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为出版《蒋子龙文集》整理自已的作品时，突然感到我正面对着的是一次人生的收割。
付出了多少心血，收成到底怎样，哪个品种欠收，哪个品种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一目了然地全堆在场院里。当初庄稼长在地里的时候，曾是那么花花绿绿的一大片。只有收割后才能一览无余地看见土地的面目，看出自己的真相。
收割是喜悦的，也是严酷的。需要有勇气面对收割后的土地和收回想我和文学的缘分，开始写作纯粹是出于对文学的即兴式的，后来能成为作家，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外力的推促那个年代的青年人，其他的生活理想破灭后往往喜欢投奔文学，靠想象获得一种替代性的满足。一旦被文学收容下来，麻烦就会更多，于是人生变得丰富了。身不由己，欲罢不能，最后被彻底地放逐到文学这个活火山上来了。
因此，我的作品关注现实是很自然的。而现实常常并不喜欢太过蒋子龙关心它的文学。于是当代文学和社会现实之间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关系，文学的想像力得益于现实，又不能见容于现实。
我尝过由上边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的滋味，也知道被报纸一版接一版地批判是怎么回事，因小说引起了一场又一场的风波。不要说有些读者会不理解，就连我本人也觉得不可思议，翻开不久前出版的《蒋子龙文集》，每一卷中都有相当分量的作品在发表时引起过“争议”。“争议”这两个字在当时的真正含义是被批评乃至被批判。这些批评和批判极少是艺术上的，大都从政治上找茬子，因此具有政治的威慑力，破坏作家的安全感和创作应有的气氛。
值得吗？从这个角度说我是个不走运的作家。是现实拖累了文学？还是文学拖累了我？
这就是我以及文学无法脱离的时代。
说来也怪，正是这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像狗一样在追赶着我，我稍有懈怠，后面又响起了狂吠声，只好站起来又跑。没完没了地“争议”，竟增强了我对自己小说的自信心，知道了笔墨的分量，对文学有了敬意。自己再也没有什么可丢失的了，在创作上反而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当一个人经常被激怒、被批评的剌激，他的风格自然就偏于沉重和强硬，色彩过浓。经历过被批判的孤独，更觉活出了味道，写出了味道。我的文学结构并非子虚乌有的东西，它向现实提供了另一种形式。
当然，我也获得过许多奖励。其实批评和奖励都是一种非常表面的东西，它最大的功能是督促我去追求一种更强有力的叙事方法。
无论读者怎样评价我的作品，它都是我的别传，是这段历史时期的一个投影。我唯一能说的是对得住自己的责任和真诚。经历了争争斗斗，七批八判，如同庄稼经历了自然界的干旱、雨涝、风沙、霜冻、冰雹，仍然有所收获，仍然保留了一份坦诚，一份自然，人格文格仍然健全，我忽然又生出了几分欣慰。
艺术说到底，还不就是求真，存真嘛。
面对自己，发现这十几年来对创作的想法有了很大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1979年到1983年算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我写得积极严肃，快而多，我的大部分短篇和中篇小说都是在这个阶段写的。写了以《开命1983年第一次出三卷本选集，在签名售书前做准备。
拓者》、《拜年》为代表的一批工业社会领导层里的人物和以《赤橙黄绿青蓝紫》为代表的年轻人。往往这一篇还没有被“批深批透”，我的新作又出来了，使某些人批不胜批。这个时期我的情感以忧、思、愤为主，文学的责任承载着现实的严峻，视真诚为创作的生命。尽管这真诚有点沉重，有时锋芒直露，对前途倒并未丧失信心，甚至对有些人物还投以理想的光焰。就这样，形成了这一阶段我的创作基调，或者说我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风格了，并有意强化这一风格，追求沉凝、厚重。跟文学较劲，努力想驾驭文学。
自1984年至1989年，想摆脱自己的模式，扩大视野。文学不应该以题材划分，作家不应该被题材局限。这个时期写了两部长篇小说和以《收审记》为代表的“饥饿综合症系列小说”。这个时期的情感和创作基调是沉静，沉静中有反思有热望。冷静地观察和思索，并未使我脱离现实，相反倒更重视文学的现实品格了。冲出工业题材的束缚，对工业社会的熟悉更有助于我探索和表现工业人生。我的文学天地开阔了，能够限制我的东西在减少，创作的自由度在增长。
一一这个阶段对我是至关紧要的。走出了自己的阴影，也走出了别人的阴影。这很难，但很值得，没有这个阶段的变化就不会有今天的“收割”。我想人的所谓的“具花一现”（像昙花那样烈烈轰轰、辉煌灿烂地一现也很了不起，不应该受到嘲讽，也没有必要自惭形秽）就是不能突破最初使自己成名的风格和题材的局限，从始至终都是“一段作家”。
