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八年抗战结束了，解放战争也胜利了，他成了军分区副司令员。那个从战争烟火中走过来的骷髅，就挂在了他办公室的墙上。光光的闪着亮色，很招惹人，谁见了谁都要打破沙锅问到底地请他讲讲其来历，他也就不厌其烦地从头道来。他讲得很来兴趣。慢慢地竟然讲起了这副骷髅的结构特色，鼻长眼深嘴浅什么的，把它艺术化了。
也许正是那半拉仇恨的骷髅化作了艺术的种子，植入他的心田使他萌发了对艺术的向往，长出了艺术的翅膀，后来才有他的根雕艺术作品和由此而产生的一串故事。
接下来，自然我该讲肖康声和藏家母女的故事了。
据我猜测达娃的阿妈和肖康声第一次在红柳堡争争吵吵时，肖康声肯定不是第一次刨挖红柳根了，这从俩人当时的对话中略有所露。
一个是荒野放牧人，一个是军分区副司令员，俩人的身份差距如此之大，如果不是为红柳根的事今生是永远也走不到一起的。
“瞧你也是个老大不小的人了，按说是应该分出蓝天的白云比骚狐狸尾巴夹的那股臭气干净得多，可你不懂。这红柳好端端的长在这儿碍着你哪儿了，你劳神费力地刨掉它，那东西能吃还是能喝？”阿妈说话不拐弯，说完还呸了他一口。肖康声一身泛白的军装，裤腿也卷着，说不定阿妈还把他当成路盗之类的不走正道的人了。
“这位老阿妈讲话蛮带刺的，看来你是佛面僧面都不看了。我明白你的意思，这红柳堡像围墙一样把你的帐篷挡在里面，你是城里人了，当然不会舍掉自己的城墙。”肖康声说话入木三分，他一下子就揭开了阿妈心中的幕帘，让她言行的内核外露出来。
“我是僧面佛面都会看的，可首先要看人的心是不是善良。你说对了，对于‘折墙’的人我不会说他就是善人。这个红柳滩住的可不是我一家人，不信，你从这儿再往里面走走至少会有二十户人家挡住你，质问你为什么要刨挖红柳根。信不信？”
“信！信！信！怎么会不信呢？你就是为了保住包括你在内的你们这二十多户人家的‘院墙’，才扣下了我的红柳根。这么办吧，这些根值多少钱，你报个价，我掏腰包。”
“屁话！我们这二十来户牧民的牛羊和全部家财，值多少钱，你算过吗？”
“这个我管不了，也不想管。我只是想告诉你，这红柳滩不是你家的，我挖红柳根你不必如此认真去管。”
“我管不了你，我却能管红柳滩，这根你就是不能运走！”
“老人家你太愚昧了。但我不怪你，谁让你是个不懂得根雕艺术的老藏人呢！”
“……”
老阿妈坐在那堆红柳根上，跷起了二郎腿，像个藏家女民兵。
将军服了，他不得不走，不能不走。
吉普车的屁股冒起一股烟，驶出红柳滩。
阿妈仍然坐在红柳根上。
将军的汽车已经开出去好远了，一直站在自家帐篷门前看着这一切的德吉卓嘎走到阿妈跟前，说：
“这个人是个大官，在他和你说话时旁边一直规规矩矩地站着一个兵，那是他的警卫员。”
阿妈从红柳根上下来了，她抬头望着已经远去的那辆汽车，无语。
许久，阿妈才转身向帐篷走去。她的四肢短短的，走起来像只企鹅。
当时，德吉卓嘎只是远远地看着将军，没有记下他的模样，为此她后悔了几十年！
背影给人的感受很模糊……
将军楼里的谜
那天，我们的汽车驰过红柳堡不久，就到了戈壁新城格尔木。
当晚我们投宿格尔木兵站。
格尔木与内地的时差大约一个小时。吃罢晚饭，太阳还老高老高的挂在西天上，天色似乎比白天更亮了。我便约了三个战友信步上街去转悠。我脑海里仍然装着在红柳堡遇到的那位阿妈的形象，心想，如果能在街上碰到她就好了，这样会了解更多我想知道的事情。当然不可能有这么巧的事了。阿妈住在红柳堡，怎么能在格尔木见到她？没有见到老阿妈是情理之中的事，将军楼撞到鼻尖下却出乎我的意料。
我是在一位老司机的指点下找到将军楼的。老司机很神秘地对我说：“来格尔木不看看这座将军楼你会后悔的，彭德怀在那楼里住过呢？”要搁在今天，这话也就那么回事了，中国大地上有多少这样那样的故居，见的多了。可那是1960年呀，故居这个名词还是很罕见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当时彭德怀被打倒了，与这位大将军有关的任何人和事物都贬值了，唯其贬值也就本能地对人们有一种吸引力。我是怀着一种说不清是好奇还是怜悯的心情参观将军楼的。看着简陋得连内地殷实人家院里的房舍都不如的这座小小的楼，我心里有一种酸楚楚的滋味儿。开国大元帅如果不是体察民情出于工作需要，到哪儿不能去享受，来这荒凉偏远的地方干什么？
