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观点中，“科学”一词处于被排斥地位。今日汉语学术界在“人文学科”之外还使用了诸种汉语本土名称来置换替代“人文科学”，如：“人文学”“人文学术”“人文观”“人文艺术”等。在这些名称中可以观察到两个方向的趋势：一个是在“学”“学术”“观”下为“人文”争取现代知识学的地位，与之相反的另一个方向是，“人文”之“知识”(“学”)不同于(甚至对峙于)“科学”知识，“人文艺术”即是这一极端代表。更仔细的思索发现，这两个方向的趋势处于微妙的张力关系中：“人文学”之“学”区别却又对应于“科学”，它要与“科学”分享现代学术地位，而并非前现代的非理性形态，因而它处在“科学”与“艺术”两极张力关系中。
“人文学”之“学”应当具有普遍性，因而必须考虑如何与西文对译：是加逻辑性质的后缀“—logy”？还是与认知性“knowledge”关联的“study”构词？在所有这些西文语境中，都无法摆脱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科学”身影。
这一困境极易引向文化本位主义的解决立场，即将“人文性”专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而与西方的“科学性”文化分立。从20世纪初叶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来，中经现代新儒学会通熔铸与80年代文化讨论，所不断重复强化的中(东)西文化比较模式是：西方文化代表客体化、机械化、知识化、概念化、工具化、个人化……的科学文化，中国文化代表主体化、有机生命化、智慧化、直觉化、目的化、人伦集体化……的人文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人文主义的”这一流行观点是一个超越历史的形而上学命题。历史事实是：不仅“西方”作为实体是政教合一的基督教欧洲出现后的历史性范畴，而且中国人文主义观念论者所标举的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特点在其基本点上也为古代西方所拥有，并在19世纪兴起的新人文主义中被重建：而与之对立的西方科学文化特性则是西方近现代进程中才成熟的产物，而且已是一个多世纪来中国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
因而，中西文化比较实质是“古代”与“现代”的比较。这一背景下的“人文”和“科学”关系争论，是社会存在层面的现代化矛盾在文化心理层面的现代性(modernity)中的反应。
二
“人文”所拒斥的“科学”实质并非作为技术生产力原理的“科学”本身，也非这一意义下科学赖以发生发展的“科学精神”。而是作为文化观念的“唯科学主义”。
17世纪兴起的经典力学树立了近代自然科学的知识范型。这一范型包含着可以普适运用的一套态度与方法：自然对象的客体化、客体对象的被动化、匀质化、单元化、可数量换算性、可重复的规律性及其可预见性等。
近代科学卓有成效的应验性，特别是经由技术应用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使上述科学态度与方法不仅从自然扩展向社会而产生社会科学，而且扩展为文化性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并发展成支配现代社会的至尊强势人生价值观。此即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恶化了科学的片面性，成为20世纪一系列现代危机(世界大战、经济危机、民族残杀、生态危机、精神虚无化)的一个文化观念根源。
正是针对唯科学主义，现代性的“人文主义”才在19世纪作为术语概念以德文(humanismus)问世。〔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页。人文主义作为对唯科学主义的反拨，对举地强调“人”的主体性、自由性、不可平均化的个性、不可预料性、非工具手段性等。作为文化观念，人文主义即使不曾获得命名，也渗透体现在从政治运动、工艺思想到文学艺术与环境保护广泛的形态中。因而，“人文主义”是“以人为本”的一种思潮态度与立场，它属于思想史范畴。
作为思想史范畴，人文主义包含着多样化乃至相互对立的人文观念。例如，古代中国的“人文”，出自《周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道运行之印记为“文”，与现代汉语通常理解迥异，“人文”一词重心并非“人”而是“文”。“人文”涵义如孔颖达所疏：“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王夫之《周易外传》释“贲”：“礼者文也。”更直接指出了“人文”原型即以天道信仰为背景的礼仪教化。这与欧洲文艺复兴解放自然人性的人文主义“人文”观恰处于对立位置。而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又正是近代科学的母体。前述近代自然科学一系列指向客体的观察操作，恰以一种上升到神性的人类主体性为前提条件：“人”(“人文主体”)通过“科学”掌控“自然”(客体)。近代哲学的两个方向，笛卡儿的主体性“自我”观与培根的客观化经验思维正代表着“科学”与“人文”这种相互依存的结构关系。因此，“人文”与“科学”是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所必需的文化两翼。
