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登基以后，为避免政局动荡，争取更多士大夫的拥护，留用了全部后周官员，但其能信任和依靠的，主要还是义社兄弟、幕府谋士以及自己的亲属。由于义社兄弟出身行伍，领兵打仗是高手，可要他们处理国家政务却不称职。因此宋太祖即位以后，首先提升自己幕府群僚的官职，出掌各要害部门的实权。其中最得宋太祖倚重的赵普即以枢密直学士的身份进入枢密院，并以皇弟赵光义为殿前都虞候，领睦州防御使，不久拜泰宁军节度使，通过这些亲信大臣将军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元人在《宋史·赵普传赞》中称赞道，宋朝建立之后，赵普“以一枢密直学士立于新朝数年，待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人罢相，始继其位为相，宋太祖不亟于酬其功，赵普不亟于得政”。元人这种说法实属皮相之论，因为当时中央权力中枢就在枢密院，而不在宰相那里。
枢密院源起于唐代宗任用太监为内枢密使，执掌朝廷机密文书。北宋史学家司马光曾说：“唐末，诸司使皆内臣（即太监）领之，枢密使参与朝政，始与宰相分权矣。降及五代，改用士人，枢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与议军国大事，其权重于宰相。”而且在五代后唐、后汉时期，政事皆归枢密院，“宰相充位而已”，到周世宗时，朝廷大权独揽于皇帝，使得朝政独归枢密院的情况稍有改变。但枢密院之权依旧很重，所以周世宗临死前，要让顾命大臣、宰相范质、王溥参知枢密院事。宋太祖于登基后的第二个月，即建隆元年（960年）二月，以宰相范质加侍中、王溥加司空，依旧为宰相，但免去他俩参知枢密院事一职，实质上剥夺了其参与军国机要决策之实权；宰相魏仁浦虽仍兼枢密使，但自赵普进入枢密院后，不再过问枢密院事务；另一枢密使吴廷祚则以“谨厚寡言”著称，故枢密院实权完全掌握在低调进入枢密院的枢密直学士赵普之手。
是年八月，平定李筠之叛后，赵普升任兵部侍郎，充机密副使，作为枢密院的副长官，名正言顺地执掌着枢密院诸项事务。
下面我们来详细谈谈宋初的范质、王溥和魏仁浦三个宰相，他们在宋太祖稳定其统治和宋初政治生活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范质字文素，大名宗城（今河北清河南）人。传说范质诞生之夜，他母亲梦见神人授给其五色笔。范质力学强记，性明悟，9岁能文，13岁时能通《尚书》，教授学生，于后唐长兴四年（933年）举进士及第，为忠武军节度推官。当时翰林学士和凝主持科举考试之事，看到范质的试卷，非常欣赏，因为自己是以进士第十三名登科，所以也把范质列为第十三名进士，世人称之为“传衣钵”；其后范质拜宰相，升为太子太傅，封鲁国公，都与和凝相同。范质于后晋时历任监察御史、主客员外郎、翰林学士等，以辞理优赡称誉当世，后汉初任中书舍人、户部侍郎。虽已为朝官，范质还是手不释卷。有人问其原因，范质回答：“有善相面者告说我日后当官拜宰辅，倘若果如其言，不学习怎能胜任？”当时后汉枢密使郭威征讨河中府叛军，每次朝廷所遣使臣携带的“处分军国之事”的诏书“皆合机宜”，便问是谁撰写此诏书，使者回答是范质，郭威赞叹道：“此人真宰相之器也！”郭威自邺都起兵杀向京城，天下大乱，范质藏匿民间。