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莲舫撂了电话一转身，见晓初在身后笑。她问晓初笑什么，晓初说上午刚开过会，提拔第三医院的邬培信当副局长，张悦已经没戏了。于莲舫说难怪，我想也是这么档子事。珍妮听了说，毁人者不美，而受人毁者遭一番诽谤，便可加一番修省。龚晓初说，珍妮你之乎者也的也修省得快成精了，哪儿趸来的这些旧货？珍妮说，从龚家老太爷的医案里，录的是《菜根谭》的几句。
半夜里，起风了，大约又要落雪。
早晨天阴冷阴冷的，又飘起了零星雪花，珍妮提着箱子去赶飞机。龚家人除了老爷子和惠生老太太以外，都出来了，一直将她送到大门外，珍妮拥抱了每一个人，最后她紧紧地抱住珠珠，俯在珠珠耳边说，爱护你的妈妈，她是个好母亲。珠珠也在她耳边说，要是你做了我的妈妈，我也会很高兴，可惜没有。龚晓默将珍妮的行李放进车后箱，钻进车坐在珍妮旁边。任大伟发动汽车，车子刚起动，突然，珍妮由车窗内探出头来问，那个总裁还没有消息吗？于莲舫说没有，珍妮说那他今天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任楠朝车子挥挥手说，上帝会与他同在的。
送定珍妮回到正屋，大伙心里都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怅惘。惠生老太太举着电话说，找任大伟的，他的那个总裁朋友死了，昨天夜里，死于急性心肌梗塞。那边来信儿让任大伟当治丧委员会委员。
一时房内静得出奇，人们说不出一句话，大家把目光转向龚老爷子。珠珠说，爷爷您料事如神哪！任楠也说，姥爷，您是不是毁阎王爷撺掇好了？老爷子说，为什么说龚家是御医呢，要是连生死都算不出，御医岂不是白当了。于莲舫想起光绪与慈禧相距一日而亡的巧合使史学界引起的疑虑与争议，便问龚老爷子，肥头的死如果不是巧合，从医理上又如何解释。老爷子说，从医理上来说，心对应五行中的火，经为手少阴经。那****见此人，表面夸夸其谈，动作夸张，实为心气盛而神有余，宜泻心火。号其脉，却沉濡虚滑，是肾来乘心，水克火，属大逆不治。观其色，面色虽赤，然额上发际起黑，下至鼻梁，延至两颧。这样的心病患者应死在与肾对应的壬癸日，于时辰中，当是丑时，推算来该是周日凌晨二时至三时之间。龚老爷子又说，这类病若戒酒色，稍安毋躁，注意调养，以黄连泻心汤加厚朴猛攻，或许能有救，可惜此人来时已人在心死，使医者无回天之力了。
于莲舫想，好一个黄连、厚朴啊。
《湖南文学》1992年第2期发表
2.流年惊风雨，今个叶广岑
阿成
初识叶广芩，是在湖南的一次湘西之行的笔会上。虽然她的个子很高，很精干，但是看模样，看状态，我觉得她应当比我小得多，至少十岁，或者十五岁的样子。正式熟悉起来之后，才知道彼此也差不多，叫大姐可以，不叫大姐也行。有趣儿的是，大家都“叶大姐，叶大姐”这么叫。我也只好“入乡随俗”了。
非常不礼貌啊。
与叶大姐谋面之前，我就非常熟悉她的作品了。一个时期，各大刊物都有她的小说，各大电视台，包括全国各地的电影院也都有她编剧的影视剧和电影片子，似乎偌大的中国文化市场，被她占去了一半儿。
感觉她是一个被文化市场熊熊燃烧着的女作家。
我先前以为，叶大姐的姓氏，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姓氏。后来，从一些与她相关的、包括她个人的闲文中得知，这个叶姓本身是派生于清代叶赫那拉之皇族的。这样，先前阅读中所存有的小小疑惑，便恍然于大悟之中了。应当说，一个在自己的姓名上就浓浓地渗透其作品之魂灵的作家，自开国以来，是不多见的。
知道了这样的渊源，再悄悄地端详叶大姐，人也一下很不同起来，横看竖看，觉得她很像年轻时代的慈禧，倘若让她扮上慈禧，虽然多少顽皮了一些（以及叶大姐所特有的幽默与调侃之外），还是最像的。尤其是叶大姐的笑，感觉像刚刚被册封时的慈禧，特别的有感染力。精干的叶大姐人也干净利落，头发梳得像格格似的一丝不苟，身之上下，一尘不染。总给人一种她将要出席端庄宴会的感觉。我偏执地认为，叶大姐的这一特点，除了她天性的保持之外，似乎也有来自其皇室家族的影响吧。
