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韩少功和寻根的断想
在90年代这个最暖昧的历史阶段，回过头去看80年代，能看到什么东西呢？一眼就能看到韩少功吗？他站立在一个巨大的布景——寻根——面前，它是当代中国文学一个不断被放大和涂抹的布景。他一定感到庆幸，或许有那么一点眷恋。现在，他在南方一个蓬勃的地方做着蓬勃的事业，我们把他拉同到这个已经有些发黄的布景前，这是不是有点无聊？我想是的。在南方那个遍地黄金的地方，韩少功难免不会这样认为。而在80年代那些庞大的布景和道具面前，我们当然会感到无聊。
确实，“寻根”已经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巨大的无法逾越的神话，去解开这个巨大的神话已无必要，也不可能，因为它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个难能可贵的灵光圈，况且这个灵光圈还牢牢戴在一些希望人们永远记住这段历史的人的头上。韩少功可能是惟一淡漠这段历史的人——我是说淡漠，不是背叛——在1994年的盛夏，我与韩少功有过一次短暂的电话交淡，我感觉到他的一些淡漠，一些超然。我知道他现在置身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时空，但我也知道他的心愿——他根植于那远方十地上的生命和文学——依然如故。这个朴实坚韧的湘西汉干，身上还足有某种一如既往的东西，他一直面向绝对和纯粹说话，尽管他一度进入某些现实事务。这使他可以超越某些具体的历史形式，超出一些文学术语和概念。因此，韩少功是惟一可以从寻根的布景中剥离出来的寻根振作家韩少功的写作，他的那些作品文本，并不仪仅属于“寻根文学”，这个人从偏远的湘两走出来，他本身是一个纯粹的当代文学史事实，一份新时期的历史清单，一部打开义合上的新时期文学史大纲。
1.被理性折叠的个人记忆他是典型的时代之子，一个过早思考的文学青年。他很早就戴上红卫兵袖章，印过传单，啃“毛选”四卷，讨论马克思、列宁、普列汉诺夫和托洛茨基。在那些思想禁锢的年月，他苦闷而有所期待，终于他等到了一个好时代，于是“探索和进击已成刻不容缓”。新时期对于他们这代人来说，无疑是一个黄金时代，炼狱之门已经打开，他们怀着由来已久的梦想，怀着一种祈求和感激，走上文学的街头。新时期之初的文学写作就是文学集会，大家浩浩荡荡走在一起，走向明确而并不遥远的目标。被现实洗礼的时代之子——我们的主角当然没有忘乎所以，他是一个诚实而质朴的人，他对文学一开始就怀着那样的虔敬，“至今没能写出像样的‘真正的文学’”，他在努力写作，老老实实写作，他开始很认真地回到个人的经验中，在他的生活中写作。
这个人在乡村呆了近十年，他从那里走出来，他的写作又不得不同到那里。那是他的生命和文学扎根的地方，他如此深信不疑。他“不很熟悉工人、教授、舞蹈演员和归侨”，他早期的创作素材主要来源于农村。“要表现泥土、山泉、草籽花、荷锄的‘月兰’、卷叭筒的‘张种田’”，他是一个尊重生活的人，实事求是；或者说他迷恋个人记忆，他的写作当然是从他的个人经验出发，在那里他才感到自由和踏实。当然，他最显著的特征是关注现实，翻开他的第一奉小说集《月兰》，那上面无疑是为现实所作的“不平之鸣”，基本主题是“为民请命”。他想“满怀热情喊出人民的苦难和意志”。他开始引人注目的《月兰》（1979），这个以第一人称“我”来叙述的故事，并不仅仅是为了表示某种真实感，他以“个人记忆”为抵押，这是他写作的根本立足之地。
这个充满了个人自责和忏悔的故事，有力地烘托反衬出一个普通劳动妇女的悲剧命运。四只鸡逼死一条人命，“我”（一个小知识分子）的自责，却又蕴含着对那个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谴责。那个曾经无私奉献鸡蛋和甜酒的妇女，现在却一意孤行无视政策法规。贫困，疾病、沉重的生活负担，这一切都可以归咎于极左路线，那些个人记忆，那些对乡土生活的追忆，向着历史理性批判的方向转化。他的自责和善良的本性，同时也是一个同情和悲悯的视角，这个视点迅速沟通了那个时期关怀悲剧和伤痕的人道主义信念。