郭威特地派人寻找，得到后大喜，即任命范质为兵部侍郎、枢密副使。郭威登基后，便拜范质为宰相，不久兼参知枢密院事。周世宗登基后，范质仍为宰相。范质上书天子，认为法律条文过于烦琐冗杂，轻重无据，官吏因此得以狼狈为奸，于是周世宗特命范质整理法律条文，编撰成《刑统》，作为断案的法律依据。在周世宗第一次南征淮南、驻军扬州时，因事对近臣窦仪发怒，欲处以极刑。范质赶紧求见天子，周世宗知道他是为救窦仪而来，就从座位上起身，欲去后帐躲避。范质快步走到天子面前，说：“窦仪为近臣，过失小，不当诛。”随即脱去官帽叩头泣下，进言道：“臣备位宰相，岂可使人主暴怒，而致近臣于死地耶，愿宽窦仪之罪。”周世宗由此怒气平息，即刻遣人赦免窦仪。
王溥字齐物，并州祁县（今属山西）人。王溥于后汉乾祐年间（948—950年）中举进士甲科，任秘书郎。当时河中府守将李守贞反叛，枢密使郭威召王溥为从事。平乱后，郭威缴获许多朝廷贵臣、其他藩镇与李守贞“相交结”的书信文书，打算按其名录进行惩处，王溥进谏道：“愿一切焚之，以安反侧。”为郭威所接受。由此郭威对王溥颇为信任，即位后，即授王溥为左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广顺二年（952年）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次年加户部侍郎，改端明殿学士。显德二年（955年），周太祖郭威病重，即拜王溥为宰相。任命宣布之后，周太祖感叹道：“吾无忧矣。”当天驾崩了。周世宗即位之后，北汉联合契丹军南下，中原局势危急，周世宗打算亲征河东地区，但遭到老臣冯道等人的反对，只有王溥赞成，所以高平之捷后，周世宗特令其兼礼部尚书，以为赏赐。此后周世宗欲收复被后蜀军队占领的秦、凤等四州，就统兵将帅一事询问王溥，王溥举荐将军向拱。所以当收复四州之后，周世宗在庆功酒宴上特地亲斟醇酒赏赐王溥，说：“为吾择帅而成就边功者，卿也。”
魏仁浦字道济，卫州汲县（今河南卫辉）人。因家贫，魏仁浦13岁时便离家去洛阳谋事。后晋末，魏仁浦隶枢密院为小吏，任职谨慎，以善于撰写文书、会计物资而闻名，同辈不能及；后汉时，为枢密使郭威的从吏。郭威曾召见魏仁浦询问京城中兵数及官场故事，魏仁浦强记精敏，逐一条陈，郭威大喜道：“天下事不足忧也。”即迁魏仁浦为枢密院兵房主事，对他十分信任。后汉末，郭威镇守邺都，后汉隐帝大杀功臣，并命人携带天子诏令去邺都诛杀郭威。郭威得知后，急召魏仁浦来问计。魏仁浦说：“将军握强兵，临重镇，有功于朝廷，君上听信谗言，圈害忠良，虽欲割心自明，不可得也。今诏书始下，外面无知者，不若改易诏书文字，以尽诛三军将士为名，激怒其心，不但可自免，亦可为被冤杀者雪冤。”于是郭威按计行事，引诸军杀入京城，最终代汉立周。魏仁浦官拜枢密副承旨，不久迁右羽林将军，充枢密承旨，郭威对他尤其倚重。周太祖郭威临死前，嘱咐周世宗说：“魏仁浦不要让他远离禁密之地。”周世宗即位以后，授魏仁浦为右监门卫大将军、枢密副使。在高平之战中，因后周左翼军溃逃，形势危急，魏仁浦劝周世宗出阵殊死奋战，终于击溃北汉军马。回京城后，周世宗拜魏仁浦为检校太保、枢密使，并特别赐以宰相才能获得的器币鞍马等礼物。魏仁浦性宽厚，待士大夫有礼，以德报怨。如后汉隐帝之宠臣贾延徽的家，与魏仁浦相邻，欲吞并魏仁浦的住宅，就屡向天子说魏仁浦的坏话，使魏仁浦处境危殆。等到郭威统军进入汴京，有人擒获贾延徽，交给魏仁浦处置，魏仁浦说道：“因兵戈以报怨，我不忍为也。”全力加以保全，时人便称魏仁浦为“长者”。周世宗时，有近侍数人因违背天子的旨意，即将处死，魏仁浦全力营救，皆得到了赦免。周世宗亲征淮南之时，捕获了南唐士兵数千人，魏仁浦从容上言，把他们配隶诸军，使军中没有出现滥杀俘虏之事。