不仅如此，叶之姓氏的本身，我猜想，对叶大姐来说。与其说是一种天然的继承，莫如说是一个桃花灿烂般的诱惑。这样，无论是《乾清门内〉也好，《采桑子》、《谁翻乐府凄凉曲》也罢，洋洋洒洒、多舛的皇家宗室人等的兴衰故事，由她来讲，怕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一次同叶大姐闲聊的时候，她曾无意中对我说（我很注意一个人无意中说的话），她从西安回到北京，看颐和园呀，紫禁城啊，感觉很不一样。而且说这话的时候，她的动作总是先在话之前就很夸张地出来了。然而，让人费解的是，她在她的一篇长篇小说的后记中，却说“陕西恢弘的帝王之气与厚重的人本之气是上天给予陕西作家得天独厚的馈赠，这是任何地域都无法替代的。古老的土地有周秦的大度，汉唐的气魄，土厚水醇，崇尚实际，西安以它的宽厚、诚挚、热情接纳了我，这是我的福气和运气。”
但不管怎么说，北京的天空，北京的建筑，北京的气氛，北京的历史，总能让叶大姐变得亢奋起来。这个时候的叶大姐，说起话来，常常是如数家珍、妙语连珠。
叶大姐是文坛公认的一位小说叙述的高手。她笔下的那些错综复杂的历史头绪，人物关系，命运，以及围绕在其中，或者作为背景的事件与物件，处理得那么从容，和谐，地道。像弹焦尾琴似的，用优美手指，徐徐弹拨，让若古若今的曲调缓缓地进入读者的心灵。很显然，在她的小说里，当代的文化式样和传统文学的精粹，常常是结伴而行，形影不离的，这就使得她的小说有一种诗意的美。
少年时代的叶大姐，家，自然在北京。后来变化了，去了土黄色的西安。在这种颜色的天地里，人群中，叶大姐不仅做过医院的护土，还做过报社的记者。然后，东渡扶桑，去了日本的千叶大学读书。这样的经历，使得叶大姐的知识储备和感知领域一下子扩展起来。从叶赫那拉氏的子孙，到北京的女学生、西安的护士、报社记者，再加上赴日的留学生，这一系列的经历，使叶大姐成就了一个挺特别的作家，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如树上的果子一样，人大约也是到了该熟的时候了。”特别是叶大姐在日本的留学生涯，使她天然地获得了对祖国、对叶氏之宗族，当然也包括土黄色的西安——静下心来——隔海暸望与思索的方便。这对她能够全景式地讲叙神州天下的故事，无疑是一种天赐的力量与支持。用她自己的话说：“那些尘封已久的人和事，个人的一些难忘的体验，常常不由自主的涌上笔端。”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这之后她创作的小说，特别是对清亡之后各色人物的命运展示，很是入情，入理，入微，既有天然的灵性，又有女性的敦厚与善良，还要包括她南北闯荡之后的坦然、自信和不吐不快的风格。让老老少少的看官们掩卷之后，感慨万千，无法矜持。但是，叶大姐却提醒大家说：“有人说我写自己，在写家族史，这未免让人有吃不了兜着走的尴尬，文学作品跟生活毕竟有很大的差距，很难严丝合缝地对应起来。”
有时，历史和现实是不完整的，需要想象来补充，这恰恰是叶大姐的长项。
记得前岁在北京，在中国作协的招待所里与叶大姐见面，我特别欣赏她用陕西话讲的那些让人喷饭的市井笑话，非常让人开心。还有更开心的，同是那次见面，大会安排一个青年作家代表我们讲话。叶大姐便真的是叶大姐了，像党支部书记那样，严肃地指导那个青年作家应当在发言中，先说什么，后说什么。那个老实且厚道的青年作家一个劲儿地点头，而且还很感慨的样子。但发言的时候，他根本没按叶大姐的“指导”去做。
坐在下面的叶大姐也开心地笑了。
那次分手的时候，叶大姐送我一包陕西产的、类似快餐面式的“羊肉泡馍”。黄色花纹的包装，很好看，给人一种很陕西的感觉。回到东北我没舍得吃，让小女儿品尝，小女儿吃过了说，挺不一样……但是……
不用但是了，只有到陕西去，才能吃到真正的羊肉泡馍，而且才能真正地走进叶大姐的世界。
