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明清学者之推重史学，大多仍是从经史同源的角度去论证，这事实上并未改变经学独尊的局面。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便说：“治经断不敢驳经，而史则虽子长、孟坚，苟有所失，无妨箴而砭之”。同时，这种观点还进一步导致史学被纳入经学的思想轨道，依附于经学，康有为即宣称：“史学大半在证经，亦经学也。”康有为：《桂学答问》，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9页。对此，邓实在论述清代学术时就指出：“本朝学术，实以经学为最盛。其余诸学，皆由经学而出。”邓实：《国学今论》，《国粹学报》第1年第5号，1905年6月23日。陈寅恪则更严厉针砭说：“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致史学之不振也。”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0页。
到了20世纪初，在章太炎等人的倡导下，这种状况终于有了很大的改观，经史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史学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升。关于近代史学不断升格的过程及原因，详参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一文，收入其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章太炎声明，“经者古史，史即新经”，章太炎：《论读史之利益》，《章太炎讲演集》，第196页。“经学还是历史学的一种”，章太炎：《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爱国心发出来》，《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505页。“孔氏之教，本以历史为宗”，“经即最古之历史也”，《章太炎十次讲学记》，《申报》1922年6月18日。“《春秋》而上，则有六经，固孔氏历史之学也”，章太炎：《答铁铮》，《章太炎全集》第4卷，第371页。“吾人所共知之六经，如《尚书》、《春秋》，记事书，即历史也”，《章太炎讲学第四日记》，《申报》1922年4月23日。由此明确提出“夷六艺于古史”章太炎：《訄书重订本·清儒》，《章太炎全集》第3卷，第159页。的口号。他还说：“六经都是古史，……经外并没有史，经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世的经”，“直到近来，百年前有个章学诚，说‘六经皆史’，意见就说六经都是历史，这句话，真是拨云雾见青天！”章太炎：《论六经皆史》，《章太炎学术史论集》，第26页。“‘六经皆史也’，这句话详细考察起来，实在很不错。……‘六经’无一非史，后人于史以外，别立为经，推尊过甚”。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第18—19页。至于“经”，章太炎也做出了新的诠释。他在1910年出版的《国故论衡》中就解释：“‘经’者，编丝缀属之称，异于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犹浮屠书称‘修多罗’，‘修多罗’者，直译为‘线’，译义为‘经’。盖彼以贝叶成书，故用线连贯也；此以竹简成书，亦编丝缀属也。”章太炎：《国故论衡》，第53页。此后，他还一再强调说：“经字原意只是一经一纬的经，即是一根线，所谓经书只是一种线装书罢了。……可见‘经’不过是当代记述较多而常要翻阅的几部书罢了。非但没含宗教的意味，就是汉时训‘经’为‘常道’，也非本意”，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第4页。“经之训常，乃后起之义。……今人书册用纸，贯之以线。古代无纸，以青丝绳贯竹简为之。用绳贯穿，故谓之经。经者，今所谓线装书矣”。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第44页。概言之，在章太炎看来，“经”的最初含义只是指古书的制作材料和方法，并无任何神圣的意思。
在章太炎这种具有近代意义的经史观的推动之下，章门弟子也奋起打破经学的垄断，提倡史学的独立。沈兼士就对“终清之世，其学不出两部经解”的状况表示强烈不满，他说：“拿经来统制一切学问，……这就是一切学问不能独立自由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沈兼士：《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之趋势》，《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372页。钱玄同也提出，“‘经’是什么？它是古代史料的一部分，有的是思想史料，有的是文学史料，有的是政治史料，有的是其他国故的史料”，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138页。主张一切以史学为依归。他并且表示：“说到我个人对于经学的态度，……我只不过是站在历史的立场上，来研究经的本来面目罢了。”任访秋：《钱玄同论》，《钱玄同印象》，第144页。
