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师渠
在近代中国，成就卓著的大学者，不乏其人，门下弟子也所在多有；但是作为整体，其弟子能成为某种符号，被外界认同为“某门弟子”者，却不多见。人们耳熟能详的主要有二：“康门弟子”与“章门弟子”。康有为作为著名的今文经学家、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早年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曾培养出一批弟子，其中以陈千秋、梁启超最为出色。不过，前者英年早逝，未得发舒，唯有梁启超后来成就最大，不仅时人并称“康、梁”，辛亥后更超迈其师，开辟了自己的新天地。但从总体上看，康门弟子中的佼佼者，毕竟寥若晨星。戊戌后康有为很快落伍，所谓“康门弟子”，也开始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章门弟子”的情况则大不相同。章太炎作为著名的革命党人、古文经学家与一代国学宗师，一生讲学，故其弟子为数甚众。不仅如此，章门弟子贤人辈出，尤其以早年在《民报》社讲学时的弟子为甚。只要看看这些名字：黄侃、汪东、钱玄同、朱希祖、沈兼士、马裕藻、许寿裳、鲁迅、周作人、吴承仕……人们就不难理解，章门弟子的天空可谓群星璀璨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入民国后，章太炎尽管在政治上稍有落伍，但是作为学术大家，他依然精进，且转进一层，老而弥坚；而其高足多入北京大学等南北高等学府，成为名教授，著述丰硕，泽披益广，故章门作为整体，能长期保持充沛的活力，并赢得了极高的社会声誉。这与康门弟子随着康有为沉落，多寂无所闻，终归风流云散，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作为群体，章门弟子表现出了三大特色：其一，富有民族责任感，勇于与时偕进，把握时代潮流，努力为国家与社会的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在辛亥革命时期，章门弟子多为革命党，他们积极辅助其师，“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有力地助益了排满革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们批判旧文化，提倡新文化，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大多成为了运动的主将与中坚力量。其二，潜心学术，卓有建树，为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与发展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章门弟子最为活跃的20世纪前40年，正是中国学术实现由传统向近代转型并得到长足发展的重要时期。他们学有渊源，不仅是白话文运动与语言文字改革等关乎民族文化发展全局的文化革新伟业的主持者和主要推动者，而且在语言学、文学、史学与民俗学等领域，亦发凡起例，创获极多。所有这些，不仅光大了师门，更重要的是，在整体的意义上，为中国传统学术实现近代转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其三，淡泊明志，学风严谨。章门弟子多能继承师门传统，终身潜心学术，清静自守，虽声名日隆，终不屑于官场追逐。同时，在学术的探求中“依自不依他”，各尊所是，意气风发，即便与其师异趋，也视为固然。正由于学风严谨，尽管弟子间不免有意气之争，但在学术层面上却不失和谐，从而维护了“章门弟子”作为群体的社会声誉。简言之，章门弟子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与文化变动的产物，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史上的突出现象。研究此一重要的学术文化群体，不仅是我们进一步理解近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变动的重要切入点，而且对陷于缺乏学术大师和学风浮躁困窘的当今中国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而言，也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长期以来，学界对章门弟子的研究十分薄弱。目前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围绕其中一些个别人物展开，而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则迄今尚付阙如。卢毅同志的专著《章门弟子与近代文化》，可以说是弥补了这一薄弱环节。
本书首次将章门弟子作为一个群体，从宏观层面加以集中考察，尤其是着重结合中国近代文化转型过程中的几个与之相关的方面（如中西文化观演进、近代文学嬗变、伦理思想变迁、语言文字改革、近代学术转型等），来对这一群体进行系统研究，以全面揭示它对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杰出贡献，彰显其应有的历史地位。此外，本书还就章门弟子与章太炎的师生情谊以及同门之间的聚散离合做了详尽梳理，知人论世不失客观公允，且情理交融。缘是，章门弟子的风貌得到了较为完整的反映，一个生动鲜活的学术文化群体的历史形象得以呈现在读者面前。
研究章门弟子，如何处理好群体研究与个体研究的关系，是方法论上的一个难点。卢毅同志对此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在与我的交流中，他曾经举例说，研究章门弟子，必然要谈及鲁迅，但所论述的应该只是作为章门弟子的鲁迅，而不是鲁迅的全部。后一项工作已经有人做了，而且也逸出了本课题的研究范围。他在书中也明确表示：“本书的立意虽是旨在将章门弟子作为一个群体来加以集中的考察，但并非等同于诸多个人研究的简单相加，也不拟讨论他们每个人的全部思想，……质言之，本书主要着眼于章门弟子这一群体内部的有机结合，尤其是他们共同致力的学术文化事业以及由此提出的声气相求的理念主张。”从本书的内容来看，作者的这一思路可谓贯穿始终。我想，他的这种见解是合乎逻辑的，也是严谨的。这实际上是在方法论层面，涉及到了群体研究中各个人物之间的个性与共性的关系问题，或许能为将来类似的群体研究提供一些启示。
