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以上所论，虽大多发表于晚年，但有关《救学弊论》演讲的报道则在1924年便已见诸报端，应对章门弟子的取向产生了不小影响。1925年12月，周作人就针对胡适关于《诗经》中《野有死麋》的释文批评说“有些地方太新了，正同太旧了一样的有点不自然”，“未免可笑”，并指出“守旧的固然是武断，过于求新者也容易流为别的武断”，同时他还引英国民间故事中一句话提醒“疑古”者：“要大胆，要大胆，但是不可太大胆！”周作人：《谈〈谈谈诗经〉》，《谈龙集》，第131—133页。陈以爱也提及了这一材料，参阅《学术与时代》，第218页。这与章太炎在《救学弊论》中所阐发的观点基本相近。而沈兼士1941年在总结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趋势时也说：“我国号称有五千年的文化，而旧史记载多令人不敢置信，若一味疑古，凿空立说，亦为缺陷。吾人倘能利用上述之新材料，新方法，重新证实我们民族光辉灿烂之信史，岂不是空前的一大收获吗！”沈兼士：《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之趋势》，《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384页。这与其师章太炎晚年所论也如出一辙。
第二，章门弟子与胡适之间的矛盾。相对于早已在北大根深蒂固的章门弟子，留美归国的胡适虽在1917年进入北大，但仍然是一个圈外人。章门弟子的乡籍观念十分强烈，同属留日派但是皖籍的陈独秀的离职，便是因为沈尹默等人“在后面捣鬼”；参见胡适：《致汤尔和》，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67页、676、678页。甚至同属章门弟子的黄侃的辞职，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其非浙籍有关。在这种盘根错节的人事纠葛中，皖籍留美的胡适显然是一个外来闯入者，除钱玄同与之交好，其余章门弟子大多敬而远之，胡适后来即曾颇有怨言地回顾说：“尹默诸人后来用种种方法排挤我”。参见胡适：《致汤尔和》，《胡适书信集》中册，第676页。而顾颉刚恰与胡适交往甚密，他从北大毕业后留校工作正是得力于胡适，《顾颉刚自传》（三），《东方文化》1994年第2期。其疑古思想的萌生也与胡适的启发和鼓励密不可分，二人关系可谓相当亲近，由是他也难免遭到牵连，被多数章门弟子疑忌。顾颉刚曾在日记中诉说：“兼士先生与我相处三年，而处处疑忌我为胡适之派，……可见他之拉我，非能知我，乃徒思用我耳。”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第137页。“总之，在北大中，浙派与皖派处处闹独立，而我在夹缝中度生活，所谓两姑之间难为妇者，生涯亦可怜矣。”《顾颉刚日记》第1册，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第673页。另据顾氏回忆，他将胡适交予他的文章在国学门刊物发表，结果被沈兼士怒斥：“他不是研究所的人，为什么他的文章要登在研究所的刊物上！”其实胡适“明明是研究所的委员，而且是研究生的导师”。《顾颉刚自传》（三），《东方文化》1994年第2期。顾颉刚由此认为沈兼士等人的“心肠真狭窄，教我如何能佩服！”顾颉刚：《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29页。于是“和沈先生就渐渐疏远起了，他当然对我很不高兴”。《顾颉刚自传》（三），《东方文化》1994年第2期。今天看来，其中的是非曲直尽管仍难以判断，但多数章门弟子未对胡适、顾颉刚提倡的“疑古”表现出积极的响应，或许正与双方的这种内在矛盾不无关系。对此，胡适曾在日记中感叹，“与玄同在春华楼吃饭，谈《诗经》甚久。玄同赞成我整理旧书的计划，但我们都觉得此事不易做。现今能做此事者，大概只有玄同、颉刚和我三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室编：《胡适的日记》下册，1922年8月28日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1页。这明显是未将国学门中的其他章门弟子视为志同道合者。关于这一问题，可参阅刘召兴《朱希祖与胡适——兼及章门弟子与英美派在北大的历史关系》一文，载《东方论坛》2006年第6期。
总之，由于学术观点的不同，兼之章太炎的影响和人脉关系的纠葛，北大国学门中的章门弟子对“疑古”的态度十分复杂，其中大多数不曾积极参与“古史辨运动”。不过缘于交情深厚，他们即使有保留的意见，也从未将同门的分歧公开化。在此方面，钱玄同1916年1月3日的日记颇耐人寻味，他写道：“余之治经，宗孟、荀、贾、董迄刘向以来之说，排斥新室以后之伪古说，同人中颇有以师未死而遂背，疑为故立异论，以为逢蒙杀羿之举，至余虽自信不敢党同门妒道真，求学惟求心之所安，然三人成市虎，人言亦可畏，故宁藏拙而不登也。”《钱玄同日记》第3册，1916年1月3日条，第1390页。这一方面说明当时就已有同门谨守师说，与之发生学术观点的分歧，认为他“故立异论”；另一方面，钱玄同此时“宁藏拙而不登也”，正是为避免“党同门妒道真”之嫌，这无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章门弟子力求团结、顾全大局的品格。而钱玄同后来虽积极赞成“疑古”，但其他持保留意见的章门弟子同样也出于对维持内部稳定的考虑，并未加以公开反对，这或许便是绝大多数章门弟子与“古史辨派”始终保持一种若即若离微妙关系的深层缘由。
