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早期章门弟子主要汇聚于章太炎东京讲学时期，而此时正值辛亥革命风起云涌的阶段，排满革命与民主共和思潮日益深入人心。鲁迅即曾回忆：“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鲁迅：《杂忆》，《鲁迅全集》第1卷，第220—221页。与此同时，在章太炎等人竭力倡导下，晚清国粹主义思潮也骎骎而起，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而在章氏看来，“研究国学与推翻满清，表面看来是两项事，其实就是一项事”。章太炎：《我们最后的责任》，《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828页。缘此，他一方面不遗余力地鼓吹“排满”革命，另一方面则不惮其劳讲授国学，正所谓“提奖光复，未尝废学”。《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317页。在他的影响和熏陶下，章门弟子虽初出茅庐，却也积极响应，分别就当时人们所关注的政治与文化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共抒雄图，志在光复”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章门弟子作为一个学术文化群体，似乎只是在纯粹的学术领域才有所建树。而事实上，与其师章太炎相似，章门弟子并非完全埋首于书斋生活，他们秉承师训，注重“经世致用”，密切关注社会问题。鲁迅在解释他前往《民报》社听章太炎讲学之缘由时就表示“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46页。周作人也说自己“因为热心于民族革命的问题而去听章太炎先生讲学，那时候章先生正鼓吹排满，他讲学也是为此”。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儿童文学小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1页。由此出发，在辛亥革命期间，章门弟子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参加了同盟会或光复会，鲁迅是否参加过光复会，因周作人否定而长期以来存在疑问，笔者倾向于肯定之说，详参顾农：《鲁迅与光复会关系通考》，《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3期。“共抒雄图，志在光复”，沈瓞民：《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断》，薛绥之、韩立群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2页。有人后来便回顾：“距今三十七年前，……同游于余杭章先生之门，从事民族革命，激昂慷慨，不可一世”。此为鲁迅旧友陶冶公悼诗跋文，转引自胡风：《从“有一份热发一份光”生长起来的——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及文学活动四十周年》，今收入胡风、萧军等：《如果现在他还活着——后期弟子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钱玄同晚年也以“醉心革命”四字形容自己当时的思想状况。《钱玄同日记》第7册，1930年2月13日条，第3776页。
再如黄侃，后人一般因其学问精深而仅视之为“国学大师”，却往往忽略了他曾经在辛亥革命中叱咤一时。有论者就感叹说：“独后世之人，未察先生平生历事，亦甚少见先生之文，则蔽以一言曰‘国学大师’。诚哉斯言，而革命之黄季刚，于今知之者谁？”殷孟伦：《序》，《黄季刚诗文钞》，第1页。幸而，章太炎作为黄侃师，深知其革命行迹，他在为黄侃撰写墓志铭时便写道：“世多知季刚之学，其志行世莫得闻也。……（季刚）少时读书艰苦，其锐敏勤学亦绝人。既冠，东游学日本，慨然有光复之志。尝归，集孝义会于蕲春，就深山废社，说种族大义及中国危机状，听者累千人，环蕲春八县皆向之，众至数万，称曰黄十公子。清宣统三年，武昌倡义，季刚与善化黄兴、广济居正往视，……乃返蕲春集义。”章太炎：《黄季刚墓志铭》，《章太炎全集》第5卷，第259页。详细地记录了黄侃的革命事迹。
历史地看来，章门弟子正是在与改良派展开激烈论战的过程中初次登上近代中国历史舞台的。当时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分歧主要有三点：是否必须革命？是否必须推翻清廷统治？是否必须实行民主共和制度？而在这三个焦点问题上，章门弟子都坚定地站在革命派的立场上，对改良派予以了严厉的抨击。
一、革命与改良
众所周知，当时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文章分别依托于《新民丛报》和《民报》，而这一时期《民报》主编正是章太炎。《民报》自第6号起，归章太炎主编，他主编了第6—18、23—24号。大家觉得学问这样高深的人也讲革命，再配合着他在东京讲学，收了不少门人，影响是很大的。”他并且还着重指出：“两派势力的消长，《民报》出版是一个大关键，这是无可置疑的。”汪东：《同盟会和民报片断回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25—27页。