本书的另一特色是史料详实。由于章门弟子为数众多，且著述丰富、涉猎广博，所以相关研究资料也十分浩繁。作者能够沉潜其中，从庞杂的报刊、文集、书信、日记、年谱、回忆录等文献中爬梳钩稽出不少珍贵史料，其中不乏罕见者，有些还是首次使用。如他在虽已影印出版，但因字迹潦草导致利用率不高的《钱玄同日记》中，探幽入微，细致考证，发现了以往众人仅闻其名而不知其详的“章门弟子录”的有关记载，为学界初步解开了一个谜团。此外，本书对《朱希祖日记》手稿本的利用，在学界也是比较早的。这些原始资料的发掘和运用，为本书增色不少。
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本书还对一些长期聚讼纷纭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创见。例如关于章门弟子与“古史辨派”的关系，以及鲁迅为何与胡适、顾颉刚等人失和等问题，作者均通过缜密思考和深入辨析，做出了饶有新意的解读。其中，既有人际关系的分析，也有内在学理之比较，反映了作者较为宽广的学术视野。同时在复杂的历史面相前，作者也保留了审慎的态度，表示其中有些观点尚属推论，有待新材料的进一步证实。古人云：“多闻阙疑，慎言其余。”作者的审慎，是值得称道的。
章门弟子与近代文化
前言
前言
一、缘起
近几年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一些长期被忽视的社团群体（诸如会党、流派、机构、团体、报刊等）逐渐吸引了研究者的目光，各种专题性研究也陆续开展，这无疑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不过由于中国近代社会异常纷繁复杂，至今还仍有许多群体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掘，这其中就包括本书的研究对象——章门弟子，而此种状况显然是与这一群体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不相称的。
首先，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来考察。与其师章太炎相似，章门弟子并非完全埋首于书斋生活。他们秉承师训，注重“经世致用”，密切关注时代变迁与风气转移，尤其是在20世纪初期中国两次大的社会思潮变革（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们均表现出积极参与讨论的态度。即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例，尽管各人思想倾向有保守、激进、温和之别，甚至由此导致了同门的分化，但却无一不是基于自己独立的理性思考，都堪称近代文化探索历程中的可贵思想。况且，多数章门弟子与时俱进，甚至还引领一时潮流，如在文学革命、思想革命、语言文字改革等方面，他们皆可谓厥功甚伟、贡献良多。
其次，从学术史研究的角度来考察。作为章太炎的门生，章门弟子大多继承师说，既学有本源，又业有专攻，章氏即曾评曰：“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章太炎：《自定年谱》，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17页。此外，沈兼士、马裕藻、吴承仕等人也莫不各有专长、胜擅一时，而且缘于同门乃至同乡情谊，他们屡屡声气相求、互为奥援，以致引来了所谓“某籍某系”之非议，由此更足见其在当时学术界势力之巨大。尤为关键的是，章门弟子往往在他们各自所主持的学术研究机构，将其源自于师而又有所发展的治学理念付诸实践，由是对中国近代学术转型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思想史还是学术史的研究角度来看，章门弟子都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和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通过对这一群体的集中考察，不仅能丰富与深化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史研究，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和把握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经验教训，为当前正在进行的又一次文化转型提供一些历史启示。
二、学术史
令人颇感遗憾的是，作为一个曾经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学术文化群体，章门弟子迄今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相关的研究成果更是十分匮乏。据笔者检索，近年以此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仅有一篇，即张吉兵《章门弟子与新文化运动》一文。《江汉论坛》1999年第12期。该文从“章门弟子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班底”以及“章门弟子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多方面建树”两个层面，分别论述了章门弟子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可谓选题新颖，视角独特。不过限于篇幅，所论往往过于简略、语焉不详，且有些论断尚可商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