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也者，囗所化也。囗也者，地气之升焉者也。深山幽壑，人所不居，耕凿之所不及，此囗所由升也。隆冬冰坚，寒气凝结，则春分以後地气不得上升而为囗。，山多而地寒，层峦叠嶂之中必有积冰之处，故必“凿冰”以疏其气也。
“凿冰”於“二之日”者何？此冰坚之候也，“纳凌阴”於“三之日”者何？恐过此而冰泮也。“献羔祭韭”以启冰室於“四之日”者何？春分以後阳气日盛，恐阳气之烁阴，故渐启其冰以宣阴气。此所以阴不伏，阳不愆，而地气常升也。
然亦有密囗布空而雨不降者，何也？又气之烁之也。又气何以烁也？里巷之间，强陵弱，众暴寡，而上不之知，知之而不之禁，则怨且愤。怨愤之气盛，则囗虽升而不能成雨。是以东海孝冤妇死，三年不雨；神宗用郑侠言罢新法而天即雨。故欲和阴阳之气者，必务通上下之情。“朋酒”“羔羊”页“跻公堂”，所以通上下之情也。
曰：雨不时由於讼狱不平，以平讼狱可矣，羊酒而跻堂何取焉？曰：讼狱之平，既事之後则然耳，治民之道固有立於未事之先者，不待於讼狱也。古者诸侯之国，大者不过百里，如今一县然者，而其下有卿，有大夫，有上中下士，承流宣化者多矣，使其君如今县令长，高自位置，不屑轻与士民相见，民谁敢以朋酒羔羊跻其堂者！羊酒之济公堂，民之亲其君也，实由君之亲其民也。此其上下之间无异家人父子：民有所欲，皆可自言於上而与聚之；民有所恶，皆可自言於上而勿施之。不但暴寡陵弱上必知而禁之也？而众自不敢暴寡，强自不敢陵弱，无他，知其耳目周而<疒同>切也。兵法所谓上兵伐谋者，此也。
上下交而阴阳和，雨时而禾麦登，休矣盛哉！此《七月》一诗所以必终之以此章也！
未然之虑
《七月》一诗，凡事智为末然之虑，不侍於临事也。“九月授衣”而先言“七月流火”者，见火已流，知衣之将授也。“四之日举趾”、而先言“三之日于耜”者，计田将耕，知耜之当治也。“于貉”、“其同”在子月後也，见“其获”、“陨”而已预戒之。“塞向堇户”为改岁计也，当“动股”、“振羽”而已递数之。至第七章末始明指其故曰：“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然後知前文之“流火”、“于耜”等语皆非泛言，诚为先事之虑故也。盖天下之事，未事而图之则有功，临时而计之则无及。计然所谓“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者也。是以乐则虑忧，常则虑变，丰则虑荒，故有终岁之忧而无一朝之患。後世之民情则不然：田谷丰登则亻失快乐顿起，衣食态为好美，风俗务尚繁华，若丰登可以常恃者。一遇凶荒，非流离於道路，即劫掠於闾阎，亦复何济於事！甚矣古人风俗之美也！
资用不待外求
《七月》一诗，资用尽取之於国中，不待於外求也。五谷取之於田，不待言矣。其次莫如衣，而帛取之於桑，布取之於麻，裘取之於猎。又其次莫如室，而亦不过茅索以供其用。乃至酒取於稻，薪取於樗，无非国中之所自有。此外，惟历锻之属须涉渭取之耳。是以其民各自安於耕凿之天，无求於人，无慕於外；不待捐金於山而固无所用於金也，不待沈珠於渊而固无所用於珠也。夫惟不贪，是以无争。夫惟无争，是以宗族和谐，乡里姻睦。美哉俗乎！余幼时至乡中，见其俗尚有一二近古者，薪米取之於田，衣则市绵而纺绩以为布，罕有靡丽之饰，鱼肉之奉，而应酬亦殊少，即有之，亦多以饼饵为馈遗，以故人不蓄钱，亦不贪钱。壮年以後，乡民渐尚纷奢，需用日增，非钱莫能买也，由是人多贪钱，智者欺愚，强者陵弱，而风俗遂日敝。吾故读《豳风》而不能无今昔之感也。
趋事之勤