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章太炎曾长期担任主编
具体说来，围绕着“革命与改良”这一根本性问题，章门弟子主要是在以下几方面鲜明地彰显了革命派的观点。
第一，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评价。法国大革命是一场以暴力革命手段推翻封建王朝统治的革命运动，由此自然为改良派所仇视。1906年底，《新民丛报》刊登了康有为署名“明夷”的《法国大革命史记》一文，借此对革命加以诬蔑。章太炎立即意识到“自此论出，其为进步之梗者，良非浅鲜，不可不有以匡之”，汪东：《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民报》第11号，1907年1月25日。因此嘱咐汪东撰文予以反驳。汪东随即草拟了《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一文，经章太炎阅后发表于《民报》。此后，汪东还特别撰写了长文《法国革命史论》，在《民报》上连载五期，以正视听，使世人“知佥人之诬妄，与革命之真理”。汪东：《法国革命史论（续）》，《民报》第15号，1907年7月5日。在这些文章中，汪东高度评价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意义，力斥康有为的诋毁。他说法国革命“一洗前弊，遂能去虐政，均利权，卒达改革之首志，其功亦赫然可观哉”，而康有为之所以“不睹其功而重科其罪”，无非是“其尊君之心理使然”。汪东：《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民报》第11号。
在此期间，鲁迅在为革命刊物《河南》《河南》是辛亥革命时期一份著名革命刊物，冯自由曾评价：“该报鼓吹民族民权二主义，鸿文伟论，足与民报相伯仲。时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等月刊停刊已久，留学界以自省名义发行杂志而大放异彩者，是报实为首屈一指。”见《河南志士与革命运动》，《革命逸史》第3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2—273页。撰写文章时，也充分肯定了法国大革命。他说：“革命于是见于英，继起于美，复次则大起于法朗西，扫荡门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权，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于人心”，“盖自法朗西大革命以来，平等自由，为凡事首，……且社会民主之倾向，势亦大张”。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48—50页。他还形容：“十九世纪初，世界动于法国革命之风潮，德意志、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皆兴起，往之梦意，一晓而苏”。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73页。稍后，在鲁迅的影响之下，许寿裳也在《河南》上发表了《兴国精神之史曜》一文，热烈讴歌法国大革命。他写道：“自有佛朗西革命，而国家之兴，焕乎始盛。开十九稘历史之先生，导十九稘历史之伟绩，使生于后稘者回首顾之，有不能不魂动神飞，兴高采烈者矣。……佛朗西革命者，近代文明之春雷也。凄凄欧洲，吼朔风而荒大野者，震而见艳阳世界，何势之烈而效之巨欤！”许寿裳：《兴国精神之史曜》，《河南》第4期，1908年5月5日。而钱玄同此时虽未公开撰文，却也在日记中衷心赞美法国大革命，热情期盼革命派“大撞革命之钟，卷三色之旗，以灭虏而朝食”。《钱玄同日记》第1册，1907年3月5日条，第385页。
鲁迅、许寿裳曾在《河南》发表了许多文章
第二，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如果说法国大革命发生在国外，且时间较为久远而不易评价，那么太平天国运动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场刚刚结束不久的革命，大家的认识应当比较一致。但在这一问题上，革命派与改良派仍存在很大分歧。在梁启超看来，这种宗教性质的革命根本无道德可言，“夫岂必远征前代，即如最近洪杨之役，革命之进行，尚未及半，而韦昌辉与石达开同杀杨秀清矣。……此真吾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洗涤之奇辱也”。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7页。这固然指出了农民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却也全然抹杀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功绩，不能不激起革命派的批驳。1906年10月，章太炎在为黄小配所撰《洪秀全演义》作序时就盛赞：“洪王起于三七之际，建旗金田，入定南都，握图籍十二年，旌旄所至，执讯获丑，十有六省，功虽不就，亦雁行于明祖。……若石达开、林启荣、李秀成之徒，方之徐达、常遇春，当有过之。”他并且表彰著者“搜集故事，为太平天国战史者，文辞骏骤，庶足以发潜德之幽光，然非里巷细人所识”，章太炎：《洪秀全演义序》，《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307—308页。辛亥革命后，章太炎又上《稽勋意见书》，将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等十位太平天国领袖称为“倡义起兵功烈卓著者”，建议“皆宜褒扬，以彰潜德，具见主持公道，不忘本源”。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40—642页。此所谓“里巷细人”，似不无讥讽梁启超之意味。
