在《老子道本体论及其方法论意义》一文中说：“经过长期的初步的研究，笔者对老子‘道’的规定性作了这样的概括：‘道’即是超越又内在于天地万物及社会人生的形而上的存在本体和价值本体，它的实质是天地万物最本质的共相，集中表现为矛盾法则或对立统一规律，对立面的协调、和谐或转化是其落脚点，自然无为是道的根本特性，真善美的统一是道在价值观上的集中表现。”董京泉，老子道本体论及其方法论意义，光明日报，2011-01-31.后面三句话非常关键。这就是老子把他的哲学思想用于管理而形成的他的有特色的管理哲学。老子确实非常关注和强调对立面的协调、和谐或转化，具体包括人与宇宙自然的协调、和谐，君主与臣民的协调、和谐，大国与小国的协调、和谐，人民内部之间的协调、和谐，等等。最典型的是他在七十九章说的：“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是和而求同、求大同而不是貌合神离。“和大怨，必有余怨”，这是规律。“和大怨”后不可能什么怨气都一扫而光。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处理才好呢？（过去有人解释“安可以为善”为“怎能称得善行”，误）“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这就是老子给出的答案，是希望内心追求协调、和谐的典型表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就是教人为善的表现。他希望建立分配公平的社会制度则是追求协调、和谐的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同时也是他的政治理想。董京泉说：老子的道“也启示我们要学会以一种博大的胸怀、开放的心态和超越的精神追求去看待和处理现实中的各种矛盾和得失，特别是人与人的关系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董京泉，老子道本体论及其方法论意义，光明日报，2011-01-31.。这是对的，但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要分配公平。他的分配公平绝不是平均分配。平均分配永远做不到，也不利于社会发展。这也是当时其他学者未能看到的。
（七）老子很能注意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谈管理，这种管理思想显然超出同时代的其他学者
老子认为在国家社会、人际关系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并不是要管理人半斤八两、平均施力地去处理事情，而是要管理人善于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老子》全书充分体现了这种管理哲学。抓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进行管理，目的在于促进矛盾的对立面的转化，从而达到以人为本、与人为善、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在一切国家社会管理的复杂矛盾中，人的问题（关系或矛盾）是最主要的问题。因此，他始终牢牢抓住“人”这个核心因素对管理进行研究。在有关人的一系列矛盾关系之中，他又牢牢抓住了管理人与被管理人的矛盾，并且在处理任何矛盾时都能牢牢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他写《老子》主要就是给管理人特别是上层管理人看的。因为国家社会的管理要靠他们；国家社会出了问题，主要责任在于他们。他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现象忧心如焚。他在七十五章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他牢牢地抓住了“上”之“有为”、“厚生”而施重税的问题，故劝说“上”不要追求奢华生活，才能使趋于激化的矛盾向平和的方向转化，使老百姓生活下去并安居乐业。在追求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问题上，他认为在德教与礼教的关系上，应主要施以德教，显然，他认为人心是最主要的因素。他在七十四章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就是说，若民心已变，用死来吓唬又有何用？因此要从治民心入手进行管理。而治民心，又要以道、德为先。如果失去道、德而单用仁、义、礼、信去教育民众，则是本末倒置，是治表而非治本，是没有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他当然不可能如马克思主义完整地提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但在实质上，他已初步进入其中，很注意调整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使之适应和有利于生产力及经济基础的发展。他的管理哲学在当时是远远超出其他学派的。
（八）老子根据辩证法思想希望管理者怀有为远大政治理想奋斗之雄志而心态常处虚无、阴柔、卑贱，不称强梁，这是其他学者未能深入考虑的高明之处
未能深入研究老子者总以为老子是消极无为、落后于时代的，其实恰恰相反，老子是有远大政治理想，是主张积极的“有”、“有为”、“大成”、成“大器”、成“大象”、成“大音”的。只不过他与其他学派不同，他不是那么直截了当，不那么“胡同里赶猪——直来直去”。同时也不主张张扬，不主张袒露、明显，而要看似无为。老子根据辩证法思想希望管理者怀有为远大政治理想奋斗之雄志而心态常处虚无、阴柔、卑贱，不明火执仗、不称强梁，而是运动地、看似柔弱实则坚毅地、稳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处虚静无为心态有什么作用呢？他在二十六章说“静为躁君”，是主宰动的。在十一章论证了“无”可以为“有”的好处：“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因此，他主张“处无为之事”，其实是为达有为之目的。帛书《老子》“大器晚成”作“大器免成”，有学者以为这更接近祖本，更符合老子思想，因为他们以为老子的最终目标也是无为，是不要成大器。这个理解看似有理，其实值得商榷。老子主张无为而治，目标是要达到“治”，无为不过是手段。大器是要成的，不过不要急于求成，成了还要“大成若缺”（四十五章），即要看似有缺憾。
处阴柔有什么好处呢？老子在二十九章论述了强为之事反而难达目的。他说：“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随；或歔或吹；或强或羸；或挫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显然，他主张治国要在远大政治理想的指导下从阴柔切入，要去过分、过头、过强、过硬的东西。在二十八章还说要“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守雌、守辱都是手段。故他在五十八章说“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即既坚持原则、廉洁奉公、为人直爽、光明磊落，又不显耀、不伤人、不刺眼。因为他认为“柔弱胜刚强”（三十六章）。他认为逞强称霸会走向反面，甚至败亡。因此，他在四十二章说：“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