前述“人文主义”一词在19世纪的命名，则处在迥然不同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历史背景下。主—客体分立、人掌控自然的近代人文与科学结构模式所产生的唯科学主义，成为反思与批判的对象。正是在对包括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在内的近代人文—科学观反思批判中，产生了新人文主义及其相应的新科学观(例如量子力学)。如伽达默尔著名的概括，这种新人文主义的首要原则并非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自我”本位观，而是将人的自然本能升华到更高普遍性的“教化”(Bildung)。参阅〔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3页。这种教化性的新人文主义处在否定文艺复兴自然人欲人文主义的历史逻辑位置，它的对立面不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所批判的神性信仰——恰恰相反，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现代性批判洗礼之后的神性超越性，已转化为新人文主义重要的同盟与建设性资源。在19世纪新人文主义发源地德国，以特洛尔奇(E。Troeltsch)为代表的基督教人文主义与新康德弗赖堡学派人文科学思想密切的学术对话交往，即是一个象征。只有把握住上述思想史演变脉络，才不会被20世纪西方人文哲学大师海德格尔反人文主义的声明所迷惑。
在胡适称“五四”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之后，20世纪初叶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所称的“人文主义”已参照的是新康德人文主义。同时期接受美国白壁德“新人文主义”影响的学衡派，不仅突出了人文主义的教化性而区别于自然人性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而且正是经由这一新人文主义，将中国古典教化型的“人文”传统转化、纳入中国的现代性矛盾处境中。1958年问世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作为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典型代表的当代新儒学纲领，其中的一个强调要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拥有提升、教化自然人欲的神圣维度，因而决不等同于世俗人文主义。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陆开始兴起的马克思人道主义与异化讨论，一方面是依据马克思思想来源中反封建神权的现代人性解放观、批判极“左”意识形态与封建传统压制人性(特别是个体人性)的历史与现状；另一方面则是依据马克思摒弃资本主义异化的更高自由个性理想，警示与批判现代性主流观念。这后一方面不仅属于马克思主义更本质的方向，也迅速在90年代成为针对非协调社会发展诸种弊端的“人文精神”批判。这种针对唯科学主义的批判，在90年代以后集中于纠正唯“GDP”增长指标的社会发展观，成为党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2004)所宣布的“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重要思想依据。这一人文精神鲜明的发展观称作“科学发展观”，正表明了人文观念与科学的协和性。
在今日与未来中国，最有意义的是19世纪以后兴起的针对唯科学主义的新人文主义(而不是太久盘踞在中国思想界的以文艺复兴为原型的世俗人文主义)。作为基于现代化—现代性矛盾、又从整体综合与价值立场协调并引导现代化矛盾的思想，新人文主义与科学构成相互依存的矛盾体。中国新时期人文主义的此种现代性批判性质长期不被学术思想界理解。庞朴《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论纲》(1985)将人文精神定位于非宗教的世俗人文主义基点，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987)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及异化讨论视为对极“左”时代的情感反应(视之为“合理”而又“极为肤浅和贫乏”)，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1997)同样将80年代新启蒙的马克思人道主义目标归结于反封建的现代人性价值(称之“已无力批判现代性”)，这三个影响甚大的文献均以文艺复兴世俗人文主义为“人文主义”观念参照原型。
三
作为社会思潮的人文主义先于学术学院建制的人文学科与人文科学。前者拥有社会心理源初而自发的时代问题背景，后者则是对前者的理论观念概括。
人文学科与人文科学的理论形态不同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理论形态，它具有区别于自然科学范型的知意情融合性、非客观中立的价值取向、直觉综合、践履技艺性等特性。但是，现代人文学科与人文科学同样保持着最低限度的现代学科专业分工性、理性逻辑与可公度性。这两个方面构成人文学科、人文科学特有的艺术—科学张力形态(如现象学所典型体现的)。这后一方面使人文学科、人文科学同自然—社会科学具有对话与可转化的性质。这一科学性质一方面使现代人文学科和人文科学不等同于传统文史哲所谓“大文科”观念，另一方面使“人文”教化不致流于现代文明—文化所戒禁的狂热或专断。从建设性着眼，精神形态的“人文”批判如果不愿流于空洞抽象的说教(亦即唯心的文化决定论)，就必须与精神观念所关联依托的制度基础批判相结合。人文科学奠基人狄尔泰强调人文科学不是传统思辨哲学而必须与经验科学相结合，这一强调在现代学术思想界已明确为一个愈来愈光明的前途方向：人文科学与自然—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模式。
人文学科的科学性特别系于教育的现代化演进。古代人文传统的教育(无论古罗马的“七艺”或孔子所授“六艺”)并非近代以后命名的“人文学科”。“学科”(discipline)一词源自拉丁语的动词“discere”(学习)和派生的名词“discipulus”(学习者)。早期资本主义工商业与城市的发展需要，促使古典非专业性的全面教育分化为人文类(文法、修辞、逻辑)和认知类(算术、几何、天文)，并在中世纪首次出现了系统的学术课程规划，其后问世的大学(University)系统专业教育使之获得体制保证。上述教育近代化演进背景赋予“学科”与近代科学技术同步对应的性质。15世纪末，意大利学生使用“umanista”一词称呼教古典语言和文学的教师，这个词译成英文即humanist；这些教师所教的科目在文艺复兴时代获得了一个名称：studia humanitatis，译成英文“the humanities”，即“人文学科”。此词已成为现代教育学教学科目分类术语。参阅〔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第6页。