人去楼空，显得异常凄惶。守楼的白发老人见我像找魂似的在楼前走来踏去，便上前悄声问道：“同志，从哪儿来的？这楼里原先的主人与你有什么挂连吗？”我告诉老人家，“楼里的主人姓甚名谁，我一概不知。我是在青藏线上跑车的汽车兵，不久，我就会长期住在格尔木。”老人说：“那好，那好！格尔木是个好地方，老总都惦记着它，从北京大老远的到这儿来视察，还能错了！”我知道他说的老总就是彭德怀，西北人都这么称他，他曾经是西北野战军司令员。我故意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让老人讲讲这楼的故事。
他的话匣果然打开：这些年来这儿的人稀少得几个月也见不到一个，我守的是一座真正的空楼。今天见到你来了，我一下子觉得这小院里也热闹起来了。
老人很健谈，我想大概他许久没有倾吐对象了。正是从他嘴里我知道了将军楼的一些原始情况。
一九五八年，听说彭德怀要来格尔木视察，被称作“青藏公路之父”的慕生忠将军又高兴又不安。青藏公路是在彭老总的直接关怀和鼎力支持下修建而成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彭德怀就难以很快地修成青藏公路。让彭德怀亲眼来看看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亲耳听听在这条公路上跑的汽车声音，这是慕生忠早就揣在心里的愿望。可是这个地方太艰苦，就连他这个青藏公路管理局局长住的也是窑洞式的半地下半地上的“干打垒”。彭总跋山涉水来格尔木总不能让他住这种房子吧！于是，他让房管部门在很短的时间内赶着盖起了一栋青砖白灰一砌到底的简易楼。这是格尔木历史上耸立起的第一栋楼房。二层楼，台阶从楼外拐弯而上。屋内没有任何比那些窑洞式房内更特殊的陈设。尤其突出的是门窗上刻着有红五星。这是那个年代的产物，没有比它更能象征革命的含意了。
我有个疑问，便请教老人：为什么要把这楼叫将军楼？确切地说它是元帅楼。老人回答：最初人们都以为这座楼是为慕生忠将军修的，便叫起了将军楼。其实，彭老总到格尔木后，没有在这儿住。后来它名为慕生忠的办公室，可他很少在这儿办公。所以从建起它那天起几乎就是一座空楼。我忙问：“彭总为什么没住？”
老人的话语里满是称赞：那年彭老总听说让他住楼房，脸一拉就不高兴了，说，你们都住窑洞房，为什么让我住楼房。这座小楼留着让慕生忠住吧，他是功臣。彭老离开格尔木后。不久就出了问题。
慕生忠也受到了牵连，被罢了官。这楼一度变成了堆积杂物的库房。
这时，我看到楼的西墙外，有几间平房，那就是将军当年的家。
墙上有个土门，将军来往就是从这土门里穿行。
稍许，老人感叹道：将军楼里没留住彭老总，也没留住慕生忠，倒引来了另外一位首长。据说那天他带辆大卡车，运着一车红柳根卸在将军楼前。那位首长在楼里忙了整整三天，不知干什么。
第四天又运载着红柳根悄没声地走了。他走后，将军院里满是红柳的根根枝枝。
听了老人的最后这番不经意的话，我突然想到了一位将军，难道会是他吗？
戈壁滩没有花。红柳来了，给荒原带来绿色。即使春天，红柳也别开花！
吉祥物“赤狐”
作为连队打柴队的一员，我驻进了红柳滩。像每一个摊到这份公差的战友一样，我很骄傲有这次考验自己的机会。带队的副连长动员时说的很明白：全连百十号人马，为什么偏偏挑你们十五个同志？一句话：信任！
副官还有话呢，虽很枯燥但不拐弯：
“包括本人在内，我们大家一定要不惜代价地把这次打柴任务完成得十分漂亮。明白吗，就是说这是一次战斗，我们要打一个十分漂亮的仗，九分不行，九分九也不行，必须是十分！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如此严肃地把这个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告诉你们吧，从现在起我们这个部队的烧火要进行一次革命，改烧煤为烧红柳根。这是上级的决定。那么，一定会有人问：烧煤不是比烧红柳根更方便吗？怎么还需要改？首长说了，红柳根烧起来火力旺，有威力。最主要的是节约，格尔木周围遍地都是红柳堡，一天挖它个十车百车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烧火不掏钱，进入共产主义了！好啦！我只能这么简单地讲讲，不知同志们听明白了没有？”
这番车轱辘话把好些人听得都打瞌睡了。副官讲完后只有几个人稀里哗啦地拍着巴掌。他不悦了，提高嗓门吼了一声：“我白溅了半天唾沫星子？重来、鼓掌！”掌声四起。