韩少功当然不会仅仅停留在“个人记忆”中，在他的写作中，总是有某种理性的冲动，这使他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不是一个闲置的个体，x总是一个急于结束现在的改良主义者。在个人和历史之间，在经验和理论之间，韩少功一直在走一条中间道路，这条道路走着他们一伙人——整整一个知青群体。韩少功是一个在历史中的人物，我说他可能从寻根的布景中解脱出来，不是说他超然于历史之外，而是说他在整个历史之中。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他都表达了那个时期的历史愿望。他是一个“嗜好理论”的人，“想通过小说剖析一些问题”，对于他来说，“哲学和政治始终闪着诱人的光辉……”而在他最初动笔时，总是“更多地想到庄重质朴的托尔斯泰和鲁迅”。我们的主人公在新时期之初的历史前沿，他站在那驾思想解放的马车一侧，你可以看到他年轻的面容上已经刻下些许的悲伤，一些现实主义的激情鼓动着他，人性，人啊人——这些80年代的宏大主题，也毫无保留地渗透进他早期的全部作品。
发掘个人记忆，从而对这个时代进行书写，这是韩少功的叙事法则。他是用记忆和思想进行双重写作的人，典型的现实主义的辩证法，回到生活实际而又紧扣时代脉搏，在独特性中发现历史的普遍性。80年代是崇尚理性的年代，人们需要批判，需要寻求真理，需要解决现实难题。“文学需要思考”。这是我们的主人公信奉的格言，他的目光投向那片奇诡厚实的茅草地：
“茅草地，蓝色的茅草在哪里？在那朵紫红色的云彩之下？在地平线的那边？在层层的岁月尘士之中？多少往事都被时光的流水冲洗，它却一直在我记忆和思索的深处，像我的家乡、母校和摇篮——广阔的茅草地。”又是一个“我”叙述的故事，一个深挚的个人记忆。这个“我”的故事在叙述中向着老场长的故事变异，个人记忆再次变成情感抵押，它不过是历史理性批判必要的铺垫。“老场长”——这个制度的象征，他被定义为一个好人，一个具有高度责任感的硬汉子。他的观念陈旧僵化，过分保守，一个绝对的集体主义者，他不允许任何个人的情感存在。他大公无私，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奉献给党的事业。事实上，除了他的一意孤行和他落后的管理方法，这个老场长是现实主义文学由来已久的典型形象，一个在经典叙事中不断被重复的正面人物。然而，韩少功轻微的改动就具有了惊天动地的效果，他不过撕开了窗户的一角，指出了那么一点谬误，《西望茅草地》就获得了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向时代提交了一份为民“请愿书”。
历史理性批判在这里再次诉诸人性的力量，“我”与小雨的恋情以悲剧告终，这与老场长的极左观念也不无关系。这个老革命是如此疼爱他的养女，以他的革命化的标准要求青年人的交往方式。这是一个苦行僧，他甚至没有婚娶，他处处以身作则，在这方面也不例外。他在自虐的同时下意识地进行他虐，作为一个个体，他的内在本质在这里被有节制地揭示出来：作者“力图写出农民这个中华民旗上体身L的种种弱点。揭示封建意识足如何在贫穷、愚昧的土壤上得以生长并毒害人民的，揭示封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如何对立又如何统一的，追溯它们的社会根源。”理性批判的力量把这个个人悲剧推导为时代的悲剧，个人记忆总是一个出发点，它引向历史、政治和哲理的深度。一种关于民族命运的“寓言性”叙事，击穿了那些温馨或感伤的个人记忆。它有力地揭示了一个不断重复的历史谬误，在80年代初期，这篇小说以它对现实的严峻批判而发人深省。