至于陈以爱所推测的胡适在《发刊宣言》中为顾及同人的不同意见，特意避开了“疑古”一点以免引起争议，这一推论虽然或许是目前关于这一问题最接近事实真相的解释，但也有待于进一步查证。胡适固然曾在日记中诉说，“这一星期中，……作《〈国学季刊〉序言》，约一万多字，颇费周折；这是代表全体的，不由我自由说话，故笔下颇费商量。我做的文章之中，要算这篇最慢了”，“晚上修改《〈季刊〉序》。此序给玄同看过，他有信来，指出几点，故引起我的更动”，《胡适的日记》下册，第516—517页。但是并未点明与“疑古”有关。笔者查《钱玄同日记》记载，“适之做了一篇北大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约一万多字，他叫我看。我下午在家看了一过，指出几处毛病请他改正”，《钱玄同日记》第5册，1922年11月18条，第2380页。也没有明确透露他所建议修改的内容。此外，陈以爱的另一重要根据是胡适1921年7月31日在东南大学暑期班演讲《研究国故的方法》时，着重强调了要用“疑古的态度”来整理国故，而且在1920—1921年，他还屡向顾颉刚重申“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之旨，可见“疑古”是20年代初胡氏提倡“整理国故”的一个中心见解，但《发刊宣言》对此却只是轻轻带过、略去不谈，她由此推断这是胡适为了顾及国学门全体同人而有意为之。陈以爱：《国学门》，第245—247页。如今看来，这一证据尚不够充分，毕竟胡适《发刊宣言》除在开头“整理古书”一段中提及“真伪的考订”，还在篇中“结账式的整理”中号召大家“总结《诗序》、《诗辨妄》、《诗集传》、《伪诗传》，姚际恒、崔述、龚橙、方玉润……等二千年猜谜的账”，其中涉及的都是历代疑古辨伪者，并非略去不谈。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2、9页。况且，《发刊宣言》之所以没有专门列出“疑古”一条，或许也有可能是因为《发刊宣言》主要侧重国学门“整理国故”的建设方面，不便突出宣扬较倾向于破坏方面的“疑古”。总之，在缺乏更直接证据的情况下，这一问题尚难定论。陈以爱后来在其著《学术与时代》中也不再提及这一推论，参阅《学术与时代》，第32—33页。
二、“得着钱玄同先生的助力最大”
如果说大多章门弟子与“古史辨派”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那么钱玄同则是旗帜鲜明地赞成“疑古”，柳存仁在《纪念钱玄同先生》一文中就评价说：“在古史运动初期的时候，（他）最能发挥疑古的精神，这是一般人士都公认的”。柳存仁：《纪念钱玄同先生》，《钱玄同印象》，第154页。
（一）钱玄同疑古思想的渊源
究其渊源，钱玄同疑古思想主要源自历代辨伪学风和清末今文经学。他早年深受刘知几疑古思想的影响，曾在1908年2月3日的日记中记载，“晚阅《史通》，先取前儒所痛斥为非圣无法之‘疑古’观之，觉其伟论卓识，独具眼光，钦佩无量”；《钱玄同日记》第2册，1908年2月3日条，第492页。2月4日，他又续“阅《史通》‘载文’、‘惑经’篇”。《钱玄同日记》第2册，1908年2月4日条，第493页。此外，富有怀疑精神的宋学也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他。他在1921年1月5日的日记中便说：“宋明人说经，勇于疑古是其特长，我们要整理国故，很应该参考者也。”《钱玄同日记》第4册，1921年1月5日条，第1920页。据其自述，他先后“读郑渔仲之《诗辨妄》（辑本），朱晦庵之《诗集传》，王鲁齐之《诗疑》，姚立方之《诗经通论》，崔东壁之《读风偶拾》，方鸿濛之《诗经原始》，啖叔佐、赵伯循、刘原甫、胡康侯、陈君举诸家论《春秋》之书，及朱晦庵、叶水心、姚立方、崔东壁诸人论群经之文”，由是“乃知唐宋以来不用汉儒旧说而自创新义者，其见解胜于汉儒者甚多”。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328页。
当然，在钱玄同疑古的思想渊源中，清末今文经学是最重要的一环。他在早年《自撰年谱》中即曾写道：“1899年，不肖读《公羊》，便觉其陈义可爱，当时固不知今古文之别，然终觉夫子大圣，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必不能免，绝非如《左氏》之陈陈相因者比也。”《钱玄同自撰年谱》，《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314页。时至晚年，他仍在《刘申叔先生遗书序》中回顾：“余自辛丑（一九○一）读刘申受先生之《左氏春秋考证》及《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以后，即尊公羊而黜左氏，信今文而疑古文”，“深信《公羊》最得经意，《左传》必有讹窜，愿为卖饼家，不作太官厨”。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327、326页。由此可见，他早年在今文经学的影响之下，已对《左传》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认为“何以左丘明之事实便可信，义可伪造，事宁不可伪造乎？”《钱玄同日记》第3册，1917年3月28日条，第1565页。1911年2月，钱玄同又拜谒与章太炎同为俞樾诂经精社弟子，但却信奉今文的崔适，此后“时向崔君质疑请益”，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134页。“始借读《新学伪经考》，……自此也笃信‘古文经为刘歆所伪造’之说”，更进一步倾向于今文经学。他在1921年3月23日致顾颉刚信中即曾说：“我对于经，从一九○九年至一九一七年，颇宗今文家言，我专宗今文，是从看了《新学伪经考》和《史记探源》而起：……自一九一一年读了康崔二氏之书，乃始专宗今文。”钱玄同：《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225页。
