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郑是春晖纺织厂的机修工。说起话来瓮声瓮气的，可没说两句，眼圈就先红了。他说，自打他记事起，就一直在不停地倒霉，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妻子因类风湿而瘫痪在床，大女儿在人家做保姆，儿子却还在读初二。他很有礼貌地问家玉能不能抽根烟，在得到她的许可之后，从耳朵上取下一支卷烟来。可他看见了墙上“禁止抽烟”的图标，愣了一下，又偷偷地把烟放入衣兜中。
他懂得守规矩。家玉想，这就可以部分地解释他之所以总倒霉的原因。
他所在的这家纺织厂是一个有着五十多年历史的国营企业，虽说效益不是特别好，可每年的净利润也有个两三百万。就在三四个月前，市里忽然来了一堆领导，召集全厂职工开了会，宣布纺织厂改制。两千多名工人中的绝大多数，都被要求买断工龄回家。原来，有一位姓陈的房地产老板，看中了纺织厂的那块地。就在运河的南岸。他们想在河边盖一个高档的别墅区。
“我真傻，真的。”老郑说，“我单知道由政府出面提出的方案，总不会错，就糊里糊涂地在协议书上签了字。哪知道回到家，老婆按照她的方法左算右算，三十年工龄竟然只有三万块钱……”
从他的话中，已经可以隐隐听到祥林嫂的口吻了。老郑强调说，他并不赞成工人们的集体上访，去南京静坐，或者冲击市政府。毕竟目前的和谐社会来之不易，何况事实上那些闹事的人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为首的六个人被抓，有一个还被强制送进了精神病院。后来，他经人指点，就找到律师事务所来了。
他想打官司，却不知道应当去告谁。
家玉陪他坐了两小时。眼看着他充满希冀的目光一点点变得黯淡，直至熄灭，她的同情无由表达。最后，她记下了老郑的电话，并提出来请他一起吃午饭。家玉觉得，自己是真心诚意的，可老郑却心事重重地谢绝了。
“看得出，你是个好人。”告别时，老郑道。
“千万别这么说。这世上还有没有好人，我不晓得。但我肯定不是。”家玉忽然伤感起来。
她有点后悔这么说。
老郑走后，庞家玉来到楼下的Seven-eleven，在那买了一盒关东煮，一根玉米，然后就驱车前往东郊的第一看守所，去会见她的当事人。作为当事人父母指定的律师，她明天将出庭为他辩护。
如果说老郑的委托，是一项她想接受而事实上却不能接受的工作——这也使得家玉作为律师的道德感千疮百孔，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案子则属于无关痛痒却又不得不让她付出全部心力的“分内事”。家玉心里其实很清楚，自己的辩护，对于这个杀人案的判决，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但作为律师的职责，要求她履行所有必要的程序。这让她感到心力交瘁。她无法完全摆脱那种熟悉的荒谬感，可还是花了巨大的心血去研读案卷，搜集证据，与同事没完没了地讨论案情。
这个案件，因为其残酷或惨烈的程度，在鹤浦可谓家喻户晓，但案情本身却一点都不复杂。这个名叫吴宝强的罪犯，仅仅因为怀疑女友与她的上司有染，就在一个雷电交加的风雨之夜，潜入了情敌的家中，狂怒地杀死了他一家六口。还不包括在他们家干活的一位十八岁的甘肃保姆和一条价值数百万的藏獒——那只藏獒，据说因为频繁地被用来给母狗配种，而失去了应有的野性，对于自己看家护院的本职工作，心有余而力不足，几乎是毫无反抗地被利斧削去了脑袋。
尽管他杀死了七个人外加一条狗，可吴宝强并不觉得自己会被判死刑。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精神病鉴定报告上。同时他也知道，案发后，他的父母携带着巨款四处奔走，正在考验精神病大夫或相关医学专家单薄的道德底线，以及本来就很纤弱的神经。吴宝强认为，在不断加码的金钱面前，所谓的道德底线当然不堪一击。他的思路从逻辑上来说并不错，但他却忽略了自己最重要的新对手——它既不是法院，也不是受害人家属，而是正在培养自己诡异性格的现代媒体。他对于这个新对手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十分无知。媒体（尤其是互联网），在对案件的持续关注中也在发酵舆论，激起了“人人皆曰可杀”的民愤。即便是法官或者他心心念念的精神病专家，也不可能持有与媒体不同的立场。
没有什么悬念，精神病鉴定报告很快就出来了：他具有完全的责任能力。也就是说，吴宝强将在不久后的某一个瞬间，被勿庸置疑地处理掉。不存在任何例外。不存在任何不可抗力的作用。
