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业的不景气，再度影响到航运业，情形每况愈下。另一方面新兴行业的不断涌现，江浙商人后来居上，粤商则积极开拓，重整旗鼓。如此，闽商在内外夹击中逐渐地退却。从现有上海档案馆馆藏行业档案和相关的史料可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海味杂货、桂圆、糖、檀香等行业，闽商仍占据着一定领地。在航运、染料、茶渺货业、纸棕等行业中，几乎己看不到福建商人的踪影。
闽商一度占据绝对优势，而民国时期己大为减少。其中闽商在炒货业中的进退可谓最极端的一例。上海炒货业曾为福建商贩最早开创，他们以挑担方式走街穿巷流动出售，一度独占这一行业，《上海市炒熟货商业基本情况报告表》，上海档案馆馆藏S347-3-1。以后炒货业逐渐从流动经营到设立固定商号，而商号所雇青工多为宁波籍，逐渐促成了宁帮炒货店在全市发展起来。1918年后，山东籍商人来沪经营炒货，势力发展迅速，形成宁波帮与山东帮并峙的局面，而闽商则完全退出这一行业。两次淞沪抗战后，山东人一跃而独霸炒货业。于是到30、40年代，人们言及炒货业已不知有闽商了。在另外一些曾经占有重要份额的行业，闽商也逐渐呈退却的态势。糖业，早期上海食糖进口大部分来自南洋各地。在1920年前，菲律宾黄糖和爪哇砂糖是闽商九八行所谓“九八行”，即指以代理南洋侨商推销南洋物产进口贸易为主，兼营代办国内土特产出口的南洋庄各行号，这些行号不自负盈亏，而是按代理进出口货值，取佣2％，故通称九八行。兼营的传统商品之一，多由荷印华侨糖商直接委托在沪同乡代销或闽籍华商回沪开店经营。20世纪30年代起本帮与宁商的食糖经营崛起，闽商的业务大为减少。此后又因关税的不断提高及洋商占据上海食糖进口等诸多因素，许多行号转向或歇业。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编著《上海对外贸易》（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418—420、434页。海味杂货业，在开埠后30年间仍占优势，孕育了象叶鸿英福建籍巨商，以经营海味杂货业起家，后投资上海多家企业。这样的富商巨贾。民国时期，也由于洋商的垄断和局势的动荡，30年代呈下降趋势。檀香业，最初由粤商经营，随着闽商八九行的兴起，逐渐由闽商所替代，上世纪末，檀香进口被怡和洋行把持。进入民国，华商经营檀香业虽有起色，但闽商已不占据主要地位。米业也是闽商兼营的重要行业。30年代初，由于对行情估计错误，大量吃进洋米，却逢1932年国内食米丰年，米价从每担16元跌至8元，“闽帮行家就接连倒了六七家”。《上海对外贸易》（上册），第418—420，434页。与此同时，在上海开埠后的新兴工商行业中，诸如航运、银行、洋布、时装、纺织业、工矿企业、食品造纸、火柴、玻璃等行业，闽商涉足者寥寥。
从晚清到民国，在闽商整体退却中，泉漳会馆却显示了一条有别于同时期一些会馆、公所发展的轨迹。最明显的变化是会员行业和身份的变动。在上海的福建会馆中，唯有泉漳会馆自始至终只接纳团体会员。从几次兴修泉漳会馆碑记可知，早期的泉漳会馆的团体会员大多为船户，道光年间与咸丰年间的两次重修，捐户中前者97家，其中有45家是船户。后者捐户84家中有7l条船。《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235—244页。
清道光二年（1822年）碑示，会馆一度由“福建商船户”主持。《泉漳特刊》，第8、10页。这些都说明，会馆一度以航运和贩运商为主。但民国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947年《泉漳特刊》所载泉漳会馆会员一览表，总计72家团体会员，大多被大量商行、贸易公司、工厂、银行、医院所代替。其中商行和贸易公司62家，占总数的87.5％；其余为工厂5家，银行4家，医院1家，保险公司1家，占总数的12.5％；显然其成员的行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虽仍以商号为主，但顺应近代化的贸易公司、工厂、银行也占一定比例，改变了单纯船户、商号的状况，这种变化一方面反映了上海城市行业结构的变动，同时也显示了泉漳商人对上海近代化的一种适应。