显德六年（959年），周世宗病危，便力排众议，任命枢密使魏仁浦为宰相，并命范质与王溥皆参知枢密院事，成为辅佐其幼子的顾命大臣。周恭帝即位后，范质加官开府仪同三司，封萧国公，王博加官尚书右仆射，魏仁浦加官刑部尚书，仍皆为宰相，执掌军国重事。虽然同时为宰相者三人，但以范质为首，军国重事皆取范质决策，王溥、魏仁浦二人辅佐而已。
当时，已颇有野心的赵匡胤十分注意搞好与这三位宰相的关系。史书记载，赵匡胤之母杜氏曾经到魏仁浦家中拜访，看见魏仁浦的幼子魏咸信，侍从在其母亲的身旁，举止言行如同成人，杜氏很喜欢他，想结成儿女亲家。因魏咸信当时年岁尚小，故至宋朝开宝年间（968—976），才与宋太祖之侄女、赵光义之女儿成亲，被授予右卫将军、驸马都尉。范质虽忠于周帝室，但与赵匡胤的关系也不坏，而王溥更是眼见政局发展有异，反向赵匡胤暗输款曲。
陈桥兵变之后，范质、王溥和魏仁浦三位宰相迫于形势，皆表示拥戴赵匡胤为天子，而赵匡胤为使政局平稳过渡，并欲借助他们丰富的处理军政事务的经验，也留用他们三人为宰相。建隆元年（960年）二月，范质加兼侍中，王溥加守司空，魏仁浦加尚书右仆射，仍任宰相。但范质、王溥二人并罢参知枢密院事一职，因宋太祖的心腹赵普以枢密直学士执掌枢密院职事，所以范质等三人虽仍为宰相，魏仁浦也依然兼枢密使，但其职责主要在于国家行政事务的处置，而已被排除出中央中枢决策机构。不过，在宋初稳定京城与各地局面、争取原后周官员和民心对新王朝支持，以及恢复、发展经济等方面，范质、王溥和魏仁浦三相还是尽心尽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范质为相，每次颁行下发朝廷制敕文书，其内容从未有突破法律条文所许可的范围；给各地州刺史、县令的命令，必定以州县户口、农事等事务为紧急；每当朝廷派遣使者到各地去巡查民田、按察狱讼之前，他都加以接见，把天子忧虑民间疾苦、勤勉政务的情况告诉这些使者，要他们为君、国分忧，然后再把他们派出京城。乾德元年（963年），宋太祖准备举行祭祀天地的大典，任命范质为大礼使。范质因为前代礼仪制度有缺，就同礼官张昭、刘温叟等一起讨论旧典，制定了《南郊行礼图》，于是宋朝郊祀等大典的礼文始得完备，得到了天子的嘉奖。待祭祀典礼完成，范质被进封为鲁国公。
不过范质等三相作为前朝宰相而被新朝留用，自然常会遇到尴尬之事，那些拥戴宋太祖登基的开国功臣们，也不太把他们放在眼里。
宋太祖本人虽然表面上对范质等三人礼遇有加，但实质上并不如此。如五代以前，宰相到朝堂见天子议论政事，天子必命其坐下商谈，并从容赐茶，共同议政。范质等三相却开始改变这做法，每事都进奏章给天子，待天子批阅后执行，说是如此可使自己“免妄庸之失”。对于范质等如此做法的原因，《宋史》说是“惮帝英睿”，当然这只是一句场面话而已，其真正原因还是与他们那颇有些尴尬的身份相关。一心欲强化皇权专制统治的宋太祖自然乐于接受，此后由于用奏章处置政事的情况越来越多，那宰相见天子“坐论”国家大事之礼就被废止了。对于此礼的废止，宋代笔记中有另外一种说法，即有一天范质等人上殿见宋太祖且奏事，宋太祖借口奏章中的文字有些不清，让范质等上前解释，待事毕欲回到原来的座位时，范质等人才发现在他们离座时，那座位已让天子叫人拿走了，老于世故的三位宰相自然明白天子的用意，当然也就不会出声表示异议，于是“坐论之礼”就此被废止了。这一说法颇具戏剧性，但总让人感觉宋太祖的做法有一些小肚鸡肠，与宋太祖一贯为人的豪爽、直率的性格大相径庭。不过这一传言倒颇为形象地描绘出范质等人“在人屋檐下”的尴尬境遇。