吴宝强在获悉报告内容后的一周内，两鬓突然长出了茂密的白发。他像一只困兽一样狂暴不安，立刻失去了对身体的有效控制。他拒绝会见媒体记者、父母，甚至拒绝会见父母为他聘请的律师。可他的父母则瞒着他抬高了律师费的价码——他们一遍遍地恳请庞家玉，一定要设法将他们的儿子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因为“你现在就是我们全家最后的希望了”。
家玉觉得如果有人给这对父母做一个精神病鉴定的话，也许得出的结论，会与他们的儿子大不相同。家玉表示，她将竭尽全力，而吴宝强的父母则立即纠正了她的话：“不是竭尽全力，而要万无一失。”
家玉只得开了句玩笑：“除非我有能力向法官证明，如今在这个世界活着的每一个人，都有精神病。”
吴宝强的母亲则马上反问道：“事实难道不是如此吗？”
在前往第二会见室的途中，看守所的一位女民警对家玉说，她还从来没见过如此穷凶极恶的罪犯。“你跟他打个照面，装装样子就可以了。他简直不能算人。”
很快，庞家玉就隔着会客室的铁栅栏，与她的委托人见了面。也许是第二天就要庭审的缘故，看守所方面担心出现意外而加派了警力。吴宝强微微地扬着头，眯缝着双眼，正在陷入冥想和玄思，看上去俨然就是真正的上帝。要是他的眼睛一下子睁开来，利刃般的目光就足以让家玉感到一阵阵胆寒。他用温和的语调称家玉为“****”或“****”，让她最好立刻滚蛋，并试图以此激怒家玉。
“我并不需要什么律师，你滚吧！”他用嘶哑的嗓音喊了这么一句，又把眼睛闭上了。
家玉耐心地向他解释了法律的相关规定，并告诉他，按照现代法律制度，拒绝律师是徒劳的。法庭不可能在没有律师参与的情况下审理任何案件。律师制度本身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部分：“你可以放弃聘请律师为你辩护的权利，但临了，法院还会给你指定一位。”
“为什么要这个样子搞？”吴宝强冷笑道，“阿是为了取笑我？拿我来取乐？既然你妈要捉弄我，现在就把我拉出去枪毙，我也没意见。又搞出这套把戏来戏弄老子。你妈，一个人得了癌症，多多少少还可以抱有幻想。毕竟还有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治愈的希望嘛！可我肯定得死，阿对？我可以去死。但你们别想利用法律来捉弄我。什么公诉人喽，什么证人喽，又是法官喽，又是律师喽……”
吴宝强这么说，当然是出于对法律的无知。不过从他目前的境遇来看，他的这番心思，也并非完全是非理性的。
“明天我就要死了，阿对？你能不能告诉我，我会怎么个死法？”过了一会儿，吴宝强问道。语调也稍稍平缓了一些。
庞家玉看了看旁边站着的两个民警，压低声音对他说：“还没那么快。明天不过是庭审而已。结果如何，至少从理论上讲，还没有确定。即便是最坏的结果，你还可以上诉。人是没那么容易死的，就算是最后的结果下达，你也可以申请注射。如果维持原判的话。”
“打麻醉针吗？你妈阿是要给我打麻醉针？”吴宝强笑道，“我可不需要，我还是会选直接挨枪子，那样才过瘾嘛！”
“我想问你一个小问题，”庞家玉道，“不过假如你不想回答，也无所谓。”
吴宝强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死皮赖脸地吹了一个口哨，引来狱警的大声训斥。
“你因为怀疑女朋友与王茂新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就去他们家行凶杀人。尽管从事实上看十分残暴，但从动机上说，不是不可以解释的。我想问的是，本来你杀了王茂新就可以了，为什么要伤及那么多的无辜？你将王茂新杀死后，有多大必要非得上楼去杀他的父母？为什么还要埋伏在他家，在那么闷热的大衣柜里等了三小时，等来了他看完电影回家的妻子、女儿和保姆？你与他们有什么仇？你甚至连抱在怀中的两岁的孩子都没放过。所有这些人的死，起因难道仅仅是手机里的一条暧昧短信？”
吴宝强很有些迷惑不解。似乎为她竟然提出如此可笑的问题而感到震惊。他脸上不屑一顾的神情，让他看起来像个先知。