在章太炎这种“以洪杨为神圣，谓曾左为大盗”李肖聃：《星庐笔记·章炳麟》，《追忆章太炎》，第71页。历史观的影响下，章门弟子也纷纷在《民报》上发表文章批驳改良派的观点。汪东在《新民丛报杂说辨》一文中，便针对梁启超对太平天国运动宗教性质的批评反驳说：“呜呼！此得为探本之论乎？夫洪杨初起，共事者多奉一教，无他，秘密结会之际必相要最坚而相恃最笃。其起也然后可以无跳梁之患。迨中分天下，建章制度，未尝强民以从其所信。……不得以主动者非孔孟之徒而遂谓其必张宗教革命之帜也。”汪东：《新民丛报杂说辨》，《民报》第11号。稍后不久，黄侃也撰写了《哀太平天国》一文，对太平天国的失败表示深切同情，并深刻总结了太平天国的失败教训，为革命党人提供了历史的借鉴。同时，他还发表《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一文，针对梁启超对革命派道德的贬低予以严正批驳，并且反唇相讥，批评立宪党人好名、慕势、竞利、畏死、狡伪、无耻、阴险，所论义正词严，令人荡气回肠。
第三，关于暗杀活动的评价。为反抗清廷的残暴统治，当时革命派除在全国各地不断发动武装起义外，还主张仿效激进的俄国虚无党人，开展暗杀活动，如徐锡麟枪击安徽巡抚恩铭、吴樾刺杀出洋五大臣等。当时《民报》时常刊登有关俄国虚无党人以及世界各国刺杀活动的图文资料，并对徐锡麟、吴樾大加宣传。龚未生此时也回国组织暗杀团，欲谋刺清廷大员，并在其基础上改组为光复会。沈瓞民：《记光复会二三事》，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33—134页。今天看来，这种手段固然反映了革命党人的急躁情绪，但却也具有某种历史合理性，尤其展现了革命党人不畏牺牲的高尚情怀。因此，当改良派借此批评革命派时，章门弟子则奋起为之辩护。
1907年，黄侃在《民报》第17号发表《专一之驱满主义》一文，其中提出：
若乃事之简易可行，而恒能操胜者，今世唯爆裂之弹已。率千人之师以战，胜，亦未必遽得渠魁；即得其渠魁，亦必陨数百人之首。若其覆败，残者几何矣。今试以此千人，专力为击刺之事，我死千焉，彼死亦千焉，不幸而多败，虑亦当杀其五百。夫以万军所不能尽戮者，而以千人易之，不亦简易乎！兴军必需军实，而非耗巨资不成。胜负未可知，资既耗矣。以其赀购弹，所费者少而收效丰，不亦可行乎？……军旅者，两军相对，互有戒心，击刺则彼有防备而我无后患。若其相机得势，捷若飞鸟，一发而得志者，此自来暗杀者之所以奏功也。所谓恒能操胜者，非欤？且合众而成军，军志之伤，古之大戒。今以一人独进，则无复牵系之虞，故不能御军而亦不能为军用者，致死之道，宜莫若暗杀。夫暗杀之事，较之军旅为优。一军败没，未尝以为大可惊，若丧其枭雄，则彼族当大挫。
概言之，黄侃认为刺杀行动较之军旅作战，更为简易可行，“所费者少而收效丰”，故“夫暗杀之事，较之军旅为优”。
稍后，黄侃又在《民报》第18号发表了《释侠》一文，针对改良派批评刺杀行动“狭隘”的说法，再次论证了其有效性与合理性。他写道：
救民之道，以云众矣，独取诸暗杀，道不亦狭隘乎？夫孤身赴敌，则逸于群众之揭竿；忽得渠魁，则速于军旅之战伐。术不必受自他人，而谋不必咨之朋友，专心一志，所谋者一事；左右伺候，所欲得者一人。其狭隘固矣，而其效或致震动天下，则何狭隘之足恤乎？……愈狭，则绩愈彰，前烈可睹也。
他还运用其所擅长的音韵训诂学，对“侠”字加以考证，指出“侠”与“仁”相同，符合仁义之道。他说：“余又考之，相人偶为仁，而夹人为侠。仁侠异名而有一德。义者，宜也。……儒者言仁义，仁义之大，舍侠者莫任矣。”在该文结尾，黄侃还疾声呼吁：“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誓捐一死，以少尽力于我同类，而剪除一仇敌，试权度之，当愈于沦为舆隶而死乎！”
与此同时，汪东也在《民报》第16号发表《刺客校军人论》一文，具体比较了刺杀活动与军事行动的利弊与得失。他首先充分肯定了刺客“坚忍卓特”的胆识与谋略：
刺客者，怀弹丸，淬匕首，蛇行鳞潜，如螳螂之捕蝉，恐其有警而飞翔，及其卒发，翻然若大雕俊鹘，下击凡鸟，洒血平芜以为快，若其坚忍卓特，犹非军人所能。……刺客之道，必死之道也。以不榖之身，出必死之道，无军人荣誉之可法，而有慓悍卓荦，故曰：坚忍卓特，犹军人所难能也。
接着，汪东还深刻指出：
虽然，今计革命之业，断不能以破碎灭裂，侥幸其或成矣，方将鸠集群力，各致其用，而先为轻重扬抑于其间，……苟言其用，则犹当急军人而缓刺客。……杀其一人，代之者如其人，尽杀满朝，明日又周布矣。彼之蠹无穷，而吾之俊民有限，曷若渊渊伐鼓，与之既见于锋镝矢石之间，终驱之于漠北穷荒之外乎？
显然，汪东在钦佩刺客勇气的同时，也清醒认识到其局限性，因而主张“急军人而缓刺客”，在不绝对排斥刺杀的同时，强调对军事行动的领导，这就将革命派对“暗杀”的认识推进到了一个更深入的层次。此后，章太炎也致信黄侃劝说：“暗杀本与盗贼同科，假令同盟会人诚有此志，则始终不脱鼠窃狗偷之域。”《与黄季刚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5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