动员会结束后，有人把在会上不便说的话悄声说给副连长听：
“这么多人驻扎在红柳滩干这种原始式的体力劳动，要吃要住，还要汽车出出进进的运柴火，这些难道都不要钱吗？再有，我们是汽车部队，本身的进藏运输任务就很繁重，抽出人力明摆着会影响执行运输任务。这些你们想过没有？”
他立马驳了回去：废话！你问我我问谁呀？我是照本宣科。
看来，副官也是没有掌握多少具体情况，别看他神秘兮兮的。
红柳滩上撑起了一排排绿色军用帐篷，壮观、威严。早中晚都是炊烟缭绕，再加上铁锹十字镐互碰发出的撞击声，还有出出进进的军车。不知道内幕的人会以为又一个军事基地诞生在红柳堡。
实际情况是这里驻扎了打柴人，个个变得像土鬼泥猴。难道不是吗？这些兵们浑身除了牙齿是白生生的以外，其他地方都让沙尘浆抹成灰土色了。
说是打柴，其实就是刨沙子堆。每个小山包似的沙滩里都埋藏着一棵棵根枝庞大的红柳，我们的任务就是把沙包掘开，让红柳显露出来。说起来容易，可那是要一锹一锹地刨呀，挖呀，往往三四个人啃哧上半天甚至一天，才能消灭一个沙包。令人欣慰也是蛮受鼓舞的是，一旦将沙包掘开，当红扑扑、脆亮亮的弯曲成各种形态的红柳根露出来时，那真是让人干着称心，看着舒心，想着美心，简直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享受。没有身临其境于打柴现场的人，他永远也难以想象得到那些镶嵌在沙子里的一根根盘旋得奇妙而精美的红柳根，是多么的叫人心悦诚服地称它为人间最精巧的天然艺术品。沙子是虚软的，又是坚硬的——年代久远的雨淋风吹沙粒成了板结的硬壳。就在这热烘烘的沙粒板结中红柳根（也有枝）委屈地浓缩着，自然地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形状，逼真、活显，惟妙惟肖，仿佛有了生命一样。在它们面前你就张开想象的翅膀，任意地去遐想吧，天上飞的鸟儿，地上走的禽兽，山中的各种花草以及人的诸多的行状，都可以从这儿找到，那真是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空间！现在，我只需将我第一次从沙包里挖出来那只“赤狐”后的无法形容的喜悦神情及心态说出来，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用战友们的话说那个中午该我有神气，逮住了一只金不换的“赤狐”。副连长已经吹了三次哨子了，催着开午饭。我把吃饭置于脑后了，仍然用铁镐刨挖着。当时那只“赤狐”只露出了条尾巴，因为我并不知道它是只“狐狸”，很好奇，想刨出来瞧瞧，到底是什么东西的尾巴？我一直小心翼翼地刨着，刨着。整个根系差不多出来了，最后只剩下了点牵系时，我一镐下去，它掉了下来，我惊呼一声：狐狸！
我有一种一镐刨出了金娃娃的既惊讶又得意的感觉。当我俯身去抓那“狐狸”，双手碰得生疼时，我这才醒过来了，那是红柳根呀！但是，它确实太像狐狸了，活活的一只赤狐！逼真极了！“狐狸”嘴边的几根软软的茸毛在颤动着，一只前爪伸出来还在洗着脸，尤其是那双眼睛贼溜溜地望着人，分明对我这个突然闯进它的独立王国的“外星人”大为诧异，且有几分敌视。我故意逗它：你跑呀，赶快跑掉嘛。它并不理睬我，依旧是那副诧异加敌视的可爱模样。
噢，它是红柳根！用今天的话说，它是根雕艺术品。
我当天就把“赤狐”搬进了帐篷，放在我睡觉的地铺旁，我要叫它夜夜陪伴着我。在这荒山野漠，它是个难得的吉祥物，我喜欢它。等打柴任务完成回军营时，我也要带上它。
谁知，我的美梦很快就破灭了。当晚我从红柳滩回到帐篷一看，“赤狐”不翼而飞。我问遍帐篷里每一个战友，没人知道这个在我眼里为吉祥物的“赤狐”的下落。我又到邻近几个帐篷里打问，还是无人知道。
奇事！怪事！打柴队一共才十五个人！
毕竟我有比玩乐更重要的事，紧张而繁重的打柴劳动使我很快就淡忘了那只“赤狐”。
也正是在这时候，我又见到了德吉卓嘎。
我们刨挖红柳的地方离她们那个戈壁小村约有一里多地。我们整日劈里叭啦的闹腾肯定吵得他们立坐不安。德吉卓嘎几乎每天放牧回来，都要来我们这里“参观”。她远远地站着，两眼怒视着，不说一句话。那两只眼睛真大，黑白分明，像要把我们这些打柴人夹死在她的视线里。
我似乎能理解她对我们的行动的敌视，又好像不完全理解。
一天，我终于鼓足勇气上前主动与她搭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