无独有偶，朱希祖在介绍章太炎史学思想时同样也说：“先师之意，以为古代史料，具于六经，六经皆史，故治经必以史学治之，此实先师之所以异乎前贤者。且推先师之意，即四部书籍，皆可以史视之，即亦皆可以史料视之，与鄙意实相同也。”朱希祖：《章太炎先生之史学》，《文史杂志》第5卷第11、12期合刊，1945年12月。他还曾表示自己治文字学与经学，亦皆以史学为出发点。朱希祖曾言“余之治文字学经学，皆以史学治之”，但不知为何，他同时又说这一方法“与师法皆异”，甚至说“余则独治史学，非传自师”。见《朱希祖日记》，1939年12月7日条，引自朱偰：《先君朱逷先先生对于史学之贡献》，《东方杂志》第40卷第16期，1944年8月30日。由此出发，他还直接揭橥了捐除“经学”之名、“就各项学术分治”的口号，并且阐明：“经学之名，何以必须捐除呢？因为经之本义，是为丝编，本无出奇的意义。”朱希祖：《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3号，1919年3月。这明显与章太炎的观点如出一辙。此外，朱希祖还深感当时学界对“文学”的界定过于宽泛，“讲授历史，往往与文学不分，所谓‘文史’往往相提并论”，朱偰：《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化史料丛刊》第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73页。
朱希祖
自古以来，均混而为一；且往往以史学为文学之附属品。观近代史学名家章学诚尚著《文史通义》，其他可知。惟唐刘知几深恶文人作史，（期）史学脱离文学而独立，特著《史通》以表其义。兹故以《史通》20卷为讲演之书；而以《文史通义》为参考之书。”北京大学编：《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1924—25年度），第2—3页，转引自刘龙心：《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一文，收入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35页。刘文从学科体制角度详尽阐述了近代史学的独立化与科学化，极具启发意义。言词中充满了对史学独立的孜孜追求。
从学术界的反应来看，朱希祖“捐除经学之名”的口号逐渐成为了人们的广泛共识。吕思勉在1921年就回应说：“窃谓以经学为一种学问，自此以后，必当就衰，且或并此学之名目，而亦可不立，……夫以经学为一种学科而治之，在今日诚为无谓，若如朱君之说，捐除经学之名，就各项学术分治，则此中正饶有开拓之地也。”吕思勉：《答程鹭于书》，《吕思勉遗文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页。
更关键的是，章门弟子还在其主持的机构中贯彻了史学独立的思想。1917年，在蔡元培的积极支持下，北京大学以协助国史编纂为名，正式成立了中国史学门。1919年6月，章门弟子康心孚被推选为史学门首任主任。在其任内，他废门改系，将史学门改为更具有近代学科意义的史学系。同年11月，康心孚病逝，朱希祖接任史学系主任，此后历任该职十余年之久。在他的精心经营之下，北大史学系“在国内各大学中首创现代历史学系的课程和规模”，朱偰：《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文化史料丛刊》第5辑，第173页。由此“打定了史学独立的基础”。沈兼士：《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之趋势》，《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372页。1929年1月，在朱希祖等人的发起下，中国史学会正式成立，他并且以最高票当选史学会首席委员，钱玄同、沈兼士等章门弟子也同时当选，朱偰：《先君逖先先生年谱》，《文史大家朱希祖》，第161页。这是中国历史学界成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历史学会，几乎同时，以中央大学为主体，南京中国史学会也发起成立。关于中国史学会的发展历程，详参桑兵：《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会》，《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从而在学科体制上标志着史学实现了真正的独立。
今天看来，章门弟子对传统经史观的颠覆以及在学科体制上的相关创设，不仅完全剥除了经学的神圣华衮，大大动摇了经学的地位，而且还最终宣告了经学的解体和史学的独立。时至1935年，陈寅恪即曾总结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0页。
二、“现代之史学，已为科学的史学”
中国近代史学转型除了实现史学的独立之外，还着重体现在史学的科学化上。在这一方面，章门弟子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曾经写道：清代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有科学的精神”；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页。此后，他还多次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中重申：“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56页。“乾嘉间学者，实自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科学的古典学派’”。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8页。客观说来，这种观点深刻揭示了史学科学化的内在根源，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但是从实际的情形来看，中国史学的科学化历程却是在20世纪前后，通过章太炎等人的大力提倡和实践才正式发端的，这主要反映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开始引入西方近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作为晚清国粹派领袖，章太炎虽然反对盲目“欧化”，但并不排斥输入西学，他曾公开宣称，“五大洲之册籍，吾不能博发而扬诩之，吾则瞀矣”，章太炎：《译书公会叙》，《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45页。