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姆在给我讲述这个人时，给我的感觉她的脚坠着身子往下陷，她和我之间有了一段距离，由于我总是跟着她移动，我们的距离总也拉不开。于是，我和她一起走过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拉姆在草滩的这个“小岛”上已经安家一个多月了。不言而喻，生活是异常艰难的。但是，对她来说，最难熬的不是生活这一关——经管着自己的一群羊，吃的穿的都有了，牧民们祖祖辈辈不就是这么过的么——最难熬的是寂寞。每天从早到晚就她孤孤零零一人守着十多只羊，日子越嚼越寡淡。她常常觉得周围有许多无形的陌生眼睛在探究地盯着她。可是，等她睁大眼睛去搜寻时，什么也没有。“会习惯的！”她总是这样安慰自己。
一日，大约是吃罢早饭的时辰，冬草和她的帐篷像霜打了一样在寒风里呻吟着。她蜷缩在帐篷的一个角里大气也不敢出。半小时前，有一个人闯进了帐篷，那是在她没有任何提防的情况下闯进来的。身单力弱的她实在无法阻拦。就在那人临走抢掠拉姆那少得可怜的家当时，拉姆突然看见了他的脸，呀，好面熟！噢，想起来了，是她家府上的一个管家……
往日可以做她的上马镫的家奴，转过脸去变成了恶狼。
一场残酷的躁动之后，帐篷内外鸦雀无声。
她把身躯和心都紧紧地收缩起来，不敢动，害怕又有狼来。她已经没有防御的能力了，浑身酸痛。
不知过了多久，她完全没有时间概念了。忽然，她听见帐篷外有响动，好像是脚步声。她屏住了呼吸。
一切又复于寂静。
许久，才传来轻轻的叩门声，接着是一个慢声细语的男声：
“有人吗？”
她不敢应声。
世界变得出奇地宁静。
似乎过了很久很久，她又听见叩门声。她仍然不敢答应。
很长时间没了动静。她想，那人很可能走了。她很奇怪，他为什么不进来呢？这已经歪歪斜斜的帐篷，一脚就能踹倒。还有那敲门的动作、那说话的声音，为什么那么小心翼翼？对！他不是坏人。不会有这么规矩的坏人。她决定看个究竟。
就在她撩开挂在帐篷门上的那块氆氇布时，她惊呆了，一个浑身疲乏、满脸挂着汗水的兵站在外面，他好像在期待什么。
噢！她明白了，他是等着她来开门。
她开了门，是一个兵，他的第一句话便是：“大姐，让你受惊了，实在不好意思。”
“你……”
“大姐，给我一口水喝吧，我要去追一个叛匪！”
“叛匪？”
这一瞬间，兵军帽上的红五星把一切都告诉了她。她马上想起了刚才那个野兽，是应该把那东西追上，抓住。
拉姆忙转身拿起铜壶，摇了摇，里面还有一点水，便送给那个兵。没想，兵端起铜壶只抿了一口就不喝了，说：
“你也过得很艰难，留下自己喝吧！”
兵说着低头看了看脚，对姑娘说：“谢谢大姐了，我还要去赶路。”
拉姆这才发现兵的一双赤脚站在自己面前，十个脚趾血肉模糊，脚上沾满了沙土、草屑。她的心像被刀尖碰了一下，轻轻地问道：
“你的鞋呢？”
兵尴尬地笑笑，回答：“荒山野岭，走的地方没有路，鞋帮被折腾得飞了。只好光着脚丫追。”
拉姆什么也没说，再次转身进了帐篷，拿出了一只藏靴，递给兵：
“很不好意思，就剩下这一只靴子了。有一只脚不受苦总是好的。”停停，她又说，“另一只靴子被刚才从这儿逃走的一个叛匪抢走了……”
兵打断了姑娘的话：“叛匪？扎西巴朵？”
“正是他！”姑娘的口气十分肯定。因为他是她家的管家。
“大姐，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藏靴我不能收。”
“你不要说了，眼下最急人的事是抓住叛匪！”
说着，她就把藏靴塞到兵的怀里，自己进了帐篷，撂下了那块氆氇布……
少许，只听见从里面传出一句话：“我叫拉姆，记下我的名字吧！”
兵说：“捉住了叛匪，我会来看你，还你藏靴。”
他走了，大步流星地向前跑着。
拉姆从窗口望着，兵没有穿靴子，一直背着靴子走向远方……
我很高兴有机会重见拉姆。但是，对她提出找到那个兵的要求，我却无法满足她。兵的去向及他后来是不是抓住了叛匪，我一概不知，也没法知道。我便如实地对她说，拉姆，请你原谅，我像你一样不能找到那个兵。
她的眉宇间闪出一缕失望的表情，说，照你这么说我再也见不着他了？
我没有点头，只在心里叹了口气。
本来我还想问问她现在的生活情况，可是，她走了，连头也没有回就走了。不知何故我很想大哭一场。没有时间的空间就是这么脆弱。
