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钱玄同在1933年1月2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弟子录》的有关信息。尽管其中有些字迹模糊，而且还涂抹了几处墨渍，但还是可以辨识出以下内容。
建功雅于东华春。他示我以潘□□致顾□□□。对我说顾称老夫子自开弟子录□□□□□廿二人，十九生、三死，如左：黄侃、吴承仕、钱玄同、汪东、朱希祖、马裕藻、沈兼士、□□□、马宗芗、贺孝齐原书“加孝齐”，应是贺孝齐。、□□□、陈嗣煌、钟正楙、马宗霍、马根宝、黄人熙、潘承弼、徐耘刍、孙至诚，共十九人。
已故：袁丕钧、潘大遒、康宝忠
不但周氏兄弟未书，□共一批不与，连龚未生、范公农、张□□、张敬铭也不在内，甚至连景梅九、景太昭也不在内。断烂朝报乎？微言大义乎？殊难分。《钱玄同日记》第9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影印版，第4592页。其中难以辨识的字，标示以□。另，本书下引《钱玄同日记》各卷均为该版本，不再逐一注明。
其二，在1933年7月3日的日记中，钱玄同又写道：“晨得检斋信，知渠已于七月一日回平了。并寄来二十二年三月所印章门弟子录一份，其中竟有启明。十时访检斋。”《钱玄同日记》第9册，第4841页。
钱玄同1933年1月2日日记手迹
根据以上信息，我们可以推断钱玄同第一次是在1933年1月2日，通过魏建功得知《弟子录》收录之人的，其中共有22人（即所谓“十九生三死”），这应是章太炎1932年底最初刊刻的《弟子录》。对于这份《弟子录》遗漏了许多人，钱玄同显然感到十分意外，以至一时难以判断这究竟是“断烂朝报”还是有什么“微言大义”。而他在同年7月3日第二次见到的，则是吴承仕寄来的本年3月修订后的《弟子录》，按章太炎所说，“所录约计五十人左右”。这次钱玄同同样也吃了一惊，“其中竟有启明”。钱玄同对此感到吃惊，或许是因周作人曾“谢本师”，而章太炎仍将其补入。于是，他立刻拜访了刚从章氏处归来的吴承仕，以了解有关内情，并随即于次日致信周作人告知此事，这也就是前引钱玄同本年7月4日致周作人函的由来。
目前尚令人困惑的是，钱玄同在该年日记首页空白处还写下了以下人名：黄子通、幼渔、兼士、启明、逷先、□上、大招、原书“大招”，应是“太昭”，即景耀月。叔永、季茀、豫才、均甫、□□□、旭初。《钱玄同日记》第9册，第4591页。这些显然与章门弟子有关的人名意味着什么？首先可以肯定，这不是《弟子录》本身的内容，因为其中包括了第一次未收入的周作人以及始终未收入的黄子通、任鸿隽、鲁迅、许寿裳、钱均甫。由此来看，这或许是钱玄同1月2日首次目睹《弟子录》之后触景生情，回忆起当年的同门时所留下的一份记录。
根据上述《钱玄同日记》有关“章门弟子录”的记载，我们可大致了解到章太炎1932年初刻《弟子录》时收入的22人，但1933年修订后所收“五十人左右”的具体名单仍然无从知晓。而且如前所述，章太炎编印这份《弟子录》颇为随意，他自己也承认“颇有夺漏”，所以是否被《弟子录》所收入，并不能成为衡量是否章门弟子的绝对标准。它只是一份可供佐证的参考资料，至于章门弟子究竟具体包括了哪些人，从中实难稽考。
不过通过其他一些回忆文章，我们还是能大致了解章门弟子的脉络，如周作人就说：“同门中以时代先后，分出东京、北京、苏州几个段落”。而此三段落，尤以早年东京国学讲习会，特别是《民报》社听讲的弟子最为突出，这可从章太炎本人的屡次自述中看出来。
如前所述，东京国学讲习会最初成立于1906年9月，但当时讲学似尚未形成定例，而且仍多属公众演讲性质，听众过多，不利于师生交流。章太炎当年就对其中“发问和辩论最多”马巽：《光复会的点点滴滴》，民盟北京市委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80年。的钱玄同说：“此间耳食者多，微言大义则易受，发疑解滞则难知。”章太炎：《与钱玄同》，《章太炎书信集》，第99页。而1908年4月在大成中学开讲的国学讲习会亦是如此，一个听讲者后来便回忆说：“执经入座，毕讲而退，先生固不知也。”余云岫：《余杭章师逝世三周年追忆》，《追忆章太炎》，第61页。由此可见，这种普通班讲学的效果并不显著。
而《民报》社讲学则显然带有精讲班的性质，听讲者国学根底较深，且人数不多，有利于教学相长。章氏当时即颇感欣慰地说：“讲习会近有二十许人，其眇合玄契者，虑得数人”，章太炎：《与梁启超》，《章太炎书信集》，第46页。“杂宾不至，从游者皆素心人”。章太炎：《与钟正楙》，《章太炎书信集》，第250页。后来在自撰年谱时，他仍不禁遥想当年、津津乐道：“《民报》既被禁，余闲处与诸子讲学”。章太炎：《自定年谱》，《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299页。显而易见，这次讲学给章太炎留下了十分深刻和满意的印象，以至于终其一生，每逢讲学，他都将之与东京讲学相较，诚可谓念兹在兹、不忘于此。