3.我的叙述越自然就越逼近真实
李鲁平、叶广芩
李：由于想了解您的小说文本以外的东西，我阅读了数量很少的资料，其中有您在《作家通讯》1997年春季号上写的《寂寞投阁》，《文学报》1997年11月13日刊登的对您的专访，以及您的创作谈《拉开距离》。当然，我并不期望通过这有限的资料对您创作背后的世界了解得十分详尽。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也并不是十分必要。但对读者可能就不一样，他们（也包括我）都有了解作家（不仅仅是作品）的渴求。
作家的经历对作家的创作很重要，这话我们经常听到。但很少认真对待它。初读《坎坷经历是一笔財富》这篇专访，我甚至认为它有些空洞，但当把该文与《风》、《注意熊出没》联系起来，便感觉大不相同。就如您在《注意熊出没》中所说的“那样写出来将是一篇纪实文学”，有时候我真以为《注意熊出没》是纪实文学。您能谈谈您的经历与《风》和《注意熊出没》之间的关系吗？
叶：非常高兴能有这样的对话机会。与评论家谈创作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我感觉我的创作当前正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这个时候能得到《芳草》杂志和您的支持，实在是很感激的。
如您所说，我的个人经历与小说《风》、《注意熊出没》是有联系的。例如，作品《风》中的鬼子与汉奸都是确有其人的，我也确实为那个昔日的鬼子，今日某位日中交流友好人士到河北去寻找过汉奸，其结果当然可想而知。这件事到今天想来仍觉得很荒唐，让我常常发笑，我觉得那次寻找十分的有意思，也纯属兴致所至。寻找的过程是一个对历史印证的过程，寻找使人内心的震撼和愤怒化为思考，站在今人的角度思索五十多年前的战争，使我们有种历史的空间感，正是这种空间感为这篇小说增添了几分严峻与沉重，它与老一辈作家对那场战争金戈铁马，折戟沉沙的直接描述不同，它是隔了一层的，隔的究竟是什么，我想就是今人对人类文明文化的反顾，以文学的角度来揭示人性善恶的内涵，寻求阐释历史的新的可能。《注意熊出没》也是一样，它是我到日本群马山地调查残留孤儿回归日本以后生活状况的产物，应该说它是一篇不成功的调查报告。九十年代初，我在日本千叶大学法经学部搞残留孤儿的问題研究，所接触的内容与文学几不搭界，那完全是一个陌生的领域。换一种角度看待世界，看待人生，这对作者来说不是一件坏事。那期间我和文学彻底划清了界限，整整五年时间，我没写过一篇小说。
回国后，我的工作发生了变动，从报社调到西安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良好的创作条件使我有机会将那些思考变为文学作品，用调查报告以外的形式把它们展示给更多的人。于是写了《风》，写了《注意熊出没》等等，算作一种尝试吧，能不能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我心里一点儿底也没有。它们是我的经历，又加上了文学的演义，这种真真假假的手法是我在创作命常用的小伎俩，因为现实毕竟不是文学，文学也毕竟不等于现实。
李：我注意到《风》和《注意熊出没》不同一般的留学生文学或者说留学人员的文学。印象中大多数留学人员的创作大都着眼于海外学子的生活、经历、思想，而您虽然写的与留学生活有关，但看起来留学生活只是个引子或者说背景舞台。您却一下子切入了关于历史的真实性、历史的解释以及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等视角。这是这两个中篇超然区别于一般留学文学的关键之处。它们引起国内和日本评论界的注意是件很自然的事情。您如何看待您的这一类创作？还会继续写这类题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