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小说的写作，是起于一场大病之后。那病虽非不治，但却缠缠绵绵地好久没有复原。而生计又不能割舍，勉力支撑中继续回单位上班。但觉人生一片昏暗，颇有点万念俱灰。然而某天下午，不经意地再读《世说新语》，竟让这一切意外地发生了改变。然后，也就有了这部小说。
我是从那时真正认识了谢安的。现在看回去，这对我来说，或者是一种相遇，或者是一次发现。当然了，首先大家需原谅我的孤陋。因为在过去的历史上，谢安的粉丝团可谓庞大，而且质量绝高。以李白为最狂热的代表。必得承认的是，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被谢安迷住了。也无比理解李白的心情。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他把中国文人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不世的功业，千载的高名，倾国的魅力。但是这些，却又始终不是他的追求。如果让谢安重新选择的话，他定会去做个闲人，逍遥一世。
当然，我所着迷的谢安，并不是那位功成名就的宰相，而只是一个“逍遥”的世间人。无论在怎样的境遇之下，无论多么难以料理的繁难，或者多么灿烂的光环罩在头顶，这个人的内心居然都是“逍遥”的。至此回看自己的人生，周身这些纷扰和困苦，又算得什么呢？难道，这等琐事也不能放下？随着对谢安研究的深入，有一天竟忽然发现，自己那灰蒙蒙的视野改变了，一些刺痛变淡了，许多得失也不再显得重要。最灰暗的一段日子，居然就是这样走了过去。于是，这部小说也相跟着开了头。
马不停蹄地一路写下来，过程中也常遭到朋友们的关注。因我一向自诩“以小说为业”，用王小波的话说，就是“赖在文学上”，所以当人家得知这回的题目时，都不免惊诧，然后千人一面地问出相同的问题：你是在写历史吗？
我一时没有回答，但心里却十分清楚这答案。最近的确是在写历史，另外的几本书，都可称作“人文历史作品”，但是这部小说，却并不是一本“历史书”，因为历史不是它的目的。虽然它讲述了很多历史事件的惊心内幕，描绘了东晋近于奇异的社会风貌，基本复原了真历史，但那只是小说所必需的构框和情氛；虽然它完整地展现了“风流宰相”谢安的政治生涯，但却并不是在给谢安写传。事实上，它真正诠释的，还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在我看来，“描绘千载不变的人性”，原就是文学作品所必该承载的责任。毕竟，文学与史学，原本两个行当，它们的任务完全不同。
小说的女主人公纪真，也正是因此意义而存在。她原本就是一个“史外人”。但相对于谢安，也许她才更是小说的主人公。因为不必承载历史的使命，所以她也距离我们更近。谢安的人生是历史的，但纪真的人生却属于我们。她可以生活在魏晋，生活在大唐，同样，她也可以生活在今天。当谢安死去，东晋王朝送走一个时代，纪真回到东山，回到了浦阳江边，心情平静地过日子。一切都已逝去，永恒的却是人生。就像江边采莲姑娘的藕莼总会一年比一年做得更甘美、东山脚下的集市也总会一年比一年更繁华一样。这些，才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够改变的。
作者
2009年2月 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