由于上述原因，加上作为宋太祖心腹的赵普官不过枢密直学士与枢密副使，却实际成为天子的主要辅臣，执掌中央大权，而自己身为宰相，却只是一个奉命执行者而已，因此至建隆二年（961年）七月，范质便上疏奏请道：“做宰相者以举贤才为本职，以掩没善行为小忠。所以上佐一人，开物成务。端明殿学士吕馀庆、枢密副使赵普，富有时才，精通治道，经事霸府，历岁滋深。自陛下委以重难，不孤倚任，每因款接，备睹公忠。伏乞授以台司，俾申才用。今宰辅未备，久难其人，以二臣之器能，攀附之幸会，首之此任，孰谓不然！”表达了自己与其虚居相位，不如一退了之的想法，让天子的幕府旧僚出任宰相，使名实相符。但宋太祖还是认为时机未成熟，未加采纳。直到乾德二年（964年）正月，在范质等三相屡次求退下，而赵普等幕府旧臣已能胜任军国重事的处置、管理，宋太祖这才同意他们的请求，罢去其宰相之职，范质任太子太傅，王溥任太子太保，魏仁浦仍官尚书左仆射，任命赵普为宰相、李崇矩为枢密使。
是年九月，范质病死，终年54岁，范质鉴于自己历事两朝及未能辅佐好幼主周恭帝，而有负于周世宗的临终嘱托等伤心经历，所以临终前，告诉儿子不要向朝廷请求赐予谥号，也不要刻写墓碑铭文，但宋太祖得知范质的死讯，还是按惯例赠官中书令，赐给他家许多财物。
范质好当面指出人之短处，不过为人廉洁刚介，做宰相多年，却未尝接受过四方官员馈赠，自己所得的俸禄财物也大多用于救济亲朋中的孤寡贫困者，所以他在死后，家中并无余财。其侄子范杲任校书郎，想请做宰相的叔叔帮助自己迁官，但范质却写了一首诗告诫他，这首诗被当时人所传诵。
范质被誉为宋初名相，宋太祖在与侍臣议论当时辅相时，曾说：“朕听说范质家中只有居第，不从事生产，真宰相也。”宋太宗赵光义亦曾称誉道：“当世宰辅中能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无出于范质之右者，但欠周世宗一死，为可惜尔。”作为前朝官员而被留用者，宋太祖、宋太宗的评价是很高的，而“但欠周世宗一死”之语，确实击中了范质的一生之隐痛，而范质年岁不大，郁郁而亡，不请谥号，不撰刻碑文，皆与此有关。
相比范质，罢相后的王溥、魏仁浦就活得较为轻松。王溥于乾德末年加官太子太傅，开宝二年（969年）迁官太子太师。宋太祖对左右侍臣说道：“王溥十年作相，三迁一品之官，福祉之盛，近世未见其比。”宋太宗初年，王溥被封为祁国公，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八月病死，终年61岁，赠官侍中，谥曰文献。王溥生性宽厚，风度翩翩，喜欢举荐后进，其所举荐而官至显位者甚多。他平日好学，手不释卷，撰有《唐会要》一百卷、《五代会要》三十卷等。
魏仁浦罢相后，还曾为天子所顾问。如开宝二年（969年），天子开春宴招待老臣，在酒席上，宋太祖笑着对魏仁浦说：“为何不劝我一杯酒？”魏仁浦就上前敬酒，宋太祖便悄悄地询问道：“朕欲亲征太原，如何？”魏仁浦回答：“欲速则不达，唯陛下慎之。”不过宋太祖还是于是年亲征割据太原的北汉。魏仁浦因曾随从周世宗北征北汉，故天子仍让他从征，但他却中途生病而还，死于归途，终年59岁，赠官侍中，赐谥曰“宣懿”。