例如，1913年底，困居北京的章太炎应早期弟子之劝，重开国学会，“到者约百人”，章太炎：《与汤国梨》，《章太炎书信集》，第536页。颇为轰动。但其实他当时便清醒意识到：“都下学子习染颇深，恐粪土不可施杼槾耳”，章太炎：《与钱玄同》，《章太炎书信集》，第148页。“讲学之事，聊以解忧。……北方学子恐亦未必能大就也”。章太炎：《与汤国梨》，《章太炎书信集》，第538页。
又如，章氏晚年在苏州创办国学讲习会，一时影响颇大，“全国响应，各地学子，纷纷负笈来苏”，沈延国：《记章太炎先生·在苏州》，《追忆章太炎》，第412页。“东及扶桑，南暨越裳，华夏群贤毕至，锦帆路上，车马云屯”，诸祖耿：《太炎先生国学讲演录序》，《追忆章太炎》，第452页。可谓盛况空前、热闹非凡。但其中却不乏出于功利目的而盲目攀附者，马叙伦就曾针砭章氏“晚年以旧学不传为忧，而投贽者遂众，所进者杂，……率借此标榜以为己利”。马叙伦：《章太炎》，《追忆章太炎》，第26页。其实，章太炎早在1906年所撰《箴新党论》一文中就已清醒认识到：“弟子与门生为二。……以受业者为弟子，其依附名势者为门生”（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39页），这说明他认为弟子必须经过长期考验，除“学而不终与绝无成就者”不能视为弟子外，“依附名势者”亦充其量仅是门生。而是否“依附名势”，短期则无法判断，这或许便是他未将晚年在苏州所收弟子列入《弟子录》的一个原因。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学界对“弟子”的界定也普遍十分严格，刘赜就认为“今日讲堂中学生，未可遽以弟子相待”，见《师门忆语》，湖北文史研究馆编：《黄季刚先生诞生五十周年逝世一百周年纪念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更重要的是，与东京弟子相较，这批苏州弟子的国学根底显然有所不如。章太炎本人即曾在1933年3月20日致钱玄同的信中指出：“苏州新收弟子约十余人，其中素有根柢者凡二三人，余即未逮”章太炎：《与钱玄同》，《章太炎书信集》，第153页。。1935年5月5日，他又再次在致钱玄同信中表示：“徙苏州后，亦尚从事讲学，然今学子根柢浅薄，求如东京之盛，不可得已。”章太炎：《与钱玄同》（1935年5月5日），《章太炎书信集》，第155页。该函原系于1936年，有误。因开篇所言“校勘”，当指钱氏为其校勘《章氏丛书续编》，不可能在《续编》出版一年后。另，函中所提及刘半农归葬香山一事，亦发生于1935年。此外，他还在1934年7月20日致吴承仕函中写道：“在苏新收学子数人，视前者皆不可及，盖根柢素薄使然。”章太炎：《与吴承仕》，《章太炎书信集》，第368页。
很明显，在章太炎心目中，东京讲学已成为一个不可逾越的巅峰。以至于他在晚年编印《弟子录》时，“大抵以东京学会为首”。
而正如章太炎所期许，早期东京弟子尤其是《民报》社听讲诸子，确实学有本源、业有专攻，所以“后来这些听课者大多成为著名的学者，在文化教育界举足轻重”，许寿裳：《致林辰》，《许寿裳先生书简抄》，《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辑。这无疑是后期弟子无法比拟的。今人往往将曹聚仁视为章门弟子，乃至与鲁迅等人相提并论，这固然也可成立，但曹氏本人对此则有相当的自觉，他曾说：“章门弟子，前期就是他们七人（后期的也得分别来说的，像笔者一样，只能算是私淑弟子了）。”（《鲁迅评传》，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17页）并且说：“鲁迅是章太炎的入室弟子，我呢，已经是后辈又后辈了。钱玄同先生和鲁迅是同辈，我的老师单不庵和钱玄同一辈，我是该退居后辈的。”（《鲁迅与我》，钟敬文、林语堂等：《永在的温情——文化名人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18页）这无疑强调了章门弟子的分期。而且缘于同门乃至同乡情谊，他们在民国时期一系列文化事件中，屡屡声气相求、互为奥援，以致被人们指为“某籍某系”。由此可见，曾经在民国知识界风云一时的章门弟子，指的即是这批早期弟子。因此，本书的研究对象也着重于此。
具体说来，本书所论述的章门弟子，主要有以下一些代表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