蜡烛点起来的时候，就是祈祷亡灵走向天堂的时刻。那天，我在章丹凤的灵柩前，面对苍茫的雾气和香火缭绕的祭品，默想着灵魂的归宿。我已经参加过很多次葬礼了，每一个葬礼都是死者的远行。它们有的出发时充满着阳光和澄净的空气，有的则是风霜雨雪大雾迷蒙的日子，而我的妻子章丹风在秋天一个月白风清的葬礼，带给栽无限缠绵的哀思和凄伤。那凄伤，让我的情绪一落千丈。我的灵魂朝着天堂和地狱漫游。它们经过了一个冬季的漂泊，终于又回到了我自己的港湾。
我发现一切又都是新奇的。村庄就像一只古色古香的坛子，尘封着许多逝去春天的芳香。在芳香中我又听到了婴儿的啼哭，那是静儿剐出生的儿子小丁丁。
早春二月，气候依然寒冷。丁港母亲因为媳妇给她生下了孙子，高兴得眉开眼笑。她不让静儿回娘家坐月子。她要看着小丁丁一天天长大海云虽然看不起亲家姆，但亲家姆要服侍静儿坐月子，便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海云不喜欢带孩子。章丹凤去世后，她让闯儿把石榴带到她奶奶家去了。她奶奶说：“这上海女人真会享福啊！”她奶奶盼孙子，见闻儿忙着渔场根本不想再生小孩，便对闯儿失望极了。其实生男生女都一样，我们家真正出人头地的就是平儿这女孩子呢！
平儿已经与那个台北同学，在美国结婚了。说好春节与新郎一起回家探亲，但终因忙碌而未能成行。这让我想起章丹妮从前的谶语。也许等平儿回来我也不在人世了呢！失去了老伴章丹凤，我的确感到孤单无依。尤其在雨后宁静的月夜，我便是月光下的精神苦役者。寂寞、失落、凄凉。当然饮酒大醉之后，我心事苍茫又逍遥无边。从前我还没起床，章丹风就给我做好了早餐。如今我不要媳妇们做，也不要与她们搭伙。我有一顿没一顿地自己打发，有时去小酒馆，有时去小面馆，有时自己让炊烟袅袅升起。
那天，我到内港埭走廊，一家新开的小面馆吃牛肉面。老板娘是傻傻的大女儿惠娟。惠娟已到了不惑之年。我有些年没见到她了，原来她上镇里去开了小面馆，现在又把面馆开回村里来了。女人真是每个龄段都有变化。惠娟再不是从前具有风韵的少妇模样儿了。她全身胖得像一只柏油捅，脸上和鼻子长满了黄褐斑。头发烫得像鸡窝一样，活脱脱一个中年村妇形象。从前那种高高在上的孤傲感，也消失殆尽了。她见到我坐在桌旁抽烟等面条，说：“许伯，好久不见，你还依然健朗啊！”我笑着说：“托你的福。”她说：“许婶去世了，你一个人孤单，要常出来走走；不要像我姆妈那样，窝在家里不出门。”我说：“你姆妈都好吧？”她说：“在家管强强呢！”惠娟一边说，一边给我端过面来又道：“许伯，你慢慢吃，以后常来，我先忙去了。”
惠娟的小面馆生意不错，我的身旁一下又来了五六人，等待着那热乎乎油旺旺的牛肉面。我将烟蒂熄灭时，他们的面也一碗碗地被端了上来。桌上立刻响起一阵稀里哗啦抓筷子的声音。接下来大家闷头吃面，呼呼的喝汤声伴着嗦噜噜的吃面声，那交错的声音，仿佛“大珠小珠人玉盘”。每一个人都吃得红光满面，吃得汗珠像秋雨后的蘑菇一样，水灵灵地冒出来。吃毕，大家满意地打着饱嗝，擦着嘴上的油腻，走出小面馆各奔东西。我的午餐就这么解决了。回家去睡个午觉后，我准时到外港埭走廊书场说书去了。我已经说了十多年的大书，比起从前的说书先生吴雪雷时间还长。但奇怪的是没有人当面叫我说书先生。人们有的叫我“许先生”、有的叫我“老许”，年轻人则叫我“许伯”，或者“许爷爷”。
我无所谓别人叫我什么。但我知道自从小抗敌解散了宣传队，我这说大书就是村里唯一的文娱活动了。由于我不局限在一个题材范围，每周二五下午，听众总是欢喜而来，满意而归。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头子，不少都是从别的村赶过来的听书瘾。他们喜欢我穿着长袍马褂，中气十足地说书。尤其喜欢听我讲那部汉民族丝绸之路的《桑蚕传》。
