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莫言对当代文坛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莫言是一位高产并且高质的作家，他的创作有丰富的民间文化积淀，又深受两方现代文学思潮影响，实在是别具一格。《红高粱》系列描写的虽然是生活于高密东北乡的祖辈们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但与以往同类题材小说不同的是，它没有把抗战生活当作一种孤立的内容来描绘，而是向我们展示了生长于这片土地上的自在自为的人生与人性，绘声绘色地呈现出红高粱般质朴强悍的民族生命意识。以《红高粱》为发端，标志着历史战争题材的新的战线的开辟，一批没有亲历战争的青年作家纷纷投入这个战场并大有斩获，如乔良的《灵旗》，苗长水的“沂蒙山系列”，张廷竹的“国民党抗战系列”，周梅森的《军歌》《大捷》《国殇》，尤凤伟的“抗战系列”等。纵观这些作家作品，崭新的历史和民间立场是他们对军旅小说的突出贡献。他们摆脱了意识形态话语的束缚，突破了军旅小说表现对象和艺术观念的局限，挑战老旧的创作和阅读习惯，从民间立场出发全新观照革命历史，丰富了军旅小说的内涵。
潮起潮落：两次浪潮与“农家军歌”
唐：（上世纪）八十年代还真是一个令人怀念的火热时代啊，思想解放打开了我们民旅长久禁锢的精神世界，人们欣喜地迎接八面来风，作家创作异常活跃。除小说以外，其他体裁的军旅文学创作情况又是怎样呢？
朱：八十年代军旅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方面都有不小的成就。诗歌方面如李瑛、周涛、李松涛、程步涛、刘立云等，散文方面如周涛、王中才、杨闻宇、王宗仁等，都有上佳表现。尤其是报告文学，因其与时代同步或关注社会焦点，部分作品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如钱钢，江永红的《蓝军司令》《奔涌的潮头》，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在这片国土上》，袁厚春的《省委第一书记》《百万大裁军》，刘亚洲的《攻击、攻击、再攻击》《恶魔导演的战争》等国际题材系列等等，都是其中的翘楚之作。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展开细说了。
唐：今天再来回顾，您认为“第三次浪潮”中存在有哪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呢？
朱：问题当然有。比如说，和同时期当代文学相比，军旅文学就呈现出明显的“慢半拍”现象。新时期以来，特别是八十年代，中国文坛异常活跃，各种创作潮流、文学思潮一浪高过一浪。相应地，军旅文学的反应却总是滞后甚至或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再说开去，八十年代的中前期，军旅文学虽然“慢半拍”，却还总是亦步亦趋地随着当代文学的进程。但到了八十年代后期，情况已有了显著的不同。虽然同时陷入“低谷”，但“后先锋”“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女性写作”“现实主义冲击波”乃至“长篇热”“散文热”“随笔热”等等新的文学旗号和实践，仍然或深或浅地划出了当代文学顽强推进的轨迹，显示出了它在文学环境巨变中的应变能力和灵活策略。反观军旅文学，却不然。
唐：那么，军旅文学的“第三次浪潮”是怎样消退的？
朱：如前所述，“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的基本格局，奠基于八十年代初期，形成并鼎盛于八十年代中期，而在八十年代末期开始瓦解。
究其原因，除了大的社会和文学生态环境的改换之外，也有军旅作家自身的局限。比如，一，南线战争的短暂局促和历史烽烟的远逝缥缈，使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们的战争生活体验储存有限，难以支持他们在战争领域中更加长久的跋涉。二，部分作家对和平军营生活的观照不能完全摆脱传统的思维惯性，常常陷于一种浅表的功利主义的泥淖，形式技巧的花样翻新仍然无法掩饰内涵的苍白与重复。三，作家们普遍存在的学养上的先天不足，经过几年消耗之后，开始露出了底气不足的内虚症，尤其在文学观念几经革命，小说手段几经改进之后，明显出现了“落差”。四，由于兵员成分发生变化，军门子弟锐减直接导致了军人家庭出身的小说家队伍后继乏人，加上改行者、搁笔者使之不断减员，这一支队伍已“溃不成军”。五，随着青年作家的出道成名和资历加深，纷纷进入专业创作队伍，开始疏离现实军营生活，急速旋转变化的社会和军营现实亦迫使他们不得不进入审视和沉淀的“二度准备阶段”，在题材选择上则出现了淡化军旅色彩的“向外转”（写军营以外）和“向后转”（写童少年经验）的倾向。