它在叙事方面的那种情韵，朴实而舒畅，那种深挚的个人记忆、痛楚和创伤，在人生与时代政治的冲突方面，都营造了特殊的氛围，它使理性批判能够返回到人的心灵深处。这就是叙事的力量，就是现实主义叙事的辩证法。
他的写法具有某种非同凡响的力量，他总是一如既往去发掘那些苦难，那些不公正的命运。在他的个人记忆的深处，始终包裹着一个精神内核，那就是“知青情结”。《飞过蓝天》（1981）正面写到一个知青，一个被命运抛弃的苦难之子。“他是一个人，但有鸟的名字，外号叫麻雀；“它是一只鸽子，但有人的名字，叫晶晶。”这种绝望的对照，以鸽子的命运与他的遭遇互为隐喻，在某种意义上。鸽子又是他的梦想，是他跨越现实的希望。现实逼迫得他走投无路，看不到希望的生活，只有笑骂、扑克牌和空酒瓶；而那只鸽子在倔强地飞过蓝天，然而它也死了，它历经磨难，飞回它的家园却被他打死。这里面的寓意和象征并不十分清晰，但对绝望的知青生活，对一种无町摆脱的命运的表现却肯定有相当的震撼力。
在多数情况下，那个叙述人“我”的视点投向了农民，投向了农村妇女，那个“我”是个为民请命的独立个体，他站在历史的临界线上，揭示了历史的本质——它的悲剧和谬误，批判和清理历史，使写作主体处在启蒙的现实位置上。那个不断出现的叙述人似乎游离于历史事实之外，他只是观看者，一些事件的局部当事者，他只是叙述、反映和表现，他本人则从历史中剥离出来，而超然于历史的苦难之外，这与其说是叙述人的片面隐瞒，不如说是启蒙者下意识的叙事策略。在新时期的文学规范内，文学写作事先被假定了特殊的历史位置，那个“我”当然不仅仅是个全知全能的超然于故事之上的叙述人，他立足于被叙述的历史之上。他要反省和思考，批判和清理历史的本质规律。
在他的个人记忆中总是保存着一些美好的、理想化的东西。
对美的寻求乃是历史理性批判的必要补充，邶些人物和生活即使处在艰难困境，人性的光辉总是随时闪烁于他凝练坚实的叙事中。那个老场长不管多么固执，他身上总是保留着人或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飞过蓝天》中的那个“麻雀”还偶尔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这就是老队长善良品质起到的警醒作用。一旦回到乡村生活，一旦保持比较纯粹的个人记忆，韩少功讲述的农村就呈现出恬淡秀丽的田园情调，这主要通过那些农村的风土人情表现出来。在那些悲剧的空隙，或是暂时脱离悲剧的部分，韩少功总是以他擅长的白描手法勾勒泥土、山泉、草籽花和荷锄的“月兰”。他热爱多土，对那个地方保留有美好的记忆，他的那些回忆性的叙事，那些对个人记忆加以温习的叙述，只要偏离出历史轨迹，总是表现出一些理想化的美感。
这个扎根于个人记忆的写作者又力图进入历史理性的深处，在历史之恶与人性之善之间，他的个人记忆携带着特有的美感抹平了二者的沟壑。在某种意义上，你阅读这个人“寻根”前的作品，就会发现它是一部真善美的文学大全，一部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当代“尔雅”。《那晨风，那柳岸》是一个十分诗意的篇名，遮蔽着一个美丽忧伤的故事。一个始乱终弃的故事，被注人新的时代内容，银枝的坚强和吴仲阳的生活期望，使这个故事不再是在道德的水平上纠缠，它揭示了那个年月人生命运的有限性——它被政治和权力所规定。袁昌华的加入又一次表现了知青情结中固有的理想主义情愫，这个形象乃是期待已久的自我指认，这是一个成熟的知青形象，它也恰如其分地表明知青意识在这个历史时刻趋于成熟。那个黑丹子死了，像韩少功所有的小说一样，死亡是必要的，它是诉渚历史悲剧的基本前提。一种定位在人道主义意义上的对生活的本质内容的思考，击穿了那些历史的和政治的谬误，在这里完成了深厚有力的理性批判；而那些人性之美和芬芳的泥土气息，却也使那些悲剧有了更多感伤的诗情。
2.暂时的过渡：现代意识的诱惑尽管那些个人记忆具有超历史的感伤和理想化的诗情，然而，韩少功（们）不能长久地沉浸于个人记忆，那不过是进入历史的必要的起点，现在，他们已经成熟，他们要面对现实说话。