《七月》一篇，自正月至十二月。趋事赴功，初无安逸暇豫之一时。男子耕耘於外，女子蚕绩於内，未“举趾”而已先“于耜”，甫“纳稼”而即“执宫功”，虽农隙之时而亦有“剥枣”、“断壶”、“采荼”、“薪樗”、“取狐狸”、“缵武功之事，乃至冰坚水涸，一切之事皆毕，而犹使之冒寒“凿冰”，毋乃过於劳乎？”曰：此先王之所以为忧深而虑远也。大凡人心不能无所用，不用於此则用於彼，不用於正则用於邪。日有所用而无休息，则心专於所营之事而不暇他有所及，以故无分外之思。一日无所事事，则其心遂放，而忄舀淫之念得以乘之而入。於是乎博奕、樗蒲、燕歌、楚舞、烟火、灯船、杂戏之属盛行於时，而民之心遂荡；荡则不复思义。於是乎子不思孝，弟不思友，而邻里亦不思任恤。且其用财既奢则必不敷所出，不敷所出则必取之於人，於是乎智欺愚，强陵弱，相争夺而不止，讼狱自是繁而风俗自是坏矣。是以楚庄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鲁敬姜曰：“民劳则鬼，思则善心生。”吾故读《七月》而知周之所以王，读《蟋蟀》而知晋之所以伯也。惜乎後世之学优而仕者之罕知此义也！
《东山》诗解
《东山》一诗叙室家离合之情沈挚真切，最足感人；而绝无怨尤之意，尤足以见盛世风俗之美。余曩在京师时，滇南陈履和以其所作《东山诗解》贻余，余曾书其文後数十馀言，载於余文集中。暇中吟讽此诗，犹觉所论未尽。不能自己，复著此解，附载之於《七月》诸章之後。
《卫序》之误
卫宏《毛诗序》云：“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乐男女之得及时也。”余按：首章自叙途中情形，次章代写家中景象，皆未归时事，谓之为“完”与“思”，尚属近之。至第三章明言久别乍逢之喜，故曰“妇叹於室，我征聿至”，而云“室家望女”，已为误解。若第四章，乃言夫妇聚首之乐而借新婚以形容之，然後以“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两句醒出主意，词意甚明；今乃以为“乐男女之及时”，是反以衬笔为正笔，失诗人之指矣。
一章
我徂东山，忄舀忄舀不归（二句无韵）。我来自东，（韵）零雨其（叶东）。我东曰归，（韵）我心西悲（叶归）。制彼裳衣（叶归），勿士行枚（叶归）。者烛。（韵）在桑野（韵）敦彼独宿。（叶烛）亦在车下（叶野）。
首章先写未归之时途中情形，以为下文作势。“西”字直照下“妇叹於室”句。“独宿”、“车下”所以反跌三章“我征聿至”，四章“其旧如之何”句。不写未归时之苦，不见既归後之乐也。
二章
我徂东山，忄舀忄舀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果之实。（韵）亦施於宇（韵）。伊威在室，（叶实）蛸在户（叶宇）。町重鹿场，（韵）熠宵行（叶场）。不可畏（韵，读平声）也，伊可怀（叶畏）也。
次章极写家中萧条景象，暗含“三年”二字在内，首章所谓“我心西悲”者也。家中萧条如此，何以为情？不如是，不见归後之乐也。前两章纯用反跌，文势极佳。以“伊可怀”结之，神气直注末章“其旧如之何”句。
三章
我徂东山，忄舀々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鹳鸣於垤，（韵）妇叹於室（叶垤）。洒扫穹窒，（韵）我征聿至（叶窒）。有敦瓜苦，（不入韵）在栗薪（韵）。自我不见。（不入韵；除首二句外，篇中单句惟此二字不入韵）於今三年！（叶薪。）
三章乃写夫妇相逢之乐。“妇叹於室”，“我征聿至”，两两相对。然使乍别即归，亦属常事，无足异者，故复借“瓜”点出“三年”二字，以见久别重逢之乐也。
四章
我徂东山，忄舀々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仓庚于飞，（韵）其羽（韵）。之子於归。（叶飞）皇驳其马。（叶羽）亲结其缡（韵；读若罗），九十其仪（叶缡，读若俄）其新孔嘉（叶缡，读若歌），其旧如之何？（叶缡。）
此当写夫妇重逢之乐矣，然此乐最难写，故借新婚以形容之。“缡”，也而“亲结”之，“仪”也而“九十”之，凡其极力写新婚之美者，皆非为新婚言之也，正以极力形容旧人重逢之可乐耳。新者犹且如此，况於其旧者乎！一句点破，使前三章之意至此醒出，真善於行文者。大抵此篇多用旁敲侧击之词，最耐学者思索玩味，工於为文者也。孔子谓“不学诗，无以言”，读此篇，益信《诗》之有资於言者大也。
言语之妙
“我征聿至”，“於今三年”两句，乃一篇之关目。篇首“忄舀々不归”一语，次章“果”“伊威”六句，皆暗含“三年”字在内。“制彼裳衣，勿士行枚”，是撇笔，即补笔也。至第三章，始借见瓜点出“三年”二字，非瓜也，其人也。言语之妙可想。