“那你就去问问王茂新好了。他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你问问他，为什么要赚那么多的钱？购买那么多的房产？包养那么多的女孩子？他用不了那么多钱，住不了那么多房子；那么多女孩子，他也搞不过来。这个世上的东西，有几样不是多余的？你问我为什么杀那么多的人，我简单告诉你四个字，多多益善。我知道他们家有几口人。不杀到最后一个，我是不会罢手的。因为在我脑子里，杀人和赚钱的道理是一样的。多余的钱，用不了。可存在银行里，你的心里照样会挺舒服的，阿是啊？杀人也是一样。过去不就有句老话吗？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把杀人和赚钱搞在一块，不是由我发明出来的。我们做什么事都贪多。这是人的天性。你也许会奇怪，现在这个社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灭门案，阿是？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杀人就好比赚钱，多赚一点是一点。多赚一个是一个。你再去问问那些在大街上闯红灯的人，他们闯了红灯，节约了一分钟甚至五秒钟，有什么**用？他坐在自己家中，一口气就可以浪费五个小时，什么都不做。可人就是这样，只要他经过一个路口，还是会毫不犹豫地闯红灯。人活着总要赚点什么，哪怕是没用的东西。
“不过，既然我快要死了，我也不妨告诉你一点更刺激的东西。我先弄了一下王茂新的老婆，又弄了她的女儿。本来我不想杀那个小保姆，已经打定了主意饶了她。弄她的时候，已经没劲了，本来就心里就窝火。她在生死关头表现出来的虚伪，让老子实在受不了！她竟然一口咬定，说是看到我的第一眼，发疯地爱上了我。你妈！想愚弄老子！老子就给她放放血。求生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可以这么虚伪！”
陪家玉来的那位民警已经在看表了。
家玉劝他明天庭审时，尽量与法庭采取合作的态度。受害人被他杀得绝了户的亲属们，反应可能会比较激烈。这也是人之常情。“再说，你自己的父母，包括八十多岁的奶奶，都会到场。”
对她的建议，吴宝强答应考虑考虑。
临走前，家玉又问他，还有没有什么话要向她交待的，吴宝强就突然把他那厚厚的舌头从栏杆里伸了出来，飞快地舔了一下铁柱，****地向她笑了笑，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对她说：
“我想看看，你在帮我****时是个什么骚样子……你想不想嗍嗍我的大****？”
9
一想到唐宁湾的房子，家玉的心里就会立刻升起一股无名的毒焰，这毒焰不紧不慢地炙烤着她，让她一分钟都不愿意在这个地方生存下去。她摆脱不掉那种深藏在内心的“不好”的预感。就像随时都会崩溃的电脑系统一样。
端午有时候会给她推荐音乐疗法，劝说她从音乐中寻找慰藉。贝多芬或者勃拉姆斯。可她根本听不进去。钢琴让她的心跳加快。大提琴像把大锯子。小提琴像把小锯子。反正都是要把她的神经“锯断”。
她已经找过了公安局、派出所、公安分局和消费者协会，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还是在上周末去了鹤浦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诉状。她没有找任何的关系，而是自己排了三小时的队，花了六百九十元钱，在法院立了案。她不想欠任何人的债。
她知道，在她为收回自己的房子而疲于奔命、狼奔豕突的时候，那个名叫春霞的女人正跷着二郎腿，悠然自得地坐在他们家的客厅里，用他们家院子里长出来的薄荷叶烤肉，泡茶。虽然家玉是律师，可她实在不愿意与春霞打官司。因为她知道，一旦提起诉讼，实际上她已经失败了。好比有人冲着你的脸吐了一口痰，你去找法院评理，法官最后判决对方将你脸上的痰迹擦去。如此而已。
家玉闭上眼睛都能想象出接下来她要面对的法律程序。法官从受理案件到开庭，少说也得两三个月，然后照例是预备庭的质证、调查、补充调查。好不容易等到开庭，假如春霞不到庭应诉的话，还需要等待第二次开庭。按照法律的规定，春霞仍然可以拒绝出庭。随后，将是缺席判决。判决结果将会登报公示，没有疑义才会移交给法院的执行庭。家玉当然也可以要求强制执行，但这一类的民事案件要执行起来，通常会十分缓慢。等到这些所有这些程序走完，最快也得五六个月……
家玉并非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作为律师，她奇怪地发现，这套法律程序，似乎专门是为了保护无赖的权益而设定的，一心要让那些无赖，自始至终处在有利地位。
而在端午看来，对于善恶的倒置，本来就是现代法律的隐秘特性之一：“想想看，有多少惨无人道的战争，在所谓的《国际法》的保护之下公然发生？多少无耻的掠夺，在贸易协定的名义下发生？有多少……”
端午那一连串空洞而迂阔的排比句，刚说了个开头，家玉就连连向他摆手：“你说的这些，跟我们的房子有什么关系？拜托你，别跟我谈这些不着边际的东西了。我脑仁疼。”
两个月之后，家玉透过法院的朋友，询问这个案件的进展。对方的答复果然不出她所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