泉漳会馆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既没有随着开埠后闽商的衰弱而破败，也没有因民国以后兴起了同业公会、同乡会而被淘汰，民国以后它的活动能量甚至超过同省的同乡会组织。与其它在沪经营较好的商帮相类似，闽商在沪的同省会馆比较多。一般而言，会馆的建筑与组织规模，常常体现出商人们的财力和经营能力。开埠后，由于经营范围和方式等因素，闽商在沪的地位和影响逐渐下降，一些福建会馆也随之衰败或功能变异，如一度相当繁荣的点春堂公所和建汀会馆。建汀会馆是在民国初期停止活动的。而点春堂则是进入民国后逐渐成为同业公会聚集处，这些同业公会己基本上突破了地域限制。然而泉漳会馆却未受这样一个趋势的影响，它安然度过了晚清的动荡、民国的战乱，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50年代的公私合营才彻底终止了它2个多世纪的辉煌。期间它的建筑和产业规模完全证明了它的实力。泉漳会馆的主体建筑坐落于咸瓜街，开埠前己雕梁画栋，蔚为壮观，尽显泉漳商人之奢华。它破土动工的时间为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泉漳特刊》，第8、10页。，又一说为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1763年才完工，薛理勇主编《上海掌故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是一组庙宇式建筑，布局相当规整。第一进大殿是正殿，供奉天后，殿前有戏台，两辅绕以香座。第二进大殿供奉关帝，庭中置一重达千斤的大鼎，此鼎在清嘉庆八年（1803年）由泉漳众商捐助，鼎上刻着捐款人的姓名。另外还有敦聚堂、议事厅等建筑，四周空地建屋出赁。除此之外，尚有许多分散在各处的房产，据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立于咸瓜街的《上海县为泉漳会馆地产不准盗卖告示碑》，所载“司月”达51家之多（“司月”为各商号在会馆中的董事）。其“规模之宏远，气象之堂皇，横览各帮，洵无多让”，《重修泉漳会馆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244页。见证了泉漳商人的富庶程度。会馆建筑在开埠前后曾经过三次大的整修，每次都有碑刻记载。第一次是在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所载捐户达96家，可见其鼎盛之状。第二次是在清咸丰七年（1857年），为开埠后17年，虽因太平天国小刀会起义，会馆受到重创，而且此时起义也尚未平息，在沪闽人处境并不顺利，但捐资重修者竟也有84户之多。第三次是在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距前一次已有36年。《重建泉漳会馆捐款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239页。此次并无记载捐助名单和规模。不过，我们从7年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会馆所立的《泉溥会馆房产四址碑》可知，它的房产仅咸瓜街一处规模就不小，其余产业更是散见于上海县城的北、东、南周围约50处，且每处房产至少两上两下楼房，最多处达25间左右。遍置房产的目的，是要以房屋出租收益作为会馆经费。当然从中折射出的是泉漳两属商人在上海经营事业的昌盛，应该是毫无疑义的。仅泉漳两属的一个会馆，便拥有如此众多的产业，在沪上众会馆中也颇不多见。
从晚清到民国，泉漳会馆举办过许多公益事业，不仅在同省会馆中尽占螯头，与其它省会馆比较亦绝不逊色。比较成功的公益活动是开办泉漳公学，时间在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这是一所完备的小学，虽然规模不大，但完全采取现代的小学制度。它的创建仅距晚清政府正式废除科举制1年，“癸卯学制”正式颁布3年。泉漳公学初设南园别墅内，同乡子弟来此修业，学费膳宿费皆减半收取。外乡学生虽也兼容，但就没有这样的优惠条件了。以后由于别墅地处郊外，周围又有义冢，对学生颇不合适，便迁到了咸瓜街会馆中。因为经费充裕，经历年扩充，小学一度办得相当不错，有一段时期，对同乡学子的学费、膳宿费用一概免收，以示优待。凡同乡子弟来就学，只需自备书籍文具而己。20年代中期改称为“泉漳小学”，也容纳了很多外乡学生。1936年国民政府立案时，有六个年级，250人，教职员13人。许晚成：《上海大中小学调查录》，上海龙文书店，1935年1月。会馆附设义学的也很多，但能如泉漳会馆那样的待遇，实不多见。
由于小学办得颇有成效，接着就有了中学的设置，泉漳中学创办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校址在泉漳别墅内（今南园，龙华东路800号），为一砖木结构两层旧式楼房，学校分初中、高中两部，学生大多住宿。1936年，学生100余人，教职员工27人。有“免费生”、“工读生”等区别，对同乡子弟自然有很多优待，闽南学子远道而来就读的很多，学校一度人丁兴旺。不过其间也波折连连，这与学校同共产党组织的关系密切有关。学校中许多师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8——1929年，校内建有教师党支部。1929年11月18日，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校内举行，会期9天。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李富春、康生、向忠发、项英等参加了会议，李立三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上海的革命团体“左联”、“社联”、“青年文联”等也经常借泉漳中学举行会议。1939年，泉漳中学重建支部时，党员数达30人。从1929年至1941年，泉漳中学为中国共产党培养输送了50名干部。1937年，泉漳校舍毁于侵华日军炮火，不得不迁入租界，1941年停办。
