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在为社会主义工作中，是否从个人主义出发？是否有严重的名利思想和雇佣观点？
（二）我在实际工作中，是否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劳动、脱离群众？曾否一定程度上传播着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观点？
（三）我在“三反”时期对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时所用的群众斗争的方法，我是否有不平或抵触的情绪？
（四）我在苏共二十次党代表大会揭露了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不良后果的时候，是不是又重新相信了以前西方帝国主义者对于斯大林的歪曲污蔑？
（五）我在匈牙利事件后，国际反动派掀起了一股反苏反共逆流的时候，是否也起了一阵的迷惘与震动？
（六）我在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时，对于他们的种种谬论，是否也有过同情和共鸣？
（七）我在反右斗争以后，是否还在怀疑、彷徨、恐惧，并有抵触情绪？
（八）我在批评犯错误的同志的时候，是否还有些心虚手软，存在着严重的温情？
吴承恩老前辈把神话中的一只妖猴，刻画成一个活龙活现的完整的典型人格。我想，他写孙行者的模特儿，一定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姑且把《西游记》里孙行者取经一段，当作知识分子自我改造过程，来做很“随便”、很“大概”的比方。
何以见得孙行者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化身呢？待我们细细地考察他的阶级出身，他所受的教育影响，他的思想体系和他的生活习惯等等。
他的阶级出身：他是石头缝里进出来，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不用说是高人一等；他的神通，有七十二般变化，一筋斗十万八千里，他不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应该说，他是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他受的教育影响：他的住在“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老师，根本就是唯心主义的化身，因此，他所能传授给孙行者的思想体系，必然都是主观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这些都不用说了。至于他的生活习惯，是花果山上，水帘洞里，养尊处优，这一切都使他发展成为一个大大的个人野心家，主观地凭着他的学识才能——七十二般变化，十万八千里的筋斗，使着一根可大可小的如意金箍棒，便上灵霄宝殿上动起刀兵。
结局是大家知道的，他毕竟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掌心，他压在五行山下，幸得有救苦救难的观世音指点，他皈依正果，保护唐僧，走上悠长而艰苦的取经的路程，也就是自我改造的化妖为佛的路程。
孙行者保护唐僧取行，一路上受尽磨难，是很艰苦的，像他那么一个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的人，叫他低声下气，作小伏地拜一个肉眼凡胎的唐僧为师，他云来云往，脱离实际地两个筋斗，便可以在灵山路上打个来回，却叫他辛辛苦苦、脚踏实地、几万里的路程、十余年的时间，一路上与妖魔鬼怪，不断地一面战争，一面向前，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但他毕竟咬紧牙关，经过了九九八十一难的考验，经过了不断的巩固与提高，终于过了脱离实际的独木桥，上了灵山，成了正果。其原因是，一方面，他明辨大是大非，从沉痛的经验教训里，他晓得了斜路是走不通的，正道是碰不得的；一方面，他神圣的取经事业，不但目标明确，而且前途乐观，一切条件与环境，都有利于他的自我改造。他明确了方向，又下定了决心，因此除了鬼怪妖魔与他万般为难外，天地神柢都是帮助他的，观音菩萨亲口应许他“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就是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也还有三根救命的毫毛……他终于满怀着信心与勇气，踏上悠长而艰苦的路途，协助唐僧取回真经，自己头上的紧箍咒也自行摘去，功成正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