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学术研究之外，在政治思想与文化思想上，章门弟子也对章太炎多持异议。尤其是当章氏晚年“既离民众，渐入颓唐”，“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46、545页。“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动”周作人：《谢本师》，《语丝》第94期，1926年8月28日。，又参与复古投壶的闹剧，由是引起了章门弟子的普遍不满。钱玄同即曾致信胡适指出：“‘敝老师’底思想，的的确确够得上称为昏乱思想了。我以为他这种思想，其荒谬之程度远过于梁任公之《欧游心影录》。吾侪为世道人心计，不可不辨而辟之也。……我是时时刻刻希望你来打些思想界底防毒针和消毒针。”钱玄同：《致胡适》，《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14页。鲁迅也批评章太炎“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鲁迅：《趋时和复古》，《鲁迅全集》第5卷，第536页。周作人的态度更是激烈，他先是在《思想界的倾向》一文中，针对章氏上海讲学表示：“对于太炎先生的学问，我是极尊重的，但我觉得他在现在只适用于专科的教授而不适于公众的讲演，否则容易变为复古运动的本营，即使他的本意并不如此。……太炎先生的讲学固然也是好事，但我却忧虑他的结果未必能于整理国故的前途有十分的助力，只落得培养多少复古的种子，未免是很可惜的。”周作人：《思想界的倾向》，《谈虎集》，第88—89页。此后，他更仿效当年章太炎对俞樾所为，发表《谢本师》一文宣称：“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的也就不是我的师。先生昔日曾作《谢本师》一文，对于俞曲园先生表示脱离，不意我现今亦不得不谢先生，殆非始料所及。”周作人：《谢本师》，《语丝》第94期，1926年8月28日。
总之，无论是从文学、小学、经学等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还是从政治与文化思想来看，章门弟子都没有完全墨守成规，而是独立思考，敢于突破师说的樊篱，从而形成了传承与发展相结合的师生关系。
曾“谢本师”的周作人
第四，形成了相互宽容和理解的师生关系。
在章太炎及其弟子的师生关系中，最值得今人深思的是他们之间的相互宽容和理解。一方面，如果没有章太炎的鼓励，章门弟子或许难以在继承师说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关于这一点，章氏晚年曾引戴震语提出，“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而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并阐明：“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学术怎会发展；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故往往青出于蓝，后来居上。”汤炳正：《忆太炎先生》，《追忆章太炎》，第459页。有鉴于此，他对弟子的创新总是持一种积极鼓励的态度，朱希祖即曾说：“章先生之教弟子，以能有发明者为贵，不主墨守。”朱希祖：《文学论》，《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1期，1919年1月。具体说来，他曾褒奖黄侃“虽以师礼事余，转相发明者多矣”，章太炎：《题黄侃梦谒母坟图记后》，《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473页。言词中显然不无欣慰。而即使是弟子“背师”，章氏也十分宽容，如钱玄同虽“谈经多主今文，颇与先师相违，而先师不以为牾也”，《朱希祖日记》，1938年7月28日条，转引自朱元曙：《朱希祖与钱玄同》，《万象》2006年4月号。他虽然戏称钱玄同为“翼王”，却仍与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托之以编校《章氏丛书续编》的重任。甚至连曾经“谢本师”的周作人，他也既往不咎，不仅在1932年北游时一共赴宴照相，并为其书陶渊明《饮酒》条幅，《周作人日记》下册，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40页。而且还在1933年修订《弟子录》时将其补入，充分反映了他宽容大度的胸襟。另外，章太炎对多持异议的鲁迅也并未淡漠，他在北游时的一次聚会上就问起：“豫才现在如何？”当有同门说起鲁迅现在上海，颇被一般人疑为左倾分子时，章氏随即解释说：“他一向研究俄国文学，这误会一定从俄国文学而起”，孙伏园：《惜别》，《鲁迅先生二三事——前期弟子忆鲁迅》，第68页。明显流露出一种关切之情。