那天，将一块大理石纸镇，砰地在桌上一敲，然后喝一口茶道：“丝绸最早由中国人发明。因为大量丝绸西运，使中国通往中亚、西亚以及地中海沿岸各国的道路‘被人们称之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一条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通道，通过这条古道，把古老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渡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古希腊文化和古罗马文化联系了起来，并且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然而自从中国丝绸传到西方后，如何从东方获得织造丝绸技术，就成为许多西方商人朝思暮想的事情。对于中国来说，如何控制丝绸织造技术不流传西方，亦是令人捉摸的问题了。当然，在一次次的东西方交流中，桑、蚕最后还是逐步传到了西方。这背后是怎样的艰难过程呢，且听下回分解。”每次说完大书，总有不少听众围着我问长问短。我喜欢这种氛围，喜欢与听众交流。《桑蚕传》，很受村民们欢迎。他们听着听着，就把自己融人《桑蚕传》里面去了。
尤其那些没读过书的村妇，年年进“蚕月”，却不知道丝绸之路。她们听了我的大书，惊讶她们养的蚕宝宝吐丝结茧后，竞有如此广阔的天地。
我擦干净了嘴上的油腻，从小面馆走到内港埭走廊尽头的一家小百货店，给我的重孙子小丁丁，买两只嚓啷啷会响的涂银手镯。两个月大的小丁丁胖嘟嘟的，一双大眼睛长得像丁港。我一边低头翻看着涂银手镯，一边跨出小百货店。没想到在门槛上，我与一个老年女人撞了个满怀。我拿着的手镯，滑溜溜地滚了出去；而她一个趔趄，摇晃起身子。我连连兑：“对不起，对不起。”她却说：“你不长眼睛啊！”这是多么熟悉的声音。当我捡起手镯，再朝她看时，她正呆呆地望着我。我脱而出：“傻傻，是你？”傻傻说：“我们怎么就冤家路窄呢？我还以为今生今世不再见面了呢！”我呵呵笑道：“这就是缘分嘛！”她说：“缘你个大头鬼啊！”我说：“在一个村子，见不到面才怪呢！你这些年躲在家里，倒是不显老？”傻傻说：“怎么会不老？头发全白了。”我说：“头发白有什么关系？只要心态年轻。”
我没想到会与傻傻意外相遇。多年不见，我们竞不再像先前那样充满仇恨和敌意了。仿佛一切隔阂都在时间中淡忘，流逝。人生也许拥有淡忘，才能让世界更加美好。那天傻傻与我聊起桑果儿和强强。
我们一边聊一边走，一直走到秀水桥边牙告别。告别后，我站在桥上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想起了《三国演义》上的卷首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首词说得多么好！我默默地重复背诵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我想当年我与傻傻闹革命，我们出生入死也算英雄吧！
如今我们都被浪花淘尽了。历史就是这样，迈着它既沉重又轻松的步伐前进。这两年海峡两岸恢复了隔断四十年的音讯，不少台湾同胞回家乡探亲，有的台湾同胞还看准时机，率先来大陆投资经商。我们村的章子男和章子荣兄弟俩，也从台湾回家乡来探亲了。他们的父母“****”中，都已去世。但粗屋在，妹妹章子云孤身一人，几十年如一日守在那里。
章子云年轻时，是一个羞羞答答的美人。大家都说她是皇后娘娘的相，而她也认为自己是富贵命。命里的男人不是做大官，就是腰缠万贯的富翁。那样的富贵相貌，她自然要等着她的白马王子出人头地。