此外，钱玄同还对清末今文学运动做出了高度评价，他说：“我认为一百年来的‘今文学运动’是咱们近代学术史上一件极光荣的事。它的成绩有两方面：一是思想的解放，一是伪经和伪史料的推翻。……这一件推翻许多伪史料的工作，对于咱们的古代学术史、思想史、政治史、制度史是有永远不朽的大功的！”钱玄同：《〈左氏春秋考证〉书后》，《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297—303页。他还盛赞廖平“洞见道本，一扫汉唐笺疏、魏晋清谈、宋明空谈之说，两千年来未有之一人”，《钱玄同日记》第3册，1916年1月6日条，第1399页。并夸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是一字千金之伟著”，《钱玄同日记》第5册，1923年1月15日条，第2478页。“是一部极重要极精审的‘辨伪’专著”，“一千九百多年以来学术史上一个大骗局，至此乃完全破案”。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132、139页。他甚至还提出自己所撰写的《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一文，最好改题为《继续刘申受、康长素、崔觯甫诸先生而辨伪经》，钱玄同：《致顾颉刚》，《古史辨》第5册，“最后一页”。这无疑是公开宣布自己的“疑古”乃继清末今文经学而起。
（二）钱玄同对“古史辨运动”的贡献
如前所述，钱玄同的疑古思想主要是来源于清末今文经学的影响，但正如柳存仁所评价，“钱先生可以算是承袭着清代道咸间今文家极盛的余绪，而又启发了现代的用科学的治学方法来扩大辨伪运动的第一个人”。柳存仁：《纪念钱玄同先生》，《钱玄同印象》，第153页。钱玄同并未局限于清末今文经学，而是运用现代科学精神继续前行，从而超越了历代疑古辨伪的成就，为“古史辨运动”做出了卓越贡献。
第一，一再鼓励顾颉刚等人要勇于“疑古辨伪”。
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回顾自己与钱玄同结识时曾说：“玄同先生，我虽在《新青年》上久读他的文字，又同处一校，可是没有认识；自与适之先生计画《辨伪丛刊》之后，始因他的表示赞同而相见面。”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我与古史辨》，第55页。由此可见，二人正是在“疑古辨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共识。此后，钱玄同还一再对顾颉刚表示：“我并且以为不但历史，一切‘国故’，要研究它们，总以辨伪为第一步”，钱玄同：《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224页。“我们要看中国书，无论是否研究国学，是否研究国史，这辨伪的工夫是绝不能省的”。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251页。而当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在史学界激起一场“古史大讨论”时，钱玄同立即发表了《答顾颉刚先生书》、《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二文，对顾颉刚表示公开支持。他明确肯定顾颉刚这一见解“真是精当绝伦”，“希望先生用这方法，常常考查，多多发明，廓清云雾，斩尽葛藤，使后来学子不致再被一切伪史所蒙”，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235页。并提出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一）要注意前人辨伪的成绩。（二）要敢于‘疑古’。（三）治古史不可存‘考信于六艺’之见。……研究国学的第一步便是辨伪。”与此同时，他还疾声呼吁说：“我们研究的时候，应该常持怀疑的态度才是。……而‘赝鼎’最多的国学界，尤非用此极炽烈的怀疑精神去打扫一番不可。”钱玄同：《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253—255页。为了表明自己“疑古”的态度和决心，他甚至还在1925年8月废姓，直接以“疑古玄同”为名。《古史辨》第1册目录页说明：“玄同先生于十四年八月中废钱姓而以疑古玄同为名”。另外，《钱玄同年谱》1921年条记述：“是年，钱玄同开始以‘疑古’为别号”（《钱玄同年谱》，第56页）。同年12月，当顾颉刚筹划在《国学门周刊》刊登一期“《说文》证史讨论号”，反击柳诒徵的批评时，钱玄同也予以积极的响应，他撰文声明：“他们看错咱们啦。咱们对于一切古书，都只认为一种可供参考的史料而已。对于史料的鉴别去取，全以自己的眼光与知识为衡，决不愿奉某书为唯一可信据的宝典。”钱玄同：《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2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