后来，那篇名为《一只藏靴》的散文发表在1982年第2期《白唇鹿》上。《白唇鹿》是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文联办的文学季刊。
……回忆的片断，支离破碎，像流星闪过似的，曲曲折折地穿过我杂乱无章的思路。
我从回忆中走出来，回到谷露村的小帐篷里时，手里仍然拿的是那本刊登着那则报道的刊物。这则报道与我在《一只藏靴》中写的那件事太相似了。
真的，太相似了！
往事很短，现实很长……
次丹堆古喇嘛又一次出现在我面前。还像上次一样，他是突然破门而入的。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总要用这种方式见我。给我的感觉他像要急不可待地给我讲述什么事，可是，进门后他又是吞吞吐吐地不那么利索。
与上次不同的是，他这回没穿袈裟，换了一件洗得千干净净的藏袍，手里拿着一本书。
我一看，《白唇鹿》，啊！
我必然要问他一句：你，怎么会有这本书？
他的回答简直像天方夜谭：是你送给我的呀！你忘了，十五年前？
“我送的？我什么时候送的？你是说上次咱们见面的事吗？”
“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咱们是老朋友了！那一年，《白唇鹿》刚印出来，你亲手把这本书送给我，让我转给你指名要送的那个人。很遗憾，我没有完成任务。现在只有把书退还给你。”他说得十分认真。
我越听越糊涂了。可是，他说得那么有板有眼，我有口也难辩呀！他肯定是记错了人。不对呀！他既然认定我们是老朋友，为什么上次他来找我只字不提《白唇鹿》的事？
我把我的这个疑点提出来，他置之一笑：
“要不怎么说我糊涂呢！上回我眼看着你是我的朋友，可就是不敢认。再说，我把你的名字忘了，这样就更张不开口了。我回去看了看刊物，知道了你的名字，今天把证物拿来，你能不认我这个老朋友吗？”
我还是不敢认他。我确实没有给他送过这本刊物，在我几十年的人生经历里真的没有他这样一个朋友。他肯定是认错了人，记差了事。可是，这证物，《白唇鹿》……
好，索性不提这事了。我另找话题，免得走进死胡同，越走越出不来。我问他：“你两次来找我，我看出来了，你心里有话，但始终没说出来。”
“你是说我的那位朋友吧，也就是那顶帐篷的主人吗？是的，我是要给你讲讲她了。她就是你这篇文章里写的那个藏族姑娘，贵族小姐……”
“你是说她是拉姆？”我脱口而问。
“没错！就是她，拉姆！”
好像漆黑沉重的夜里又下起了大暴雨，我的身躯和灵魂都被憋得难以喘息。世界在有时候为什么变得如此狭小……
这时，次丹堆古已经像上次见到我一样，双膝跪地，弓腰给我鞠躬。我看着眼前这个圆形的躯体，心酸得快要滴血了。我知道他将要给我讲的肯定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故事。我扶他在卡垫上坐好，他身体上的缺陷使他的任何行动都十分不便。
他把《白唇鹿》用拇指一页一页地捻着飞散开来，让我看着。
然后他又小心翼翼地把书放在手兜里——一个羊皮做的褡裢。他向我要开水，说润润嗓子。他喝水喝得好响声，满帐篷里都是嘴唇挨在碗边吮吸的声音。
生命如一缕春草的根须，随风吹到山北山南的任何一隅都会在春天的阳光里繁衍生息。然而，它又随时会被风吹折，枯萎。
飘游呀，人也像小草的根须……
“你应该接着你的《一只藏靴》往下写了……”次丹堆古这样说。
半年后，班长李湘终于找到了拉姆姑娘。或者说拉姆找到了李湘；半年中，他们俩毫无目的地互相寻找着。不容易呀！数千里的藏北无人区，走进一个人还不是像大海里撂了根针！
感情总是储存在时间里。他们终于走到了一起。
对啦，应该交代一句，李湘就是追寻叛匪的那个兵。拉姆把自己被叛匪抢劫后剩下的一只藏靴送给他，他舍不得穿，也无法穿，直到他再次见到拉姆时，靴子还背在肩上。
这时的他已经让高原的寒风苦雪把脸镀成了赤红色，很像当地的藏民。
李湘没有追上那个叛匪，尤其可怕的是他也找不到部队了。
当时他身处无人区中心地带，分不清东西南北，只能是胡走乱撞，希望靠侥幸走出去。结果越走越没有方向感，越走双腿越软。他数着日落月出的轮回，计算着天数，过一天在手中的拐杖杆上刻一道印痕。一百多天过去了，他还在精疲力竭地转悠着。那些日子，他常常三天五日、有时是十天半月，才能碰上一户牧民，他向他们打听部队的方向，他们谁也不知道哪里有军营。他们给李湘说话时总是站得远远的，满脸的惊恐。
