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释《破斧篇》之非
卫宏《毛诗序》云：“《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恶四国焉。”《传》云：“四国，管、蔡、商、奄也。”“既破我斧，又缺我┥。”《笺》云：“四国流言，既破毁我周公，又损伤我成王。”余按：“破斧缺┥”即叙东征之事；东征三年，为日久矣，斧破┥缺，则其人之辛勤可知，犹宋人词所云，“征衫着破，着衫人可知矣”之意；不得以“我”属之大夫，而谓“斧”为周公，“┥”为成王也。《朱传》以为从军之士所作，“破斧缺┥”，自言其劳，是已。又援“斩伐四国”之文，斥《序》以为“管、蔡、商、奄”之谬，其说尤正。然谓“答前篇周公之劳己，故作此诗以美周公”，则尚似有未尽合者。详味此诗之意，乃东征之士自述其劳苦，绝无称美周公一语；惟其劳而不怨，由於周公勤劳王室，不自暇逸，是以其民皆悉周公之心，敌忾御侮，不辞况瘁，至於斧破┥缺而无异言，即此见周公之美耳。以为“美周公”，浅矣！以为“大夫所作以美周公而恶四国”，尤失之远矣！
【备览】“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书序》）
【备览】“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於蒲姑。”（同上）
成王践奄当在克奄後
按：唐叔之归禾，周公在东土，成王在周京也。此文则成王亦至东土矣，疑克奄之後，淮夷尚负固不服，成王因自往视师也。抑不知周公班师之後，淮夷复畔，而成王始东征与？要之，当在伐奄之後，《多方》之前。故次之於此。
“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王曰：‘呜呼！猷，告尔有多方士暨殷多士。今尔奔走，臣我监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尔罔不克臬！自作不和，尔惟和哉！尔室不睦，尔惟和哉！尔邑克明，尔惟克勤乃事！尔尚不忌于凶德，亦则以穆穆在乃位，克阅于乃邑谋介。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畋尔田，天惟畀矜尔；我有周惟其大介赉尔，迪简在王庭。尚尔事，有服在大僚！’”《书多方》
迁民之诰
此《多方篇》文，乃初迁殷民後诰之者。
【附录】“王曰：‘猷，告尔多士。予惟时其迁居西尔，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宁，时惟夫命，无违！朕不敢有后，无我怨！’”（《书多士》）
【附录】“王曰：‘多士，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我乃明致天罚，移尔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逊。’”（同上）
引顾炎武语辨《伪传》淮、奄再叛之说
《书序》云：“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郑康成云：“此伐管、蔡时事。”《伪孔传》云：“成王即政（谓武王崩七年之後），淮夷奄国又叛；王亲征之，遂灭奄而徙之。”二说不同。其後王、顾诸儒皆以《伪传》为误。王论余未之见。顾云：“《多方》之诰曰：‘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而《多士》“王曰：“昔朕来自奄。”’是《多方》当在《多士》之前，後人倒其篇第耳。奄之叛周，是武庚既诛而惧，遂与淮夷、徐戎并兴；而周公东征乃至於三年之久，孟子曰‘伐奄三年讨其君’是也。既克而成王践奄，盖行巡狩之事，《书序》‘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於蒲姑’是也。《孔传》以为奄再叛者，拘於篇之先後而强为之说。”
《多士》在《多方》後之证
余按：《多方》、《多士》二篇，首二章皆叙殷、周革命之由，次二章皆叙伐奄後迁殷民之事，其文大同小异，则《多方》之“来自奄”即《多士》之“来自奄”，《多方》之“自时洛邑”即《多士》之“迁居西尔”无疑也。《多士》後一章叙作洛之事，《多方》绝无一言及之，则《多方》在作洛之前，《多士》在作洛之後无疑也。且《多方》文繁，《多士》文简，岂非前日既言其详，故後日但举其略与？然则《多方》固当在《多士》前，而奄初无再叛之事明矣。王肃说《书》，专攻康成；《伪传》本王肃之徒所撰，故好与康成为异。顾说是也；惟谓奄因武庚既诛而惧，则尚未尽。盖奄乃东方大国，武王克商之後未必深服於周，但圣人不穷兵於远耳。《尚书大传》谓武庚之举事，奄实趋之，然则武庚之叛必与奄连兵，是以周公因黜殷而并伐之也。故今以《多方》之文次於东征之後，而取《多士》篇中追叙自奄归後迁殷遗民之事附於其左以见其为一时之事。说并见後《立政》、《多士》条下。