唐：“第三次浪潮”的结束，除了与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有关以外，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吗？
朱：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确立了在中国的主导地位后，社会的急剧转型带来了文学生态环境的遽变，表现为政治语境的淡化和商业语境的强化，在这一“双重夹击”下，军旅文学作为一种有着特定内涵和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创作形式，势必面临着“消解”的空前严峻的挑战。还有一个内部原因：八十年代军旅文学多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规模化集体运作方式，像八十年代早中期的各种“征文”活动和全国性的文学评奖，以及后来各刊物耗资甚巨的笔会等，这种集群运作方式无疑是军旅文学的优势。进入九十年代后，这些形式的文学活动都因经济原因而渐次停止了。再有，作家面对突然而至的社会变革，他们也需要有一个调整过程，以寻求新的出发点和新的定位。因此种种，军旅文学的“第三次浪潮”便渐渐消退了。
唐：您在划分新时期军旅文学“两次浪潮”时，好像没有提到“农家军歌”，这个命名也是您提出的吧？
朱：“农家军歌”是出现在两次浪潮之间的过渡期。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整个中国文坛包括军旅文学创作都陷入沉闷期，这时候“农家军歌”的悄然奏响，填补了当时军旅文学的创作空白，也适时成为那一阶段军旅小说的“主唱”。追根溯源，“农民军人”主题在九十年代的豁然展开，和刘震云的小说《新兵连》密切相关。作为“新写实”小说的开山之作，它较早地体现了“视点下沉”“正视恶”“探究生存本相，展示原色魅力”等一些“新写实”的基本美学特征。而这种特征给“农民军人”主题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农家军歌”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有阎连科和他的《夏日落》《和平雪》《中土还乡》《寻找土地》，陈怀国和他的《毛雪》《无岸的海》《农家军歌》等。阎连科们的出现与努力，给“农民军人”这一主题带来了新的变化与气象，农民军人形象经过八十年代李存葆们的热情澎湃的“英雄化”，与莫言们心理失落的“非英雄化”的两极描写之后，至此开始心平气和地接近了一个真实的自我状态，开始贴近了当今中国农民军人的生存环境、生命意识和生存境况，并且反映出了他们在此间复杂的变化过程。
当然，既是“军歌”，则既应有委婉缠绵，更应有激越高亢，哪一个方面缺失，都构不成一首完整宏大的交响乐章。一九九五年我就曾在《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一文中指出过“农家军歌”的局限性，比如他们过于倾心对生存状态的关注而放松了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太着力于丰满与真实而忽略了对其根源与背景的挖掘；自传体角度的切入常常导致自我陷入太深而不易超越，知之深、爱之切又往往影响了批判的力度与锋芒，理解与认同相混淆，同情与妥协相伴生；抓住了农民军人与土地复杂的背反关系的同时也将自己置人了一个新的困境之中；显见得还缺乏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烛照等等。这样的一种创作现实使得这支“农家军歌”唱得低回有余，嘹亮不足。或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或在别的一些作家笔下，“农家军歌”开始出现了变调。像石钟山、赵琪、徐贵祥、李西岳、黄国荣、衣向东等，也不断有关于“农民军人”的作品问世，但叙述中没有了与土地之间那种无奈的丝丝牵绊，而呈现出更为丰富和昂扬的品质。
再度勃兴：长篇小说与第四次浪潮唐：以长篇小说为主要成就的“第四次浪潮”的涌动，或者说军旅文学在九十年代的复兴与勃发，有着怎样的缘起和契机呢？