李湘无法归队，只能孤苦地流浪着。草根、野果、小动物就是他的食品，任何一个沟坎、山洞就是他的家。
在无人区里遇到任何一个陌生人，包括那些仇视你的陌生牧民，你都会像见了亲爹亲娘一样亲切。尽管人家躲着你，你也会把撕不断的目光久久地贴在那远去了的人影上。直到人影在蓝天与草原相衔的地方消失，你才收回目光，说一句：他们还会回来吗？
这天，他意外地遇到了拉姆。
“是你呀？”他惊喜。
“是你呀？”她也惊喜。
俩人紧紧地相抱在一起。他用粗壮的手指摸着她那落满沙尘的头发。她告诉他：“我一个人再走下去非得疯了、垮了不行。碰见一只雪狐我都想抱起它亲一口。你来了就好！”
从此，他俩结伙流浪在茫茫草原上。拉姆会说汉话，这样他们的交流就十分方便。
流浪的日子里男女之间最容易建立感情、爱情。他俩很快就结婚了。
新婚的日子苦也甜。
结婚的那天傍晚，他俩双双骑在一峰骆驼上，随心所欲地、漫无边际地在草滩上散步，他们说这是他俩的“结婚典礼”。
“喂！记得吗？咱俩认识有多长时间了。”
拉姆每叫李湘时都喊一声“喂”。喂——不是汉族人们习惯中的所谓非礼称呼，在拉姆心中这声“喂”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
她觉得，叫他名字显得生分，唤他阿哥也有些见外。就这个“喂”“好”，既含蓄又害羞，还带几分调皮。
李湘说：“这要看你指的是哪一次认识，不要忘了，我们的相识有两次。”
“你够傻了，当然要从第一次认识算起。就是你穿去我的藏靴那一次。”
“谁穿你的藏靴来着？一个大活男人穿着女人的靴子，怎么走路？嘻嘻，开个玩笑，实话说，我那次背着你那只靴子赶路，好有精神，身上好像安了一架马达。”
“嗨，回答我的问题，咱俩认识有多久了？”
“这，我得一点点算。半年，又一个半年，再加一个三个月……”
“你真笨，有那么算的么，来，把手伸过来，数数我这里的宝贝疙瘩，就什么都知道了。”
“什么宝贝？在哪儿？”
李湘扭过头看一眼身后的拉姆，拉姆乘机把李湘的手抓住放在自己的藏袍里面。那里有一串疙疙瘩瘩的东西。他正要问个究竟，拉姆吆喝一声让骆驼收慢步子，她撩开藏袍让李湘看，那是一堆丝绒，上面挽了许多小蚂蚁似的小球球。
“结绳记事？”李湘好惊奇。
“太阳出来一次我就挽一个球，挽够三十个球时，便结一个大的，它代表一个月。你数数这球，一共有多少，一个大球就是一个月……”
李湘笑了，说：“我开初也在拐杖杆上画道道记天数，后来道道画的多了，数不清了，只好作罢。”
“有这些球球，你那道道废了也就废了。来，数数看有多少日子！”
李湘根本不用数，只凭眼睛一望而知……“啊，五十个了！一年十二个月，四年就是四十八个月，噢，一共四年零两个月！”
“四年了，时间没拴缰绳，跑得溜快！”拉姆感叹。
“我自从放弃了画道道以后，确实就不知道过了多少年，我只能从自己穿衣服的薄厚上推知到了什么季节。多亏你有心，让我知道了我们在无人区已经流浪了四年多，这四年时间赛过外面的二十年，我都老了，你看，我头上的白发！”
拉姆顺从地把手指叉开，插进了丈夫的头发里。霎时，她觉得全身好温暖，丈夫头发里散发出来的男子汉那种汗腥混合着体温的味道，渗入了她的心里，她感到身子都快化了。
正是这种意味无穷的温暖伴随着她度过一个又一个寒冷的日子。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又一个冬天过去了，又一个春天来了……路边塄坎上的冻土浸出了一道道湿纹。
又一个春天来到无人区。又是一天傍晚。拉姆和李湘照例骑着骆驼走在草原上，不同的是他们已经是三口之家了。儿子小多吉的出生给这个清冷而寂寞的家庭增添了无限的欢乐。
每天，只有落日在天边燃烧的时候，他们才收牧，才外出骑着骆驼散步。不知为什么他们爱草原的晚霞，但是在落日的燃烧中，他们迎来的是一个又一个黎明。
三人骑着骆驼走着，拉姆抱着儿子，李湘抱着妻子。拉姆紧紧地依偎在他的怀里。
天完全黑了。骆驼仍在不知疲倦地颠簸着。
突然，李湘惊叫一声：“看！那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