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里，有所谓的“采风”，其虽然与现代意义的“民主政治”完全不同质，但毕竟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文明”。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同志一度似乎有意承袭这样的政治文明，所以也曾提出过“采风”问题，但因处于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中，事实上却搞了一场有闹剧色彩的“新民歌运动”，可谓南其辕而北其辙。（关于对1958年“新民歌运动”的具体分析与评价，参看拙著《风骚余韵论——中国现代文学背景下的旧体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
历史的教训值得汲取。今天，中央明确提出了建设“政治文明”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对当代民间谚谣的采集，以及在这一基础上做相关的研究工作等等，应该说是具有很大的社会意义的。——这是本人在考虑良久后最终还是决定做本课题研究的基本理念，——这与本书《前言》中所谈到的对本课题研究的学术文化意义的基本认识，当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末了，有必要再作一郑重说明：本人从事这一项研究工作时，对自己的约束是：尽可能摆脱、回避意识形态问题的束缚，坚持以严肃的史家的立场、态度与方法，力求为当代中国史留一鳞片，以为后来的史家做一前期的资料性工作。
本书如能获得出版，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更盼读者们同时予以真诚而切实的帮助，如：
对本书采录的新谣谚提供其他流传版本（文字差异）；对本书的“题解”性文字（带*者，尤其是流传时间与范围等）予以订正；对本书的“注释”性文字予以修正，以求更为精确；著录下您本人现在尚能回忆起来的新谣谚，或以某种渠道采录其他未被本书采录的新谣谚（希均能标注流传时间和地域范围），向笔者提供。
朱文华（伍文）
2005年9月30日
（二）
本书稿于2005年9月底基本编成，到9月30日，我还写了“后记”，同时我就开始与有关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随后的几天是国庆长假，趁此机会，我准备再通读一遍已编就的书稿，以作最后的文字润释。但其间读到了《文汇读书周报》第1075号（2005—9—30出版），得知由蒋荫楠先生辑集的《当代民谚民谣》已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自序”《谚谣时代》的节选正发表在该报），而该报的有关介绍性文字又指出——蒋书“收录了1949年至今的谚谣，尤其侧重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世纪末的这段时间”，可谓“迄今最全面、容量最大的一部当代民谚民谣集”。
说实在的，对此信息，起初我是感到沮丧的：自己的研究课题撞了车，而他人的成果已经发表，致使本人的工作失去了意义。
但稍后冷静下来，尤其是读到蒋书后，两相对照分析，我对自己的工作（即本书稿）恢复了一定的自信：
首先，1976年以来在广大群众中流传的以社会讽刺为主要内容特色的新谣谚乃是广义的“当代民谚民谣”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意义。如同“通史”研究与“断代史”研究均有独自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意义一样，虽然有人已对广义的“当代民谚民谣”作了整体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但这并不排斥他人对其中一个时期的同类作品进行专题研究，只要这样的研究是建立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之上的。
其次，就对国内在20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这段时间里所流传的民间谣谚作品的收集整理而言，本人所做的工作又自有一定的特点和可取之处，即，蒋书所收谣谚仅限于有“书证”的篇什，而我所着重采集的乃是那些纯粹属于口头流传的作品，所以有一批作品为蒋书所未收；另外，蒋书所收的某些篇什，在我看来，较明显地属于知识分子的“创作”（“编写”），而与一般意义的“民间谚谣”不同类，难以构成“当代民谚民谣”的科学研究的纯粹对象。
第三，从对1976年以来在广大群众中流传的以社会讽刺为主要内容特色的新谣谚作品的具体研究来看，我所采用的“笺注”的方法、形式（一般包括“题解”、“词语注释”、“品评”和“附注”四项），以及所摄取的学术文化角度，与蒋书也存在明显的差异，自信其间提出了不少建立在个人独立思考基础上的新见解。
正是鉴于上述几点，我认为本书稿毕竟还可作为当代民间谣谚研究方面的一家之言，似乎还值得争取出版。