朱：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结构发生转型，商业大潮席卷各个角落，人们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下海”。文学急遽边缘化，理想、激情、诗意骤然消减，人们感觉麻木，就如当时一些小说题目一样：
《一地鸡毛》《不谈爱情》《懒得离婚》，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大约三五年。
但是，人类终究是有自我调节的功能，“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沉沦之后势必迎来精神的反弹和英雄主义的回归。这是民族的自救，也是人民的需要，就像毛主席说的，“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而军队往往集中了一个民族最优秀的分子，是民族也是人类最宝贵最正面精神价值的承载者和承传者。当代文学英雄主义的回潮最早就是从军旅文学如邓一光的《我是太阳》、刘静的《父母爱情》、石钟山的《父亲进城》等一批作品开始的。它们延续了新写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从平易、细微的角度人手，以父辈们的革命经历和人生起伏为载体，将英雄主义以“非英雄”的方式重新表达，获得了广泛赞誉和反响，最终根据这些作品素材改写拍摄的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先是默默无闻地在地方小台播出，到后来迅速持久地红遍全国，并以此为转折点，预示了军旅文学的再度复兴。
唐：作为“第四次浪潮”主要成就的长篇小说创作，它有什么具体的标志性作品吗？
朱：这要前推到一九九四年朱苏进的《醉太平》和随后朱秀海的《穿越死亡》、韩静霆的《孙武》、乔良的《末日之门》。这四部作品一从当代军营、一从当代战争、一从历史、一从未来，全面展开对军人的塑造，对军人价值的沉重追问，对战争与和平的崭新思考。它们在恢弘的时空中包容了军旅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它们的“复合”，形成了一个立体、丰满而厚重的整体框架。它们的出现，给疲惫日久的军旅文学注入了活力，把新时期以来长篇军旅小说的水准推进到了一个新高度。它们的出现还标志着自新中国成立以返，继老一代长篇军旅小说作家之后，新一代中年的长篇军旅小说作家已经趋于成热，也为我们送来了长篇军旅小说创作大潮的“隐隐涛声”。
果不其然，静夜听“涛”数年之后，到了2000年，我在重点评荐《突出重围》《亮剑》的长文《中国军魂的回溯与前瞻》中，更加坚定地指出：“总体看来，二十年的军旅文学，自八十年代未跌人低谷，到九十年代中晚期又开始攀升，其中最重要的表征就是长篇小说的繁荣已初露端倪，就此一点而言，已经超过了八十年代。尤为令人可喜的是，除了一批资深作家如朱苏进、朱秀海、周大新等已渐入佳境之外，一批新锐作家如阎连科、柳建伟、徐贵祥等正后来居上，其不少厚积薄发的长篇处女作如《亮剑》《英雄无语》等表现出了足可信赖的创作潜质。以此‘回溯’为依据再作一‘前瞻’，我们对二十一世纪初军旅文学新的高潮可以期待，而长篇小说则最有可能成为这一‘高潮’到来之前最初的潮汛。”幸而言中——进入新世纪，朱秀海的《音乐会》、马晓丽的《楚河汉界》、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明天战争》《八月桂花遍地开》《高地》等，裘山山的《我在天堂等你》、周大新的《战争传说》、陈怀国／陶纯的《我们的连队》、王玉彬／王苏红的《惊蛰》、赵琪的《新四军》、衣向东的《一路军歌》、兰晓龙的《士兵》、李西岳的《百草山》、石钟山的《大院子女》、郭继卫的《赌下一颗子弹》、方南江的《中国近卫军》、刘静的《戎装女人》、刘宠伟的《大断裂》、王秋燕的《向天倾诉》、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等逶迤而出，连绵不绝。如果再加上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陈怀国的《遍地葵花》、朱秀海的《波涛汹涌》、姜安的《走出硝烟的女神》、黄国荣的《兵谣》等等，军旅长篇小说创作已由涛声隐隐的“潮汛”变成了“波涛汹涌”的大潮。
唐：与“第三次浪潮”相比，“第四次浪潮”有什么不同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