专业分化性是“学科”的主要特性。然而，人文学科不同于分析性的自然科学学科。作为一群内容不同却目标一致的协调性学科，人文学科综合性地指向主体人文素质的践履培养，因而恰恰针对着分化性专业学科而维持着人的完整统一性。从人的完整统一性高度反观各种人文学科，它们便拥有价值论与方法论的统一原理。人文学科的统一原理构成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不同的第三类现代知识(学术)形态，此即人文科学。使用“人文科学”一词，是强调各门人文学科知识（科学）有一更高（价值论与方法论）的统一性原理，它构成独立于科学学科却同样属于学术的领域；而使用“人文学科”一词时，则是以弱化的知识分类，强调这种人文统一性原理在学术层次与功能特性上不同于科学，这一区别甚至可极端地表述为“人文艺术”。
人文科学不仅是作为教育—学术科目的人文学科群的统一原理，而且是对人文主义思潮的理论研究。更完整的概括是：人文科学是从哲学高度对全部人文现象的系统研究理论。所谓“人文现象”，不仅包括专业教育的人文学科与思潮形态的人文主义，而且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生产技术及自然科学)、人与社会关系(交往及社会科学)亦即全部人生活动的人文意义。
四
自然科学在17世纪建立起来后，迅速以其学科范型吸引与推动了传统学术的“科学”化。18世纪出现的多部代表性经典著作均提出了“人性的科学”的课题。从洛克《人类理解研究》到休谟《人性论》，在近代科学发源地的英国，“科学”(science)的领域已从“物理”扩大到“人性”。休谟甚至将人性科学置于全部科学的前提与基础地位。
但是，18世纪的“人性科学”，其主流观念是以物理学为范型的“科学”(science)的推广与运用。人文科学(the human sciences)采用了与自然科学(the natural sciences)、社会科学(the social sciences)同样的构词法。因而，准确说，这类“人性科学”是将人性当作物理客观对象加以把握的“人性物理学”。例如，作为人性显著特性的意识心理，便在物理学的作用与反作用定律下获得说明。尽管休谟“不可知论”的怀疑主义精神指出了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人性意识的无效性，但由此所造成的一个后果是：人性研究不可能成为物理学那样水准的“科学”，充其量只是某种“准科学”。从而，在以物理学为范型的“science”观念下，人性论成为低一等的知识。德国学者鲍姆加敦(Baumgarten)1750年创立“Aesthetica”(汉语译为“美学”)，也就是在逻辑知识之下(之余)补充一门无法达到清晰概念科学的“感性的学问”。与之相反的另一个后果是，从浪漫主义开始，文学艺术家愤而退出科学知识领域，声称人性的真谛不系于科学、不是科学，而属于艺术。艺术比科学更接近真理。从此开出了反科学主义的方向。如前所述，由于人文主义的现代性涵义是在以唯科学主义为对立面的矛盾中确定的，因而这种对“人文科学”“科学”命名的非难与反对观点拥有很大势力。与此相关，“五四”现代性开端，作为时代旗帜的科学(“赛先生”)以中国古代人文传统为批判对象，从另一个侧面也加深了汉语学界将“人文”与“科学”对立起来的成见。
其实，古希腊时代的“哲学”(philosophia)，作为系统的知识与究极的真理追求，也就是“科学”。近代以后以自然科学为范型的狭义“科学”(science)，在古希腊即包含在“哲学”的早期形态“自然哲学”中。这种与“哲学”同义或关联的广义“科学”语义语用，特别保留在德文的“科学”(Wissenschaft)一词中。海德格尔指出，经费希特以“Wissenschaft”为词根铸造了“知识学”这个傲视近代物理学的术语后，“科学”(Wissenschaft)便享有了作为系统知识与终极真理的崇高地位。参阅《海德格尔选集》(下卷)，孙周兴中译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29页。后来，不仅19世纪众多创建人文科学的形态，而且20世纪胡塞尔所立志建构的“真正的科学”的现象学与人文科学，都是在这一意义下使用“科学”一词的。联系到德国思想文化特别是哲学的终极追究与信仰气质，我们不难理解“Wissenschaft”与注重实用经验的英语文化传统中的“science”上述差别。
因而，当用人文科学代称的德文“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翻译穆勒(J．S．Mil)《逻辑学》里“道德科学”(moral sciences)一词时，参阅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3页关于这一翻译历史地位的说明。已经发生了从近代自然科学向现代人文科学的转化。其实，早在穆勒之前的休谟《人类理解研究》第一章开首句中，已有“精神哲学(Moral Philosophy)或人性科学”的提法，参阅〔英〕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页。只是休谟比穆勒更加审慎恰当地使用了“哲学”而不是“科学”的归类。
与德语思想坚持人文科学之“科学”地位相同，意大利学者维柯(G。Vico)早在自然科学独占“科学”一词的18世纪，就立志为有别于自然科学的“诗意思维”命名一门“新科学”。意大利文的“科学”(scienza)与英文“science”同源于拉丁文“scientia”，因而维柯才针对狭义的自然科学型的“科学”而冠以“新”字。维柯的“新科学”，就是广义的人文科学，他与德国思想家一样，都坚持了“人文”的“科学”地位。“科学”，在此是指自古即有、现代以来尤为尊贵的系统知识与真理认识，“人文”要求享占此种知识桂冠，表明了“人文科学”的现代性。它意味着人文科学与自然—社会科学独立区分又相互依存的密切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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