为什么要处卑贱呢？因为一般人都厌恶卑下、低贱、阴、弱。故常居于此，是安全的，是便于进取和管理的。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四十二章），这是自然界的规律。的确，内心炽热而外表不显的自然物举目皆是。老子在四十二章说：“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在六十一章又说：“大者宜为下。”如前所述，管理的核心因素是人，管理者是人，管理的对象是人，领导不仅要为人，而且要管人、用人，这都“宜为下”。他在六十六章说：“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在六十八章又进一步说：“善用人者，为之下。”
总之，老子认为管理者怀抱远大政治理想的炽热之心不可丢，柔弱的处事心态和管理方法不可无。“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三十九章）“弱者道之用。”（四十章）“守柔曰：强。”（五十二章）
（九）老子的管理哲学思想全面系统，涉及国家社会管理和建设的方方面面，为同时代其他思想家所望尘莫及
综上所述，老子的管理哲学思想是以唯物的朴素的辩证法为哲学基础或思想基础的；在这种思想基础的指导下，老子发现并确定了管理的核心要素——人；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且十分重视充满民主管理思想的“无为而治”。由此，他看到了“圣人”和百姓向往分配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乃社会发展进步的方向。这本身就体现了他的管理思想不仅有“道”的指导，而且有“德”的境界。他就国家社会的方方面面谈管理的时候，都系统地反映了这些思想，虽然均属高度概括，但涉及面较广泛。
老子研究了管理国家社会的多个方面。首先，他研究的是管理的主体，即管理人——“人主”、“侯王”、“三公”等，认为管理人的修养教育最关键，“尊道而贵德”是最重要的修养。他说：“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六十二章）他认为有不同层级的管理者（十七章），研究过“士”（十五章），觉得上士、中士、下士对“道”的态度各不相同（四十一章）。其次，他研究了管理的对象，主要是人民——“民”或“百姓”，包括其对管理者的态度、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对无诚信的抗议和对残酷剥削压迫的以死抗争心理等（七十四、七十五章）；从而研究了人际关系，如八章说的要善于“处众人之所恶”；由此，他又研究了教育问题，如三章提出要“使民无知无欲”、“使民不争”，“无知无欲”即不乖巧不贪得，故在十九章明确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教育方针；此外，司法、赋税、军事、外交关系、预测等都有涉及。其中每一个方面多有展开研究，只是详略不同而已。
十一、老子领导成效最优化解“极”简谈
在《老子》里，老子始终都在围绕领导的成效问题展开谈话。表面上他不喜欢用“最”这类极端的字眼，但实际上却认为他的领导和管理思想是最好的，按照他的这套思想进行领导，成效是最优化的，而且人们会摸不着边，即“莫知其极”。
他在五十八章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所迷，其日固久。”在五十九章又说：“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这个“极”就是奥秘，就是原因。他总觉得人们难以了解这个奥秘。他认为，按照他的这套思想进行领导，使国家社会和谐至治，人们还不知道是怎么治理好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或根据什么手段达到目的的。也许是为了引起领导者和读者的注意，他故意设此悬念。他在很多章里都设有这类悬念。如二十七章说“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在五十四章则说：“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怎么个“善”法？他有时不讲穿了。越到后来，他越要刺激人们思考和重视他的整套领导成效理论和管理哲学。他在七十章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或者，易知而难行。在七十八章说：“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为什么？他在这里不解答，而是希望领导者和读者多问几个为什么，以便接受他的理论。
达到领导的最佳效果而“莫知其极”，这个“极”，其实老子自己在作解。虽然有的不很明确，但有的非常明白。最根本的答案就是“道”和“德”，按照“道”和“德”来领导，来管理国家社会，就能达到最佳效果。因此，他强调“道”和“德”超过“仁”、“义”、“礼”，说“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全书叫《道德经》就是这个原因。
在这里，“道”是最重要的。不过，光这么说太玄了，不容易懂，于是，他想具体一点。即用了很多不同的名称、从不同的方面来解释“道”就是管理哲学，就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思想，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包括系统论思想、事物循环往复的思想，故又叫“朴”，又叫“谷”，又叫“一”。
光讲一个“德”也太抽象，太不容易让人了解，因此，他在不同的管理方面都有一些具体的“德”，如有“德善”、“德信”、“慈”、“俭”以及“仁”、“义”、“忠”、“孝”、“诚”等。老子认为，这些“德”都要体现在人身上，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以至上下级、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上。因此，正如前面所述，他特别重视人。因为人是管理的核心要素。
领导的高度！领导的深度！领导的力度！永远不能忘记这个以人为本的对领导者的希望和评价标准。这也是需要挖掘才能看到的。显然，老子认为领导者心里要时刻如此提醒自己。领导的高度包括理想的高度和理想的引导，而理想可能因时间的推移和事物的变化而被淡忘不能恪守到底。因此，这种经常的自我提醒是十分必要的。至于为什么有的理论“莫能行”，那是因为他的政治理想太超前，当时行不通。
本书写作改了几次书名。最初叫《我国第一部管理哲学著作〈老子〉新解》，后来叫《人、人、人——我国第一部管理哲学〈老子〉新解》，后来又改成《领导：高度、深度、力度——老子和谐至治管理思想81题》，最终才改成现在的书名。自我感觉认识是不断加深的，很多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探索。《老子》真是如尼采所说的，是一口永不枯竭的井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