而另一方面，章门弟子同样也对章太炎抱有着一贯的尊敬和理解。如黄侃“于并世老宿多讥弹，惟于太炎先生，则始终服膺无间，有议及章先生者，先生必盛气争之，犹古道也”，汪辟疆：《悼黄季刚先生》，转引自许嘉璐：《黄侃先生的小学成就及治学精神》，《黄季刚先生诞生五十周年逝世一百周年纪念集》，第95页。大有以师门护法自居的气魄。而吴承仕晚年虽“再不以其业师章太炎的衣钵为满足”，吕振羽：《悼吴检斋先生》，《吴承仕同志诞生百周年纪念文集》，第152页。却也公开撰文为章太炎辩护，强调其民族意识与一般复古论者不同，“对于语言文字学、经学、诸子学有绝大开发、绝大贡献的章太炎先生，本来是个精通佛学的绝对唯心论者，在他功成名立年将七十的晚年，自然而然地会走上那‘复古运动’的挣扎之途。从表面看来，似乎与现时的规复祀孔、整理祭田、提倡四维八德等是互相唱和着的，更使前进的青年们，对他发生了不快之感。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他的民族意识，是最敏感最坚固最彻底的；同时他那不屈不挠的节操，经过坐牢三年、软禁一年、绝食七日种种艰苦，到现在仍旧保持不变。由于前者，他认识抗战是民族解放的出路；由于后者，他认识当局某种借口是摧残救国运动的工具而敢于揭破他。”吴承仕：《特别再提出章太炎的救亡路线》，《吴承仕文录》，第166页。他还表示：“太炎先生对他的老师表示决裂，写过‘谢本师’。我的老师不同意我现在走的路，我不会做出他那样的表示。”张枬：《永难泯灭的记忆》，《吴承仕同志诞生百周年纪念文集》，第81页。
至于当年曾公开“谢本师”的周作人，后来也不无歉意地承认此举“不免有点大不敬了。……与实在情形是不相符合的”。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第619页。而钱玄同尽管亦曾“背师”，却自始至终地都在日记中尊称章太炎为“章师”，体现了一种发自内心的由衷敬仰。当章氏1932年北游时，他更是几乎全程陪同，担任讲演口译。对此，钱穆曾感叹说：“玄同在北方，早已改采今文家言，而对太炎守弟子礼犹谨如此。……要之，在当时北平新文化运动盛极风行之际，而此诸大师，犹亦拘守旧礼貌。”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82页。而当得知章氏病逝消息时，钱玄同又多次致信友人说，“噩耗传来，中心震悼，莫可言喻”，钱玄同：《致郑裕孚》，《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71页。“噩耗传来，悲痛万分”，钱玄同：《致潘景郑》，《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303页。哀痛之情溢于言表。关于钱玄同对章太炎的感情，周作人曾经评价说：“弟子们中自然当以黄季刚居首，太炎也很看重他，可是说到真是敬爱老师的还须以钱玄同为最，虽然太炎曾经戏称封他为翼王，因为他‘造过反’，即是反对古文与汉字。……可是他对于先生的尊敬三十年如一日，……爱真理时尽管造反，却仍是相当地爱吾师，这不是讲学问的人最好的态度么。”周作人：《章太炎的弟子》，《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第25页。今天看来，这番分析无疑是中肯的。
1932年章太炎北平讲学时在北大二院合影，前排左起：马裕藻、刘半农、章太炎、钱玄同、朱希祖。
此外，鲁迅对章太炎的尊重和理解更是为人们所耳熟能详。1933年，他在致曹聚仁信中就表示：“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鲁迅：《致曹聚仁》，《鲁迅全集》第12卷，第185页。1935年7月，他又在《名人与名言》一文中诚恳申明：“我很自歉这回时时涉及了太炎先生。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大约也无伤于先生的‘日月之明’的。”鲁迅：《名人和名言》，《鲁迅全集》第6卷，第364页。至1936年10月9日，他还抱病坚持写下了生前的最后一篇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指出章氏晚年“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47页。对章太炎一生的革命事迹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另据冯雪峰回忆，鲁迅生前曾计划写一部关于四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第一代即是章太炎先生他们，其次则是鲁迅先生自己的一代，第三是相当于例如瞿秋白等人的一代，最后是冯雪峰这一代。见《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片断回忆》，张新颖编：《鲁迅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55页。
1936年9月4日章门弟子在孔德学校为章太炎再开北平追悼会，左起：沈士远、沈兼士、朱希祖、马裕藻、许寿裳、周作人、钱玄同、刘文典。
综上所述，章太炎同章门弟子不仅形成了薪火相传的学术传承关系，而且在心灵上也达成了相互的理解和沟通，从而共同构筑起了近代中国知识界中最具魅力的师生关系。其中所深刻蕴含的诸多意味，直至今天仍让人回味无穷。
二、章门弟子的聚散离合