【备览】“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书序》）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周公曰，‘呜呼，休兹，知恤鲜哉！……呜呼，孺子王矣！继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准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乱，相我受民，和我庶狱庶慎；时则勿有间之。自一话一言，我则末惟成德之彦，以我受民。呜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继自今，文子文孙其勿误于庶狱庶慎；惟正是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准人，则克宅之，克由绎之，兹乃俾。国则罔有立政用忄佥人；不训于德，是罔显在厥世。继自今，立政其勿以忄佥人；其惟吉士，用劢相我国家。’”（《书立政》）
《多方》、《立政》当在《召诰》前
世传《尚书》篇次，《多方》、《立政》二篇并在《多士》、《无逸》之後。余按：《多方》既当在《多士》前，则《立政》、《无逸》之先後亦未必果如今之次第也。《立政》言“孺子王矣”，似是成王即位未久时语。《无逸》戒其逸豫，勉以享国之久，当是天下无事，恐其狃於安乐，有初无终之意。然则《多方》、《立政》二篇皆当在《召诰》前，如《康诰》、《酒诰》之当在《金》前也；传经者失其篇次耳。故今仍以《立政》次《多方》後。说并见前《多方条》下。
周公作《立政》宗旨
周公何以作《立政》也？盖治国以用人为要，而用人以知人为先，一有不当****受其殃；大都小伯之众，庶狱庶慎之繁，人主安能一一而察之；待其不才已著而後舍之，亦已晚矣：故必克灼知厥若，乃使之治我受民也。然欲庶官皆得其人，非广搜博采不可；岩穴之内具有良材，羁旅之中不乏奇士，惟其贤则用之，不拘於亲旧也。吾故读此篇而知东周之世卿非先王之制也。观孟子称“文王治岐，仕者世禄”，则是卿大夫之子孙但世守其宗邑，初不世为卿大夫也。周衰，卿大夫始多世为之，贤才不复进用，以故王室日卑，政不行於天下。匪惟王朝，即侯国亦如是。春秋时，齐、晋最强，然皆至战国之初而遂亡。鲁、卫享国虽久，然皆微弱，役於大国。惟楚与齐、晋迭霸，至秦并天下而後灭，强且久莫如楚者。楚有何功德而能如是？余少读《春秋传》，心常异之；久之，始悟其故。盖春秋自成、襄以後，齐、晋、鲁、卫卿皆世传，大夫亦多世者，世则不必其贤；而楚独能用贤故也。孙叔敖举於海，观丁父、彭仲爽皆举於俘，固已。伯州犁、然丹皆邻国之逃臣，初无蚍蜉蚁子之援，而仕至右尹太宰。然此犹自来奔而用之者。至申鲜虞仆赁於鲁，以丧庄公，而楚闻其贤，遂召为右尹。其汲汲於求贤如是。厥後王孙圉聘於晋，犹以观射父、左史倚相夸于邻国，而曰“楚惟善以为宝”。是知楚人专以用贤为事，是以强且久而莫与比也。甚矣，周公之训之为至言也！至秦，以法令驭天下，惟取吏能守法，不复问其贤否，故吏冗者多。汉兴，始下求贤之诏，以故守令多以循良著者；然由恩泽佞幸，钻营权贵而得进者亦复不少。元魏既衰，始循资格；隋、唐以降，竞尚科目，由是授官惟凭科目，迁官但用资格，不复以度德量才为事矣。宋太宗论科目：“岂敢谓拔十得五，拔十得一二足矣！”夫果拔十仅得一二，彼八九人之相我受民者固已不胜其弊也。信乎文、武、成、康之治之非後世所能及也！说并见《别录》、《周政通考》中。
【备览】“越裳氏重译而朝，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译而来朝也。’周公曰：‘德泽不加，则君子不飨其质；政令不施，则君子不臣其人。’译曰：‘吾受命於吾国之黄，久矣天之无烈风淫雨，意中国有圣人邪？’”（《说苑》）
【存参】“越裳氏重译来贡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归路。周公锡以文锦二疋，车五乘，皆为司南之制，使越裳氏载之以南。缘扶南、林邑海际，期年而至其国。”（《古今注》）
越裳氏重译来朝事可存