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位宰相被免职后，赵普自枢密使拜宰相，任命李崇矩为枢密使。当时因为没有宰相署敕，任命赵普和李崇矩的敕书就无法正式颁布，宋太祖想出了权宜之计，对赵普说：“卿只管进敕书，朕为卿署名，可乎？”赵普却不同意，认为这不是帝王之事。于是宋太祖根据翰林学士窦仪的建议，让时任开封府尹、同平章事的赵光义在敕书上署名。因为唐、宋时期，以同平章事为宰相之正式官名，如以同平章事加节度使，州称使相，这同平章事即成荣誉称号，不参与宰相事务，但在名义上仍视同于宰相。故开封府尹赵光义即可以同平章事之名义代行宰相之事权。
赵普有机谋，通吏道，慨然以天下之事为己任，且其与赵家关系非同一般，因而深得宋太祖的赏识和信任，所以他拜宰相以后，宋太祖是“事无大小，尽咨决焉”，宠待如左右手。而继赵普出任枢密使的李崇矩却号称忠厚长者，与宋太祖的关系亦不密切，因此中央事权就随着赵普从枢密院转到了宰相这边，使得宰相的权位压过枢密使一头。宋太祖专任赵普，见他事务繁杂，于是便想为他配备副手，却又不欲分赵普之权，便找来翰林学士承旨陶谷问道：“下宰相一等者为何官？”陶谷回答：“唐代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宋太祖便于是年四月始置参知政事一职，以兵部侍郎薛居正、吕馀庆为之，并下令：参知政事“不宣制（敕书），不押班（指朝堂上引领百官），不知印（相印），不升政事堂（宰相的办公场所）”，其俸禄待遇等皆仅为宰相的一半。由此使得地位低于宰相的参知政事几乎成为宰相的属官，“但奉行制书，备位而已”。
从此以后，赵普便独相达十年之久，“独断政事”，“参总庙权”。“中书印唯宰相得知，事无大小，尽决于普”。太祖把赵普看作是社稷之臣，称他是“萧、曹故人，燕赵奇士，霸府早推于佐命”的“良臣”，要他“无忝股肱之寄，勉伸帷幄之谋”。
赵普早有大志，宋朝建立后，已掌大政，拜相后深得太祖信任，实在是难逢之良机。他更加“忠尽其力，言无转视，启心不疑，振举风俗，故得遐迩悦服，政令维新”，“英声为之间出，文物为之复兴，戮力同心，如石投水，固已萧、张让行，姚、宋推功，鱼水之欢，未足为比”，成为赵宋皇朝的开国元勋，为赵宋皇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也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赵普为了宋王朝能避免重蹈前王朝屡遭更替的覆辙，巩固中央集权，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用﹃杯酒释兵权﹄消除了功臣发生宫廷政变的危险，对那些封疆大吏则采取﹃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方针，将藩镇的政权、财权和兵权都收归了中央。经过一系列改制，有效地改变了前朝君弱臣强的内部机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了空前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