与章太炎同其弟子的师生关系交相辉映的，是章门弟子的同门情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章门弟子之所以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具有极大的号召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在于他们往往相互援引，进而声气相求，凝聚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群体。不过令人颇感遗憾的是，他们内部也曾发生了一些分化，个中缘由相当复杂，值得深入探讨。鉴于已有论者对其中个别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予以研究，如罗慧生：《鲁迅与许寿裳——从一个侧面看鲁迅》，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彭定安、马蹄疾编著：《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孙郁：《鲁迅与周作人》，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姜德明：《鲁迅与钱玄同》、《鲁迅与沈兼士》（分别载于《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期、1984年第3期）；散木：《鲁迅与吴承仕及其它》（《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1期）；朱元曙：《朱希祖与钱玄同》、《朱希祖与马氏兄弟》、《朱希祖与周氏兄弟》、《朱希祖与沈氏兄弟》（分别载于《万象》2006年4月号、2008年10月号、2008年12月号、2009年2月号）等。本书拟从整体上着重讨论以下两点。
第一，浙籍弟子与非浙籍弟子的矛盾。
从总体上看，章门弟子存在着浙籍与非浙籍之分，其中除黄侃、汪东、吴承仕外，皆为浙籍，二者之间有着明显隔阂，如黄侃离开北大，即是“为同门者所挤”；马叙伦：《章太炎》，《追忆章太炎》，第27页。而当杨树达推荐吴承仕任教北大时，马幼渔也答曰：“专门在家著书之人，何必请之！”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第26页。双方矛盾之深由此可见一斑。究其根源，这大致是由以下几方面因素所造成。
首先，思想观点的分歧，这尤其以黄侃与钱玄同的截然异趣为代表。关于二人之间的矛盾，黎锦熙曾经分析说：“其远因实起于民七八年间的新文学运动”。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钱玄同印象》，第82页。关于此事原委，另可参阅《黄侃日记》，第767页。具体说来，黄侃当时经常在北大课堂上公开抨击钱玄同。参见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5期。而作为回应，钱氏则批评黄侃的一首词“有点像‘遗老’的口吻”，钱玄同：《随感录五十五》，《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24页。结果引起黄氏大怒，“骂为看词都看不通”。时至1932年章太炎北游时，二人更在章氏面前大吵一架，黄侃首先指责钱玄同说“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地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氏登时大怒，拍案厉声道：“我就是要弄注音字，要弄白话文！混账！”于是双方大吵，以至于章氏不得不“疾出排解”，但是二人终于从此反目。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钱玄同印象》，第82页。由此可见，二人的矛盾实因思想歧异而起。黄侃曾说钱玄同在北大授课的文字学讲义乃窃取其笔记而成，这或许也是二人失和的原因之一。不过此公案究竟真相如何尚难判定，钱玄同曾对此不置可否，参阅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钱玄同印象》，第23页。不过，钱玄同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则承认曾“假取其稿，移著是册”（《手录〈黄侃音学九种〉序》，《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131页），不知这是否即是黄侃所指之事。与此相类似，周作人之所以不满黄侃，也与黄氏思想较倾向于守旧一派有关，他对黄侃所谓“八部书外皆狗屁”之说就极为反感，曾写道，“黄季刚是章太炎门下的大弟子，平日专攻击弄新文学的人们，所服膺的是八部古书，即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文选》是也”，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第380页。言词中显然充满了嘲讽之意。
此外，钱玄同与吴承仕之间在晚年也发生了一些矛盾，以致吴玉章在挽吴氏联中即曾说其“受同事排挤”。吴玉章：《挽联》，《吴承仕同志诞生百周年纪念文集》，第1页。此事缘起于吴承仕在师大向来开设一门“三礼名物”，但到了1933年，作为师大国文系主任的钱玄同一定要将之废除。究其缘由，据黎锦熙猜测，“钱先生实在是不慊于吴先生之专据《三礼注疏》，不辨‘古文家’说之疑伪而一律认为真实”；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钱玄同印象》，第77页。同时还有一种可能，即因为吴承仕此时已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故引起钱玄同的不满，他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就指责吴氏“投机、腐化、恶化”。《钱玄同日记》第9册，1934年4月29日条，第5141页。而以上二说无论何种更为确切，都说明他们二人之间矛盾主要是由于思想观点的分歧所导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