自1990年以后，我不再跟文学较劲，不想驾驭文学，而是心甘情愿，舒展自如地被文学所驾驭。超脱批判，悟透悲苦，悟出了欢乐，笑对责难和褒奖，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自觉正在接近文学的成熟期，进人创作的最佳阶段，各方面的准备都做得差不多了。
这次“收割”实际是在我的播种期进行的，它只占了我很少的一点精力，并不影响正常的耕作。况且，收割后的土地会渴望着新的播种。
春种秋收，乐此不疲。
小说自选集前言
编自选集我很难回避《乔厂长上任记》，它好像成了我的一个标记，不选它等于不承认这种事实。反而显得不自然，不诚实，似乎想要回避什么。除此之外短篇小说还选了《阴阳交接》、《净火》和《大周天》，共四篇。再加上四部中篇小说，可谓“四平八稳”，基本上代表了我的中短篇小说的创作面貌，包括不同的题材和风格。
比如《阴阳交接》，想表达一种死的幽默。我用这篇小说发明了一个词：“死道主义”。人死如虎，死者为大，于是死就有了魅力，有了力量。古人有“修死不修生”的说法，会生不如会死，生得好不如死得好。死还可以给活着的人留下许多空间，让活人可以吃死人，可以利用死人整活人……人有各种各样的死法，留在阳间的争斗也有各种各样的吃法和整法。所谓一死百了，哪有那么容易？了不了，死道大有可为。周围的人可以利用一个人的死大做文章，一波三折，唱念做打，一把鼻涕一把泪，各有巧妙不同。据说包拯有一个阴阳枕，17躺上去可以自由地来往于阴阳两界，各种治丧委员会（或组）就是这样的阴阳枕。不过并不情愿，有时甚至苦不堪言。
《长发男儿》有纪实性，小说中采用了“国宝”级的河北梆子演员裴艳玲先生的真实姓名。这是因为我若杜撰一个像她这样的女武生，没有人会相信，小说将失去应有的感染力。有时生活的真实性和离奇性要比作家所能够虚构的有意思十倍，天才人物的本身就是历史和社会的天才创造，任何杜撰在这样的创造面前都会显得虚假和拙劣。因此许多表现名人生活的艺术作品，都采用真名实姓的传记方式。我实实在在地端出裴艳玲先生的大名，首先是让人们相信现实生活中确有这么一个人物，然后才能对她发生兴趣。何况她本身就是一个完全称得上是主人公的人，有非常独特的吸引力，我的想象无非是让她由舞台的中心成为小说读者的注意力和兴趣的中心。
《燕赵悲歌》是一部很普通的小说，发表几年后却成了中国一个著名村庄的宿命。一些介绍这个村庄兴衰的刊物和书籍大量引用《燕赵悲歌》里的话，好像是这部小说提前预见了这个村庄的命运。这让我惊诧不已，有时甚至怀疑自己的文字里真有这样的神秘性？或许中国的文字确有某种为人所不知的神秘性……因此我的自选集里不能不收进这部作品，它在我的创作生涯里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收审记》是我的“饥饿综合症”系列中的一部。现代人的饥饿令200！年秋天，和著名作家莫言（左二）、舒婷（左一）、孙德全（右一）参加四川江由的李白文化节。
有多少种，实在很难说清：精神饥饿、人性饥饿、情感饥饿、皮肤饥饿、消费饥饿、土饿、洋饿、不饥不饱和半饥半饱的饿、什么都不想吃的饿……种种私欲、色欲、贪婪、仇恨、嫉妒、误解、恐惧，构成了现代人的“饥饿综合症”。
天下有各式各样的关于寻亲的故事，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一个美国烟草商人和一位中国姑娘相爱，“二战”又把他们分开，以后便再也没有见面。他们的儿子长大后，长相像美国人，却只会说中国话，他要跨国界地去寻找早已去世的父亲，就不是简单地认亲了……这就是《寻父大流水》，其中还“流”着被夹裹在出国潮、发财梦中的各色人等的意识和境域。
在这样一个充满变化和急剧淘汰的时代，无论干哪一行能“各领风骚三五年”就算不错了。因此，编这样一本自选集，就成了对我的挑战。这些小说大多发表于二十多年前，最近的也完成于十几年前，中国社会出版社和他们的编辑却坚持认为还有出版的必要，相信还会有读者。我除去感激他们的美意，还期待着结果。
编自选集，我把重点放在了散文、随笔上。皆因它代表了我近年来的写作兴趣、写作状态和主要收获。这是我以前所没有想到的，走上文坛之初，我曾想当然地以为自己会将小说创作进行到底。不可想象一个作家会不以写小说为主。
1992年早春，《文汇报》副刊的主编肖关鸿约我开个专栏，每周一篇，篇幅可长可短，以两千字为宜。我答应了，一是盛情难却，二是觉得这很容易，多年经营小说剩下了不少无法用于小说的边角余料，正好顺笔成文，开辟一个专栏。不想这一写就收不住了，《文汇报》的专栏结束了，又新开了别的专栏……十几年下来，除去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人气》和《空洞》外，其余的都是散文和随笔。要编自选集，不选散文、随笔还能选什么？出版社约我这样一本自选集，自然也是冲着我的散文、随笔来的。