泉漳会馆的附属事业，除培养同乡子弟的小学和中学外，还有一所医院，称“泉漳医院”。设立时间约在民国十年（1921年），院址在南市毛家弄一处自建的房屋内。原计划设立中西医两部分，后只成立了中医部。泉漳医院对同乡实行义务诊治、义务给药，但就诊者寥寥无几，生意清淡。抗战胜利后，泉漳医院房产被人占据，后经诉诸法院，被判决收回，1948年1月，由法院派法警强制执行。泉漳会馆由于基金雄厚，所有的收益应付支出绰绰有余，所以还有余力设立一些救济项目。如对同乡中鳏寡孤独无依无靠者，经会员保举后，逐月领取一笔救济金，数额自3元到10元不等，领取期限视情况而定，有的终身享受，有的则规定年限，以他们是否有子女、子女是否自立为标准。对无力返乡流落在沪的同乡，经调查属实，也给予一定的川资，遣送他们回乡。即使外界有求助者，也酌量捐赠。
民国时期对泉漳会馆影响最大的是抗日战争。1937年的淞沪抗战，泉漳的房产大部被毁。抗战胜利后，会馆在振兴组织、恢复产业方面做了许多努力。最值得一提的是，1946年lO月，会馆董事会议决，在南园别墅重建“敦叙堂“。其经费除同乡踊跃捐赠筹措外，南侨公司、建元行、华通公司福新行等先行垫付，所缺之数再由南侨福新、荣兴、建元、裕昌等商号负责向中南、中兴、华侨三家银行各借2000万元，并当年还清。1947年4月6日，在南园别墅中举行了奠基典礼。这天，出现了数十年来未见之盛况，国民党中委王泉笙监委秦望山，厦门市市长黄天爵，沪江大学教授蔡尚思等出席了奠基礼，前往参加的旅沪同乡不下千人。同年，“敦叙堂”前后两殿建成。至解放初，这里亭台楼阁小桥流水，颇具江南园林的景致。
会馆还以募捐方式筹款，举办了“泉漳书报社”，组织“南园京剧研究会”、“南园图书研究社”等，聘用专门教师，会员包括基本会员、赞助会员和普通会员三种，定期开展活动。1946年11月，又组织“厦声体育会”，会址设在福州路89号424室光明商行。体育会员以会馆会员为主，目的是联络、团结同乡，培养运动精神。体育会组织了足球队和篮球队，邀请当时的体育前辈沈昆南、足球名将壮友仁为名誉指导，定期训练，与一些球队举行友谊赛。1947年5月间，应厦门体育会邀请，在同乡的赞助下，远征厦门，在厦门掀起了一股不小的热潮。
通常人们将民国以后划为会馆发展的衰弱期，然而泉漳会馆发展虽经晚清民初的政治动荡和淞沪战火的重创，其规模和影响仍居同时代会馆的前列。《1947年泉漳会馆地产收益一览表》显示，泉漳会馆具有地产收益的房屋有72幢，空地四块，散布在南市各处。《泉漳特刊》，第49页。直至1952年，泉漳会馆全年房地产收益仍达旧人民币44000万元（约合折实单位8万余份），上海城市发展信息研究中心制作：《房地产史料》上海建设网（上海市建设和管理委员会主办）。网址：http：//www.shucn.sh.cn/zt/hysl。这在当时的同乡团体中并不多见。会馆的活动能量也很强。1931年前，每年必有一些例行活动。每逢岁时祭祀，便召集同乡在馆内欢宴；清明扫墓，常在南园别墅聚餐，出席者还按名发给车马费。最盛大的集会是天后诞日，每逢此时，馆内必定请了戏班子，一边喝酒、一边看戏，狂欢场面延续三天。后由于斗殴事件发生，才停止演戏。九一八事变后，聚宴也宣告停止。1947年的《本会馆一年来大事记》《泉漳特刊》，第58页。全面显示出四十年代末会馆的规模和社会地位。从大事年表中可知：会馆一年召开了12次理监事联席会议，平均每月1次，全体会员大会2次，并继续征集同乡登记入会，说明它的组织机构稳定，而且在有序地发展；一年举办了2次规模较大的聚餐会，并对会馆设施进行装修、筹划新公墓的开辟等，显示了相当的经济实力；对涉及18家公司的纠纷案调解成功，还就暨南大学处分同乡子弟事宜发表意见，年度救济处境贫困同乡2344人次，金额达1430多万元。《泉漳特刊》，第45页。凸现出会馆在同乡中和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所有这些都显示了泉漳会馆，即使在经历了战争后仍具有较强的恢复和维持活动的能力。这是同时期许多会馆都无法企及的。
三泉漳会馆保持活力的原因
泉漳会馆的发展历史，至少说明了在闽商尽显颓势的大环境中泉漳商人仍具实力，说明会馆组织在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霜之后，到民国时期仍保持着活力，其原因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