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写得非常之快。我一幕一幕地写，刊物一幕一幕地登，很像章回小说的连载。他们催着发稿，我还要教课，只得拼命写，有时几天不得睡觉。写《日出》之前是心中早已有了那几句话：“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以后才逐渐酝酿演化出许多人物。这种情况说不清楚，也许是从多年的思索中心领神会出来的吧，也许是忽然来了“烟士披里纯”吧！我不是一个太理智的人，太阳指的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根据这样几句话，我从上层社会写到那些下层的最可怜的人。写那些妓女是有很深的感受的。卖淫制度很早就有了，除了原始社会，大概有了阶级社会就有了卖淫制度。贫富悬殊，阶级剥削，女人被逼得去卖淫，这是最足以说明阶级社会的耻辱和黑暗的。这就是第三幕。我的良心迫使我写这么一幕。四幕剧必须有一个第三幕，在最底层的妓院里，这也是技巧上的考虑。如果还留在陈白露的客厅里，就没得可写，那可能是单调的重复，必须拉出来。但是，主要还是感情上的考虑。对于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我可以写工人，但我不会写，因为我不熟悉。我这样安排也比较协调，所以结构必须是这样。陈白露是主线，靠她把剧情和人物勾结网络起来。第三幕陈白露没出场，方达生、小东西、胡四都和陈白露有关系。写这幕戏最迫切的希望是要暴露那地狱般的妓女生活。《日出》主要是写天津、北京。我是做过一番调查的。我曾到五台山跑过一次。在太原，就目睹了那些妓女的悲惨生活，看见那些真是难过极了。后来，更证实了我的想法，第三幕是写得必要的。我到了四川，在成都的“花街”，我又看到了妓院的惨相。十字的街道，每个街口都有流氓把守着，从每个街口进去都是卖淫的地方。十字街里有不少臭水坑，女人得了花柳病，一个一个扔在坑边，快死的时候还要喝那些污水，就那样一夜一夜地惨叫着死去。我在情感上是不能不写这些的。写作不只是靠着某个观念，是要流着心血写的。这是多少年的生活感受，多少年的思想感情积累起来的。不是一时的冲动，不是从理性上接受了某种道理就能写出作品的。
还有，一些演出往往把陈白露处理成是被债逼死的，这是不对的。陈白露是神志清楚地死去的。她的道路，代表着某一种进了死胡同的知识分子的道路。她堕落了，又不甘心于堕落。她又是个女人，就更增加了复杂性。似乎她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了，再也混不下去了。我还是同情她的，同情她混不下去就不混了。她对那些围绕在她身边的人物看得很明白，她不愿苟全性命，不愿跟这混浊的社会再混下去。她是一个渣滓，已经变成渣滓了，心甘情愿地沉下去，就算了。但她不肯！而又找不到一条新生的道路。她同方达生谈话，承认同自己的丈夫，就是她所爱的那个诗人分开了。孩子死了，夫妇生活已经过过了，这条道路也过去了。她看出自己是卖给这个地方的，她不愿意继续再卖了。如果她想再卖，那是容易极了。几千块钱的账，换一个主人，很容易就还掉了。她最后走到镜子前照着自己，说：“生得不算太难看吧。人不算太老吧。可是……”可是没有路了。这么年青漂亮，她还是能卖的，完全可以卖到很高的价钱。有的是有钱的人。但是，她下定决心不卖了。你可以说她“脆弱”，责备她“无知”，但她是个真正的厌世者，用自己的“毁灭”，来证明自己是彻底的厌世。所以说，她是清清醒醒地死去的。她是逐渐下了决心死去的。她的玩世不恭，实际上是不满意自己生活的表现。这点，往往是不容易演出来的。她对于潘经理，对于张乔治那些人，对于他们那一套，心里是很明白的。尽管她对社会为什么黑暗还是看得不清楚，但她毕竟觉得这个社会是毫无道理的。张乔治那一大段关于墙倒楼塌的噩梦的台词，写得太露了，太明显了。当然是象征性的，可以删去的。我怕说得不够明白，才写进去的。当时，我有这么一种感情，“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这是《汤誓》上的话。只要你死，我也愿跟你一道死，是一种彻底地破坏一切的诅咒。被压迫得无生路的人对暴君发誓说：“咱们一道死吧！我再也不能受这个罪了。”那时，对社会的前途看不清，对国家的前途看不清，对自己的将来看不清，只有毁灭了。
五