我解释这种“中短篇小说断档”现象，无外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我个人的原因，写了很长时间的小说，想换一种文体，也许一个小说家到了某个阶段或达到一定的年龄，小说便很自然要少写，甚或千脆不写，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散文和随笔的写作上。但，话也不可说得太绝对，说不定哪一天还会回来，又萌发写小说的强烈欲望。
第二，可能跟散文的文体有关。散文是一种非常自由又非常讲究的文体，自由就体现在一个“散”字上，可记事，可抒情，可写人。我的这本自选集就按这个顺序分成上、中、下三篇。然而，散文的“讲究”也在这个“散”字上，既要“散”得汪洋恣肆，又要谨严精美；既要“散”得自由舒张、辞瞻韵美，又要意境深邃、夭矫奇崛。所以过去的散文宁失之矫饰，也绝不平淡浅易，散文必须是美文。
第三，或许与今天的社会现实有关。现代人心散，神散，情散，事散，而散文虽散，却要提供真情，提供一点思想、一点智慧，甚至是一点事实。篇幅可长可短，立意可庄可谐，题材无所不包，天地君亲师，神仙老虎狗……这正适应了现代人的生活节奏，也最为灵活便捷地反映了现代人掩藏在散漫外表下的紧张、浮躁和不信任情绪。
随笔就更是如此，笔随心，心随笔，信笔写来，顺笔流淌，感觉应笔而生。完全自然，完全诚实，表现出一种与现实生活相契合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
但是，这本书既然是自选集，就应该多面的体现我的创作风貌。但取舍的过程中肯定要选自己喜欢的，这就难免会引出一问：都是自己写的东西，难道还有不喜欢的吗？不喜欢为什么要拿出来？为什么会喜欢这些而不喜欢那些？
父母都是有偏心的，生了很多孩子却对有的特别疼爱，对有的则不太喜欢。问题是父母最喜欢的不一定是最优秀的。这就是我的顾虑所在，以往曾出版过几十种散文集，大多是编辑编选或根据编辑的要求编选。而编自选集，则全部按自己的心意挑选，读者会怎么看待这个选本呢？
这至少有助于细心的读者能更多地了解作者，不仅知道他写了些蒋子龙：什么，还知道他对自己作品的取舍。作者往往会对自己的有些作品很重视，对有些作品就不够重视，有些自己重视的作品同时也受到社会的重视，不免沾沾自喜。有些自己看重的作品，出版后却遭到冷遇，又会耿耿于怀。当然也偶有意外之喜，自己不看重的东西却获了个什么奖……总之，作者并不能预见和掌控自己每一部作品的命运，就像父母不能把握孩子的命运一样。
这就变得有点意思了，每一部作品从构思到写作的过程中，肯定都是作者最爱的，否则他就创作不出来。一旦作品发表出来，就有了社会性，随之也有了它自己的个性和价值，这时候作者对它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这正是编自选集的意义所在，作者公开这种“变化”，交给读者评断。
书和市
正当春风化雨之际，盛大的全国书市在天津开幕。“书”也竟然可以成“市”，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能够像书这样，最具精神性，却又是物质的。商品社会，现代人送礼是一大难题，因什么事向什么人送什么礼才最合适，礼送不好会帮倒忙。近年来，社会上的送礼大军忽然发现好礼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就是书。无论因什么事向什么人什么时候送，都不会显得冒昧、寒酸或不得体。能够看重书，无论如何不是坏事。
218作家的职业是写书，每当我写作疲惫的时候就去逛书店，各种各样的书名，五花八门的装帧设计，令你目不暇捺，精神亢奋。就像农民走进庄稼地，能激发想像力，调动起想塌下身子干活的冲动。当我创作状态有些癫狂的时候，还是去逛书店，里边五彩缤纷，充满诱惑，什么书都有，精的妙的绝的狠的黄的黑的丑的恶的，天下文章好像都让人写尽了，你还能写出什么书，丢进这浩如烟海的书堆中能引起別人注意？保你一下子就可静下来。
3现代人格外注重养生，都想健康长寿。有一种可延长寿命的方法，既简单可行，又无须求医问药。这就是读书“书是印刷出来的人类”，读一本书就是经历一次別样的人生，书读得多就可以拥有多种经历，选择多种人生。你看，不打麻药便可移植生命，将自己的一生衔接上前人和古人，这岂不等于丰富和延长了自己的寿命？书实现了人类最大的愿望，使他们短暂的一生得以永恒。
4现代人喜欢旅游，岂不知读书是最好的精神探险。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人类思想的发展就是一种神奇的探险，甚至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神奇的探险。这种探险的特征就是将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生气勃勃的思想和经历，传授给另一个人和另一个时代。当然，书不能代替实际的经验，正如实际的经验也不能代替书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