需特别说明的是：由于本书的定稿毕竟在蒋书之后，所以我完全承认：蒋书在确立“当代民间谣谚”的专门课题研究领域里具有重大的领先的意义，尤其在文献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方面。为此，我在对本书作最后的修改定稿的过程中，凡对各篇作“题解”时，则把蒋书视之为本课题研究的已有的权威性资料文献，特别标注其是否为蒋书所收录，或者把蒋书的收录本，作为各篇的文字参校的文本依据之一。
最后，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能够接受这本书稿。
朱文华
2005年12月3日
（三）
本书稿送出版社后，我在阅读一批当代小说的过程中，又陆续采集了若干当代民间谣谚作品——我认为，当代民间谣谚流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在某些民间谣谚流传开后，敏感的小说家往往及时地把它们写进自己的作品（一般是借作品中的人物之口说出来），这不仅有效地保存了这些口头谣谚的知识形态（文本），而且还有助于它们的流传，因此，从当代小说作品中采集当代民间谣谚，如同从新闻报道文稿和相关的杂文作品中去摘引一样，也属一种可靠的途径。
于是我考虑：既然书稿尚未刊印，何不对原稿予以增订补充，使之更完备一些呢。经与出版社的同志商量，出版社方面很客气地表示同意。这样，书稿才形成现在的面貌。
借此机会，我还想再谈一个问题——坦率地说，有的友人在得知我搞这一课题研究时曾经问起过“是否有顾虑”。这实际上又涉及到对当代民间谣谚的根本性的认识问题。
当代作家王跃文的长篇小说《今夕何夕》（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年9月）中有个叫张兆林的人物，系生活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个中层干部（处长），其思想显然还停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因此对当代民间谣谚特别反感，认为“古时贤明之君派人采诗乡野，以闻民声，借以资政。现在情况变了，这些顺口溜都是些别有用心的人胡乱凑的怪话，根本不代表民众呼声”；他还对手下人员发火说：“那些蛊惑人心的顺口溜，不准信，不准传，更不准编。要让一切涣散斗志的言论没有市场兜售！对乱七八糟的顺口溜，有些同志存在错误的认识，认为这是群众意见的反映。不是那么回事，这是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编的。用民谣儿歌之类的东西来搞乱人心，自古就有先例。……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不允许这么胡来。有的顺口溜可能还是个别干部编的。让一般群众来编，编得了这么好吗？”（第67页）应该说，现实生活中的确还有张兆林式的人，如此评价当代民间谣谚的也还大有人在。但是，在经过了“真理标准讨论”，以及“思想解放运动”将近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难道还会被这样的人物及其思想观点吓唬住吗？我们的广大读者，在读了本书所采录的那几百篇当代民间谣谚之后，只要心平气和地想想，难道还会同意张兆林们的观点吗？不妨说，当年在张兆林式的人物对方兴未艾的当代民间谣谚说三道四的时候，有的知识分子就公开有过仗义执言：“民谚嘛，不是经典著作，难免夸张、片面、不准确。但从中可以吸取哪怕只有百分之五的可取之处。将民谣打成‘抹黑论’，定个‘恶攻击’，恐怕于事无补，只能使人心涣散，鸦雀无言。”（舒展：《从新闻职称说起》，《南方周末》，1993年1月29日）我完全赞同这样的看法。唯其如此，我也就打消顾虑，愿意花费不少时间来为当代民间谣谚作一番笺注。当然，以我有限的学力，恐怕未能做好这一工作。所以我恳切地期待读者的严肃的批评。
朱文华
2007年2月26日
写于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上海，200433）《新国风》征求读者意见表（欢迎翻印）亲爱的读者，请您在读完这本书后，拨冗填写此表寄来。本人郑重承诺：凡收到寄来的意见表，必一一回函致谢，并奉寄邮资（邮票）朱文华（200433，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读者姓名：年龄：职业：职务职称：
通讯地址：邮编：
1.您认为本书漏收了哪些当代新民谣（顺口溜）作品？它们大致又是在何时何地开始流传的？
2.据您所知，本书所收的某篇当代新民谣（顺口溜）作品的确凿的开始流传的时间与地点？
3.据您所知，本书所收的某篇当代新民谣（顺口溜）作品，是否还有其他的流传版本？（包括标题、字句上有明显不同的）4.据您所知，本书所收的某篇当代新民谣（顺口溜）作品已有书证材料？（即在某一书刊文章披露过，最好写出书刊文章的名称、作品、题目、卷次、页码）5.您对本书所收的某篇当代新民谣（顺口溜）作品的笺注性文字（题解、注释、评点、附注等）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原因是什么？
6.据您所知，您所在的地区（单位或部门）是否发生过与流传当代新民谣（顺口溜）作品有关系的事件？
7.您对本书的修订有何具体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