按：此事不见於《经》，惟《尚书大传》及《说苑》有之；然於理无所害。但《大传》文有脱误及不经之语，故采《说苑》之文载之。《大传》以此事为在归禾之时，《说苑》以为在三年之後；要之当在成王归宗周後。故附列於此。至《古今注》所言颇近附会，恐系後人增饰；然亦未有以见其必不然。姑附存之於後。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フ，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越五日甲寅，位成。”（《书召诰》）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同上）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复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东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水东，亦惟洛食。来，以图及献卜。’”（《书洛诰》）
“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崇文德焉。”（《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成王定鼎于郏辱阝，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左传》宣公三年）
迁鼎非武王事
按此文，则迁鼎於洛者成王也。而桓二年《传》云：“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与此异者。盖古人之文多大略言之，迁鼎由於克商，克商，武王之事，不可云“成王克商，迁九鼎於洛邑”，故统之於武王耳。犹之鲁、晋诸国皆封於成王世，而成专谓“武王克商，封兄弟之国十五，姬姓之国四十”也。犹之《武乐》篇中称“桓桓武王”，“於皇武王”，必非武王所自作，而楚子谓“武王克商作颂”云云，“又作《武》”云云也。犹之成王之世，周公东征而奄始灭，而詹桓伯谓“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且王孙满以周人专叙周鼎沿革，不应误引；而臧哀伯，鲁大夫，因谏纳郜鼎而语及之，非其意之所重，其详固不暇深求也。故今弃彼而录此。
“戊辰，王在新邑，祭岁：文王も牛一，武王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王宾杀咸格。王入太室。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书洛诰》）
营洛
此上皆记成王、周公营洛之事。
“周公其後”与“作册逸诰”
“惟告周公其後”，《伪孔传》以为立周公之後於鲁，《蔡传》以为使周公留治洛邑，蔡说是也。“作册逸诰”，《伪孔传》以为使史逸诰伯禽，《蔡传》以为诰册史逸所作，二说皆非也。何者？凡诸祝诰皆当成於史臣之手，然他篇悉不载其名，不应此独记之；且无关於事理，於文可省。盖“逸”者，失也，乃《逸书》、《逸诗》之逸。此篇後日之所追记，故其中多缺文，其祝与诰盖失之矣。然祝诰虽失，其大意则可知，故缀其下云“惟告周公其后”，冠其上云“王命周公後”。文义甚明，不烦曲解。且《传》作“史佚”，不作“逸”，恐不得以此为彼也。
【附录】“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周书》）
《康诰篇》首文不知为何篇之序
此文在《书大诰》之後，《康诰》之前；旧误以为《康诰篇》序。苏氏以为当在《洛诰篇》首；然以文义揆之，亦不甚合。盖不知为何篇之序，而其诰已逸耳。“三月”，《伪传》以为作洛之三月；然庶殷犹未丕作，何以四方即大和会，安知其非次年周公尹洛之三月也。皆未有以见其必然。姑附录於此。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曰：‘告尔殷多士：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尔克敬，天惟畀矜尔；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尔小子乃兴，从尔迁。’”（《书多士》）
作洛之诰
此《多士篇》文，乃作洛後诰殷民者。
“时命有申”
按：此篇云：“予惟时命有申。”“时”，是也。“时命”者，蒙上“大降尔四国民命”之文，即《多方》之命也，“申”，重也。《多方》已命，《多士》又命，故云申也。盖《多方》以迁民故作诰，《多士》以营洛故作诰，故《多方》云“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畋尔田”；《多士》云“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营洛以後更无他事，何诰之有。然则此篇在《多方》後益无疑矣。《蔡传》亦谓迁民在作洛前，然不知《多方》即以迁故诰；迁民既在前，《多方》安得独在後邪！故今次《多方》於东征，次《多士》於作洛，庶其事之次第一望了然。说并见前《多方》条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