按；此诗词意明甚，不知向来何以解为大夫美周公，与周公劳归士也？姑存此注，俟有深於《诗》者决之。
通论读《诗》
《诗》之旨趣，前卷之言详矣。近觉其义有未尽者，复附论之於此。
诗与政
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夫《诗》以写性情，《书》以道政事，《诗》之有资於言，可以专对，固也，若政事则莫如《书》，而圣人反责之诵《诗》者，何哉？余自近年始悟其理，盖其故有三焉。一则春秋之世卿大夫诵诗者多，观《传》所记赋诗引诗之事不可枚举，故圣人就所素习者言之。二则《尚书》所载皆帝王经世之大法，非寻常人所能，春秋之世贤士大夫尚未足以及此，故圣人亦不以过望於当时也。三则政以治民正俗为要，《尚书》所言乃朝廷兴革之大端，至於民情之忧喜，风俗之美恶，则《诗》实备之。故读《七月》而知周之所以兴；读《大东》而知周之所以衰；读齐、唐之风而知其立国之强；读陈、郑之风而知其享国之促。《车攻》、《夜如何其》，非不朝会仍其旧也，然诵《白驹》、《黄鸟》而知周之必微。《载驰》、《定之方中》，非不国家失其故也，然诵《淇澳》、《干旄》而知卫之必久。《诗》之有益於政大矣，无怪乎季札观於周乐而兴亡得失遂如指诸掌也。余尝观前代诸史书，亦自以为识其治乱之由；其後泛观前人诗集文集与野史之所载，士大夫之风气，民间之好尚，官府闾阎之利弊，所以兴亡盛衰之故皆了然如见，然後知始之所得尚浅，而史之未足以尽政也。圣人於诵《诗》者而望其达於政，其亦犹此意乎？惜乎世之诵《诗》者皆为《诗序》所误，强以事附会之，失诗人之本意，遂至与政不相涉也！
人心风俗之固
大抵国家之所以久，惟在人心风俗之固；而人心风俗之固，惟赖都邑大夫之贤。观《大田》之诗，“遗秉”、“滞穗”以济人，诵《无衣》之篇，“同袍”、“同仇”以结友，不惟无争而且相恤？不惟衣裘可共而且患难可同。俗何以如是美也？无他，大夫廉勤自励，修明政事，扶弱抑强，奸豪有所畏惮，故民得以相安。相安则不争，不争则相恤，是以如此。若贪惰自恣，则政皆失宜，徇私而鬻狱者有之，告於上而不为理者有之，豪强由是肆行，而平民皆无以自保，非附会同党以求其庇，则别倚豪强而与相抗，风俗安得而不坏乎！吾故读《黄鸟》而知周道之衰，读《硕鼠》而知魏俗之敝也。何者？笃实守分之人决不肯为济恶之事，他乡寄居之客断不能敌土著之民，势必至於“食黍”、“啄粟”，惟所欲为而无如何。“莫我肯顾”，“不可与明”，言人皆视为当然，不以为异也。非乐土而复邦族，更有何策？良民去而旅人归，则所存者皆败俗之人耳，岂复能有固志！一旦疆场频惊，势必土崩瓦解；无怪乎其避而迁於洛，折而入於晋也。此治乱兴亡之大要。学者熟此二篇，则授之以政而无不达者矣。《硕鼠》，《诗序》以为刺君，《朱传》以为刺有司。今以《黄鸟》观之，“贪黍”、“食麦”何异“啄粟”、“啄粱”之喻？盖亦困於豪强之陵藉者。但因有司失政，是以至是；不必定以“硕鼠”属之有司也。说已见《魏风》中。
说经之轻信人言
古之人主有轻信人言而误用奸人，误杀贤臣者。读史者辄讥其不明，固也。然此亦人之通病，非独人主然也。虽说《经》亦如是而已矣。孟子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後察之。见贤焉，然後用之。”至於曰“不可”，曰“可杀”，亦然。必待国人之言佥同，然後察之；必待察之见其果然，然後去之杀之。若是乎其不肯轻於信人也！今说《经》者则不然。《卫序》、《郑笺》之说《诗》也，不过一家如是言耳，《齐诗》不如是也，《鲁诗》不如是也，即《韩诗》亦不如是也；是何异一二人如是言，而诸大夫国人皆不以为贤，不以为不可，不以为可杀乎？且考之《史略》、《汉书》，不合也，考之《春秋经传》、《国语》，不合也，即细玩本诗之词意而亦不合也；是何异一二人如是言，及察之而实未尝资，未尝不可，未尝可杀乎？然而说者皆不之问，有如不见不闻然者，此何故哉？夫诸大夫国人之言皆同，尚犹不敢尽信而必察之，况仅一家言之，而遂曰“《诗序》近古，必非妄言者”，然则古人之受诬者可胜道哉！此可为长太息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