《原野》的写作是又一种路子。当时偶然有一个想法，写这么一个艺术形象，一个脸“黑”的人不一定心“黑”。我曾经见过一个人，脸黑得像煤球一样，但是心地非常之好，他一生辛苦，可死得凄惨。我的思想境界又有了变化，一旦写成仇虎，和原来的想法又完全不一样了。那时，听到乡下恶霸地主杀人的事情很多，这对我有些影响。我没有真正到过农村，偶然去看看，没有什么生活。《原野》不是一部以复仇为主题的作品，它是要暴露受尽封建压迫的农民的一生和逐渐觉醒。仇虎有一颗火一样复仇的心。剧中像焦阎王那种人，就是那些杂牌军阀军队中的营长连长之类的人物。这些人两手沾满杀人的腥血，跑回老家去，用抢来的和贪污官饷的钱，买地置产业。他们还有他们的马弁、卫兵，有些武装就在家乡为非作歹，称霸一方。农村就是他们的小天下。焦阎王是个暴发户，他未回家之前家里大约是富农或小地主。回来就强占仇家的田地，打官司，把仇虎的父亲活埋了，把仇虎的妹妹也卖到妓院里去了，又把仇虎诬为土匪，下狱八年，打成残废。金子和仇虎两小无猜，原来就订了婚。焦阎王一回来，他把仇家弄得家破人亡，他要添孙子，就把金子也硬弄过来了。
写《蜕变》时，我对国民党那套官僚政治是深恶痛绝的，作了揭露，只是范围写得狭窄了。这个戏出来，蒋介石是很不满意的。最后一幕，一个小伤兵的老祖母为了感谢丁大夫治好她的孩子，做了一个红色的兜肚送给她，送给丁大夫的儿子戴。丁大夫对伤兵发表讲话，就把这个红色兜肚拿来挥动。蒋介石就骂张道藩说：作者把红旗拿到了我们台上，那么挥动飘扬，你们都看不出来！张道藩觉得写的是国民党，你看国民党军队抗日已经打到了大都市，胜利了。实际上我写的不是这样，这是有许多证明的。《蜕变》里唱的是《游击队之歌》。红旗是我有意这样安排，让大家看一看的。丁大夫就是一位进步的靠近革命的知识分子。梁专员就是徐特立同志的言行启发我写的一个正面人物。有人就说国民党怎么能有这么一个进步的专员呢？但他不是国民党。这个戏拿今天的眼光来衡量，就有毛病。当时，它发挥了作用。所以，我感到凡是要写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又狭小到极点的时候，这个戏的生命力就不会长久。其实我是写抗战，写抗战要取得胜利。问题也不算太狭小，但是这个戏早就被人忘记了。因为写得不深，不叫人思索，不叫人深想，不叫人想到戏中描写以外的问题。
《北京人》，我认为是出喜剧。我写的时候是很清楚的，写的就是喜剧。有什么可悲的呢？该死的死了，该跑的跑了。杜家把棺材抢到手里，他家的那个老头子也死了。曾皓还说等到明年开春如何如何，用不着等到明年开春，他也就该死了，他不会活了。该死的都死了，有什么不可喜的呢？好人活着，坏人死去，这不是喜剧又是什么呢？当然，它的情调比较低沉。这是时代给的低沉。但是从整个戏剧的基调来看，这是个喜剧。当然，不能按照莫里哀的喜剧来衡量它，有各种喜剧，有各种对喜剧的说法。好人得到好报，坏人得到坏报。恶有恶报，善有善终，这是好事，这也是喜剧。何况在戏中有不少喜剧的资料，它不像《雷雨》那样严肃正经，开玩笑的地方很多。江泰、袁圆都带来许多笑声。曾霆夫妇的离婚，这一对小夫妻，很悲哀，但是不离婚，岂不更糟糕！思懿是道地的喜剧人物，她很正经地演出她的喜剧。这个人物在旧社会也不是没有值得同情的地方，但是她为人很坏，品质不好。如果没有她，这个家早就完了。真正掌握这个家庭，能够有饭吃，活下去，就靠这个“贤惠”的长媳了。从表面上看，她很贤惠，做起事来，她狠毒。这个人一辈子是很可笑的，那么大的年纪还要生个小孩，看来似乎滑稽，但人生往往如此离奇。所以说人生是复杂的，人物的性格也是复杂的。文清那么恨思懿，爱愫方，但是他出走之前，又使思懿怀了孕。如果说过去生曾霆，那还是可以理解的，怎么又要添第二个孩子呢？这怎么解释，看来是很奇怪的。世上的事就是这么复杂。有所谓“怨偶”，夫妻天天吵架，甚至到互相仇视的地步，但是，又在一起生上多少个孩子。人生是错综复杂的，人物也不大简单，我常觉得自己需要比较深入一点地认识生活。
《家》里的主要人物不是觉慧，这和我的老朋友巴金的原著不一样。他写的是觉慧，觉慧的反抗性是很强的。觉慧是小说中主角。改编成剧本的《家》，主角是瑞珏。这是一部女人的戏。瑞珏是封建社会造成的一个有着三从四德的女性，但又是“五四”时期一个半新不旧的女性。这个女人聪明、诚挚、勇敢，在旧家庭中受了许多折磨。最后，她还是相信苦难必将过去，未来定是光明的。
《家》这个剧本的收尾是：
〔不断的杜鹃啼声传来。
瑞珏（忽然）明轩，你记得我第一天来的夜晚，杜鹃在湖边上叫么？
觉新（泫然）记得，那时候是春天刚刚起首。
瑞珏（梦一般地迷惘）嗯，春天刚刚起首。
觉新（绝望袭进他的心，凝视着她，沉痛地）现在是冬天了。
瑞珏（声音低弱而沉重）不过冬天也有尽了的时候。（逐渐闭上眼）
最后这句话较重要。封建社会无论再怎么搞，也要完蛋了。其实瑞珏的性格并不懦弱。在那么一个社会那么一个家庭的环境中，叫她拍桌子吵架，那是不可能的。她只好顺从忍受，她不得不听旧礼教那套东西的摆布。从一开始，她就极其乐观，尽管受了各种折磨，她不懂得是因为什么，但却怀着希望。她不会反抗，甚至不会说一句反抗的话，但临死前她觉得这样下去是不行了。她是被封建制度封建习俗逼死的。我希望人们能够因此思索一下，能够多想一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