所以她心高气傲，村里的男人不在她的视线内。男人对她的美丽，也如同断线风筝一样，缥缈而遥远。但过了而立之年，她等待的白马王子依然没有出现，便对自己的前程心灰意冷了。而原先喜欢她的男人，也由于她父母和哥哥的政治问题，落荒而逃。那些男人看章子云青春年华已逝，为她错失了良机而唏嘘不已。他们说：“红颜薄命呵！”她却一股不以为然的样子。每当无所事辜的时候，她喜欢坐在西窗下看风景。
她独自一人，差不多快看一辈子的风景了。村民们奇怪，这西窗下又没有特别的东西，怎么让她看而不厌呢？！我知道她看不厌的，一定是她内心滋生出来的风景。那风景里有她的希冀、想象，期盼；还有一个神的世界。她一天天与神交谈，外表寂寞而内心丰富。她的灵魂，也许就像蝴蝶在花上一样，翩翩起舞。
¨我与章子男兄弟俩四十年后再见面时，他们当年在杨树坞福山寺叛逃的情景，历历在目。尤其章子男在陆军监狱对我的审讯与拷打，老虎凳、辣椒水等一系列毒刑，导致我一辈子在梅雨季节忍受陈年旧伤复发的隐痛。，尤其他把当年九岁的小抗敌抓进监狱，让一个儿童承受小囚犯的身心摧残，都一幕幕铭刻在我心里。我不知道是否能与他们平和面对。尽管解放前夕，我和小抗敌越狱出逃，章子男没有阻拦开枪；那个疑团一直藏在我心里，我不知道此次见面能否解疑？
章子男兄弟俩回故乡探亲，党支部书记桑果儿就像接到了重大的政治任务。他召开村民兵干部会议，要求民兵干部妥善安排好探亲台胞章子男和章子荣的生活和安全。小抗敌知道这对叛徒回故乡探亲来了，仇恨的火焰顿时燃烧起来。他对我说：“****妈的祖宗，若是他们年不去台湾，老早被人民政府抢毙了。现在回来倒成了贵宾。真******，让我气愤。”
其实气愤也没有用，毕竟四十年过去了，一切都在变化着。我对小抗敌说：“现在他们是台湾同胞，从前的事不要再提；更不能出乱子，这牵扯到海峡********。”小抗敌嗨地叹了一声气，说：“这我心里有数，我会按政策办事。”
那天我、高大年、傻傻和桑果儿、严发财、小抗敌、徐水娟等村干郜，一起在外港埭走廊上的明苑酒楼，与章子男和章子荣兄弟俩，还有他们在村里的唯一亲人章子云见面，共进晚餐。我们团团地围了一桌，章子男见了我和小抗敌怯怯的，一副尴尬样子。我却很随和地与他们聊起从前的读书会和《苕流文艺》。聊起《苕流文艺》就免不掉抗战，我仿佛把大家的思绪带到了抗战时期。傻傻的眼圈红了。她不会忘记日本鬼子对她和她母亲的凌辱，更不会忘记日本鬼子杀害她的父亲和乡亲们。她和我们说：“虽然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血债要用血来还。我们不能忘记血的教训，我们要讨回公道和赔偿。”我喜欢傻傻的地方，就是她的觉悟。这一点，也正是她与其他女人不同的地方。
我们的话题，很快从抗战转到台湾的生活和物价，我们只谈生活不谈政治。除章子男和章子荣，我们谁也没去过台湾。台湾之于我们，像迷雾一样。我们洗耳恭听章子男和章子荣兄弟俩，给我们讲台湾风光、民俗、饮食和物价等。章子男和章子荣兄弟俩，都已退休。章子男部队转业后在出版社工作，章子荣则进丁大学做教授。、他们都成了知识分子。虽然他们已白发苍苍，但外表儒雅，衣服整洁，看上去很有修养和气派。他们说：“离开故乡四十年，回来仍然没有什么大变化。”高大年说：“再过十年就会有变化了。我们的经济改革才十年，起码到三十年才会有比较大的成效。”章子男说：“台湾经济改革六卜年代开始，而我们的生活到现在才好起来。台湾经济萧条的那些年，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非常贫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