因此积极主张学习西方近代科学，以传播西学为己任，并从中获益不少。梁启超便评价他“既亡命日本，涉猎西籍，以新知附益旧学，日益闳肆”，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86页，孙宝瑄也赞叹说：“太炎以新理言旧学，精矣！”孙宝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66页。章太炎自己亦表示“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讲演集》，第1页。并说：“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闲，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时有概述。”章太炎：《菿汉微言》，《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734页。另据宋教仁回忆，章太炎刚出狱到东京与他见面，“甫通姓名，即谈及哲学研究之法，询余日本现出之哲学书以何为最”。宋教仁：《我之历史》，《宋教仁集》下册，第619页。由此可见，章太炎的西学视野是相当开阔的。
章太炎在日本
具体说来，在历史研究方面，章太炎1893年撰写《膏兰室札记》时，就已经开始旁征博引西学书籍以诠释《管子》、《淮南》。1900年，他在《中国通史略例》中更系统提出：“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外人言支那事，时一二称道之，虽谓之古史，无过也。亦有草昧初启，东西同状，文化既进，黄白殊形，必将比较同异，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虽希腊、罗马、印度、西膜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若夫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章太炎：《訄书重订本·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第3卷，第331页。在这里，他从中国历史研究着眼，第一次广泛地论述了西方近代考古学、比较史学、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等理论与方法的重要意义，并强调其“于作史尤为要领”，这无疑标志着中国史学科学化的发端。
第二，主张历史研究必须讲求条理系统，使之成为一门社会科学。作为一门新兴社会科学，近代史学与传统史学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差异除了体现在是否运用了西方近代的科学理论与方法之外，还反映在是否具有条理系统性。在中国传统史学中，虽也曾出现过一些“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鸿篇巨制，但总体来说仍以拘于史料考订的著述居多。这些考史著作固然包含了梁启超所谓的“科学精神”，却往往过于琐碎，“寻其枝叶，略其本根”，［清］段玉裁：《经韵楼集·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小学恭跋》，《段玉裁遗书卷八》，（台北）大化书局1977年影印版，第14页。缺乏条理系统，不能总揽全局、贯通全史，更无法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此，章学诚即曾批评说：“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524页。凌廷堪也严厉针砭道：“搜断碑半通，刺佚书数简，为之考同异，校偏旁，而语以古今成败，若坐雰雺之中，此风会之所趋而学者之所蔽也。”［清］凌廷堪：《大梁与牛次原书》，凌廷堪著、王文锦点校：《校礼堂文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00页。
有鉴于此，章太炎积极主张吸收西方近代科学讲求条理系统的优长，以此来改变传统史学流于琐碎的弊端。他说：“学者第一要懂得大体”，章太炎：《研究中国文学的途径》，《章太炎讲演集》，第76页。“论史须明大体，不应琐屑以求”，章太炎：《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章太炎讲演集》，第229页。“倘若琐碎地去求，就是白首穷经，也无补于事的”。章太炎：《论求学》，《章太炎讲演集》，第80页。因此，“所贵乎通史者，……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章太炎：《致梁启超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67页。“必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熔冶哲理，以逐逐末之陋”。章太炎：《訄书重订本·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第3卷，第331、329页。他还分辩说，“史有三长，谓才、学、识。‘作史’者必兼具三事，‘考史’者只须一‘学’字耳。其难易不同”，章太炎：《与支伟成》，《章太炎书信集》，第828页。并且回顾自己最初“对于学问，总求精奥，后来觉得精奥也无甚用，就讲大体，对于前人所未发者，虽然也曾加以发明，但琐碎的是总不讲了”，“这样去讲求，就能得着系统。得了系统，就可以卸烦”。章太炎：《研究中国文学的途径》，《章太炎讲演集》，第75页。今天看来，章太炎这种对系统性的强调，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关于这一点，毛子水曾经盛赞说：“我们一大部分的‘国故学’，经过他的手里，才有现代科学的形式。”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